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论辅臣科臣疏》的历史意义与深广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广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汤显祖论文,论辅臣科臣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显祖是中国戏剧史上负有盛名的大戏剧家，近年来国内外戏剧评论家把他与英国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也不少。当然他的《牡丹亭》与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谓异曲同工，都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
本文想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显祖又有与莎翁截然不同之处，汤显祖虽未任高官，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中，却是一个比他官职要突出得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点或多或少地在他的剧作中可以发现若干线索、痕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继张居正任首辅的是张四维，但张四维不到1年就因父丧守制，由次辅申时行任首辅了。长久受张居正压制的汤显祖成进士之后，申时行对汤显祖不免以恩人自居，且又去拉拢汤显祖，以便与其子申用懋同时得到社会重视。但被汤果断拒绝了。
申时行为首辅将近10年左右，而汤显祖从成进士到上《论辅臣科臣疏》之间也有10年左右，基本是同时。《论辅臣科臣疏》所揭露抨击的最主要的对象就是申时行。汤显祖固然被贬官了，申时行随即也无可奈何地“致仕”了。
《论辅臣科臣疏》虽然没有能使万历皇帝幡然悔悟，使腐朽的统治有所革新，却使朝野渴望廉政富国的士大夫为之鼓舞，因为它呼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也使满朝的尸位素餐或鱼肉子民的官员们不得不略有收敛。他们知道类乎汤显祖这样的书痴、狂生也决不止他一个人，成了这批人刀诛笔伐的对象，名声就难保清白，甚至受到朝廷的严厉惩办。
对于汤显祖本人，《论辅臣科臣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决定了他逐步升迁的宦途已经“此路不通”了。然而，事情的演变也很微妙，假使他不因此而遭受打击，他对朝廷的腐朽无能、对世态的丑态庸俗，对农民的贫困苦痛，就不可能有进步的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比较顺利地逐步累升到尚书、侍郎、都御史之类的高官，那末，他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传奇的创作活动中去了。从这一点来说，也许能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故实来说明问题的某一个方面。
二
对于汤显祖这次上疏事件，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以为文人免不了喜欢发表议论，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把当时的内阁说成一无是处，把某些丑恶现象进行公开抨击，一吐为快而已。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嚣张跋扈的张居正秉政期间，因拒绝被他收买而忍气吞声地度过了他青春年华。好容易张居正病死，他才在会试中成了进士。同期有的很快就补了肥缺，他却被分派在礼部“观政”了较长时间。所谓“观政”，实际上还抵不上现在的实习，根本不处理公务，只是让其熟悉一下衙门的气氛罢了。
礼部主要掌管重要典礼与各级考试，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比其他吏、户等五部的权势要小得多。至于设在南京的六部衙门，虽然仍旧设置尚书、侍郎等官员，却只能过问一些次要的或棘手的公务，其职能、权势无法与北京的六部相提并论。汤显祖自己对南京的环境感觉较好，离江西也近，于是主动要求到南京礼部下属的太常寺任博士（正七品）之职，这正好解决了大权在握者的难题，予以照准，颇能说明朝廷对这个才气横溢的文人决定予以冷处理的办法对待之的背景。
