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朱熹论文,宋代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注：笔者所撰博士论文《朱熹史学思想研究》进行详细探讨，尚未出版。）。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注：陈傅良：《止斋集》卷27《辞免实录院同修撰第二状》。），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史才，可见朱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那么，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地位究竟如何呢？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朱熹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在宋代史学上十分突出。朱熹是两宋最著名的理学家、理学集大成者。从两宋理学家看，周、程、张、邵等人虽在历史哲学上有所涉及，但在史学的其他方面论述极少，故可不必多论。胡安国著有《春秋传》，但强调“微言大义”，穿凿附会；张栻虽著有史论，但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因此胡、张两氏均无法与朱熹比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一生治史，史学著作比朱熹更多，也有比较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就朱吕相比而言，吕氏的史学思想比朱熹更为“纯粹”，即更接近传统的史学，朱熹则理学立场异常坚定，这里概括两人史学思想的异同（注：笔者已撰《朱熹与吕祖谦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待刊。）。吕祖谦也认为学者必须进行道德修养，但他在讨论学者治史时，侧重于“用”。他强调说：“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明确将《左传》之类史书作为有用之学；他重视总结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凡兴废因革，皆当兼考其义之当否，时之升降，事之利害”（注：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14。），只有通过追本溯源，知其利弊，然后可以从政，他称这样治史才是“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注：《东莱集》卷5《太学策问》。）他所著的《历代制度详说》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朱熹则把治史作为进行己身修养的辅助手段，首先强调要在治史中发现天理之无所不在，以利自己的道德修养，其次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可见吕朱两人对治史目的的看法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吕祖谦长期在朝廷中当官，当然就比较着重于“用”，即施之于政；朱熹则长期赋闲在家，以课徒为生，从儒家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的修养学说出发，强调己身修养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朱吕两人处境不同，对治史目的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其次，朱吕两人的治史态度也有不同。吕祖谦虽然说过为学“当先立其根本”，认为“根本不立则德终不可进，业终不可修”（注：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表示只有“读经多于读史，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注：《东莱集·外集》卷6《与叶侍郎正则》。），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偏重治史者，从他称赞陈亮等人的言论便可看出。而且，他教育学生也比较偏重于史学，其门人吴必大曾明确说“吕丈劝令看史。”（注：《朱子语类》卷122。）甚至他强调对《左传》、《史记》、《前汉》等史书“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注：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纲领》。）朱喜强调“先经后史”的治学顺序，认为学者应以四书六经为主，尤其要认真看四书，只有在“有余力”时才可去治史，而且治史是治经的“辅助功课”，作为明天理的途径之一。这种态度显然与吕祖谦不同。正由于此，朱熹对吕祖谦的治史态度经常进行批评，认为“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与之辨”（注：《朱子语类》卷122。），其不满溢于言表。《宋元学案》称：“宋朝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注：《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指出了朱、吕在治学上的差异，其实也可看成是治史态度上的差异。
再次，吕祖谦认为治史可以“畜德”，而朱熹则认为治史过多会坏人心术。吕氏的治史畜德论是基于他对“心”的认识。作为一个理学家，吕祖谦也强调“天理不可灭”（注：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2《梁亡》，武汉古籍书店复印本（无出版年月），第176、177页；《盗杀伋寿》，第66页。），而“天理”则存在于人的心中：“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注：《东莱左氏博议》卷2《齐桓公辞郑太子华》，第164页。）这种将道等同于心、把心等同于宇宙本体的观点，更接近于陆九渊的心学。吕氏把心分为“内心”（即本心、道心）和外心（即私心），他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注：《吕东莱先生文集》卷20《杂说》。）他用这些概念来论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如评论春秋楚平王信谗言而欲杀太子建之事：“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盖人之心有内外，天属之爱，内心也。惟后来被小人以开拓土地之说，引诱他内心向外去，流而忘返。他外心日炽，内心日消，使他里面都消尽，故其父子自为虎狼，更向戕贼。”（注：《左氏传说》卷14。）