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及其生态学意义研究

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及其生态学意义研究

朱晓君[1]2004年在《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及其生态学意义研究》文中指出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及其生态过程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次运用较大的空间尺度和以食性为基础的功能群研究方法,囊括整个长江河口潮间带典型湿地类型——沿江沿海湿地(长江口南岸)和沙洲岛屿湿地(崇明东滩,横沙岛东侧,九段沙),对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加强了自然环境梯度和人为活动对其生态过程的影响机制的探讨。首次采用国外先进的底栖动物污染评价指数——生物系数(Biotic Coefficient),并结合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方法,对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本文还对底栖动物在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功能做出了初步探讨,并首次估算出其物质产品(自然资源)价值。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除盐度外,沉积物粒径也是影响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纵向梯度底栖动物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其分布趋势随着盐度和沉积物粒径的增大而增多。沿河口纵向梯度,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上游沿江湿地(浏河口,高东),生境条件相对单一,滩面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明显较低;下游沿岸湿地(南汇边滩,芦潮港),潮滩高程较高,植株密度和生物量增加,栖息空间增加,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均较上游多;沙洲岛屿湿地(崇明东滩,横沙岛东侧,九段沙)表现出咸淡水混合的过渡带特点,生境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人为因素干扰程度较低,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均较高。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各潮位区底栖动物群落具有显着差异,多维序列分析(MDS)也表明了沿潮间带湿地的高程,底栖动物群落存在着明显的梯度格局。从低潮区、中潮区再到高潮区,植株高度及地上部分生物量逐渐增大,初级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沉积环境的稳定性加强,底栖动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度也相应增大。 沿着河口纵向梯度,每一食性功能群内的物种数量从上游到下游呈逐渐增多的趋势。河口上游区域的大面积围垦造地及环境污染是降低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多样性的主要原因,缺乏杂食和碎屑食者,且肉食者物种很少,说明了区域生境破碎化明显,导致营养源的减少以及食物链的简单化。沙洲岛屿湿地和下游沿岸潮间带湿地,潮滩发育较为完善,面积宽广,初级生产力较高,食物网结构复杂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化,食物源丰富,食性功能群数量较多,且每一食性功能群内的物种数量较多,但由于其受长江上游径流来水及下游潮汐的扰动,部分区域滩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淤涨和冲刷,限制了一些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的生存和发展。不同潮位区的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的种类组成具有显着差异。低潮区,基本未有植被覆盖,代表了潮间带湿地演替的初级阶段,以浮游生物食者为主,未发现碎屑食者;中潮区,大量植被的出现以及初级生产力有所增高,生境趋向于多样化,代表了演替的较高阶段,食性功能群类型趋于多样化,本区植食者占绝对优势,除未发现碎屑食者外,其它各食性功能群物种数量均较多。高潮区,水动力条件较弱,陆生化趋势明显,开始出现大量的碎屑食者,该区域植食者仍为优势类群,但杂食者消失。 运用底栖动物评价河口潮间带湿地的污染状况的结果为:Sh~on一wiener多样性指数(H,),所有断面属于中度污染水平;生物系数(BC),所有断面属于轻度污染水平。就各采样站位而言,H’的评价结果为:LL、GL、JHZ站位属于重污染,其它站位属于中度污染。BC的评价结果为:LH和CHZ站位属中度污染,其它各站位皆属轻度污染。评价结果的差异表明:两指数在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污染评价的运用,应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指数方法评价。 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具典型代表性的经济底栖动物所提供的物质产品价值 (自然资源价值)至少约为19,660元瓜a.a。丰富的底栖动物资源不仅是其它动物的重要饵料来源,许多种类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应保护底栖动物的生境不受破坏,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大力开发和发展经济种的养殖工作,把对潮间带生物的保护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对潮间带生物利用的理论研究。