汤显祖原本不是追逐权势的野心家，万历十二年(1584)，就携带在北京新娶的傅氏夫人南下就任了。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祭祀与天文历法，非常清闲。但是所见所闻，自然和观政期间有很大的区别，有意无意之中，知道了以往所不知的一些内情。万历十六年(1588)，改任为南京詹事府主簿，职位却是从七品，看来朝廷对他是有意要使他感到难堪的。翌年，总算升迁为正六品的南礼部祠祭司主事。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上此奏疏，遂被降为岭南海迪徐闻县典史。在南京先后居住了7年之久。
《论辅臣科臣疏》的内容涉及颇广，但其中有主次之分。科臣主要指六科给事中，职位还在四品知府之中，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大多属于申时行的党羽。辅臣亦即内阁成员为重点批评、揭露之对象。内阁辅臣之为首者称为首辅，实际上就是首相。当时的首辅是申时行，所以《论辅臣科臣疏》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即为申时行，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这一点，汤显祖不但不想掩饰，而且在奏疏的前一部分就十分明确地一针见血地把问题挑开了。他说：
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为不忠。然岂今之科道诸臣都不知此义哉。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福，故言官向背之情，为时行所得耳。
这几句话可以作如下的归纳：申时行有欺君之罪，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也都是按照申时行的意图而行事，他们也犯了欺君之罪。要追究总的责任都在申时行一个人身上。因为申时行实际上已经把皇上的威严与权力窃取为己有。
汤显祖还对申时行为内阁首辅10年的政绩作了总的评估，并与前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政绩予以对比：
申时行的人品与政绩，平庸两字可以概括，称不上名臣，说他是奸臣，也似乎苛刻了一点。但缺乏远见、魄力，对权势之贪婪则绝不稍逊于张居正。他处置冯保、抄张居正的家，雷厉风行，重新起用了一些被张居正陷害、排斥的官员，颇得人心。但此后，就一无建树了。这两个大的动作不仅不影响他本人的利益，而是借以树立自己威信的。
尤其令汤显祖反感的是，此人拉拢各种关系以建立并巩固一个严密的统治集团的做法。汤显祖在参加会试之前峻拒了张居正的拉拢，以致次次榜上无名。张居正死后，汤显祖于万历十一年(1583)成进士，原本以为没有什么麻烦了。但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麻烦仍接踵而来。据《列朝诗集·传》：“癸未，与吴门、蒲州二相子同举进士。二相使其子招致门下，亦谢勿往也。”《罪惟录·传》：“癸未成进士。时同门中式蒲州两相公子啖以馆选，复不应。”吴门、苏州都是指的申时行，他的儿子申用懋的确去拜访了汤显祖，进行拉拢说服。汤显祖当然不想趋炎附势，正如邹迪光为汤显祖所写传记中所说：“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馆选，而公卒不应，亦如其所以拒江陵时者。”
我认为汤显祖成进士后之所以被搁置在礼部观政，实际上是等待分配，拖了很长一个时期。最后他自己请求到南都担任一个清闲的职位，以解决执政者的难题，都与此事有密切关系。他提出这项请求时，已感到壮志难酬，颇为失望了。
至于“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的讲法，稍有点夸张，因为“皇上威福之柄”本来都在张居正、冯保两人手中，张居正之死、冯保之失败，万历皇帝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摆脱木偶般的被人操纵的困境，力图有所振作，但是心有余而缺乏可信赖之忠良。另一方面，申时行虽然远不如张居正那样“工于谋国”，却迫不及待地要填补张居正、冯保两人留下来的权力的空白点，其结果仅仅是万历皇帝的处境较前略略宽松，“威福之柄”则被申时行掌握在手中了。
这讲法虽然有点夸张，却击中了申时行的要害，说出了文武百官想说却又不敢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肯定会在内心产生共鸣，对汤显祖的胆识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在场面上，他不能公开如此表态，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干练、坚强到这一地步。再说，如果同意这种讲法，又如何处置申时行呢？弄不好，朝廷中要弄得一团糟。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同意这种讲法，无异承认自己是窝囊，把自己放在十分尴尬难堪的境地了。