基于这种以“心”论史的观点，吕祖谦认为“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心，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注：《丽泽讲义》，见《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宋元学案》卷36《紫微学案》将“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作为吕氏家传，吕祖廉此语则是明证。）这种“治史畜德”论强调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达到促进己身修养的目的，这当然是一种理学观点。《宋元学案》把“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作为吕氏家学的真谛，应该说是对的。与吕祖谦相反，朱熹认为史书中“道理（即天理）不多”，学者不应该通过看史书来体认天理，而应该直接从四书六经中体认。如果偏重于治史，不但达不到对自己修养有利的目的，反而会被史书中的阴谋权术弄坏了人的心术。因此，朱熹曾说：“人言何休为《公》、《羊》之忠臣，某尝戏（言）伯恭为毛、郑之佞臣”（注：《朱子语类》卷122。），实际是指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认为这种重史轻经的治学方法必然“见得浅”（注：《朱子语类》卷122。），难以光大道学。
从上可见，吕祖谦与朱熹相比，其史学思想并不相同。虽然吕氏的史学思想中也含有理学成分，但他更偏重于史学的传统，具有“中原文献之学”的色彩；而朱熹则以“纯”理学的观点来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显示出强烈的理学色彩，形成自己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理论特色。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曾指出：朱熹把“天理论引入社会政治思想，引入历史哲学，使这些领域也呈现不同的面貌”（注：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如果从史学思想角度来看，可以说也使这一领域“呈现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在该领域中从此出现了一种有浓厚理学色彩的新理论体系。
第二，朱熹史学思想是个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是天理。之所以说是个完整的体系，是它涉及到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如历史哲学、治史态度、治史方法论、史著编纂理论、史学批评，从哲学高度到具体的编纂、以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有相关的研究；说其核心是天理，是因为在每个部分都贯穿着他的天理论（注：参见拙作：《朱熹史著编纂思想》，载《朱子学专刊》1987年11月；《朱熹历史哲学的层次分析》，载《朱子学刊》第二辑，1990年10月。另外，笔者已经发表了《试论朱熹的史学人才观》、《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朱熹与〈通鉴纲目〉》、《〈通鉴纲目〉作者考辨》、《朱熹生前主要著述流传考》、《朱熹经世致用思想新议》、《道统之争—朱陈之辩新探》、《郑樵与朱熹：史学思想的异同》等文，可参见。）。下面撮要论述。
朱熹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历史哲学，而其历史哲学的最高层次是天理论。在这一层次中，他把天之“道”（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人之“道”（封建的伦理道理）等同起来，认为两者都是永恒的，泛称为“天理”，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相关问题。虽然，朱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发展有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他又把这种“势”置于“理”规定性之下，即所谓“理势”；虽然朱熹在研究历史中，发现了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所谓“本领”作出的“事业”），看到了人的主观意志（心术）与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之间的内在关系，但他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提出了正“心术”的观点，而正心术正是要求人们去理解、认识天理这一永恒的“真理”！显然，朱熹以认知“天理”来替代认知历史发展的规律，把认识天理作为历史研究的终极任务。可见，朱熹天理论贯穿到历史哲学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其历史哲学的理学色彩。
在治史态度上，朱熹强调四书六经是天理所在，是学者首先要认真学习的；而史书中“道理不多”，无须费力去研究，因而治史只能作为认识天理的辅助手段。他强调学者必须先经后史，“培壅根本”，然后才可去治史，才能对史书中的天理、人欲一目了然。这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反映出来的是非、利弊、得失、功过、成败等等经验教训，便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对己身的道德修养才会有益，治史才有价值。显然，朱熹在治史态度上仍是以认识天理为核心，其基础便是天理论。
在治史方法论上朱熹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搜集史料上应该博采善择，强调实证的治史方法，这些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朱熹认为治史方法仅仅是手段，而治史目的则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天理。因而在主次关系上，他强调明天理是主，是目的；治史方法是次，是理解天理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为了论证圣贤之语便是天理，他就往往抛弃自己所强调的实证方法，忽视甚至歪曲历史事实。如朱熹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于是反复“考辨”，“证实”《周礼》所载之语便是圣人所阐述的天理。