严娟[2]2012年在《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文中指出于2010年8月-2011年5月对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并对其群落分布格局、次级生产力及其重要影响因子进行较深入研究。2011年5月-2011年11月对九段沙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境、功能群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崇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83种,其中甲壳动物29种,软体动物25种,环节动物23种,昆虫幼虫及鱼类各3种。底栖动物平均丰度和生物量分别为637.83ind/m2、37.30g/m2。丰度和生物量断面间分布一致,均为东旺沙(D)>捕鱼港(B)>团结沙(T),季节上丰度为夏季>春季>秋季、生物量为春季>夏季>秋季。崇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数J、Simpson指数D、丰富度指数d平均值分别为1.97、0.52、0.61和1.83,且总平均值均为B>T>D。东滩叁断面MPI值介于-40.866~21.193,波动较剧烈,其中东旺沙MPI值介于-14.352~5.948,秋季属清洁,夏季属中度污染;捕鱼港MPI值介于10.966~3.678,属中度污染;团结沙MPI值介于21.193~-40.866,春季严重污染,秋季属轻度污染,夏季清洁。Cluster聚类、多维尺度分析(MDS)分析显示春季群落结构与夏、秋季群落差异显着。相似性百分比SIMPER分析显示光滑狭口螺、河蚬、拟沼螺、绯拟沼螺、焦河蓝蛤、丝异引虫等12种底栖动物对潮间带群落结构影响最大。2运用主成分分析(PCA)对东滩环境因子进行分析,显示水体叶绿素a(Chla-W)、盐度(Sal)、总磷(TP)、硝氮(NO3-N)、沉积物有机质(TOC)是造成断面间环境差异的主要因子,其中团结沙生境状况最稳定,捕鱼港次之,东旺沙最剧烈;结合总氮(TN)、TP及溶解性固体(TDS)对水质进行分析,表明潮间带水质总体污染严重;沿潮间带自南向北的梯度水质逐渐变差。Cluster聚类、MDS分析显示东旺沙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捕鱼港、团结沙间存在较大差异,捕鱼港和团结沙群落差异较小。相似性百分比SIMPER分析显示河蚬(Corbiculafluminea)、焦河蓝蛤(Potamocorbula ustulata)、光滑狭口螺(Stenothyra glabra)、拟沼螺(Assiminea)、河裸嬴蜚(C.acherusicum)、丝异引虫(Heteromastus filiformis)等12种底栖动物对潮间带群落结构影响最大。典范对应分析(CCA)显示春季春季TDS、C、TOC、Chla-O、Sal等5个因子与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相关性显着;夏季为Sal、C、TOC、TP、T、NO_2-N、NO_3-N+NO_2-N;秋季为NO2-N、T、TOC、TP。3利用Brey(1990)的经验公式分析了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P/B值。结果表明:以去灰干质量(AFDM)计,5月、8月和11月总平均次级生产力和总平均P/B值分别为6.71g m-2a-1和1.01a-1。纵向梯度上,总平均次级生产力叁者大小排序为D>B>T。分析表明,潮间带次级生产力受软体动物影响明显,其中河蚬、焦河蓝蛤、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光滑狭口螺、泥螺(Bullacta exarata)和中华拟蟹守螺(Certhidea sinensis)这6种优势种贡献了崇明东滩潮间带65.24%的次级生产力。调查区域总平均P/B值为1.01a-1,推测东滩大型底栖动物平均一年更替一代,群落结构不稳定,受外界影响较大。对次级生产力影响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除生物量、栖息密度外,水体总氮、总磷对其也存在较大影响。典范对应分析(CCA)显示断面群落次级生产力环境影响因子不尽一致,东旺沙影响因子为Sal、TP、TOC及DO;捕鱼港影响因子为TN、TOC、Chla及DO;团结沙生境状况极稳定,受环境因子影响极小,分析其次级生产力影响因子可能更偏向于沉积物理化因子。4对九段沙上沙、下沙、江亚南沙叁断面盐渍藻类带(mu)、藨草/海叁菱藨草带(mt)、互花米草带(sa)、芦苇带(pa)、茭白带(zl)共5种植物带生境大型底栖动物进行定量调查。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50种,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各17种,多毛动物10种,鱼类1种,昆虫5种。mt带物种最多,mu带其次,pa带22种,zl带21种,sa带最少,各生境主要类群物种数分布大小排序不尽一致。总平均丰度为748.86ind/m2,总平均生物量为68.12g/m2,平均丰度软体动物占总量80.82%,其余排序为甲壳动物>多毛动物>昆虫;平均生物量甲壳动物占总量56.43%,其余排序为软体动物>昆虫>多毛动物。春、夏季平均生物量差异极显着(P<0.01),平均丰度差异显着(P<0.05);夏、秋季平均生物量差异极显着(P<0.01),平均丰度差异不显着(P>0.05);春、秋季平均生物量差异较大,但不显着(P=0.058),平均丰度差异极显着(P<0.01)。5种生境中,平均丰度大小排序依次为sa>mt>pa>mu>zl,平均生物量为zl>mt>pa>sa>mu。mu带平均丰度与mt、sa带平均丰度存在显着差异(P<0.05);zl带平均生物量与其他四种生境平均生物量存在显着差异(P<0.05)。四种多样性指数均在sa带最低,d和H′在pa带最高,J和D在zl带最高。Duncan分析表明各生境d指数无显着差异(P>0.05),H′和D指数在Sa带、zl带差异显着(P<0.05),J指数在mu带、sa带、zl带差异显着(P<0.05)。5种生境群落结构zl带与其它4种生境间差异显着。多样性指数表明pa带向陆地演替特征不明显,说明九段沙作为新生沙洲整体还处于向湿地的过渡阶段,保护工作的开展极其重要。5九段沙大型底栖动物依食性可分为5类功能群,再按运动、摄食方式进行划分,总共可分为11种功能群。功能群所含物种数占总量比值从高到低为:PI>Ca=Ph>De>Om,功能群所含物种丰度占总量比值从高到低为:Ph>PI>Ca>De>Om,功能群所含物种的生物量占总量比值从高到低为:Ph>PI>De>Ca>Om。物种数在高、中潮区差异显着(t=5.469,P<0.05),且二者均与低潮区物种数差异不显着(P>0.05);物种在季节间差异不显着(P>0.05)。对九段沙潮间带主要功能类群的生物量、丰度、物种数进行分析显示:丰度上,Ph潮区间差异显着(P<0.05),De季节间差异显着(P>0.05);生物量上,PI、Ph潮区间差异显着(P<0.05),季节间均无显着差异(P>0.05);种类数上,Ph潮区间差异显着(P<0.05),PI季节上差异极显着(P<0.01),De季节上差异显着(P<0.05)。这说明九段沙功能群的分布受潮区、季节影响均较明显。De功能群丰度上,春季与夏、秋季之间差异显着(P<0.05),夏、秋季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物种数上春、秋季差异显着(P<0.05),且均与夏季差异不显着(P>0.05)。对PI物种季节分布进行分析,结论为夏季物种数与春、秋季差异显着(P<0.05)。群落聚类分析表明,各群落季节上差异较小,潮区间群落差异较大。SIMPER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HDX、FDX、FMX是造成群落差异的主要功能群。PCA分析表明高潮区和5月的中潮区受到HMX、HDX、SMJ功能群的影响远大于FMX、FDX、FMJ,夏、秋中潮区受FDX、CDJ的影响最大;低潮区受FMX、CMX、FMJ的影响较大。

