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命——6.我们需要优质民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人类公共事务运作机制。近数十年来，民主与和平、自由、人权等等成为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人类共同价值，尽管在关于如何诠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和维持这些价值方面，总是存在着尖锐的论争。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解，选举是判断民主制度在实践上的唯一标准。但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鲁金指出，对于民主，除了熊彼特的理解之外还有别的理解，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单用选举来定义民主制度。而这部分人又分两派，一派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仅仅表现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应表现为宽泛的多元主义；另一派则主张把社会与经济民主也纳入民主制度的定义。
从简明、可操作性等标准出发，笔者赞成实行自由的、一人一票的投票议事，投票选举是民主的核心内容。一人一票固然有一些缺陷，但人们还是愿意采取这种方式。例如，在当代中国的社区草根政治中，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业主们比较喜欢一人一票的“公决”，而不是由他们中某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更不会选择由物业管理公司、房地产公司或“上级部门”说了算。
许多人担心民主会带来种种负面作用(他们可以举很多生动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而在下文中，笔者以一种较积极的心态，以中国大陆的“娱乐民主”现象和台湾的“民主乱象”为例，说明民主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甚至也有劣质与优质之分。在“民主不是一天就能建起来的”和“不能超越国情”这类非常正确的话语之外，应当允许“每一天”在民主实验、民主训练方面都有一点点作为、一点点进步，由量变到质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训练、改错来建立优质的民主机制，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国家平稳而持久的发展。
“娱乐民主”与实质性民主差距有多大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些时髦的大范围民众“海选”现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明星海选，上演了若干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奇迹；另一类是海选行业或地区内的模范人物，如“某某市十佳民警”选举和“某某市‘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选举等。
这两类选举的共同点是：都声称通过“自由投票”而非“官方内定”来完成选举，同时又无一例外地引发出机构操纵、一人多票、“付费选举”(如1元1条的短信投票和搞出“天价报纸”的买报投票事件)等疑云乃至丑闻。
尽管如此，由于是有竞争的差额选举，选举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激发了人们的投票热情(投票人往往会被告知：你手上这一票非常重要)。在“超级女声”这种马拉松式的“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选举活动中，那些“国家级”的娱乐新星，都是经由“粉丝”的短信投票推抬上来的，更让许多积极投票者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于是有的媒体就欢呼起来，将“公民社会”、“民主实践”等加冕到这些事件上。
这些纷纷出现的海选，确实可看作是民主的热身操练。不过，媒体的过度报道与评论界的过度诠释，掩盖了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实质性选举”仍有待拓展和完善这个事实。海选娱乐明星与实质性政治中的选举公职人员(如人大代表、各级政府首长)有较大距离：前者最多对你的心情有影响，后者的能力强弱、品德高低却能影响你的实际利益。在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下，一人只能投一票，不能像“超女”选举那样，只要有钱一人可投50票。“娱乐民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娱乐”、“商业”。
尽管“娱乐民主”对动员人民熟悉、参与公共生活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过度拔高其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今后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选举延续“娱乐民主”的种种弊端，如金钱操纵、程序粗糙、盲目追星，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劣质民主”。
对“民主乱象”应当怎么看
台湾的选举成为观光事业的一部分，说明台湾的民主实践中也存在着“娱乐民主”的特征，存在着粗糙化、空洞化的弊病。
从选举动员的力度来看，动辄人山人海的造势堪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样板。然而在热闹的竞选、助选表象下，民意表达被追星活动稀释。说一件往事：2001年台湾“立法院”和“县市长”选举的真正主角，实际上是当时的“四大天王”(陈水扁、连战、宋楚瑜、李登辉)加上一个帅呆了的“小天王”(马英九)。天王级人物一站台，面目模糊、政见模糊的某个候选人的支持率就上去了。这是民主选举还是追星族的爱屋及乌？且不说还有黑金操纵选票等危害性更大的问题，总之，选举的选贤任能机制被空洞化了。
台湾“民主”空洞化其实也是欠发达地区民主化进程普遍遭遇的波折。就台湾而言，这种空洞化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一、前现代的人际关系传统使政治“泛伦理化”了，地方、宗族、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等种种因素消解了现代政治程序的严肃性，民进党在台湾南部的竞选成功就与上述因素有关。二、长期的专制统治孕育的腐败和金钱政治风气愈演愈烈，形成了破坏选举公平性的恶性循环，选举不能有效表达民意，反而成了权钱交易的方便通道。
