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体系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安全”是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子域”。“文化安全”问题 的突显，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随之产生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导致了不同国家的 强烈反应(注：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在新近出版的《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 文化多样性》一书中说：“我们现在见到了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它几乎涉及 地球的所有地方。这场地震袭来时，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是安然接受，有 些人是力图抗拒，他们或是借助于宗教，或是借助于民族主义。由于这两种姿态都需付 出高昂代价，如完全孤立于全球文化之外，就必须会完全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1] 。由此，“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征”不 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具体指人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 理制度、语言和信息、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上的安全感。
一、国家体系中文化安全的三个基本方面
简明地讲，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 讨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首先，当代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指政治文化安全，包括基本政治价值观和 社会管理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的安全。这里的“政治文化”采用的是中义的概念，即指一 个国家与民族的政治观念体系和政治体制特征(注：狭义的政治文化观念一般仅指政治 观念或政治意识形态；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则泛指一切带有政治意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模式；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观念 + 体制”，意指政治观念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 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机制等。)。如柏林自由大学学者哈夫顿多恩提出：安全是 一段时间内对价值和(或)体系的维护。这里的价值是一种综合体，它包括国家内部的政 治体系、经济体系、军事体系、文化体系、民族体系、科技体系、生态体系等[2](p.5) 。应该看到，文化安全、政治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是三个在内容上重叠和互动的概念， 正如巴瑞·布赞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3](p.192)
政治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主 要是维护一种适合本土自我组织和管理的价值观，以及与这种观念体系相配套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管理机制。当代的政治文化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各国政府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 选择和决定上，这种选择和决定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文化主权的牢固和稳定程度。从 理论共识上讲，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和维护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道 路，如价值观念体系、制度变迁、发展规划、改革进程时间表等。但在现实中，许多国 家仍然感到这种文化主权因为各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差异，以及全球网络带 来的信息流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等原因，而出现各种形式的本土 文化受到威胁；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一般是指弱国针对强势国家可能 的“文化渗透”或“文化控制”采取相应的“反渗透”和“反控制”，以免本国和本民 族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被干扰、重塑和“同化”。反之，强国的“文化安全 战略”则是向外推广或扩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 ，“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4](p.279)。美 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价值观的安全”[4]( p.251)。
其次，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为语言安全和信息安全。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 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 的重要内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的民族精英在语言和宗教上的长期不和， 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在长达几十年有关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还是“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语”的语言性质之争后，大批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在1996年发表了一个宣言 ，坚决主张克罗地亚语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官方应当对其做出不同对待。但“这种 将语言加以区分的努力被标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且遭到了强大的政治运动的镇压”[5]( p.119)。墨西哥教授R·斯塔温黑根指出：“……类似的例子很多，但应该注意，它们 并不完全是文化冲突，而是在文化问题上的政治冲突。社会在其民众中解决文化差异的 方式也许会非常政治化，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是在政治层面得到解决。”[6](p.103)
在19世纪前后的两百多年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英语和德语都曾在比自身国 土更大的范围内广泛传播，用语言“征服和清洗”异族文化的行为此起彼伏。到20世纪 ，英语(也包括美语)因为美国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文化、学术产品的大量输出，而持续 占据强势地位。专家们估计，与世界上大约两百个独立国家相对应，存在着大约一千个 主要基于语言差异的不同的民族群体[5](p.101)。人们担心：如果英语成为惟一的国际 性语言，那么，与之对应的是不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继续消失?英语的长期进入， 会不会使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化纯洁性和独立性受到冲击?好莱坞电影的世界性扩散，会 不会导致混杂着英语的表述方式，在各国媒体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CNN新闻机构的遍 布四海和24小时滚动式播报，会不会让西方式问题评说被新一代年轻人普遍接受?当今 世界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都属于发达国家，西方国家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控制、影 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这些天天与我们打交道的“国际新闻”，会不会逐渐影响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并进而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他人的理解?