余骥[3]2014年在《崇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选择了崇明东滩潮间带作为研究地,在探讨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现状、能量流动状况以及生态健康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区域近l0年来群落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和规律,并选择研究了重金属污染元素镉(Cadmium)对东滩底栖动物关键功能种无齿螳臂相手蟹(Chiromantes dehaani)的毒性作用,以期为东滩湿地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提供理论依据。1.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空间分布本研究于2012年4-12月,采用生态学的方法,选择了崇明东滩潮间带的5条采样断面,研究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在崇明东滩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40种,其中多齿围沙蚕(Perinereis nuntia)为该区域的新分布种;年均丰度为(210.30±93.56)ind/m2,年均生物量为(74.07±16.03)g/m2生物多样性指数d、H'与J分别为1.81±0.41、2.55±0.38、0.67±0.11;群落聚类和MDS分析表明南北断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2.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能流分析选择了Brey经验公式估算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和P/B值,结果表明,群落次级生产力的分布格局存在时空差异,年均次级生产力和P/B值分别为22.47g.m-2.a-1和0.85a-1,其中无齿螳臂相手蟹(Chiromantes dehaani)、谭氏泥蟹(Illyoplax deschampsi)、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中华拟蟹守螺(Cerithidea sinensis)、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堇拟沼螺(Assiminea violacea)和绯拟沼螺(Assiminea latericea)这8种营养层次关键功能种贡献了85%的次级生产力。运用功能群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营养级和食物网。结果表明,崇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主导功能群是位于第Ⅱ营养级的植食者功能群(Phytophagous group, Ph)和浮游生物食者功能群(Planktophagous group,P1),两个主导功能群对底栖动物亚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保护区后续的生态修复中应特别重视这两个功能群的保护。由于底栖动物亚系统仅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造成其内部营养级之间的能流传递效率极低,这也提示我们应从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来维持底栖动物亚系统的稳定。3.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生态健康状况的评价应用5种定量方法对5条断面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分类学多样性指数、ABC曲线和海洋生物指数AMBI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总体上崇明东滩潮间带的生态环境仅受到轻度的污染,生态健康状况良好。而BOPA index的评价结果更为乐观,总体上没有受到污染,较为清洁,生态健康状况优良。4.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年际变化本研究根据10年来的历史资料,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长期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数、丰度和生物量均减少;年际间的生态健康状况质量呈现先下降后好转的总体趋势;尽管10年间的群落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以分类学多样性指数计算的“生物多样性”体现出较为稳定的特点。环境变化和持续的人为干扰是导致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的主要原因。5.水体Cd2+对无齿螳臂相手蟹的毒性作用本研究选择东滩潮间带底栖动物的关键功能种无齿螳臂相手蟹(Chiromantes dehaani)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金属污染元素镉对其亚急性作用下的毒性效应。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96h的LC50是49.72mg/L,安全浓度为0.49mg/L,较其它蟹类,无齿螳臂相手蟹对Cd2+的耐受性较高。亚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镉胁迫可以引起抗氧化酶系统活性的改变,随着Cd2+浓度的增加和作用时间的延长,SOD、CAT和GSH-Px酶活性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即在短时间低浓度Cd2+的作用下被激活,在高浓度和长时间的作用下被抑制,叁者在解除Cd2+引起的氧化损伤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镉胁迫还可抑制Ca2+-ATPase的活性,其具体的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鳃和肝胰腺中MT含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一效应关系和浓度一效应关系。镉胁迫对两种组织的显微结构产生时间一效应关系,而对鳃组织造成的损伤要明显大于肝胰腺组织。

