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183;鲍威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鲁诺论文,鲍威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2-0025-05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具有双重意义：肯定性的意义在于，通过与布鲁诺·鲍威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马克思捕捉到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脉搏，他们有如登高的梯子一般帮助马克思进入哲学殿堂；否定性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布鲁诺·鲍威尔虽然努力地从事批判，但在现实面前常常显得虚弱无力，批判事业不得不成为书斋里空洞的声响，他的思想失足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型打开了一扇门。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感叹道：“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心目中已几乎被完全忘却了。”[1]288布鲁诺·鲍威尔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型的意义被遮蔽了。再现马克思接近鲍威尔然后批判鲍威尔的思想内在逻辑，不但有助于恢复一个“被遗忘了”的鲍威尔，更重要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型也由此变得具体而丰满了。
一、为什么忽略了布鲁诺·鲍威尔？
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型，即经过青年黑格尔派中介了的黑格尔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了两种理论逻辑的交汇)：第一次转变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经过青年黑格尔派中介了的黑格尔哲学影响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第二次转变从人本学唯物主义、一般共产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内容参见孙伯鍨先生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次思想转型毫无疑问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转型尤其重要。然而当我们考察促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因素的时候，如果聚光灯只是照亮费尔巴哈一个人，那么对于曾经真实影响过马克思思想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做无疑会减弱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在批判宗教的过程中得以详细阐发的，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问题上并不一致，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加深刻地理解宗教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本质，费尔巴哈基本上没有超出人本主义的本质”，“费尔巴哈从来没有能做到从这种社会的与政治的意义上运用哲学。他如同他的‘隐居’一样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前进到批判政治与社会制度”[2]。是什么导致了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差异呢？我们一旦了解了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思想关联，就会茅塞顿开。
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布鲁诺·鲍威尔于青年马克思的生活命运有过重大影响。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通常，马克思可以得到一个大学教师职位，过一种相对平静的学术生活。但是由于普鲁士当局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压制，马克思被取消了提名，只好到《莱茵报》做了一名编辑。[3]从《博士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都映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轨迹，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恰好是从1839年到1844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交往由密切到疏远时期。由此可见，在思想转型过程中，布鲁诺·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然而，在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进行研究过程中，布鲁诺·鲍威尔的作用却被忽略了。出乎意料的是，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正是造成忽略布鲁诺·鲍威尔的始作俑者。兹维·罗森认为，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故意不理睬布鲁诺·鲍威尔于1840至1843年期间所发表的观点，而只限于罗列他在《文学总汇报》中所阐述的观点，并加以讽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念说成是“以漫画的形式自我再现出来的思辨”、“整个德国思辨的谰言”、“重复了思辨的高见”和“思辨神学”。马克思还想证明，在鲍威尔的概念和自己的概念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因而他进行尖锐的批判，极力贬低鲍威尔及其著作，用一些污辱性的词句对鲍威尔理论加以讽刺。[1]2-5麦克莱伦指出：“要了解马克思对手的观点，马克思是一个出名的坏向导”，“不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攻击是否正当，重要之点在于，马克思在那里讨论的是鲍威尔当时的观点，即1844年所谓‘纯粹批判’时期的观点，但是如鲍威尔本人后来抱怨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这些观点代表了鲍威尔的全部思想的发展，从而把鲍威尔在1840-1843年所写的远更重要、影响更大的著作抛置不论了”[4]。马克思的这种忽略，我们相信是出于论战的策略考虑。
兹维·罗森分析了布鲁诺·鲍威尔被忽略的原因，颇有见地。他认为，鲍威尔完全为马克思所否定，他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后来人对鲍威尔的著作缺乏直接的了解，仅仅依据马克思同鲍威尔之间的争论来确定自己的看法；[1]2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文献虽然提到了鲍威尔，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原因很简单：在这类的研究中，重点都是探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概念的演变，而鲍威尔只是被当作马克思生活中的一个短短插曲而已；此外，某种图式已在马克思学中成为一种公认的东西，按照这类图式的解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在人类学、宗教批判、社会和国家学说方面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被人们不适当地低估了。[1]7
