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记载始，这种理想曾为许多人所向往和追求。近人康有为还专门著了《大同书》，借西洋进化论加工改造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亦受过大同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找到了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邓小平又在建设意义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观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一、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丰富多采，渊源久远。《庄子》、《吕氏春秋》、《礼记·礼运》等典籍均论及大同思想，刘基等人也提出过大同思想，许多农民起义都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大同口号。但是，各家的大同思想又不尽相同，既有人生理想意义的（如《庄子》），又有天人合一的意义上的（如《吕氏春秋》），也有种族平等意义上的（如刘基），还有社会政治理想意义上的（如《礼记·礼运》）。其中，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笔者在此所论者，主要是社会政治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儒家所说的“大同”是与“小康”相对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理想，它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与大同相对应还有小康之说。小康是一种“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比大同理想低一等。有文字认为，“大同”之世指五帝时代，“小康”之世则指禹、汤、文、武、周公时代。据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小康指升平世，即孔子所闻世。大同指太平世，即孔子所见世。在小康之前还有据乱世，即孔子所传闻世。
近代谭嗣同、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提出过大同思想，康有为还写了一部《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把《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并赋予资产阶级的新内容，描绘了一幅详尽的大同理想画面，使大同世界既建筑在劳动集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建筑在绝对自由的个人的社会基础之上。他主张“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并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大同之世，这显然是一种乌托帮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可见，康有为的思想深受欧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却又始终坚持大同之说，尽量避免用“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
孙中山则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大同思想。“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与此相联的“贫富均等”、“耕者有其田”等，既要学习西方，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孙中山还为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进行了非常艰辛的探索。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既是对古代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更是对近代大同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后来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种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又要求避开其祸害的社会主义观，已是世界上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比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更突出的革命实践性。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仍属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观。
总的说，传统的大同思想都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且主要局限于从政治和道德角度建构大同理想，忽视其物质基础。尽管把大同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力量和途径。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都应该加以继承。
二、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大同思想，从革命意义上找到了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和正确力量
青年毛泽东曾受过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但是，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仍带有传统色彩，并打上了唯心空想烙印。
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毛泽东找到了达于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和力量，使几千年的大同梦由空想化为现实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唯一可能的道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从而扬弃了青年时代的大同思想。在此还可以看出，毛泽东也继承了孙中山把大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的思想，但又因找到了达到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和力量而超越了孙中山。
毛泽东提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亦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达到大同。这就是达到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达到大同理想的正确力量则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实践中，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大同理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来说，主要任务就是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奋斗，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对大同理想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但在经济建设上他却出现了失误。建设时期毛泽东曾一度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曾提到过“共同富裕”问题，他说：“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并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实践上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多地从生产关系方面理解社会主义，还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欲速则不达，其结果适得其反，使中国长期未摆脱落后状态。这样就使大同理想的真正实现失去了物质基础，这种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建构的，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社会主义，最终也同样陷入了带有空想大同色彩的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超越了传统大同思想，在建设意义上找到了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有一定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不再带有任何空想色彩，从建设角度找到了达于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不仅超越了传统大同思想，也超越了毛泽东的大同思想。
从春秋公羊学派到康有为，均有“三世”之说，而邓小平则提出了看似“三世”说实则超越了“三世”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以达共同富裕之目的。春秋公羊家直至康有为的“三世”说均属历史进化观。公羊家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别视为：孔子“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并将升平世看作“小康”之世，将太平世看作“大同”之世，这是鲜明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灌注到“三世”说中，认为：“据乱世”是政治混乱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统治时代，“太平世”是民主时代。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一直停留于君主统治时代，即“皆小康之世”，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应该向民主时代的“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前进。这是更加鲜明的历史进化观。但是，这两种历史进化观都有致命的局限性。公羊家的三世说只是对以往历史和现实的理想化解释，在他们看来，“太平世”这种大同世界已是实现了的社会状态，即孔子亲历的时代，而事实上孔子所见世与《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相去甚远。因此，这种理论只能使人们安于现状，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导向和推动作用。康有为的三世说比前者进了一步，认为“太平世”这种大同社会是尚待追求的社会进化的最终目标，并对大同作了更理想也更具体的描绘，从而使人们能寄希望于未来，为理想的未来作努力，对社会的发展至少能起某种导向作用。但诚如毛泽东所言“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因此，其大同思想也未摆脱以往乌托邦式的空想性。
邓小平关于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形式上与“三世”说有相似处，实则不同于三世说，它克服了以往“三世”说的空想性，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邓小平关于“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形式上同传统的“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三世说有相似之处，都分三个阶段，“小康”、“共同富裕”等提法也保持了中国特色，且它们均属历史进化观。但邓小平的思想又同“三世”说有本质区别，“三世”说所设计的“太平世”这种大同理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着眼于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描绘，而忽视对社会现实的改造，离开现实去空谈未来，寄希望于通过改良或道德教化实现大同；而邓小平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则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实际和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基础上的，不再有任何空想成分。其第一步已基本实现，第二步也在逐步实现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也有了客观根据和可能。因此，它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
邓小平在建设意义上为实现大同理想找到了正确途径，超越了毛泽东。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被邓小平称为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它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大同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政治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却出现了严重失误，其结果，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同。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而找到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他指出：“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他在南方谈话中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观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同上，第255页）在此， 邓小平既没有用传统的“大同”概念，也没有用外来词语表达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用“共同富裕”来表达，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又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其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表明，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与私有制社会不同，私有制社会发展生产力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则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达到共同富裕，还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其前提就是要坚持公有制，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没有公有制也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只有通过改革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把改革也看做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认为只有达到第三步，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同上，第225 页）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强调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同上， 第142页）“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同上，第166 页）“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可能同步富裕。只有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过程中，难免要出现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贫富悬殊问题，但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主要是通过税利、技术转让等方式进行调节。如何处理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国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否则，就会要么损害先富部分的积极性，要么导致两极分化，进而引起社会动荡，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算失败了，走了邪路了。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实践也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富裕起来，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从而超越了毛泽东的大同思想。
总之，邓小平在建设意义上找到了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大同境界的正确途径：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防止两极分化，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克服了以往一切大同思想的空想性，使数千年来的大同梦真正化为现实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从而也彻底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那种认为“部分先富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共同富裕”既是中国传统国民的普遍心态，也是时下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共同愿望，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两极分化是不得民心的、违背民意的，当前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现象的普遍态度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无论如何，“共同富裕”这一大同理想境界（也即社会主义的目的）最终定能在中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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