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自由经济体制看台湾行政当局的干预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看台论文,经济体制论文,当局论文,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台湾自由经济体制建制过程中，台湾当局摆脱对经济的过细参与，强化了计划指导功能，这是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台湾地区自由经济体制的运作说明，积极而适度的政治干预和积极而适时的经济干预是经济体制转换以及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干预”与“放任”的互补、互动永远是经济运动不可缺少的辩证因素。
一
1980年代中期，欧美经济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凯恩斯理论逐渐被M.Friedman和R.Lucas等人的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所代替。1990年代以后自由经济理论以绝对优势击溃政府管制理论并被各国广泛接受。几乎所有的国际性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都改以自由经济为宗旨。在我国台湾地区，自由经济理论也逐渐成为主导经济政策的主流派。尽管1980年代初期也发生过著名的“王蒋财经大论战”，主张管统经济的王作荣与倡导自由经济的蒋硕杰曾公开辩论利弊，但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台湾经济腾飞与经济自由化有直接关系。只是彼此认定的自由化程度有些差异而已。在自由经济理论诱导下，台湾产业构成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受政府保护的大企业发展为企业集团，垄断了内需市场和中上游原料的生产、供应，在利益驱动下竭力用财务资源去经营政商关系，力图左右经济政策的制定。一大批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则在较为宽松的空间里迅速崛起，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则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政治民主化，并极力去影响经济政策。在国际大氛围和岛内经济呈现出多元要求的情势下，台湾当局进一步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并公开提出经济体制的“三化”政策，即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
自由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它利用自身的调节机能减少了与外部的贸易摩擦，缓解了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机遇，促使民间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宽松的政策环境诱发出企业的利益欲望，出现强劲的对外投资热潮。其中，不少中小企业为了避开岛内生产成本的上涨，纷纷到祖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厂，在产业转移中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自由体制的自主性、灵活性在调节和活跃经济过程中起到改造、重组和优化产业结构作用，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日益减少，工业生产的比重也被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超越。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资及其带来的高新技术的涌入，推动了台湾经济转型和升级以及电子资讯产业迅猛发展。据统计，到1998年底，台湾已有11种电子产品的生产占据世界首位，15种电子产品占据世界第二位，6种电子产品占据世界第三位。在整个出口商品中，有600亿美元的技术密集产品。这表明台湾经济结构开始进入到较高层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呈现出衰退趋势，台湾地区由于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岛内自身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故1998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仍有5.07%的较佳表现。另外，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使台湾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按照国际通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百分比）衡量，台湾已由1970年的49.4%减为1984年的38.8%与1994年的26.05%。（注：见《1996年台湾统计年鉴》）从贫富差距看，台湾的私有制经济潜藏着两极分化的危险，但由于宏观调控和自由经济政策自身的调整比较成功，故而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却呈现出均等趋势。用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衡量，台湾从1964年的0.321降到1989年的0.303，进而降为1994年的0.296。（注：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分析自由经济体制所以能推动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原因首先在于，台湾当局摆脱对经济的细节干预之后，集中于整体经济调整，经济计划的制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并为此把较多的财政收入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民众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引进、孵化和开发新技术，科技的资金投入和人才教育、培养等，积极为经济发展培育行为主体。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科技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计划到2002年达到2.80%，研究人员增长了两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研究人员数由14.3人提到33.4人，计划到2002年增至35人以上，文化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增为1994年的20%，1996年统计，在6岁以上的人口中，中小学学历者占58.86%，高中高职学历者占15.18%，专科以上学历者占15.32%，位居世界上该项统计指标的前列。（注：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28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和经费投入，优化了整个台湾地区人才结构，奠定了引进、消化和开发新技术的社会基础。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战略远见的举措。其次，当局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自由经济体制的外向功能及时转换经济结构，积极实现产业升级并增强国际竞争力。自由经济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台湾经济超越岛内市场限制，利用世界市场需求刺激工业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收入。据统计，台湾地区70年代经济起飞后国际贸易逐年出超，到80年代末岛内资本开始外流。许多企业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利用外界的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技术结构，通过兼并活动扩大技术寻求和优势外溢，在交流吸收中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