再次，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上。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民族而言 ，本土精神的沿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 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是每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团体和个人都从中受惠的社会管理 机制之一。无论是关系政府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关系每个公民个体生活质量的 职业设计和精神发展，教育领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而言，都是根本保障和基 础设施。但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国的教育体系和人们受教 育方式的选择。一方面，全球共同市场的社会化标准导致各国经济运作、资本流通和社 会管理模式的趋同；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贸易和交往要求各国在通讯技术方式 上统一对接，专业人员在基础知识能力上符合相似的评价标准。由此及彼，今天的各国 教育在理工科方面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同，工商管理也与计算机专业一样，出现了“国 际通用技术”的培养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地对MBA(美国哈佛大学创办的工 商管理教学模式)的推崇与需求的快速升温、美欧名牌商学院纷纷在世界各地开办学校 。与此同时，数字式网络的飞速发展和交流手段的革命也引导全球教学模式的标准化。 法国教育科研和技术部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尔在1999年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人到全世界办他们的大学，那就将是一场灾难。如果那样，我们将准备反击 ，包括在函授教育领域进行反击。”[7](p.254)
二、维护文化安全的“非传统安全”新视野
当人们意识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复杂互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现象后，国家文 化安全战略就在“非传统安全”的视野中显现为两个基本的维度，即各国必须建立起国 内文化创新战略与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良性互动关系。由文化全球化、贸易互动、信息 同步、人员流动等带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既是“威胁”或“危险”，也是本土文 化新发展的机遇和对外传播空间。各国必须学习如何在“开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文化 安全。“价值受到威胁”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注：关于“安全”概念的含义，西方学 者一般认为有五个方面：哪些价值受到了威胁?威胁那些价值的是什么?可用于对付威胁 的手段是什么?面对威胁由谁来保护?谁将为安全和保护支付成本?)[8](p.13)。传统安 全观中的“基本价值”，主要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等，这些基本价值所受 到的威胁主要来自国外或境外敌对势力。非传统安全理论则强调安全分析应该拓宽关注 视野和应对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文化不仅是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子域”，而且不同 领域的安全问题彼此也是重叠和互动的。非传统安全理论还强调：对国家—民族的“不 同价值”的威胁不仅可能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社会内部，如对政府合法性权威的公开 挑战、社会冲突、内战和其他威胁社会的事态和问题。所以，虽然今天的国家文化安全 问题在不同国家有程度和方式差异的处理模式，但维护本土文化安全和建设普遍认同的 未来世界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两大文化安全话题。
首先，从政治文化安全的角度讲，在后冷战时期，各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对国 家意识形态进行重估和创新是一个普遍而又重要的现象。近代以来，以捍卫本民族的国 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一直是最重要的理想信念，它所“生成的团结精 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很强的动员能量”[9](p.259)。所以，从狭义上讲 ，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这种政治观念的安全既影响政权的合 法性，也影响政权的合法化方式。意识形态是国家建立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基本途径(注 ：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定义，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 原则和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像，对现实的解释和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 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10](p.403)。对此，巴瑞·布赞认为：对于一个主权国 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三部分——观念、物质基础和制度组成来讨论威胁的脆弱 性问题。由于造成物质基础威胁的主要是军事、经济和环境，所以我们还剩下“观念和 制度”。使国家聚合在一起的是两种主要力量——民族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又分“文明—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两大类，认同观念也可分为“正”、“ 负”两大类，负的认同观念就会独立于制度而存在。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质疑一些基本 政治观念，也就是制造负的认同观念，去威胁政治秩序的稳定。这种威胁可能是针对政 府的现存结构的，通过质疑使国家政权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针对国家领土完整 的，通过煽动背叛国家认同；或者是针对国家自身存在的，通过质疑它的自治权，等等 [3](pp.192-193，203)。