二、青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认为哲学只能理解既存现实，他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5]12事实上，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革命与保守的奇异混合。在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解中，黑格尔哲学的特质是革命，它反对一切现存的制度，比如宗教、国家、法，等等。鲍威尔写道：“他的理论是普遍化的、极具破坏性的严酷的实践。它本身就是革命。”[1]127鲍威尔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原则，他把黑格尔描绘成一位要消灭宗教的无神论者，而把自己则说成是掌握这一哲学秘密钥匙的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特点在于扬弃，可是鲍威尔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否定哲学。布鲁诺·鲍威尔油炸黑格尔哲学，企图使辩证法由一种对过往历史的解释哲学变为指向未来的批判哲学。
鲍威尔对辩证法的解释影响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批判哲学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宗教，可以说，宗教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共同的思想特征。1834年，鲍威尔在柏林任神学讲师时在讨论施特劳斯著作《耶稣传》的过程中初露头角。他曾说过：“我同整个神学界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必将到来，只有到那个时候，我才能认为自己找到了正当的归宿；这是过去六年来的各种压力和斗争不断迫使我做出的选择。”[1]7鲍威尔认为，《福音书》其实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对于《福音书》的信赖说明，人虽然摆脱了对自然秩序的依赖，却变成了通过想象、情感和思维创造出来的概念力量的奴隶；由于恐惧和困境，人便否定世界及其世俗制度，以使自己摆脱恐惧和困境，并抛弃这个希望总会落空的现实世界，建立了一个超越庸俗现实的概念世界，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于这一世界。在鲍威尔看来，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人和世界被二元化地区分为精神与肉体、灵魂与躯体、天国与尘世，进而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基督教教义蔑视科学和艺术，它的兴趣只在于信仰上帝以求得灵魂的拯救；它疏远了一切人的概念，疏远了真正的人的世界，把人对自由的希冀移植到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虚构的、幻想的领域。鲍威尔认为，对宗教的皈依只是流连于“锁链上的花朵”的美丽和芬芳，却没有意识到那些花朵下的锁链对于鲜活生命的残忍束缚。马克思曾经借用过这一比喻。
鲍威尔在分析基督教本质时把基督教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把社会都分解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而且个人的生活由利己主义所宰制。鲍威尔认为，这种利己主义归根结底要由基督教负责，因为正如他在《被揭穿了的基督教》中所说，基督教“使人同世界的重大社会利益相隔绝，它消灭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风俗和人类的内在联系，它使人变成孤独的彼此隔离的人，变成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把人的一切目的都牺牲掉”[1]112。马克思赞成鲍威尔，即基督教与市民社会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的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6]450鲍威尔认为，信教的人是利己主义的动物，因为他把拯救自己的灵魂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他关心的只是神的宽恕和他自己个人的命运，而人性根本问题，比如与他人的丰富联系和自由的获得却被舍弃；宗教的存在证明了人性的缺陷：人性对异己的外在力量的依赖无异于把自身看做是可怜的、懦弱的动物。鲍威尔指出，“神学”的本质就是“动物精神”，信教的人就是“不会说话的动物”，“我们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动物’成了人的完美典型，动物的状况成了人的正常处境”[1]78。如果我们将鲍威尔的观点与费尔巴哈的“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相对照，不难发现，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更加彻底。
鲍威尔认为，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是现实的扭曲之后的扭曲的意识，有如能够麻醉苦痛灵魂的鸦片(这个比喻被马克思再一次借用)；宗教是以扭曲的方式来看待现实，以与世俗制度相对立的行为作为理论基础；宗教异化来源于现实的异化，所以鲍威尔理所当然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现实政治生活。一个人的出生、毕业、结婚本是个人的自由，可是在现实中必须得到教会的承认才可以享有这些自由；除了宗教的压迫之外，还要受到警察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公民缺乏应有的政治自由；国家不是解放人，而是把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人无法自由地生活和思想，而只能被动地、悲惨地和可怜地承受现状。这与动物受到自然的束缚又有何分别？鲍威尔向往变革，希望对政治现实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国家获得自由，废除宗教对个人生活的主宰地位。然而现实的普鲁士并不符合鲍威尔的国家理想：它在思想领域中没有实施自由的原则。所以鲍威尔对政治现状持激进主义的态度，他尖刻批判普鲁士的现存政治关系，把源于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强有力的激进变革看作自己追求的目标。因而，普鲁士政权压制鲍威尔的言行同样不可避免。
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青年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哲学、宗教、政治和经济学的批判，他的思想发生着内在逻辑的一次次转变。这并非来自书斋里的苦思冥想，一方面，有现实因素的刺激，另一方面，来自理论对话，布鲁诺·鲍威尔是其中的一个。马克思一度与布鲁诺·鲍威尔同行，继而因为思想分歧而各奔东西，这两方面无疑都触动了马克思。麦克莱伦强调不能忽视鲍威尔为马克思提供过的某些思想模型。[4]84兹维·罗森甚至认为，“如果说弄懂鲍威尔的观点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的话，这并不夸张。”[1]114
马克思研究哲学一开始就对宗教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7]1青年马克思批判宗教时不但直接挪用了鲍威尔“锁链上的花朵”和“鸦片”等比喻，而且也承袭了鲍威尔的思想逻辑：各种形式的异化如同裹住核心的外壳，只有把外壳一层层地剥掉，异化形式才会暴露出来；最外面、最远离中心的是宗教异化，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是批判其他异化的前提；宗教和政治这两种神秘意识紧密结合，批判宗教必然导致政治的解放斗争，因为批判宗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当与批判国家联系起来。
马克思反对鲍威尔开始于1843年秋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年后，争论达到了高潮。当时，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在《论犹太人问题》里，马克思认为，“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6]425。