安传光[4]2010年在《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河口湿地是全球50个对环境变化敏感的区域之一。大型底栖动物在河口生态系统营养关系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其多样性与分布格局的改变会引起初级生产者以及高级消费者相应的种群及群落的变化。此外,大型底栖动物还调节着河口生态系统的许多生态功能,其群落结构的改变影响河口沉积物稳定性及物质输送等重要的物理、化学和地质过程。因此研究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分布格局,不仅有助于了解底栖动物类群对潮间带的作用,而且可为了解河口潮间带生态系统功能以及其它生物对河口潮间带的利用提供基础资料。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是河口生态学的基础,但至今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近年来长江口受人类活动干扰频繁,迫切需要了解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的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以应对河口受损湿地、生态修复提供基础资料。因此,本文从陆缘潮间带和岛屿潮间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并探讨了潮间带湿地修复过程中大型底栖动物的演替规律等。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本次调查的地域范围基本涵盖了长江口主要的陆缘和岛屿的潮间带。包括崇明岛、北港北沙、九段沙及南汇陆缘滩涂四部分。2006年6月和10月对崇明岛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设置了21个采样断面,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72种,隶属于5门、41科。6月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166.20ind/m2和99.28g/m2,10月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136.81ind/m2和83.04g/m2,多样性指数H'、J和D的值分别为1.851±0.528、0.306±0.098和0.622±0.141。优势种有无齿相手蟹(Sesarma dehaani)、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谭氏泥蟹(Ilyrplax deschampsi)、河蚬(Corbicula fluminea)、中国绿螂(Glauconome chinensis)、绯拟沼螺(Assiminea latericea)、拟沼螺(Assiminea sp、尖锥拟蟹守螺(Cerithidea largillierli)等。近年来崇明岛围垦较少,潮间带的高程较高,因此,生活在崇明岛的潮间带上部的半陆生蟹类繁盛,对生物量贡献大,如无齿相手蟹分别占6月和10月总生物量的32.35%和43.64%。经聚类分析,崇明岛潮间带的底栖动物可以分为南部群落、东滩群落和北部群落,这与叁个群落差的盐度、沉积物和植被差异较大有关。南部群落底栖动物群落种类组成简单,半陆生的无齿相手蟹为优势种;北部群落的种类组成较复杂,该区域的盐度高、沉积物颗粒细,泥螺(Bullacta exarata)和彩虹明樱蛤(Moerella iridescens)是部分断面低潮带的优势种;东滩是盐度变化最剧烈的区域,沉积物颗粒较粗,大型底栖动物种类较多、群落结构复杂。2007年5月、6月和7月对北港北沙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8个采样断面。北港北沙的高程低,仅在大潮时露出水面,无高等植物分布。由于缺少底栖动物栖息和繁育的场所,大型底栖动物尚处于演替的初级阶段,种类组成简单,有14种,隶属于4门4纲12科。其密度、生物量平均值仅为0.25ind/m2和0.22g/m2,H'J、D和AMBI的平均值总平均值分别为0.667、0.667、0.255和1.122。北港北沙的沉积物不稳定,不适宜双壳纲动物繁殖,也不适合腹足纲动物生存,因此缺少腹足纲动物,并缺少双壳纲仔体。这也说明盐沼植物对维持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2009年5月、7月、10月和12月对九段沙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8个采样断面。九段沙是处于自然演替中的沙洲,也是上海惟一未被围垦和开发的沙洲。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复杂,有82种,隶属于5门49科。全年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405.80 ind/m2和87.70g/m2。虽然丰水季节九段沙的盐度相对较低,但它受外海海水入侵的几率很高。分布有很多对低盐环境适应能力极强的海水种。如在九段沙东滩出现高密度的四角蛤蜊(Mactra veneyformis)群落,并且有紫彩血蛤(Nuttalia obscurata)和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的分布。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密度主要受制于拟沼螺、微小螺(Elachisina sp.)、钩虾(Eohaustorius cheliferus)和中国绿螂的影响;生物量主要受制于无齿相手蟹、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焦河篮蛤(Potamocorbula ustulata)和四角蛤蜊(Mactra veneyformis)的影响。江亚南沙潮间带首次发现密度极高的短腿水叶甲(Donacia frontalis)分布。2006年9月和2007年5月对陆缘滩涂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设置31个采样断面。陆缘滩涂是受人类活动干扰最多的区域,围垦和污染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多数区域,陆缘滩涂的高中潮滩几乎丧失殆尽,仅有少量自然滩涂被留存下来。大型底栖动物有67种,隶属于4门36科。春、秋季陆缘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712.81 ind/m2和123.44 g/m2,761.65 ind/m2和115.63 g/m2。高等植物分布区是底栖动物数量、生物量和多样性最高的区域,而陆缘滩涂的高等植物分布带宽度往往只有几十米。围垦使高中潮滩湿地的丧失,使大量在潮间带上部生存的物种栖息地丧失,影响较大的有相手蟹和厚蟹等半陆生种类。人工设施的大量存在,导致硬相潮间带生物的繁盛。此区域底栖动物优势种主要有中间拟滨螺(Littorinopsis intermedia)、齿纹蜒螺(Nerita yoldi)、牡蛎(Crassostrea sp.)和白脊藤壶(Balanus uliginousus)。底栖动物的组成结构的变化,对生态影响尚需要进一步探讨。总而言之,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分布规律与高程、盐度、植被、沉积物组成成分密切相关。崇明岛、陆缘滩涂、九段沙的高程、盐度较高、植物群落完整,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数、密度、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较高;北港北沙高程低、无高等植物、盐度较低、沉积物颗粒粗,因此北港北沙的相关指标都显着低于其他调查区域。2.人类活动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特征的关系本次调查在长江口潮间带设置了68个断面,在2006年6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对每个断面进行了2至4次调查取样。共鉴定出大型底栖动物110种,隶属于6门75科。节肢动物最多,有35科63种;软体动物次之,有27科39种;环节动物再次之,有10科18种。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和环节动物门的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繁多,腔肠动物门、纽形动物门和星虫动物门都仅有一种。按栖息环境的底质特征,软相潮间带类型有65科91种,硬相潮间带类型有7科16种。以往历史资料记录的大型底栖动物都在60种左右,与之相比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资料。有些种类在长江口属新分布种,也有些记录种未能采集到标本。中国耳螺(Ellobium chinensis)、紫游螺(Neritina violacea)、紫彩血蛤等均首次在长江口潮间带发现。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的增加主要是调查范围扩大的结果。本研究选取在长江口潮滩分布最广泛的无齿相手蟹来分析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残毒。结果表明:无齿相手蟹对铜等生命活动所需的金属的富集能力很强,对非必须的铅、汞、铬、砷的富集能力弱。崇明岛无齿相手蟹的油类、铜、DDT、铅、镉、砷和铬在部分站位超标,显示出这些区域污染较重,附近水体污染导致了的有毒物质积累。陆缘滩涂的无齿相手蟹的砷、镉、铅和石油类含量偏高,杭州湾沿岸的部分断面铅、镉超标,毗邻排污口是造成超标的主要原因。与历史资料相比,崇明东滩的无齿相手蟹体内的铅、锌、铜残留量均有所增加,但南汇样品的重金属铜、铅残留量有所减少。本文以南汇围垦潮间带为研究对象,用时空替代的方法对南汇围垦区域内的底栖动物进行了跟踪调查。围垦对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优势种、多样性指数等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围垦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迅速衰退,并在有水源的区域演替为湖泊常见的摇蚊群落;围垦区外,大型底栖动物集中分布于几十米宽的促淤堤内,水下建筑区聚集了泥沙质潮间带所没有的类群,如齿纹蜒螺等。长江口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扩散,改变了长江口滩涂植被、底栖动物的分布,以及种群数量等,影响到长江口崇明岛和九段沙保护区的生态功能的发挥。控制和减少互花米草势在必行。本研究对互花米草进行割除并用水淹的办法控制互花米草群落,试图恢复芦苇群落。在植被的恢复过程中,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也随之发生演替。结果显示,水淹没后的高潮带,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简单化。半陆生或两栖生活的底栖动物将大量减少、甚至绝灭,生活在水体底部的摇蚊幼虫、河蜾赢蜚等繁盛。因此,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建议在芦苇植被恢复过程中,应局部保留高潮带区域,以便有足够的空间和底栖动物种质资源迅速恢复修复湿地内的底栖动物群落。总之,从大型底栖动物角度,可以了解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保存较为完好,九段沙潮间带是维护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较好的区域之一,陆缘潮间带是开发程度最高的区域,人为的因素对潮间带底栖动物的影响极为严重,作为新生沙洲的北港北沙处于演替的早期阶段。同时崇明岛潮间带和陆缘潮间带受环境污染和围垦的影响,湿地底栖动物的恢复需要的时间周期较长。