台湾地区自由经济体制的运作过程有两个特征值得重视和借鉴。一是它不是绝对的自由经济，而是“政府”指导下的自由经济，即经济发展不是不要“政府”职能，也不是完全自由、各行其是。只不过“政府”经济职能发生变化，即“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经济计划，导向性地引导产业创新和开发工作。所谓经济计划，即在一定时期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方向和预期经济目标，用以指导经济主体的经营决策和行为判断，同时侧重构建宏观经济体制和机制，用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企业行为。第二个特征是台湾当局在重点指导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并采取种种措施积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使之与主导企业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就使台湾经济呈现出协调、互补的格局。据统计，到1997年，台湾中小企业已突破102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这些中小企业产值已占岛内全年生产总值的52%，占上交利税营业额的40%，成为“利税大户”；中小企业产品的直接出口额占台湾总出口额的65%，是外贸出口和创汇的生力军。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批就业者，其就业人数占台湾总就业人数的85%。故而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广泛而雄厚的社会基础，在台湾有经济“功臣”之誉。（注：刘彦生：《台湾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迪》，《东南学术》，1999年2期。）
也必须看到，台湾当前经济管理体制虽然从总体和实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但它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体制的阴影。不适度的干预并带有管制性格的官僚作风还不时地对经济运行过程发生作用。行政部门长期存在的“不方便，速度慢，态度差”等陈年陋弊常引起人们的不满。据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对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僚作风评估积分，台湾排名第7位，劣于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日本。（注：邱毅：《二．二八与台湾官僚经济思想的转变》，《商会月刊》台北1997年5期。）由于台湾当局对外资开放不力，坚持以行政干预手段管理国际资金流动，影响了经济国际化进展。也由于台湾的“公司法”等商事法规不足，当局时时介入民间社团法人的经营，甚至动用刑罚手段规范企业行为等，从而有意无意的抹煞了企业经营者的创意和潜能。政府不适度的干预抑制了自由经济优势的发挥，使台湾地区近年的总体竞争力呈现出下降趋势。据权威性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2000年《世界竞争力年报》调查、评估并排名指出，台湾的竞争力排名已从18名降至22名。（注：1992年以来，台湾在IMD报告中历年排名依次为：11,11,22,14,18,23,16,18和22名。）
二
台湾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自由经济发展及其存在问题，说明即使是自由经济体制也要辩证地认识政府干预职能。就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看，自由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不是也不可能绝对地或机械地拒绝政府干预。所谓干预，既包括政府导向性、决策性的指引，也包括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硬性参与与非正常的调节。它一般表现为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两个方面。台湾地区近50年经济体制的转换及其自由经济运行，以及其他国家自由经济体制运作反映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四种职能。
第一，政府积极的适度政治干预是推动经济体制顺利转换的保证因素。历史地看，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对整个经济运行实行管制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台湾作为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落后农业地区，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劳动力素质，都还较为落后和低下。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十分容易出现不同利益者的碰撞，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整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过早地开放经济，势必搞乱经济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台湾经济体制的合理转换则难以实现。对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状况，也可明显看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例如被缪尔达尔称为“软国家”的一些南亚国家，由于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管制不力，制定的经济政策不能顺利贯彻，因而经济体制转换往往落空。在拉美一些国家，由于以折衷和调和为特色的民众主义文人政府不能有效的统一经济政策抑制各利益集团，其经济发展往往由各派势力的均势所左右，起不到国家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80年代以后的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忽视自身原有基础和历史文化传统，机械推行所谓的“民主”制度，结果党派林立，争论不休，既影响政局稳定，更损害了经济运行效益。台湾地区和其他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的结构转换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制的变化尽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不是随意的、人为因素决定的。但社会运动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由于人的思维定势和社会行为的习惯，往往也形成社会惰性，所以在不同条件下，根据经济运行和体制转换的客观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是不可缺少的。干预与不干预及其程度，归根结底是以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为根据的。当然，这里所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对当代经济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描述，是植根与经济需求，立足于宏观调控，绩效于参与结果，而与封建专制式的强权干涉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政府适时的经济干预是自由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对经济作用的常规方式是主导经济发展，有序的扶植和调整结构，号称“经济保姆”的日本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曾被西方称为政府协调经济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政府适时的经济干预则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正是这种干预，才能够使经济局势稳定进而顺利、有序地发展。