1843年，鲍威尔所参与的力图改变普鲁士政治现状的激进运动由于遭到政府的弹压而宣告瓦解。鲍威尔一方面对群众安于现状不能接受他们所鼓吹的理论而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对激进主义的幻想也破灭了，因为激进主义的尝试已经变成一场温和的自由市民运动。鲍威尔不得不放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无奈地返回到纯批判原则中去。鲍威尔认为：“在现存各种关系同上述打算完全不相容的情况下，这种打算只能在纯自我意识中求得生存，别无他途，因为纯自我意识本身尚未受到腐蚀，它本身就具有其生存的各种真正形式。”[1]189马克思反对“自由人”，意味着与鲍威尔的彻底决裂。“自由人”以原来的博士俱乐部为基础，成员包括科本、施蒂纳、扎斯、尤利乌斯、梅因和埃德加尔·鲍威尔等人，布鲁诺·鲍威尔被他们视为精神领袖，他们自称“自由人”以宣示其更激进的立场。他们为《莱茵报》写文章，观点更加极端，而马克思由于《莱茵报》所处的地位不得不保持一定的中立。由于“自由人”所鼓吹的“共产主义”观点粗陋肤浅，马克思甚至责备他们崇尚空谈而缺乏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为批判而批判，批判已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在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上，马克思与鲍威尔存在根本的分歧。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注重物质利益因而没有改变历史的自我意识，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改变历史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他们这些高明的批判家身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鲍威尔猛烈攻击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把政治和社会的希望都寄托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身上。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反对鲍威尔。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最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基础，但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生活在“我—你”之间幸福友情之中，因此，从“这种人”出发如同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一样无法洞见“历史之谜”，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经济学研究，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过此时他是依赖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经济现实提出异化史观，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只是利用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逻辑尚没有抵达科学层面。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为马克思深入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这一步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完成。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解放。他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7]15-16
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因过于注重物质利益而目光短浅，因此，应当被蔑视。马克思讥讽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9与鲍威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曾经回顾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9]411马克思继续说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412
1845年，马克思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发现了鲍威尔及其青年黑格尔派思想逻辑的内在缺陷：“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66马克思指出：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8]105。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他们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寻找某个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92。马克思清晰地表明：“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9]413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已经显露出来。
布鲁诺·鲍威尔曾经启迪了马克思，而他的失足从否定的角度使马克思寻找到了思想探索的新方向。兹维·罗森和麦克莱伦虽然强调了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先导作用，但他们仅仅从马克思与鲍威尔使用的概念、术语和论题的相似之处出发，强调鲍威尔的价值，没有发现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已经产生了根本的思想断裂。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秉持的无产阶级立场使他洞见了鲍威尔及其青年黑格尔派德国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处，最终摆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念束缚，抵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地。概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从内在逻辑上来说存在如下轨迹：从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引申出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主题，即不是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只能到政治经济学里去寻找。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运行的内在机理和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乃至人类的解放寻找到了科学根据。社会主义由一种空想的伦理要求变成了一门科学理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类解放便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而是成了奠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之上的现实的历史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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