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的诠释：回到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407亿元，年均增长9.6%。①但是，与经济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用于衡量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2上升到2005年的0.46。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分配极其不公的国家。[1]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给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从理论上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逆向变动的原因，进而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本文的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二部分对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三、四部分则运用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持续扩大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1955年，追随新古典学派传统的库兹涅茨(Kuznets)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首次发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收入差距又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缩小。关于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原因，库兹涅茨主要解释为：(1)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农业部门人口逐步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较高的人均收入和较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整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储蓄率的变化。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只有高收入阶层才会储蓄。这些储蓄通常会转化为投资，从而为高收入阶层带来更多的收入，收入差距因此而扩大。[2]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以教育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通常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而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这主要取决于教育收益率的变化。80年代以后，对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及其原因的解释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时代。金融发展的程度、公民的自由度、财产的初始分布、技术进步等因素被引入到对收入差距的解释框架中，极大地丰富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严重之时。李实和赵人伟指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政府政策是我国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具体而言，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财产累积效应、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力流动等都可以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3]王小鲁和樊刚则使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均收入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上升。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目标不明确、政府改革的滞后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4]阮杨、陆铭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业结构的重构所导致。城市化、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5]
但是，无论是国外学术界抑或是国内学术界，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延续了主流的新古典研究范式和新增长研究范式，而较少关注阶层力量对比等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单纯的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研究范式虽然可以构造出漂亮的理论模型，也能对真实世界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是，这种将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从社会伦理背景的框架中剥离出来的做法，远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6]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范畴，收入分配状况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而且受一国既有的社会制度、阶层力量的对比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仅仅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来分析收入分配是不够的。本文则希望从非主流的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来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以期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述评
新剑桥模型是在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张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其最重要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紧密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动如何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以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作为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卡尔多于1956年发表了《可供选择的一种分配理论》一文。文章在对古典分配理论、马克思分配理论、新古典分配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模型。[7]在该模型中，首先假定就业是充分的，因此总产出和总收入(Y)就是给定的；其次，社会被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国民收入也因此被划分为工资(W)和利润(P)两部分。工资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包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同样，利润不但包括财产所有者的收入，而且包括企业家的收入。最后，工资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S[,w])和利润 (S[,p])获得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不同，工资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小于利润获得者。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则有如下恒等式：
从上式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是直接相关的。在工资收入者和利润获得者边际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仅取决于投资占产出的比重。也就是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利用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
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有当工资收入者和利润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不同，并且利润获得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即s[,p]≠s[,w]且s[,p]＞s[,w]时，经济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均衡的。卡尔多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与这些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但是由于利润获得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这一限制条件的存在，S与I又会恢复到均衡状态。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投资增加将会导致总需求增加，总需求增加进而会推动物价上涨和利润增加，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利润获得者的方向变动。但是由于s[,p]＞s[,w]，国民储蓄会相应地增加，从而，S与I恢复均衡。在相反的情形下，投资减少将会导致总需求的减少，总需求减少进而会导致物价的下跌和利润的下降，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方向变动。但是由于s[,p]＞s[,w]，国民储蓄会相应地减少，从而，S与I恢复均衡。因此在短期内，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以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当s[,p]和s[,w]一定时，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任何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反之亦然。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以国民收入差距扩大为先决条件的。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总而言之，在卡尔多和新剑桥学派看来，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增长问题密不可分。经济要稳定增长，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积累率，而要保持一定的积累率，就必须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保持一定的比例。但该比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增长，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利润的比例逐步上升，而工资的比例逐步下降。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依靠政府的干预，以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三、用新剑桥模型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考察
上述理论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以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为前提条件，劳动者工资份额不断下降和资本所得持续上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的真实性，我们将对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做一实证考察。
1.数据的选取及处理
经济增长可以直接用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来确定。但是，在计算劳动者报酬时，却没有直接可供采用的数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采用了《中国统计年鉴》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一栏中的职工工资总额来确定劳动者报酬。但是，此处的职工工资总额仅仅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支付的工资。而未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由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如果把这些企业的职工和其获得的工资排除在外，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全体劳动者所获报酬的总额。
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各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在该项统计中，各地区增加值被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项目。其中的劳动者报酬一项包括了所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所获报酬的情况。为了得到全国的数据，我们对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加总，并计算出了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相应地，由于营业盈余等于增加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后的余额。其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因此可以用营业盈余的份额来确定资本所得的份额。政府财政收入则可以直接根据生产净额予以确定。