自由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佳经济制度，市场价格就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自动调节功能。当供需双方力量失衡时，价格自然会做上下调整，使失衡得以消除。这就是所谓的万灵论(almighty market)。但是台湾经济发展过程和其他国家与地区自由经济体制运行过程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有时也会发生障碍，使价格调整机能或者不能自动运作，或者调整速度缓慢，以至产生许多不利后果，即“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在这种情势下，为了缩短痛苦时间和减少损失，就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并适时干预经济事务。众所周知，香港地区一贯遵循经济自由原则，政府很少干预市场。但当国际金融投机商1997年10月联手攻击港币，及意图摧毁港币对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大幅度调高重贴现率，同业拆款率一夜之间上涨至年息300%。由于利息的巨幅上升，次日港股曾出现“黑色星期四”，恒生指数一度重挫1870点，造成香港历史上以点数计算单日最大跌幅。在稳住汇市以后行政部门又不惜动用152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大量购进股票，支撑濒临崩盘的股市，形成香港自由经济体制数十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创举。（注：谢森中：《经济自由的迷思》，台北《经济前瞻》，2000年69期。）如果没有金融当局适时的重大调节，香港经济后果不堪设想。再如，美国有关部门和14家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共同出资35亿美元干预并以渐进方式并购处于危机而牵连广大的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的做法，则是行政积极适时干预经济的又一例证。200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美国联邦储备局几次调整利息不也是经济调节的积极措施吗？同样的情形在日本金融界也时有出现。这说明在不同时空的客观环境中，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的适时干预。这是避免经济学上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健康经济理念的宏观基础。
第三，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常规渠道是决策引导。台湾地区和其他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换和发展表明，政府的宏观决策如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走向及其效果。因为它往往是扭转经济局面或者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先导。众所周知，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消除经济危机，及扭转经济局面的典型。它采取一些有利于工人和小生产者的措施，缓和了国内矛盾，刺激了内需市场，拉动了经济复苏，起到保护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的作用。就现实来讲，人们都把当代美国经济看作是新经济，这是相对于传统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模式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特点是能够在较长时期保持高速平稳增长态势，经济扩张周期明显延长，而收缩期则明显减短。这是指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又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上，美国这种经济态势与政府决策关系密切。早在1973年美国政府就强化了对信息化等高科技领域的干预和决策。克林顿政府利用与苏联冷战时期星球大战规划所形成的技术、物质基础，成立了由总统为主任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直接参与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协调，利用政策引导将科技重点由军用转向民用，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识特征的支柱产业。经过20年的政策干预，到1994年，美国经济完成了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知识社会的历史性跨越，由此带来结构调整和技术、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更具活力，并创造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繁荣。可见，政府以宏观政策引导式的干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是何等重大。当然如果政策失误，它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惨痛的。
第四，自由经济体制和政府计划指导是内在统一的。台湾地区经济体制的转换和自由经济运行效果说明，经济发展不能也不应该固定某一体制。台湾在度过50年代这一特殊阶段之后并没有顽固坚持和“死守”统管制度，而是在积累起一定基础之后及时放松管制，渐进开放以至完全放开。但这并不说明自由经济阶段不要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当代台湾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了政府经济计划的指导。其实，经济发展的自由体制和计划指导有内在统一性，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与凸显罢了。愈是经济发展到较高层次，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愈加突出。只是由于企业的成熟，政府更多的把计划指导和调控权力交给企业自身掌握，只在非常时刻才出面干预。同样，就是计划经济指导也必须给企业主体以自由，围绕激发企业经济活力来运行。只不过由于政府视野更宽阔一些，宏观制衡显得突出了一些。离开企业经济发展需要为计划而计划的指导是不科学的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政府专制干预现象。就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来看，自由体制和计划指导本来应该而且可以协调统一，它们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但是如果思想僵化，则容易在实践中死守僵硬的“管制与干预”或者主张无政府的“自流与放任”。应该说，政府“干预”与企业“放任”的互补、互动永远是经济运动不可缺少的辩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