对申时行来说，他要为自己辩驳，为自己清洗，也难以措辞。承认的话，更不行，无异承认自己是欺君之大奸侫了。这两句话是奏疏全文的核心，如果用下象棋作比喻，汤显祖对申时行“将了一军”，而且是“闷宫将”，无路可退。
三
为了证明申时行的控制言官，打击忠良义士，他举了两个人的例子：
即以臣所知言官论之，首发科场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吕乎。此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时行知将论其子也，教吏部尚书杨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终言边镇欺蔽者，非御史万国钦乎。此亦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时行不能辨其赃也，讽大学士许国拟而窜之，犹恨其不报边矣。
这两个例子铁案如山，有充分的说服力。丁此吕，字右武，江西南昌新建县人，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与汤显祖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丁此吕被任命为漳州推官，汤显祖有《送新建丁右武理闽中》，称“同病必同申，相怜自相引”，可见他们两人性格、观点都非常接近，所以彼此都以最知心的朋友相对待。
丁此吕升山东道御史后，张居正早已死后被抄家多年，丁此吕觉得揭发当年科场舞弊案的时机不能再拖延了。于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上疏揭发当年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等任乡试、会试考官时，为张居正的嗣修、懋修、敬修开后门，分别使之擢登高科之事。本来不会引起申时行的不满，那知申时行因为自己的儿子申用懋也不是凭真才实学通过乡试、会试的，也是凭自己的权势让儿子最后成了进士。因此，他认为丁此吕接下来就有可能揭发到他申时行的头上，遂先发制人，将丁此吕降职为潞安推官。汤显祖此时尚在京中礼部观政，写《送右武出关》，哀叹“斗水有清浊，盈庭无是非。”鲜明地表示他的看法，丁此吕完全正确，申时行颠倒了是非黑白。
大概这件事朝野都为丁此吕不平，所以，他在潞安没有呆多久，就调升南太仆寺丞了。意图很明确，不再让他担任御史、给事中这类有发言权的官职，也不留在北京，叫他到南京去为朝廷养马，而且驻扎地不在南京，而在离南京百里外的滁州。这样，使他对朝廷大政知之甚少，免得他再生是非。
而此时汤显祖已到南京供职，由于彼此既是同乡，又有深厚友谊，所以有时丁此吕来南京，有时汤显祖去滁州。
丁此吕后来虽然又升迁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四川布政使左参议、陕西副使壮浪兵备等职，但任浙江海道副使时，被逮捕而下狱了。汤显祖此时在遂昌知县任上，有诗抒感：“年来汉纲人难侠，老去商歌容易惊。”可见丁此吕是因为任侠好义而蒙冤的。他们两人相识以后，直到彼此先后谢世，相互信任亳无改变，可见交谊之笃。
限于篇幅，汤显祖在《论辅臣科臣疏》上没有提当年他为魏允贞仗义执言的事。汤显祖成进士那年，是张居正死后的第一次会试，朝野百官与应考举子对之期望极高，满以为歪风邪气能从此扭转，那知内阁辅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依然高中巍科，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与怀疑。
御史魏允贞上疏请万历皇帝清除时弊，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科场制度的改变，建议今后内阁首辅、次辅的公子们最好能不参加当时的会试，等调任或致仕以后再应试，避一避嫌疑为好。这本来不致成为重大事件，申时行却心虚而引发肝火，将魏允贞降为许州判官。为此，当时在北京礼部观政的汤显祖写信给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前魏侍御有所列，弟从同年宴会中为首岑兄言，有闻辄发，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就是阐明御史有提出问题、揭发问题的责任，不能要求其绝对正确。接着指出同为辅臣，张四维的胸襟就比较宽广多了。又说张居正当年如果有一个儿子能规劝父亲的所作所为，决不会造成后来的悲剧。因此，希望申用懋能对申时行起一点影响。汤显祖在奏疏中虽未再提此旧事，但申时行却不可能不感到又一次碰了他的伤疤。