问题是，除了领土完整的国家是“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之外，还有其他类似国家或 与国家平行的组织或类似组织的团体，它们同样能够施行安全行为，如像欧盟这样的准 超级大国，像联合国这样的准世界政府，像各类少数民族这样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区域， 以及采取跨国行动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组织、跨国意识形态(一种观念体系在一个 或多个国家存在认同基础)等等。所以，国家在行使自己的主权进行消灭政治文化威胁 的过程中，又可能因为国家宣称要防卫的是自己的政权地位，而造成对人的安全的威胁 ，并进而造成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入境“干涉”。比如国际社会可以因为“种族灭绝”、 “侵略进攻”，或更稳妥的说法——缺乏“善治”——进行合法化的军事干涉。在这种 时候，一个双重安全化进程就开始了：国际社会要捍卫的“准则”与国内政府要维护的 “主权”就会发生观念冲突和制度冲突。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多年意识形态 冷战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并对本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估，这些重估大都 注意“护本”和“创新”的平衡或折中，并具有强调“开放”和“超越”意识，从而显 示了新世纪出现“新本土意识形态”将与“跨国意识形态”并存的可能和必要。“新本 土意识形态”如当代俄罗斯提倡的“俄罗斯精神”，当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念 ，南非姆贝基政府主张的“非洲复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曾致力维护的“亚洲价 值观”等。彼得·伯杰认为：“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各国大都在无休无止的相对化和狂 热式的反应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就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而言，这就意味着在 欣然接受和拼力抵制两者之间，在争取全球同一和实行地方孤立二者之间，寻求一种中 间立场。”[1](pp.11-12)“跨国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应该关注的发展势态，一方面， 它指那些对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普遍认识和对国际文化规范的建设性工作，以及维护世 界文化多样性与和谐发展的基本共识和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它也指许多非政治、非宗 教的“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和规模不一的社会运动 。虽然这些跨国意识形态和跨国社会运动有的看似肤浅世俗，或只顾其一不及其余，甚 至似乎相互冲突，但它们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广泛共识和普遍响应。如伴随市 场经济而来的大众消费主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伴随过度消费而来的健康生活运动 和健美塑身运动，伴随信息流通而来的个人主义和各类跨国性专业援助系统，伴随个性 解放而来的女权运动和各类弱势群体维权运动，伴随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各类志愿者联 合运动，伴随能源危机而来的众多绿色组织和环保运动，等等。从发展的势态来看，这 些新文化意识形态和新生活理念可能发挥原来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所起的重要引导作用 ，包括心理导向、精神建设和集体凝聚力等，虽然这些正面作用也可能伴随一些负面的 、挑衅的、顾此失彼的行为，但它们可以公开地、有力地协助各国政府和世界组织有效 处理各种国际事务并脱离共同困境。
其次，从语言文化安全的角度讲，各国都在努力强化“国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同时 ，充分意识到了维护与鼓励多元一体化对本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安全的深层 根基是自己的历史文化，但在近代则是与西方列强相抗争中产生的本土意识和民族主义 。对类似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两难就是既要加强民族 意识以对抗外来强权，又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以抑制自我中心主义膨胀。近代以来，中 国就逐渐遇到一个不是自身可以单独解决的难题，即一方面要积极建设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民族”，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必须超越。 从孙中山时代起，中国的主导话语一直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一员， 改革开放更是要接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但在我们独立建国，加入联合国， 快速建立强大的现代国民经济，准备建设更强大的现代国防时，由于资本、技术、信息 、文化、人员(旅游者和劳动者)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 体系却已经遭到来自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 义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动荡的新的主要根源。由此，我们不仅要强化民族意识、加强文化 身份认同，而且要容忍甚至鼓励超民族意识的萌芽和“去国界”观念的露头。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就在紧跟世界时尚潮流的过程 中充分体验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笔者在这里谈论的语言和信息安全问题不同于 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语言文化涉及更高层面的安全，如信息和思维向度问 题；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问题。语言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地流 行一阵染金发、穿酷装、跳街舞等，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展示为强 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会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 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 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 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 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 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 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 “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强调：“我们应当 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11](p.61)“保护本国语言传 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 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 ”[11](pp.64-65)