吕巍巍[5]2017年在《围垦及盐度淡化对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口激增和城市化进程加深,土地稀缺逐渐成为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难题。长江口滩涂是上海市的主要后备土地资源,对其进行围垦和开发可以有效解决土地问题,但围垦引起的栖息地减少和水生动物多样性降低等生态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型底栖动物是河口生态系统重要的水生动物类群,在食物网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由于生命周期较长、活动能力较弱、环境敏感性较高,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被认为是监测生境健康状况的理想生态指标。为研究围垦工程对河口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本研究对长江口横沙东滩和崇明东滩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长期野外调查,探讨围垦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过程,以及主要环境因子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退化的关系。同时,通过对人工修复湿地——长江口牡蛎礁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的调查和分析,初探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恢复的适合方法。在此基础上,模拟围垦湿地水体盐度淡化过程,对优势种无齿螳臂相手蟹(Chiromantes dehaani)的渗透和离子调节酶、能量代谢、抗氧化和免疫因子、消化酶等生理生化指标,以及性腺发育、繁殖和胚胎存活等生殖过程进行研究,以期为了解围垦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机制积累基础资料。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围垦对横沙东滩和崇明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1.1横沙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于2012年4月至2015年12月对横沙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进行采样调查,设置5个研究区域:围堤内样区RI和对照样区RIC,围堤外样区RO和对照样区ROC,以及恢复样区R。结果显示,横沙东滩共记录大型底栖动物38种。样区R和RIC的物种数、优势种数、丰度、生物量和多样性相对较高,而样区RI的群落相关指数处于较低水平。从年际变化看,样区RI的原始优势种,如拟沼螺(Assiminea sp.)和谭氏泥蟹(Illyoplax deschampsi)在围垦1a后陆续消失,而摇蚊幼虫(Chironomidlarvae)取代原始物种成为群落的主导类群。样区RO的群落退化程度低于围堤内,但由于潮滩较窄且无植被覆盖,导致群落相关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样区R的群落恢复趋势明显,且小个体物种的恢复水平较高。聚类和MDS分析显示,5个样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SIMPER分析显示,摇蚊幼虫和拟沼螺对群落差异的贡献率最高。以上结果说明,围垦会引起横沙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而保留湿地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存在自然恢复的可能性。1.2横沙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2012年春季(4月)、夏季(7月)、秋季(10月)和冬季(12月)对横沙东滩5个样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环境相关性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均存在显着空间差异(P<0.05),而在季节间没有显着性变化(P>0.05)。BIO-ENV和相关性分析显示,样区RI、RO和R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构成与环境因子变化关系比较密切,影响叁个区域的主要环境因子分别为盐度和沉积物含水率,溶解氧、pH和沉积物砂含量,水温和植被丰度。ABC曲线研究显示,样区RI、RO和R的底栖生境总体上受到中等程度的外界干扰,而样区RIC和ROC的生境未受到外界扰动。漏斗图分析说明,样区RI受到一定程度的人类干扰,而样区RO、ROC和R未受到人为因素扰动。因此,围垦对底栖生境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干扰十分明显,而盐度和沉积物含水率的降低可能是导致大型底栖动物群落退化的主要环境因子。1.3崇明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于2014年4月-2015年12月对崇明东滩围垦潮滩的围堤内样区RI和围堤外样区RO,以及自然潮滩的对照样区RIC和ROC进行采样调查。结果显示,崇明东滩共收集大型底栖动物35种,隶属于5门7纲。样区RO的物种数、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指数,以及样区RIC的丰度和Λ+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相反,样区RI的丰度、生物量、物种丰富度和⊿+指数,以及样区ROC的物种均匀度和Λ+指数的空间分布水平较低。从年际变化看,样区RI的多样性指数明显下降,且摇蚊幼虫(Chironomid larvae)的优势地位比较突出,而其它样区的群落变化不明显。聚类和MDS分析显示,2015年样区RI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其它样区存在明显差异。SIMPER分析证实拟沼螺、光滑狭口螺(Stenothgla glabra)和摇蚊幼虫是导致群落差异性的主要贡献物种。综上所述,围垦导致崇明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其中,围堤内群落多样性出现明显退化,而围堤外的群落状况优于围堤内以及对照的自然潮滩。1.4崇明东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于2014年春季(4月)、夏季(7月)、秋季(10月)、冬季(12月)对崇明东滩4个样区大型底栖动物的环境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在季节间差异显着(P<0.05),而丰度在季节和样区间均无显着性差异(P>0.05)。BIO-ENV和相关性分析显示,样区RI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环境相关性相对较高,盐度、含水率和植被丰度是影响样区RI的主要环境因子,且与生物量呈显着正相关关系。ABC曲线分析显示,样区RI、RIC和ROC的底栖生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外界干扰,样区RO则未受到扰动。漏斗图分析证实,样区RI和RIC的生境受到人类扰动影响,而样区RO和ROC则未有人类干扰行为发生。以上结果说明,崇明东滩底栖生境受到围垦的严重干扰,围垦湿地内盐度、含水率和植被丰度的变化可能是导致大型底栖动物群落退化的主导环境因子。1.5长江口人工牡蛎礁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的生态学研究于2013-2014年的夏季(8月)和秋季(10月)对长江口牡蛎礁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在季节之间无显着性差异(P>0.05),而在各样点之间差异显着(P<0.05)。