万国钦为南昌府新建县人，丁此吕的小同乡，其处世态度较丁为激烈。汤显祖对他们的人品气节都有很高的评价。汤显祖峻拒张居正拉拢的万历五年(1577)的会试，丁此吕成进士，万国钦却名落孙山。汤显祖有《寄南昌万和甫》诗，所云：“丁行粲行列，吾子滞高冥。”对万国钦未能和丁此吕同时成进士一展才华，表示深深遗憾。
万国钦与汤显祖同在万历十一年(1583)成进士，安排官职却顺利得多，汤显祖在礼部观政时，万国钦被任命为婺源知县。按婺源为安徽江西交界处古代名城，文化渊源流长，以产名茶称著，工商都繁荣。知县虽仅七品，但婺源知县也可以说是比较优厚的待遇。万国钦赴任时，刚巧升任山东巡抚的丁此吕也在京中。汤显祖《同丁右武送万和父婺源》诗，表示祝贺，也寄予厚望。
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万国钦在山东道御史任上，上奏弹劾内阁首辅申时行，其内容并不是什么科场通关节等等，乃是揭发其欺君误国之大罪。主要论西北边患连年不断，火落赤等部属侵犯洮河一带。边防将领皆望风披靡，生命财产之损失巨大。申时行则称“内犯”纯系“虚张声势，并无其事”。败绩传到京师，无法再掩饰时，则又推托为“文臣无与”。并指出“兵部侍郎许从谦以三千金行贿时行”、“兵部尚书王一鹗、总督梅友松、抚臣李廷仪俱时行私人，互相党援，欺君误国。”其他内容也都是言之有据的申时行的种种罪证。这一份奏疏无疑成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
按常理说，如果弹劾属实，申时行之罪责不轻，处以死罪，亦不为过。如果万国钦是挟嫌诬告，毁谤朝廷宰辅，坐10年大牢，或被廷杖数十，打成残疾，也在情理之中。结果却被大事化小，以万国钦降为剑州判官了结此事。其中是非曲直，可想而知。
如今，汤湿祖在1年之后的奏疏中，再一次提出当时之所以如此草草了结此公案，原因在申时行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清白无罪，只能设法把恪尽职守、秉公执言的万国钦赶往万山丛中的剑州，封上他的嘴吧，深怕他再揭发别的罪行和隐私出来。汤显祖进一步指出申时行这样做，目的在使言官都噤若寒蝉，而他则可“得以滔然无台谏之虞矣”。
四
以天下为己任的丁此吕、万国钦在御史任上冒犯了申时行，因此都遭遇了贬官的处分。另一方面贪污纳贿，仰申时行鼻息而为之奔走效劳的给事中、御史们则受到重用和包庇。汤显祖也列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作为对比：
其一为户科给事中杨文举。此人原为申时行门生，万历十七年(1589)江南发生严重旱灾，杨文举奉命去督理荒政。拨交五十万银两，以事救济。而且赋予特权，当地各级官员救济灾荒不力者，可以随即处置。不言而喻，江南老百姓对杨文举的来到，视之为救星也。杨文举却把救灾之事置之脑后，趁此机会大举敛财，所过府治州县之任何官员非孝敬他不可，他把这次救灾作为肥缺而大肆作威作福一番。
因为这一大批官员向杨文举进行贿赂，也不可能自掏腰包，还是向下属、向老百姓再搜刮，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对老百姓来说，不但没有受到恩泽，而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了。所以汤显祖用“所过一空”这句话来概括杨文举搜刮之惨无人道。
杨文举在大发横财之后，得意忘形。“迨至杭州，酣泔无度，朝夕西湖上，其乐忘归，初不记忆经理荒政是何职名也？”
接着汤显祖提出质疑：他们三位辅臣，以申时行为首，还有申时行的苏州同乡王锡爵、另一辅臣许国为安徽歙县人。江南人无不对杨文举痛恨之极，他们也都是江南人，难道一无所知吗？具有莫大讽刺性的结局是杨文举如此救灾，却被认为是莫大的功绩，论功行赏，竟然由户科给事中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了。
杨文举与申时行究竟如何勾结？汤显祖无法探知。但是，杨文举此行所得财富，早为朝野所传播，汤显祖自然也略列一二。
此外，杨文举回京后，既得了晋升，当然要设法报答申时行，居然厚颜无耻地以攻为守，反而对敢于揭发时弊的御史、给事中们先下手威胁。所以汤显祖说：“昨见邸报，文举靦颜奏禁诸臣言事矣？”
接着，汤显祖针对辅臣中权势仅次于申时行的王锡爵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指出王锡爵曾经主张“假建言纳贿自劾正法。”又慷慨激昂地说：“以壮夫义士剖肝决命之忠，而反市井乞计，其诈而辱天下士大夫……”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深得大臣之体，果然出众。于是汤显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奏疏中说：“若锡爵有大臣之心，必先召责文举。如他日书之史册，某年圣旨禁人言事，谓皇上何如之？锡爵等为何如辅臣？”