再次，从国民教育体系安全的角度看，各国都高度重视和谨慎对待国际化网络教育和 跨国求学的新动向，密切关注驻足本土的跨国公司的人员培训和员工价值取向变化，将 鼓励出国访学与改革自身教育体系这内外两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对各国现代教育 体制的挑战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花钱招纳留学生、免费进行异国“干部培训”、以世界 名牌大学效应为基础的低价跨国网络教学系统等，许多威胁还来自教育领域之外的“教 育”，如各种“走向世界”的职业培训，跨国公司的员工教育，伴随国际品牌流动的消 费教育和网络版、媒介版“社会教育”等，它们都对各国的正规教育体系带来了冲击。 不少中国学者对跨国贸易中的道德交换、人员培训方式，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文化”渗 入表示担忧和警惕(注：如韦云龙提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不仅从东道国获得巨额经 济利润，而且往往成为母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代表政府的意志，在东道国形成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并体现母国文化的企业文化。跨国公司母国文化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东道国 子公司的价值认同，子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自母国，中下层管理人员虽然来自当地， 但往往在接受跨国公司母国文化培训、熏陶后，对其有很强的价值认同，在工作中就会 按其价值取向去行事。马杰也强调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跨国公司对民族、 国家主权的侵蚀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上，在资本输出的同时，还输出自己的思想意 识、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东道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跨国公司仰仗 其巨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东道国国内的“国中之国”，在操纵东道国经济命脉的同时， 直接插手政治事务，粗暴干涉东道国内政，甚至颠覆东道国的合法政府。)[12][13](p.204)。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母国的机构 制度的影响时，未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文化归属感也进一步被吞噬了。”[14](p .20)在担忧和警惕的同时，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说明各国政府出于经济考虑，依然以不 同程度和方式对之开放国门。近二十年来，许多跨国公司和境外大企业来华投资和建厂 ，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带来了管理体制和人才模式；同时，各类跨国 公司在进入不同国界和异文化群体之后，也开始了自己的新文化适应历程。
总而言之，在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威胁”下，各国的政治文化、语言文化和教育 体系都面临新的向外“散发”机遇和维护自身“安全”的课题，各国的文化安全将越来 越不能脱离国际文化安全的基本问题来讨论。从政治文化上讲，“新本土意识形态”和 “跨国意识形态”将有可能出现长期的互动和并存。从语言文化上讲，英语将成为“地 球村”人们交流的基本国际语言，英语也因此日益成为一种“复合语”；同时，语言的 全球性通用又会大大加强人们对各类传统地方语言的珍惜和保护。从教育体系上看，日 益便捷的信息国际化和网络化传播，将不断推动各国教育的理念和体制革新，使人们更 加普遍地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维护国家安全的政府举措会因 此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和舆论监督。
三、创建维护文化安全的中国战略
中国具有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作为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基础，这种历史文化根 基要比思想意识形态更加坚实。一旦面临国际间的军事、经济或社会关系挑战，中国的 内在适应性和对抗力量会是全面而深入的，不需要过多地依靠意识形态和物质强力去维 系自身的生存。换言之，中国是一个有深层共同文化根基的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社 会，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现代优势。但是，这个现代优势也要经受现代化运动的挑战， 而“非传统安全”的新研究视野以及各国文化安全战略的调整和改革对我们有许多启示 。
首先，从具体战略设计的方向上考虑，中国在政治文化上可以积极建设现代(开放、开 明)民族文化与跨国意识形态，并参与建设和积极维护国际文化规范。如前所述，加强 民族主义和超越民族主义是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处理好的矛盾和必须寻求的 平衡。传统文化、民族意识和新时期意识形态是关系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砝码。从 政治文化和基本制度安全的角度讲，中国仍然会面临民族精神不健康、文化认同危机和 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等现实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由于国内政治民主 制度还在不断地完善中，公民的各类个人权益和个体安全问题尚有待充分落实；二是由 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混淆视听。