2.收入分配变化的实证分析
1994-200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6%。①与此相对，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从不同阶层得到的收入来看，劳动者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12个百分点。如果以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当年劳动者由于报酬份额的下降共损失了23000亿。与此同时，资本所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1.23%上升到29.56%，上升幅度超过了8个百分点。同样，以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当年资本拥有者由于资本份额的上升而获益15800亿。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4%持续增加到17.3%，增加了将近7个百分点。劳动者工资份额的下降和企业利润以及财政收入份额的增加，使得国民财富的分配向着有利于企业和政府而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均等地惠及广大普通劳动者，其绝大部分被资本所有者和政府以利润和税收的形式获得。这不仅违背了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将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图1 中国收入分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3.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
首先，工资份额的下降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缺乏动力。消费需求的增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没有消费的增加和拉动，经济增长既难以持续，也失去了意义。但是，消费的扩大需要收入的增加。正如凯恩斯消费理论所指出的，消费量的大小取决于收入的多少。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量才会随之增加。用公式表示就是：C=C[,0]+c[,D]，由于自发性消费C[,0]和边际消费倾向c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消费量的大小就完全由可支配收入Y[,D]来决定。而工资份额的下降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劳动者工资份额的不断下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94年的58.2%下降到2005年的51.9%。下降幅度超过了6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给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消费率降低使得生产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难以通过消费的增加来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影响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利润份额的增加加剧了投资和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忧。对于企业而言，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是其生产的最终目标，也是其扩大再生产的最初动力。当前，企业利润的快速增加极大地诱导并增强了其投资和出口的意愿，使得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投资率从1996年的38.3%上升到2005年的42.6%，与此同时，出口率也从2%上升为5.5%。投资率、出口率的过快增长，一方面，破坏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36.1%上升到2005年的63.9%，同期，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63.8%下降到36.1%。另一方面，投资和出口的过快增长也带来了经济发展过热、增长方式粗放、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流动性风险加大等诸多问题。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原因的解释
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资本和税收增长迅速，劳动者没有能够和资本所有者以及政府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
1.剩余劳动力过多，劳动力呈现出无限供给的特征，使得劳动者工资被长期压低。刘易斯认为，由于二元经济的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两大经济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另一个是现代部门，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由于传统部门潜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现代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因而具有无限弹性。在固定的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8]
作为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理论。由于农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和城市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部门，劳动力出现了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持续转移。在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下，现代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出现了增长停滞的现象。从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城市部门总共吸纳了1.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此规模庞大的、持续不断的劳动力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压低了现代部门以至于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尤其对那些大多数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工资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工资收入在300元以下者，占3.58%，300-500元之间的占29.26%，500-800元之间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9]即使是如此微薄的工资收入，也经常遭到克扣和拖欠，难以及时获得。劳动者的收入和地位长期以来得不到显著提高。
2.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得资本所得份额快速提高。从1999年开始，我国步入了发展以冶金工业、石油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潮。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这些产业普遍存在着资本投资量大、技术装备多、利润回报高、容纳的劳动力少、资源消耗多等特点。其产量通常和投资量呈正相关关系，同所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相关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及至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4年更是达到了67.58%。重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的利润迅速增加，资本所得份额也相应地增加。与此相对，重工业行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以2004年为例，重工业行业创造的利润占全部工业企业的76%，而吸纳的就业人数却只占全部就业人数的57.98%。可见强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资本所得比重的显著提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对普通劳动者的离析或排斥，从而在降低劳动所得的同时增加了资本所得。
3.政府长期以来执行的“重资本、轻劳工”政策加剧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差距。改革开放及其随后的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我国劳动力大量剩余和资本极度短缺，通过吸引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就成为各级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各种努力的结果是我们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各种投资的强劲吸引力，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能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各级政府不惜以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维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不惜竞相以提供更加低廉的劳动力为优惠条件来吸引投资者。[10]尤其是在部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重资本、轻劳工”政策的导向下，企业违犯法律的规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用工合同、超时加班、肆意拖欠或克扣劳动者报酬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地方政府对此却置若罔闻，并且当劳动者和企业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时，政府因为追求产值和税收等原因更多站在企业的一方，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由此而形成了劳动者力量日渐式微、资本所有者日益强势的利益分配格局。劳动者所得长期偏低、资本所得长期偏高就是这一失衡利益分配格局的主要表现。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对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同国民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反而出现了不断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资本所得和政府财政所得份额却大幅度上升。这种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劳资双方利益分配失衡则是劳动力资源过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政府重资轻劳政策所致。因此，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逆向变动的局面，政府需要从如下方面予以改进：
1.正确处理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在有步骤、有选择地推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借以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众所周知，经济发展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正如赫克歇尔和俄林所指出的，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差异，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鉴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全面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坚持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来促进就业、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2.改变“重资本、轻劳工”的政策导向，合理调整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格局。劳动者工资份额和资本所得份额的确定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政府的政策导向、劳动者的组织程度等都可以对其产生特定的影响。面对强资本、弱劳工的现状，政府不能对此袖手旁观，而是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以维护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主要包括制定健全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劳动者的组织程度，提升他们谈判和博弈的力量；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确保劳动者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等。
注释：
①除非特别标明，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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