被汤显祖指名揭发的另一人为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奏疏说：“除参主事饶伸外，一虾蟆给事而已。”这两句话包括了当年科场弊案中的颇为复杂而牵连甚广的一连串事件：
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主客司郎中高桂，通过参与阅卷的于孔兼，知道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乡试有问题，认为主持其事的右庶子黄洪宪未能秉公选录人才，而文理不通的、考卷未全的都被录取在名单之前数名，其他如茅一桂、潘之惺、任家相、李
、张敏塘等等，居然也都中式了，引起了朝野的议论和怀疑。而且认为自从张居正的几个儿子都相继在会议中“并进”，“一时大臣之子遂无有见信于天下者”。因此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请求将乡试榜首王锡爵之子王衡以及茅一桂等复试一次。高桂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黄洪宪其人，和申时行、王锡爵这两位辅臣的关系特别亲密。用《谷山笔麈》一书的原话来说，是“黄游申、王二相君间甚欢”。“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黄及太仓公子（王衡）、吴门（申时行）东床凡八人。”迫于舆论的压力，朝廷真的举行复试，但是这次复试谁主持谁阅卷，众臣僚相互推托，都不愿承担责任，因为非得罪一方不可。但是形式上还是照办了，结果是这八人都通过了，准予参加会试。所谓通过，是十分勉强的，这些人都怕得罪王锡爵，宁可使高桂蒙不白之冤。但是，他们也觉得无颜以对朝野士大夫，所以对王衡等七人的评语是“平通”，对高桂认为“大率不通”的屠大壮的评语是“亦通”，藉以制造复试是公正的假象。
鲠直过人的高桂被认为“轻率论奏，夺二月俸”。王锡爵、黄洪宪诸人那肯罢休，分别在作出“乞退避”，“乞放归故里”的姿态的同时，要求对高桂作进一步的追究。这样肆无忌惮攻击陷害忠良之士，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愤慨，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伸又上疏，指出“自张居正二子连占科名，而辅臣遂成故事。然未有大通关节如黄洪宪者。”对王锡爵的评断尤为严峻，说此人“为相三年，忠臣贤士，悉被斥退”。饶伸的上疏，对以申时行、王锡爵为首的内阁实事求是地作了基本上的否定。申时行、王锡爵坐立不安，先后“求罢”。于是万历皇帝为安抚计，就决定将饶伸送镇抚司查办了。一向看申时行、王锡爵面色行事，惟恐阿谀奉承不周的兵科给事中没有对任何贪赃枉法官员进行监察纠举，反而乘此机会弹劾高桂、饶伸了，这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最欣赏的事情，当然大力支持，结果饶伸被革职为民，高桂降二级调往边疆。申、王之辈论功行赏，将胡汝宁升任为礼科都给事中。这是当时同时牵涉官场和科场的大丑剧。
胡汝宁另一件为士林所不齿的事，《野获编》也有记载，当年因天旱求雨，均有禁屠宰大牲畜之成规，胡汝宁身任给事中，既未纠劾贪污渎职官员，感到始终缄默亦不安于位，乃上疏请禁捕捉青蛙，所以汤显祖讥讽他为“虾蟆给事”。
总的来说，《论辅臣科臣疏》篇幅也不是太长，但所论述的事件并非单一的某人某事，而是10年来几件大案要案的旧事重提，论证了科臣直正者遭贬斥、阿谀贪鄙者升迁，其关键则在辅臣之自私贪欲，有意将是非混淆。汤显祖在最后提出“四可惜”之说，认为“皇上之爵禄”成了“私门蔓桃李”。“皇上之人才”“皆知受辅臣恩，不知受皇上恩”。“皇上之法度”被辅臣“破法与人富贵”。“皇上大有为之时”被申时行“群私人靡然坏之”。请求万历皇帝采取果断行动，予以扭转，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拨乱反正”。
五
汤显祖《论辅臣科臣疏》就文章而论，他掌握了第一手的确凿的材料，至于文笔才气，原是他最擅长的，况且激情充沛，感人至深。逻辑严密，观点鲜明，等于一位名医对重症者开出的回春良方。一经传开，朝野无不以能一睹为快，也有人立刻就发信给丁此吕，希望通过丁此吕得到奏疏完整的全文。
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汤显祖的为人与品格，他谢绝张居正、申时行的拉拢，在南京为官时不愿与王世贞、王世懋等显贵来往，而且王世懋还是他的上级，可他对这两位都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他也不像臧晋叔他们那样喜欢和名妓、狡童闹风流韵事，操行无瑕可击。因此，他虽在中年，已经在士林中被认为德高望重。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论辅臣科臣疏》深得人心，自不待言。