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的建 构有先有后，有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形成，有的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被急速打造而成 。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而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有欧美强势的民族主义，有亚非拉 弱势的民族主义；有侵略的民族主义，有反抗的民族主义；有左翼的民族解放的民族主 义，有右翼的反共亲美的民族主义。支持文化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全球主义)目前也是鱼 龙混杂，既有主张普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也有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 休止的相对化的民族分裂主义；还有以经济和科技为支撑、冠以跨国公司名称的“市场 原教旨主义”。在各种可疑的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现象面前，文化认同危机也在各国间 以不同方式出现(注：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 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而导致 不知道“我是谁”或不清楚自己的长处和问题，或者由于见惯了境内的各种跨国公司和 用熟了各种进口产品，公民觉得自己有了多种身份或跨国意识，于是会觉得新旧之间， 你我之间，地域的与族群的、国家的与跨国的，都在变幻不定，因此不必太在乎。)。
针对这样的挑战，中国的未来政治文化建设就必须警惕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僵 硬的意识形态，以及娱乐至上的游戏主义。应该看到：保持国家文化的“个性”和建设 “共通”的世界文化是一对“合理”的悖论，文化的交往与合作不仅是每个国家、团体 和个体的权利，也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国际交往中的相互信任需要寻找和建立相同或相 似的文化基础，感觉彼此“威胁”主要是由于缺乏有效沟通而产生的“误解”。闭门造 车式的建设我们已经尝试过，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也是我们在“摸着石子过河”中逐渐 取得的，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这种开放和开明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以不断创新的精神 将我们的“新本土意识形态”真正确立和完善起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经常调研反省自 身的文化发展现状和国民精神状况，鼓励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树立起与自身经济实力相 适应的健康的现代精神取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人民还需以参与者的态度积极地介 入文化全球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讨论，促使一个健康正常的国际文化规范逐渐完备和巩 固，让中国和世界一起建设必要的跨国意识形态，从而为不断扩展和深化中的全球文化 大交流构建一个平等对话、理性沟通、精神财富分享的具有共同观念的平台。
其次，中国应该强调以文化创新精神建设文化大国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 ”，就是通过经常的自我反省，真正清楚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所属、所有和所求。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郑时龄教授曾在演讲中谈到：古罗马最伟大的建筑万神殿前的 广场上，麦当劳餐厅的店招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黄色M灯，而在上海，麦当劳的店招要比 世界上其他城市更大、更显著[15]。这样的例子说明：中国人确实需要不断思考和合理 评估自己和他人的文化，评估不同文化在中国的引进价值、结合方式和创新可能。过于 自信和迷信他人，是两个看似相反实则一体的不成熟民族心态的表现。建设中国人的“ 文化自觉”，一是要经常调研和关注我们的语言文化安全，既要让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 学习外语成为促进我们母语学习和本国文化发展的外力，又要尽快摆脱对外语的盲目推 崇；二是要密切关注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势态；三是要重视政治、法律和经济手段，加 强对商业文化负面影响的控制。
再次，中国需要加强跨国信息交流和各方合作，有效治理各种跨国联动的文化极端主 义活动，警惕各种文化非理性主义情绪的盲动。“9·11”事件发生以后，关于“文化 冲突”和“文化战争”的争议就一直是国际安全问题探讨的焦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争 论和调查后，人们发现，所谓“文化冲突”或“观念与制度”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国 与国的差异文化之间，它们也一直发生在国家—民族内部；大多数“文化冲突”都是属 于正常的文化势力间的竞争和较量，它们并不必然导致国民文化身份的丧失或文化认同 的下降；夸大“文化冲突”的危险和无视“文化战争”的威胁，主要出于三个认识缺陷 ，即将有差异的诸多文化视为客体的、静止的、你死我活的。R·斯塔温黑根教授指出 ：每个可识别的文化都是植根于历史且随着时间产生变化的。一种文化如果能够在包容 变革的同时还保持自己的特征，即可被认为拥有特别的生命力……但这一视角也有危险 ，它将文化视为客体，一个独立存在于社会空间的“东西”。而在社会空间里，各种社 会行为者是相互关联的[6](pp.101-102)。正因为文化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体”， 而不是简单的客体或“东西”，文化也不仅仅因为相对和差异而具有特征，因此，文化 总是因为日益变化的社会主体和他们的不断建构及重新想像，而从形式到内容不断地创 新和变革；不同文化间的竞争和较量虽然正常、自然、持续地进行，但它们也常常被政 治家和商人们动机不纯地设法利用；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潜伏着一些非理性的思维 方式和不健康的历史情结，它们也常常被大众以为是随便发泄自身愤懑情绪的合法依据 。近些年来，以宗教和文化为名的国际联动的种族屠杀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频繁，同时 ，因为国家间贫富不均和现代化发展差距造成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非理性思维，也时 常引发政治和外交危机，所以，加强跨国信息交流和各方合作，有效治理国内的“文化 冲突”和各种跨国联动的文化极端主义活动，才能真正提升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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