从空间分布看,高盐度区的物种丰富度较高,中盐度区的物种均匀度较高,南导堤样点的多样性指数总体上高于北导堤样点。将历史数据与本次调查结果结合观察大型底栖动物的十年变化情况,显示牡蛎和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由大幅波动逐渐趋于稳定。漏斗图分析证实,样点N2和N6的生态环境可能分别受到比较严重的人类干扰,其它样点生境状况较好。冗余分析显示,水体盐度和基底环境状况可能是影响多样性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研究表明,构建牡蛎礁对湿地环境有一定的修复效果,但部分岸段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可能受到人类活动和工程的严重干扰。2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生理指标的影响2.1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渗透压、离子浓度和Na+/K+-ATPase活性的影响采用逐步降盐法,研究了盐度淡化(24‰、18‰、12‰、6‰、0‰0d、0‰24d)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血淋巴渗透压、离子浓度以及Na+/K+-ATPase活性的变化。结果显示,雌、雄蟹等渗点分别为609 mOsm/kg H20和599 mOsm/kg H20,等渗盐度接近20‰。随着盐度淡化,无齿螳臂相手蟹血淋巴渗透压、Na+、Cl-和K+浓度均呈显着下降趋势,而Ca2+浓度和Na+/K+-ATPase活性则出现升高。盐度降至0‰以后,Na+和Cl-浓度出现明显升高,而渗透压、K+和Ca2+浓度以及Na+/K+-ATPase活性则均呈下降趋势。雌蟹和雄蟹的血淋巴渗透压、离子浓度以及Na+/K+-ATPase活性均没有表现出显着性差异。2.2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能量代谢的影响采用逐步降盐法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进行低盐胁迫,并对组织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含量检测。结果显示,雌、雄蟹血淋巴和肝胰腺蛋白质,鳃组织总脂肪,以及雌蟹血淋巴甘油叁酯和雄蟹肝糖原含量在24-12%‰内维持相对稳定水平,而低于12‰时含量显着升高(P<0.05),而雌、雄蟹血淋巴总胆固醇和葡萄糖含量在24-18‰内小幅升高,而低于18‰时含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盐度降至0‰后,雌、雄蟹的蛋白质和鳃组织总脂肪含量出现显着下降(P<0.05),而其它代谢指标没有显着性变化。雄蟹的代谢指标略高于雌蟹,但随着盐度变化存在一定差异。2.3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消化酶活性的影响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肝胰腺和胃组织的淀粉酶、纤维素酶、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和脂肪酶活性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雄蟹胃蛋白酶和雌蟹胃组织胃蛋白酶活性在盐度为6-0%‰时被显着激活,而雄蟹胰蛋白酶,以及雌蟹肝胰腺胃蛋白酶和胃组织胰蛋白酶活性在盐度低于12‰时显着升高。相反,盐度低于18‰时,雌、雄蟹的肝胰腺纤维素酶、胃组织淀粉酶和A/T值,以及雄蟹肝胰腺淀粉酶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盐度降至0‰后,雄蟹胃组织淀粉酶活性出现显着升高,而其它酶活性变化不显着。除了脂肪酶以外,雌蟹不同盐度下的消化酶活性均明显高于雄蟹。2.4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非特异性免疫因子的影响对无齿螳臂相手蟹的血细胞总数,以及酚氧化酶、溶菌酶、碱性磷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随着盐度淡化,雌、雄蟹肝胰腺酚氧化酶和碱性磷酸酶和血淋巴酚氧化酶活性先保持稳定,至12-6‰时酶活性被显着激活(P<0.05)。同时,雄蟹血淋巴和肝胰腺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相反,雌、雄蟹的血细胞总数和肝胰腺溶菌酶活性先略升高,至盐度降至18‰时活性受到普遍抑制。盐度降至0‰后,免疫酶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仅有血淋巴溶菌酶活性出现小幅升高。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雌蟹免疫酶活性总体上高于雄蟹。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无齿螳臂相手蟹具有渗透调节能力,其等渗盐度接近20‰。绝大多数代谢指标在24-18‰盐度范围内含量较低,而盐度为6-0‰时含量较高。除溶菌酶外,免疫酶活性在12-0‰范围内被显着激活。同时,蛋白消化能力显着增强,而碳水化合物消化过程受到普遍抑制。雌蟹免疫和消化酶活性总体上高于雄蟹,说明雌蟹对水体盐度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强。然而,长期淡水胁迫可能导致雌、雄蟹的免疫防御能力和代谢指标受到抑制,这可能会对种群的生存和繁衍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种群消亡。3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繁殖指标的影响3.1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性腺发育、交配和产卵的影响采取急性降盐法,研究了盐度淡化(24‰、18‰、12‰、6‰、0‰)对无齿螳臂相手蟹性腺发育和交配行为,以及卵巢和肝胰腺的总脂含量进行检测和分析。结果显示,(1)实验12-48d期间,雌蟹12-24‰组和雄蟹6-18‰组性腺指数总体上均高于淡水组;(2)实验24-48d,雌蟹和雄蟹12-24‰组肝胰腺指数显着低于淡水组(P<0.05);(3)实验12-48d,雌蟹12-24‰组卵巢脂肪含量显着高于淡水组(P<0.05),而18-24‰组肝胰腺脂肪含量显着低于淡水组(P<0.05);(4)实验24d时,12-18‰组雌蟹有纳精行为,但无抱卵蟹出现。实验48d时,各盐度组纳精蟹占比均超过75%,且12-24‰组雌蟹抱卵率均为12.5%。以上结果说明,淡水环境对雌、雄蟹的性腺发育会造成一定限制,进而影响交配和产卵。3.2盐度淡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胚胎存活和发育的影响研究了盐度变化对无齿螳臂相手蟹胚胎存活和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0‰盐度下各时期胚胎的流产数量升高趋势最明显,卵裂期和原肠期胚胎分别在144h和240h达到100%流产。同时,0‰盐度中胚胎发育的概率较低,仅14%的心跳期胚胎可以发育至出膜前期。相反,在12‰盐度下卵裂期、原肠期和眼点期胚胎流产数量最少,仅为0‰组的12-19%,而眼点期和心跳期胚胎发育较快,仅需要240h和144h便可以发育至出膜前期。在6‰盐度下,心跳期胚胎流产数量最少,为0‰组的22%,而各时期胚胎在此盐度下均获得较快的发育速度,至出膜前期的时间为144-288h。上述结果证明,无齿螳臂相手蟹胚胎发育的最适盐度为6-12‰,而淡水环境中胚胎很难发育至出膜前期,且流产胚胎数量远远高于各盐度组。因此,围垦潮滩中无齿螳臂相手蟹数量持续减少可能是由于幼体补充困难所致。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淡水环境可能会抑制无齿螳臂相手蟹的性腺发育、交配和产卵过程。同时,淡水中胚胎的流产率大幅增加,进而导致种群数量无法得到补充。因此,围垦湿地水体盐度淡化导致无齿螳臂相手蟹无法顺利完成繁殖过程,这可能是种群消亡的主要原因。

