亚太新世纪与美国的亚洲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亚洲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从多年来美国注重发展同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出发，追溯了战后长期以来美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演变的历史，分析了自APEC西雅图会议以来，以“新太平洋共同体”为目标的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特征，提出在未来亚太地区各种力量的较量中，美国始终是争夺领导权的重要角色，但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将是这一地区发展的总趋势。
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东盟五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一地区也可称为西太平洋地区。自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喜人，先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日本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接着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的经济腾飞，进入70年代，东盟各国也进入了快速经济增长之列。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加速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使之成为亚洲最有希望的国家。总之，东亚地区20世纪后半期的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亚太新世纪的到来指日可待。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经济联系以及现实和未来利益的根源，这一地区始终受到大国的重视，成为各大国角逐争夺的对象。这正如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1993年所说的：“太平洋地区会是，而且必然是美国人民增加就业，赚取收入，收取新知识的广大源泉。”本文将着重剖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及其采取的政策，借以窥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可能的发展趋势。
美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
美国同东亚各国的贸易关系。美国是东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早在1980年对美国的出口即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6%、台湾的34%、香港的26%、新加坡的13%。而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日出口的比例却相当低，对日本出口只占韩国出口的17%、台湾的11%、香港的5%、新加坡的3%。①从上面数字可以见到美国在东亚各国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之大。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统计，1988年至1991年间，日本对美国出口105.27亿美元，同样亚洲NIES109.96亿美元、ASEAN四国48.65亿美元、中国12.70亿美元，合计为276.58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向西太平洋地区出口总额的244.44亿美元的43%、NIES总额的687.31亿美元的15%、ASEAN323.20亿美元的15%、中国109.99亿美元的11.5%。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NIES对美国出口已低于对日本出口171.09亿美元（占总额24.89%）。同样，ASEAN对美出口也低于对日本出口123.55亿美元（占总额38.28%）。②反过来，美国对亚洲各国出口每年达120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带来200万人的就业机会，对亚洲的贸易是美国对拉丁美洲贸易的3倍，超过对西欧贸易的50%。③对亚洲出口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正如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日美首脑会谈上对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所说：“美国经济已前所未有的成为出口依存型经济，美国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出口产业可以向白领和蓝领工人支付高额的薪金，从这一点出发亚洲是最有活力的地区。对美国经济来说，同亚太经济圈相联结非常重要。”
近些年来，美中贸易有显著增加，1992年美中贸易总额达3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额达75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55亿美元。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玩具、服装和鞋类，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商用飞机、农药，计测器和通讯用器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将会扩大对中国出口，特别是同基础设施相关的出口。
美国对亚洲的投资。美国对亚洲的投资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东亚地区还没有十分注意。当时对日本的投资与对印度和菲律宾两国投资之和大致相等。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75%都集中在印度和菲律宾。6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电子产业的国际竞争激烈化，而亚洲各国也执行出口主导型开发战略，1966年至1967年间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了4倍，在美国投资剧增的情况下，东亚变成了美国电子产品的供应基地和电子元器件的巨大市场。1977年至1988年制造业投资变成了对亚洲投资的主体，电子和化学等部门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对石油产业的投资带来印尼经济的发展，同样对新加坡、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的投资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电子产业的腾飞，目前新加坡已经变成美国电子工业的地区本部。这些国家的美资企业产品不仅销售到美国和第三国市场，在域内销售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例如，1982年，马来西亚的美资企业产品62%输往美国，19%域内销售，到了1989年美国市场销售率下降到46%，域内销售的比率上升到25%，此后还在增加。近年来，美国对东亚投资激增，1985年至1992年美国对东亚投资增加136%，1989年亚太地区美资系统企业资产总额为2564亿多美元，到了1991年则上升到近3274亿美元。据美国商务省预计，1993年在亚洲的美资系统企业的资本投资将达130亿美元，比1992年增16%，较在欧洲的美资系统企业增2%远远超出很多。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集中在产业用化学制品生产、计算机制造业、半导体生产和通信行业，随着这些国家能源需求扩大，美国资本对印尼、中国的石油开采与泰国的炼油事业投资也在增加。美国在亚洲各国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海外企业的年平均收益率15.2%，新加坡是31.2%，马来西亚是29%，台湾是22%。⑤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很可观。1991年对中国投资预测增加21%，1992年进而增加9%。⑥美国的大公司在中国的医药、饮料、整容用品、食品、饮食业和化妆品、烟草等领域都有多处投资。美国的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扩大也十分令人注目。目前，美国正在参加中国天然气开发的巨大工程。