万历皇帝此时曾图振作一番，与嘉靖皇帝的晚年求仙求长生情况完全不同，他与申时行的确存在矛盾，不过没有十分明朗化。汤显祖有些话说到了他心坎里，当然他要谨慎从事，如果采纳或肯定《论辅臣科臣疏》，不仅是内阁改组问题，全国的官员要加以甄审，作彻底的调整，势必引起大动荡，万一弄得无法收拾的话，明王朝就完了。因此，他很难表态，当然，也可以重用汤显祖，急转直下地结束此一公案，可是难以措词，是否觉得太委曲了汤显祖呢，并不一定。但他也不愿因此而更助长了申时行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万历皇帝感到遇上了难题。
申时行和王锡爵要想辩解，要想反咬汤显祖一口，因为他们猜测不透万历皇帝内心有何想法，贸然表态，那就太被动了。再说汤显祖本是他们拉拢的理想对象，而且此人一贯藐视权贵，视富贵荣华如浮云，也从来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要罗织他的罪状十分困难。只好采取“乞休”之类的手法，以揣摹万历皇帝的态度究竟如何？
经过一定时间之内的相互试探，万历皇帝和申时行等决定回避奏疏中所涉及的一连串具体问题，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低调处理之。所下的上谕说：“……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卿等说与元辅，不必以浮言介意。卿等俱安心供职。还着鸿胪寺传谕元辅，即出办事，勿负朕意。”为何“姑从轻处了”，不作任何说明，成了一个微妙的悬念。
因为上谕没有明确对杨文举、胡汝宁有何说法，另一位辅臣许国再上奏疏请示，杨、胡两人也都请求“乞归”。万历皇帝都不准所请，他们两人继续任职。
对汤显祖的“从轻处了”是降为徐闻典史，徐闻在雷州半岛上，与海南岛隔海相对，在当时是相当偏僻而荒凉之土。典史则是类似现在公安局长一类官员，推御海寇，捕捉盗贼等等都是其基本职司。虽然仍旧是做官，但民俗习俗、生活方式与中土完全不同，而且让文人去做武官，把他置于无用文之地的困境。虽然“从轻处了”，实际上对他还是相当恶毒的。
正如宋代文天祥所吟咏的那样：“天地有正气。”当汤显祖赴徐闻就任前后，他本人固然对之毫无得失之思虑，坦然处之。但天地间的正气并不因申时行、王锡爵之辈一时的得意而消失，汤显祖尚未到达目的地，即有户科给事中王遵训上《请加意旁搜人才疏》：“有暗然自修如唐伯元、李开藻、汤显祖诸臣而未见破调获用。”申时行他们却奈何他不得，如果再去惩办王遵训，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另一方面，杨文举、胡汝宁罪行累累，继《论辅臣科臣疏》之后，仍有人不断继续纠劾，朝廷无法再含糊搪塞，最后均以“不谨”而被罢免了。
就在同一年，申时行、许国同时致仕（退休）。
应该说，无论就舆论而言，就政治事态的发展而言，汤显祖是胜利者。继任内阁辅宰的是赵志皋和张位，张位比较正直，对汤显祖也很赏识，他却不能立刻作出撤消汤显祖处分的决定。
整个封建制度，有其不可避免的内在弊端，像汤显祖这样不顾情面，直言无讳的文人绝对不合皇帝、辅宰们的要求。《论辅臣科臣疏》得罪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杨文举、胡汝宁是一件事，但后来的高级官员都没有再重用汤显祖的胆识了，即使重用，也会发生其他意想不到的纠葛出来。汤显祖本人从未追求过利禄，通过这一事件，对人生、对政治、对世态，也有了更多感悟，对仕进更不存在什么幻想了。
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好不容易调升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但遂昌是万山丛中的一个小县城，相当荒凉，离南京路途遥远，离北京就更遥远了。用意很明白，朝廷对他仍多顾虑，《论辅臣科臣疏》使大臣们心有余悸，觉得汤显祖很难安排。
我认为《论辅臣科臣疏》使汤显祖在宦途上受重挫，对当时政局有了透彻的认识，在徐闻、遂昌则在生活体验上有了丰收。把精力逐渐集中地用到传奇的创作上来，虽然带有“苦闷的象征”性质，却也是塞翁失马，很难说是祸或福。
要着重指出的是：汤显祖因为《牡丹亭》的高度成就，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梦》在国内外评价极高，因此就极少有人注意《论辅臣科臣疏》的政治意义与深广影响了。为此，我决定填补一下这个空白点。
收稿日期：2000-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