在史著编纂方面，朱熹的远见卓识与迂腐固执两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朱熹对董仲舒、刘向父子、班固等人的五行推衍正统论作了哲理性的改造，提出了“大权归一”便是正统的观点；同时又从序名分这一“天理”出发，把蜀汉认定为“正统之馀”的王朝，归入正统这一大的系列。这样，他的“大权归一”的正统标准便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矛盾：如果把“大权归一”作为正统标准，则蜀汉不能归入正统这一系列之内；如果把蜀汉归入正统系列，则“大权归一”是正统标准就难圆其说。显然，从序名分这一天理去判断正统与否，是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的；况且，五行推衍正统论的本身便不可取。当然，朱熹的正统论也含有如何解决数朝并列时的史著编写方法问题，他主张采用书写甲子来解决这一难题，确实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朱熹把正统论作为编纂史书的根本纲领，在编纂原则上犯了难以挽回的错误，即使在具体编纂方法上有些创见，在总体上也无法避免错误的轨道。在史书编撰体裁上，朱熹能摆脱马、班优劣问题的束缚，别开生面地提出史体互补的观点，其见解确实比他前辈或同时代学者们高明。至于他主张秉笔直书，继承了前辈史家的优良传统，无疑也是正确的。朱熹强调著史必须贯穿义理（即天理），含有从哲学、政治理想高度来统率编史的因素，从其高瞻远瞩看，他并不比前辈或同辈中那些优秀史家逊色；然而这种观点仍是一种理学的说教，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他那强烈的以理学占领史学阵地的愿望，偏离了史书编纂的正确途径，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朱熹亲撰《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力图以重天理而据事实作为自己编纂此书的原则，其原意固然是想“以理阐史”，但无法将所有历史事实都归入理学轨道，确实显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是无法摆脱这一窘状的。
朱熹的史学批评思想，完全是以“天理”这一标准来衡量史学著作、史家和历史人物的。虽然他在具体论述中也不乏精见卓识，如功过不掩的人物评价方法之类，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阐述天理，而且一以贯之。
综而言之，朱熹以天理论作为史学思想的基石，构筑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辨性极强的史学理论体系，宋代其他史学家们确实很难与之抗衡。实际上，正由于朱熹史学思想的这种思辨性强、有完整体系的特点，对后代产生了“震慑”作用，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人能打破这一理论体系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取代它。在评价朱熹史学思想时，这一点也必须予以重视。
第三，朱熹史学思想对宋代学者的影响十分明显、对后世影响很大，这在宋代史学上很少见。朱熹门人撰有史著者大有人在：张洽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读通鉴长编事略》，廖德明有《春秋会要》，刘爚有《史稿》，曹彦约有《舆地纲目》，吴仁杰有《汉书刊误补遗》，陈宓有《春秋三传钞》、《续通鉴纲目》、《唐史赘疣》，赵汝谈有《通鉴》，王遇有《两汉博议》，郑可学有《春秋博议》、《三朝北盟举要》（注：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这里所举并非是朱熹门人所写的全部吏著，而是极小一部分。）；考证礼仪制度者，如李如圭《仪礼纲目》；文集中有史学内容者，如杜《粹裘集》，叶适序之“此文自经史诸子皆有论辩，学之博矣”；潘植“尤嗜史学，上下数千年，贯穿出入”；黄学皋亦“通经史，尤长《诗》、《书》、《春秋》”（注：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这里所举并非是朱熹门人所写的全部吏著，而是极小一部分。），都可充分证明朱熹史学思想对其门人有深刻的影响，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门人都去治史呢？至于宋末的朱熹后学王应麟、黄震、王柏等人更是以博学著称，于史学尤为擅长，也可见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史学思想对宋代其他学者也有影响。如陈均“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端平初，时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书”（注：《宋元学案》卷49《晦翁学案下》。），端平初仅距朱熹去世34年，其成书应更早；黄仲炎撰《春秋通说》十二卷，“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注：宋慈抱：《两浙著述考》，“黄仲炎条”引《温州经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成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显然，朱熹“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影响不小。当然，这一史学思想仅是对学者起到影响，而不是对官修史书起到直接影响，这与元明清三代是不同的。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比合理因素更被后人重视。例如，朱熹的正统论，强烈的义理道德观念等等深受后人推崇，而有关“势”“机”的看法、史体互补的观点、注重实证的治史手段、功过不掩的人物评价方法等等，则很少有人重视。究其原因，大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朱熹史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即浓厚的理学气味，导致其史学思想中合理因素被人忽视。朱熹是宋代第一个以理学思想来完整地、全面地、深入地阐述史学思想的理论家，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史学思想的各个侧面，确实有不少地方比“纯粹的”史学家要深刻得多；而且，朱熹是个博通今古的大学者，他在建构史学思想体系时，有不少精彩的论述、精辟的见解。遗憾的是，由于朱熹力图以理阐史，从而使那些精彩而又精辟的见解淹没在“天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正是其理学思想笼罩下的史学思想的悲剧所在！事实上，人们（包括后代统治者及学者）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所涉及的朱熹史学思想，绝大部分人是从理学角度去加以认识的，强调的只是一些糟粕，而忽视了朱熹史学思想中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因此，这不能不说是与朱熹史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有关。