总之，美国非常重视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正如1993年11月美国国务院高官所说：“日本靠在亚洲的经济活动获得了各种利益。我们关心的是美国企业真正把握这个机会，不要耽误乘这条船”。
战后美国亚洲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综观美国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在杜鲁门总统所建立的美元和核保护伞下揭开了冷战时代的序幕；尼克松上台后所推行的“缓和的尼克松主义”，在经济上减少承诺，在政治军事上提倡对苏缓和；里根时代的扩大军备和经济再生政策以及克林顿所要开创的美国的新时代。
同上述美国内外政策转变相对应，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政策也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是1945年以后，由于美国占领日本，取代了英、法、荷等老殖民义者确立了在东南亚的地位，并且把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从而形成了杜鲁门建立的冷战体制下美国独霸东亚的格局。1949年由于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打破了这种格局，而形成了中美对峙的局面。
二是60至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时期，先是美强苏弱，后是美退苏进。美国由于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苏联则由于出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进攻柬埔寨而伸展了自己的势力。此间，中苏同盟转变为中美缓和，在中、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日本悄然崛起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美国虽然由于尼克松的缓和政策而在亚洲采取收缩的态势，但在亚洲仍然有强大影响存在。
三是进入8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由于日本经济力量强大，力图挤进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行列，而转变成中、美、苏、日四角格局的状态。美国由于里根的扩军政策改变了尼克松以来的缓和局面，形成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干预国际和东亚和平事务，从而引起了布什政权下的中东海湾战争。此时，苏联收缩了在亚洲的兵力，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在东亚的影响不断扩大。
四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美国在东亚战略的重大调整。早在布什时代就已经确立了建立美国领导下亚太地区新秩序的目标。在经济上力图推行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地区的合作与一体化。贝克国务卿把亚太经济一体化称之为“太平洋共同结构”的第一根支柱。在政治上美国总统布什1991年11月在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声称在亚太地区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是“太平洋共同结构”的第二根支柱。在军事上推行“合作性戒备”战略，美国过去一直把东亚作为军事战略的“前沿阵地”，建立军事基地（韩国40个、日本32个、菲律宾11个），建立一系列集体（ANZUS美澳新条约）双边（日美、美菲、美蒋）条约来遏制中国和苏联，现在则在“合作性戒备”的名义下，以两国间协定为基础，建立以美国为主轴的军事防卫体系。在外交上改变过去针对苏联的政策，使外交政策适应对日本、对中国扩大经济和政治压力的需要。
综上所述，(1)战后美国历届有代表性的政权，从杜鲁门的冷战体系、尼克松的普遍的缓和、直到里根的扩军计划，无论政策怎样转变都以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统治为目标。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战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各国之上，推行着全球性的霸权主义。(2)美国一直是亚洲国际斗争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从杜鲁门时代称霸东亚到对中国的封锁，中、美、苏的联合与斗争，以至到后冷战时代布什的美国领导下的亚太地区新秩序，其目的都是要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影响，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永远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3)多年来，美国和亚太地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在经济上，美国是亚太地区资本和技术的供应者，同时又是东亚各国走上现代化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商品市场，在政治上，美国以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人权观念强加于亚洲各国，虽然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对，但迄今仍不失为握在美国手中的大棒，在军事上，美国长期在东亚驻军，在冷战时代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其中的两次都是在美国参与之下在东亚进行的。(4)亚太地区与欧洲不同，战后几十年一直是战火连绵不断，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虽然美国力图左右亚洲局势，但是目前东亚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中国与其他国家）并存，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并且在当今冷战结束之后作为冷战时代的遗迹仍然存在着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的局面。面向21世纪，东亚最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也是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更是一向以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国今后注目的焦点。
克林顿倡导下的APEC首脑会晤
1993年11月17日至20日亚太经合理事会(APEC)的第五届会议闭幕。这次会议除了亚太经合组织15个成员国（地区）的财经部长出席之外，是首次由各国国家首脑出席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亚太地区的高峰会议，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注目。
众所周知，探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PAETAD)成立于1968年，而产、官、学三者构成的太平洋经合会议（PECC成立于1980年。亚太经合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是在澳大利亚霍克首相的倡议下，于1989年1月在堪培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以后又在新加坡、汉城、曼谷先后召开了4次总会。而这次亚太地区各国首脑（计有12个国家首脑出席）的非正式会议完全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倡议之下，利用经合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举行年会之便得以实现的。