郭涛[6]2014年在《泉州湾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树林和互花米草湿地是滨海潮间带的典型生态系统,底栖动物是潮间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潮间带的生态过程,还能较准确地评估潮间带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对滨海潮间带红树林和盐沼湿地进行了不少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研究,但存在着2个主要问题:(1)对大型底栖动物的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研究结果多种多样,甚至结果是相反的。(2)较少采用不同生境来比较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差异。本研究采用按不同生境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取样,且运用各种数理统计方法和生物指数,特别是M-AMBI等生物指数,比较和评估泉州湾潮间带红树林和互花米草生境的环境质量现状,研究结果可为潮间带红树林种植、互花米草防治、大型底栖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泉州湾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定量取样获得大型底栖动物171种,其中多毛类、腹足类、双壳类和甲壳类物种数较多,分别有67种、21种、24种和46种。洛阳、白沙和蟳埔红树林和盐沼湿地获得的大型底栖动物分别有57种、89种和101种,呈现从湾内向湾口递增的趋势。2.聚类(CLUSTER)和多维尺度标序(MDS)分析结果显示,泉州湾红树林和盐沼湿地从湾内至湾口形成3个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洛阳红树林湿地以寡毛类-指海葵-短拟沼螺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栖息密度优势种,白沙红树林和盐沼湿地以寡鳃齿吻沙蚕-小头虫-短拟沼螺为群落栖息密度优势种,蟳埔盐沼湿地以加州中蚓虫-寡鳃齿吻沙蚕-长吻沙蚕为群落栖息密度优势种。3.洛阳、白沙和蟳埔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分别为870ind·m-2、462ind·m-2和1628ind·m-2,生物量分别是46.10g·m-2、25.97g·m-2和50.00g·m-2。白沙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较低,其中一个原因与养殖废水排放有关,养殖废水排放导致小头虫栖息密度较高而大个体动物较少。4.泉州湾蟳埔和白沙互花米草生境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平均值分别是蟳埔3种、白沙3种生境最高的指数平均值,分别为3.70和2.80,表明泉州湾互花米草生境有利于各种大型底栖动物的栖息。大型底栖动物污染指数MPI、海洋底栖生物指数AMBI和多变量海洋底栖生物指数M-AMBI的评价结果表明,泉州湾潮间带绝大多数生境的环境生态质量属于受轻度扰动或无扰动。5.泉州湾白沙潮间带沉积物盐度较洛阳河口红树林湿地和蟳埔潮间带低,可能与白沙村养殖废水排放有关。泉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参数与绝大多数理化因子、沉积物粒径参数无显着相关。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与小型底栖动物类群数、栖息密度、生物量之间呈显着正相关,但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与小型大型底栖动物类群数、生物量之间没有显着相关。可见,泉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理化因子影响较小,大型底栖动物与小型底栖动物之间存在着食物链网关系。6.泉州湾不同区域潮间带和不同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分布各异。洛阳河口红树林湿地没有浮游生物食者,栖息密度组成上碎屑食者占较高比例,生物量组成上植食者占较高比例。白沙、蟳埔不同生境之间功能群的栖息密度组成较复杂,生物量植食者所占比例较高。