其次，朱子后学对朱熹思想的推崇，主要是对他的理学思想顶膜礼拜，神化朱熹；而且，在没有创造出一种绝对超越朱熹历史哲学的理论、并构成一整套史学思想体系之前，是不可能推翻朱熹史学思想体系的。这里须解释两个概念：一是朱子学，是一种信奉和学习朱熹思想，并加以研究和传播的学问；二是朱子后学，是指信奉、学习、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人。应该看到，朱熹后学们由于各自的学识水平不同、所接受的朱熹思想的角度不同，因而他们对朱熹思想的阐述就不可能完全准确。如以朱门“嫡传”自居的黄幹曾对李燔说：“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师一生辛苦著书，以惠后学，光明炜焕，而诸生莫有能达其旨趣者，又复数年，传习益讹，先师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注：《勉斋集》卷5《与李敬子司直书》。）黄幹生于1152年，说此语应是1219年，距朱熹去世19年。他感觉到“诸生莫有能达其（朱熹）旨趣”，而仅仅十余年便“传习益讹”，这显然是指朱子后学对朱熹思想的解释有不符合朱熹原意的方面。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加以区别，则混淆了朱熹思想与朱子后学所宣扬的“朱熹思想”的差异，如此就不利于准确评价朱熹的史学思想。况且，从黄幹这个嫡传衣钵的弟子起，朱子后学们都是对朱熹的理学顶膜礼拜、神化朱熹，不敢越雷池一步，因循守旧，只能使朱子学逐步走向衰弱。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对朱熹思想进行过批判，但他们没有创造出一种绝对超越朱熹历史哲学的理论（仍局限于封建伦理观念中），也没构成一整套史学思想去取代朱熹的史学思想，因而朱熹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在朱子后学的推崇下仍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再次，封建帝王为巩固统治而对朱熹思想的利用，把朱熹圣人化；在史学思想方面强调的是朱熹的正统论、义理道德史观。众所周知，朱熹生前，其思想只是宋代理学中的一个派别，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况且他在晚年又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理学被斥为“伪学”，其思想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思想。朱熹去世后才解党禁，虽然其门人黄幹、李燔、李方子、陈淳、辅广等人坚持师说，但正如魏了翁在嘉定年间所言：“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型”（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6《论士大夫风俗》。），显然其影响也不算太大。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再要求，宋廷终于给周敦颐、两程赐谥号（朱熹则在嘉定二年赐曰：“文”），也就是肯定了程朱理学的合法地位。朱熹思想虽日益扩大着影响，但还远远不是“统治思想”。宋末元初，经过赵复、许衡等人的大力宣扬，朱熹理学思想始在北方地区传播；到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年），元朝中书省奏准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注：孛术鲁种：《通制条格》卷5《科举》皇庆二年十月，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影印本，第8页。）；至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从此确立了程朱理学为官学的地位。朱熹史学思想在元代对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如杨维桢主张撰写史书应以“天理”、“道统”作根据来区别正统与否，认为只有道统所在，才是“治统之所在”（注：杨维祯：《正统辨》，载陶宗仪：《辍耕录》卷3。）；杨奂则认为正统之国必须“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注：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载苏天爵《元文类》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四库本，第395页。），才可长治久安。元人赵居信撰《蜀汉本末》是“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而此书前有一序（作者佚名），声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蜀汉本末》条。）；王惟贤著《春秋指要》，自序中表白：“本朱子直书善恶自见”（注：钱惟乔、钱大昕：《鄞县志》卷13《人物》，乾隆五十三年修，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第39页。），这些言论都可看出他们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不过，这些学者的理学色彩确实比较浓厚。值得提出，从当时情况来说，统治集团不但尊崇朱熹理学思想，而且也开始尊崇其史学思想。这可以从修宋辽金三史中来分析。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曾欲修辽、
金两史，未成。逮至宋亡，仁宗延祐年间（1314至1320年）便提出修宋、辽、金三史，但孰为正统则众说纷纭，难于定夺；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总裁脱脱才确定各与正统，始定于一议，终于修成三史（注：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辽金三史》；另外参见《庚申外史上》；《元史》卷40《顺帝纪》、卷138《脱脱传》、卷182《欧阳玄传》等。）。在这场长时间的正统之争中，姚遂、杨维桢、危素、倪士毅、揭傒斯、王袆、杨奂等人都以朱熹的正统观点来立论，而王理、修端等人则主张应该平等对待三个王朝。从最后的结果看，脱脱不以某一姓王朝为正统而贬视另外两个王朝、以分别撰写一史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三史的撰写未受朱熹正统论束缚，但不能说没有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一定影响。如欧阳玄《进〈宋名〉表》明确表明：“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注：欧阳玄：《圭斋集》卷13《进〈宋史〉表》。），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官修《宋史》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