然而，如同金大中所说的“民主是我们(亚洲人)命里注定要得到的东西”一样，笔者也相信民主是东方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一般而言，民主会出问题，选举会有漏洞，但这些问题和漏洞远比不民主的制度所积累、爆发的灾难要好得多。
总有一些干扰因素使民主发展进程出现失范、失序。例如，转轨国家的社会动荡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主制度本身，旧制度下严重的官僚体制、特权体制、对社会的钳制和压抑、人治大于法治等弊端有一个比较长的“半衰期”，从而使转轨过程出现了较严重的颠簸。又如中国台湾与韩国相比，韩国把“南北问题”控制得比较好，结果其民主政治的运作较少受到偏激情绪的干扰；而中国台湾的族群、“统独”问题常随着重要选举的临近而高度发酵，从而使民主政治的运作出现了较大的动荡和失序。
劣质民主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主、稳健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反对派的缺席，要它们马上出现是不现实的。要改变这种情况，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使民主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量变积累到质变。
优质民主一定会在中国逐步建立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不可能“一选就灵”，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和普遍的政治冷漠同样非常危险，因为这样只能使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积聚起来而得不到处理，民众的自治、自律、参政能力也得不到锻炼，那么在通向未来的航路上，就有可能潜伏着巨大、难测且难以控制的风险。
另一方面，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劣质民主”现象，如选民手中的选票被收买，选民盲目、非理性的投票，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成为垄断利益集团剥夺弱势群体的盛宴，却又是以“民主”、“投票通过”的方式来进行的。对于这些“劣质民主”现象，需要对出错的民主程序进行改错，对不良的选民素质作出改善。
在程序改进方面，我们应当了解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之间、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智者的意见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作出精巧、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民主程序为基本骨架，辅之以其他起支撑、制衡作用的机制，如保护少数人的制度、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强化民间自治和自律、法治、经济自由等。有人提出中国更需要法治而不是民主，这种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法治真正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而如果缺乏民意监督，不仅不能执行良法，甚至不能确立良法，所谓“法治”就成了空中楼阁。
“优质民主”的建立，不仅需要良好的程序和制度设计，更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社会不能自我管理的现象：表面上社会大体平静，但人们互不关心，一盘散沙；对国际大事有高涨的表达欲望，却对地方公共事务缺乏参与热情；没有稳定、互助的公民社会结构而空有“社会一统”的表象；由于在现代政治生活方面普遍缺乏训练与磨合，在大众中间也难得有理性、宽容的政治心态和“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君子之风。如果只是空降一套自由投票制度而没有一个强大、稳健的公民社会作支撑，就很可能出现人们常常讥讽的“民主乱象”。
民主实践不能仅限于选举官员和民意代表，公民社团、行业协会、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在处理内部事务、进行自我管理时，也应当养成平等讨论、自由投票、公平竞争的习惯。如果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习惯，那么他们在参与较高层面的政治活动时，能否积极、理性、有效地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就颇值得怀疑了。
不过，有一个乐观的趋势是：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民主实践日常化、生活化的可能性大为增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象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托克维尔提到“科学发明”和民众的“诗才”、“口才”都在促进民主，令人想到“彭水诗案”，想到国内活跃的网络议政现象。优质的民主一定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
据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已有140个实行了自由选举，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接近40亿，显示了时代潮流的浩浩荡荡。当然，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工具，它的作用不必过分夸大，但也不应刻意贬低。一个民主的社会，总是比一套民主的制度要来得慢一些。在观察或研究社会转型课题时，人们往往关注民主制度的引进和设计，而较少关注如何培养一个民主社会的问题。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不仅应在政府和制度层面确立起来，也应在民间层面确立起来，在“你我”层面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