克林顿总统力主亚太地区首脑在西雅图会面，是美国企图以APEC的紧密化为主轴推广其“新太平洋构想”的一个开端。事实上，早在1993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之际，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说中就已提出他的亚太新构想，这一构想主要包括：(1)以日美伙伴关系为主轴；(2)在亚太地区内实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3)推进政治的民主化；(4)为了支持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继续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并且，明确指出推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舞台以APEC最为合适。这次西雅图会议是克林顿兜售“新太平洋构想”的开端，也使APEC从一个空泛的“论坛”开始把实务性质的议题纳入了议程，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六项决议，即(1)亚太经合会议架构宣言；(2)成立贸易投资委员会及经合秘书处，成立预算委员会；(3)通过10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报告及1994年工作计划；(4)通过吸收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新会员，1994年吸收智利为会员；(5)有关GATT乌拉圭回合的宣言；(6)在电子、非铁金属、纸张等16项产品方面减低关税。以及首脑会议通过的“展望宣言”都标志着APEC已不再是空泛的谈论场所，它不仅勾勒出21世纪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蓝图，组织本身也具有了实务性质。
APEC西雅图会议标志着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么这一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表现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点。
1.美国的对外政策从“军事、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转变。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比较军事和政治来说更加注重经济，在克林顿的眼中“外交也是为了经济”而存在。克林顿在其外交政策中把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亚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以振兴美国经济为目标的克林顿政府看到了美国国内经济的振兴同亚太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正如克林顿在西雅图会议上所说的：“如果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的份额增加1%，就会给美国经济增加3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值得做出的努力。”洛德在1993年8月3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亚太地区同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即总统国内日程（振兴美国经济，减少赤字，提高竞争能力，增加就业和扩大出口）关系最为密切。”足见克林顿把目光投向亚太，其着眼点仍然在国内，这正是其美国“国民第一主义”的重要表现。
2.美国外交的重点从两百多年以来重欧轻亚向欧亚并重或重亚轻欧转变。美国外交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转变主要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自从80年代以来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已远远超过对西欧的贸易额，仅以1992年为例，美国对APEC各国（加拿大除外）的贸易额超过了3100亿美元，而对EC各国的贸易额尚不足2000亿美元。⑦在政治上自美苏冷战结束之后，西欧各国从针对苏联东欧的军事对立状态下摆脱了出来，减低了要求美国保护的必要性，在欧美军将由20万人减至5-6万人，而且由于EU联盟的存在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亚太经济超过了欧洲，亚太又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发展空间，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也超过了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改变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大有挟亚压欧之势。
3.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从以前一对一的两国协议向多国协议转变。早在冷战时代，在欧洲则出现北大西洋条约组织(NATO)那样的多国协议，但在亚洲与此相似的太平洋条约机构(PATO)却从来未得以实现，越战期间也曾出现过反共国家的联合，如东南亚条约机构(SEATO)和太平洋协议会(ASPAC)，但都由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南北越南的统一而自然消失。所以，美国为了适应亚太地区特定的国际环境，在处理同各国关系上多采取一对一的两国协议，这些协议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韩安全保障条约、美菲安全保障条约和美澳新安全保障条约(ANZUS)。而在冷战后的今天，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原则下，它在军事上并不主张从亚洲全面撤退，但要减少承诺，分担责任，因此出现了倾向于多国协议的迹象。经济上的多国协议以APEC为典型，政治和军事上的多国协议也于1993年7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ASEAN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包括美、中、越、日、韩、澳在内的ASEAN地区论坛，但是这一组织并非如全欧安全保障协议会(CSCE)那样具有强制的机能，但至少在维持和平和缩小军备方面期待着可以起一定作用。
4.在处理美国同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由以往推行霸权主义向协商合作方面转变。正如前面所谈的那样，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国际政治的主线条一直是美苏争霸的局面，美国仰仗它的“核保护伞”和“美元保护伞”对东亚一直推行霸权统治政策。当今东亚及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应该对起于冷战时代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再定义。仅就在APEC美国所倡导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来说，各国的反映就各种各样，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来说，美国既是政治和军事的后盾，又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多年来，日本也正在加紧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并以此为依托力图建立范围更大的亚太经济圈。所以，在对待“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态度上，日本强调注重APEC各成员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出如下原则：(1)尊重各国的多样性逐步推进合作；(2)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通过议论形成共识并追求目标一致；(3)确保同GATT原则和行动的一致性；(4)追求“开放式的地区合作”；(5)同本地区之外要进行广泛的沟通。东盟(ASEAN)的态度是“新太平洋共同体”成败的关键。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的构想。这一构想本身就是国回避美国通过APEC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因而，马哈蒂尔抵制了1993年的APEC高峰会议。第六次APEC年会将在印尼举行，印尼总统苏哈托将是美国推行东亚新政策的沟通人，但印尼同美国又存在围绕着东帝汶人权问题的争端，所以美国的压力越大，东南亚各国的反抗越强，美国与东亚对立的深化很可能导致这一地区向地区独立的方向发展。在同我国的关系上，APEC虽然实现了中美首脑会谈，中美关系已从对走向对话，但美国一直以所谓“人权问题”、“武器出售”和“贸易不平衡”作为美中关系的三个障碍，而中国必定要坚持不许他国干涉内政的原则，特别是每年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之争更使中美矛盾表面化。在这种形势下，早在布什时代已见端倪的由霸权统治向协商合作的政策转换必将愈发明朗化。