明清两代情况与元代有所不同。明太祖、成祖都欣赏《通鉴纲目》；而清康熙、乾隆两帝更是对《通鉴纲目》推崇备至。康熙不但下令将《通鉴纲目》译成满文，还亲自序曰：“朱熹（《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术也”，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注：《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三月戊子，《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66页。），亲自批注；乾隆即位之初，便规定乡试、会试策题“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五月，《清实录》第9册，第474页。）；乾隆还在修《明纪纲目》的诏书中宣称：“宋司马光汇前代诸史为《资治通鉴》，年经月纬，事实详明。朱子因之成《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后人续修《宋元纲目》，上继紫阳，与正史纪传相为表里，便于检阅，洵不可少之书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将次告竣，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八月辛巳，《清实录》第10册，第486页。）；乾隆还专门下诏就正统论问题表示自己看法：“《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至元世祖平安，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绪’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盖《春秋》之大义，《纲目》之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注：《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清实录》第23册，第308-309页。）乾隆帝在肯定朱熹的“大权归一”即是正统的前提下，以华夷不别为清王朝争正统，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在当时则是很为重要的。这里可以看出朱熹正统论对当时修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元代有不同。
在帝王的推崇下，朱熹史学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就十分大了。明人谢铎上书宪宗，称：“《（通鉴）纲目》一书，帝王龟鉴”（注：《明史》卷163《谢铎传》。），要求以此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宝；王世贞更是声称自己一以朱熹为准，推崇道：“考亭朱子熹因《通鉴》为《纲目》，黜魏帝汉，义例严正，真是非不谬于圣人”（注：王世贞：《纲鉴会纂·序》，清光绪三十五年上海美华书局石印本。），甚至强调说：“《通鉴纲目》不作，则《尚书》、《春秋》之旨渐微”（注：王世贞：《纲鉴会纂·序》，清光绪三十五年上海美华书局石印本。），将《通鉴纲目》与六经相提并论；谢陛作《季汉书》也是“遵朱子《纲目》之义，尊汉昭烈为正统”（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季汉书》条。）；清人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自叙》中说作此书是：“所以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汲汲以正人心、维世运之愚衷，与不才之躯同忽焉没矣，是则梓而存之之意也夫！”（注：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8页。）正由于此，明清两代以《纲目序》的天道、人道为宗旨而撰写的史书极多，严重地束缚了史家们的思想，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总之，朱熹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是正统论、名分论及强调著史必须贯穿义理等落后因素。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朱熹史学思想本身的弱点之外，主要是封建帝王以及朱子后学在把朱熹“圣人”化的过程中，突出了朱熹史学思想中的封建伦理纲常（义理、道德修养），而抛弃了其他合理成分。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朱熹变成了“朱子”、凡人变成“圣人”、把朱熹自创的一家之说变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即“朱子学”（所谓程朱理学，核心是朱子学）。平心而论，这种责任主要不在朱熹身上，而在神化朱熹者身上。朱熹确实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但是，朱熹思想是封建社会还在上升时期、中原王朝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时、中国传统的儒学受到佛学冲击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这种思想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并非属于没落、腐朽的思想，这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再出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朱熹思想中也有不少落后因素，而且还被封建统治集团利用了，这不能让朱熹来负责，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必须指出，客观地评价朱熹思想与复活朱熹理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客观评价朱熹思想，目的在于清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曾经取得过的成就，以此找到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方向；而复活朱熹理学，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朱熹思想已时过境迁，如果不从现代社会的具体条件着眼而想复活理学，笔者以为太缺乏历史主义的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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