茫茫亚太 谁主沉浮
构成美国“新太平洋共同体”基础的APEC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占世界人口的40%，面积的30%，GNP的50%，贸易额的40%。特别是地区内的经济交流十分发达，仅以1991年数字为例，地区内出口总额为9164亿美元，而EC仅有8474亿美元，地区内出口的比率为65.6%，超过了EC的63%，⑧从地区之间的贸易看来，太平洋之间的贸易已远远超过大西洋之间的贸易。对于这样一个广阔、富饶而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美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展望21世纪，没有其他地区比环太平洋地区对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更为重要。”早在20世纪初，美国罗斯福总统基于地缘政治学的海权论观点，提出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已经发展到顶峰，太平洋时代已露出曙光。当今海权论早已过时，但事态的发展正如海权论所预料的那样，由于殖民主义的失败而使大西洋沿岸各国失去了依托，这却成了具有广大殖民地的亚太地区兴起的契机，亚太地区正在成长为世界发展的中心，领导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就是要把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势力操纵在自己手中，借以同西欧为代表的大西洋势力相对抗。所以争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领导权既是美国国内经济再建的需要，又是美国征服世界的战略需要。
从客观条件上来看，美国虽然已相对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克林顿政府希望重新振兴美国经济，开创“美国的新时代”，重新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如上所述，从美国同亚洲的经济关系来说，美国是亚洲各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和资本进口国。事实上，美国现在约有54%的对外贸易是同亚洲国家进行的，相当于对欧洲贸易的1.5倍和与拉美国家贸易的2倍。⑨美国对亚洲的出口额1988年为920亿美元，1992年达1290亿美元，而19992年美国对EC的出口额仅仅是1028亿美元。⑩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将为美国每年创造250万人的就业机会。克林顿政权现在正是执行着使美国经济参与亚洲经济成长的政策，积极要求对亚洲各国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今后这种参与的速度必将更快。
从军事方面来说，当前美国正在欧洲缩小军事力量，而在亚洲却要长期维持现有军事力量的现状。美国通过原有的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近年同新加坡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形成了一条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以至达到波斯湾的军事力量联结线。特别是最近美国同越南在侵越美军遗骨返还协议上取得了进展，美越关系走向正常化，在新西兰也缓和了因核子武器问题而造成的矛盾分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更加扩大。对于美国军事力量东南亚各国出于对日本和我国的戒备和疑虑而采取欢迎态度，至于韩国和日本基于对我国和朝鲜的疑虑与担心，也希望继续保持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基于上述经济的、军事的情况，美国的力量无疑今后将长期对亚洲发挥影响，并将在亚洲领导权之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亚太地区目前能够同美国争夺领导权的是日本。世界银行在1993年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亚太经济主导权之争当中，日本“正在悄悄地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伙伴”。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已取代美国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以往的10年间，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占东亚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50%，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额是美国的5倍，在过去10年间日本每年对亚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占60%以上，而美国的份额占10%。(11)所以日本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域内贸易逐年增加，而且已渐渐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商品吸收地。更为重要的是，自1985年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直接投资增加，日本积极推行“雁行模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正在通过投资、经援、贸易等途径，不断加强它在东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
尽管如此，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发挥却受到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侵略的影响，这将长期成为日本同亚洲交往中的制约因素。同时，在日本国内受宪法的约束，在国外的军事活动受到限制，所以日本也难于在政治与军事上在亚洲握有主导权。因此，日本同美国有关亚洲主导权之争仅仅限于经济方面，要达到在政治与军事上超过美国的影响尚需新的条件发生。
在亚洲政治舞台上，中国一直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多极化的影响，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迅速发展，如果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在20-30年之内也将会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尤其是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增，如能完成同台湾的统一，港、澳、台同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体化，将会形成仅次于日本的巨大的经济共同体，这样必将更加加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言权，成为有条件同美国相对抗的巨大力量。
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诸如ASEAN朝鲜半岛和越南将会在这三大势力之间寻求自己的地位。在未来东亚多极化的格局中，将会存在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尤以美日、俄日、中美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但是从发展的前景来看，将会把“和平、稳定、发展和合作”的总趋势继续下去。因为这不仅仅是人心的趋向，而且是经济上相互合作和依赖的必然结果。人们所期待的“亚太新世纪”和“东亚地区的新秩序”将会是不久即将到来的现实。
注释：
①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政策研究，1984年12月号第34页；
②③④⑤⑥周刊《东洋经济》，1993年11月2日，第5页，第62页，第65页，第64页，第63页；⑦《经济往来》，1994年1月，第42页；
⑧周刊《东洋经济》，1993年11月13日，第59页；
⑨《光明日报》，1993年11月17日；
⑩《经济往来》，1994年1月，第48页；
(11)《光明日报》，199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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