李欢欢, 鲍毅新, 胡知渊, 葛宝明[7]2007年在《杭州湾南岸大桥建设区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及营养等级的季节动态》文中提出2006年5月至2007年1月在杭州湾南岸跨海大桥附近潮滩共采集到32种大型底栖动物,根据其食性类型划分为5种功能群。用功能群方法对这些物种生境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底栖动物各多样性指数在潮带间差异显着,季节间则只有Margalef种类丰度(S)和Shannon-Wiener指数(H′)存在显着性差异;各功能群密度在季节间均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而在潮带间除了浮游生物食者外,其它类群均存在显着性差异;肉食者的种类数在潮带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而在季节间存在显着性差异,其它功能群刚好相反。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主要包括4个营养级别,各营养级的构成密度在季节间差异不显着,在潮带间则差异显着;各营养级种类数是处于第四级的肉食者季节间差异显着,潮带间变化不显着,处于第二、叁营养等级的功能群则正好相反。底栖动物功能群多样性综合反映了杭州湾南岸大桥建设区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化情况。

尤迪, 童春富, 吴逢润[8]2018年在《枯季长江口南汇东滩潮间带盐沼湿地冲淤变化对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盐沼湿地的冲淤变化是影响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组成及其分布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择长江口南汇东滩作为研究区域,设置固定样地,分别于2015年11月和2016年2月,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和沉积物理化因子的季节性取样分析,并在期间内每月进行滩面冲淤变化的观测,分析了枯季长江口南汇东滩潮间带盐沼湿地冲淤变化对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调研期间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37种,从功能群组成来看,以杂食者居多,共25种;植食者次之,共7种;肉食者最少,仅为5种。3种食性功能群的物种数、密度和生物量的时空变化特征有所不同。调研期间,3个功能群物种数都略有下降;植食者密度显着增加(P<0.01),而肉食者、杂食者密度变化不显着(P>0.05);3个功能群的生物量变化均不显着(P>0.05)。植食者密度和生物量在样地间都存在极显着差异(P<0.01);肉食者和杂食者仅密度在2016年2月的调研中存在样地间的显着差异(P<0.05)。不同样地月际冲淤变化特征有所不同,但总体均呈淤涨态势。多数环境因子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P<0.05),仅不同深度的沉积物中值粒径在样地间无显着差异(P>0.05)。滩面冲淤变化对沉积物理化指标的变化具有主导作用。通过非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的与各功能群物种数、密度、生物量变化具有显着相关性(P<0.05)的环境因子组合存在差异。其中,对植食者密度、生物量的变化和肉食者物种数的变化有显着影响的环境因子组合中都包含绝对冲淤变化量。滩面冲淤变化除对大型底栖动物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改变沉积物理化因子特征,间接对大型底栖动物产生影响。对于3种食性功能群来说,产生影响作用的主要生境因子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各食性功能群的物种数均有下降,但相对另外两种功能群而言,沉积物中的营养环境还是更利于杂食者的生存,因此杂食者在竞争过程中更具优势。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在多因子系统监测的基础上,结合洪季的观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陶世如, 姜丽芬, 吴纪华, 赵斌, 李博[9]2009年在《长江口横沙岛、长兴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其季节变化》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秋季(10月)和2007年春季(4月)分别在横沙岛、长兴岛的9个断面采集土壤样本,分析了2岛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及其时空变化格局。结果表明:在横沙岛、长兴岛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13种,分属4个主要类群,其中甲壳动物2种,软体动物3种,环节动物3种,其他动物5种。春、秋季之间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不存在显着差异,两岛之间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差异显着(P<0.05),横沙岛的密度和生物量大于长兴岛。2006年秋季,中潮位底栖动物的密度显着高于其他两个潮位(P<0.05);2007年春季,低潮位的密度显着低于其他两个潮位(P<0.05);而这两个季节各潮位之间的生物量均无显着差异。春季低潮位的生物量显着高于秋季(P<0.05),而高潮位和中潮位的生物量均无显着差异。春、秋季间和各断面间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都没有显着差异。Bray-Cutis群落聚类结果也表明各断面间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不存在显着差异。

李想, 蔡立哲, 卓异, 郭涛, 饶义勇[10]2014年在《泉州湾蟳埔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比较不同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根据在泉州湾蟳埔潮间带3种生境类型获得的大型底栖动物数据进行了分析。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在泉州湾蟳埔潮间带获得大型底栖动物101种,其中浮游生物食者(Pl)、植食者(Ph)、肉食者(C)、杂食者(O)和碎屑食者(D)物种数分别为21种、18种、21种、26种和15种。光滩(沙滩)、互花米草和牡蛎石叁种生境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平均栖息密度、平均生物量、多样性指数的优势功能群多样化,表明泉州湾蟳埔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这种特征是潮汐、生境、底质粒径等环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潮汐导致潮间带的空间异质性(沉积物粒径的差异),空间异质性导致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组成的差异。互花米草、牡蛎石构成了多种小生境,有利于众多大型底栖动物的栖息。还讨论了大型底栖动物物种鉴定水平和功能群划分标准不同对功能群研究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及其生态学意义研究[D]. 朱晓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D]. 严娟. 上海海洋大学. 2012

[3]. 崇明东滩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D]. 余骥.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4]. 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D]. 安传光.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5]. 围垦及盐度淡化对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影响的研究[D]. 吕巍巍.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泉州湾红树林和盐沼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 郭涛. 厦门大学. 2014

[7]. 杭州湾南岸大桥建设区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及营养等级的季节动态[J]. 李欢欢, 鲍毅新, 胡知渊, 葛宝明. 动物学报. 2007

[8]. 枯季长江口南汇东滩潮间带盐沼湿地冲淤变化对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影响[J]. 尤迪, 童春富, 吴逢润. 海洋学报. 2018

[9]. 长江口横沙岛、长兴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其季节变化[J]. 陶世如, 姜丽芬, 吴纪华, 赵斌, 李博. 生态学杂志. 2009

[10]. 泉州湾蟳埔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研究[J]. 李想, 蔡立哲, 卓异, 郭涛, 饶义勇. 海洋通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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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河口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功能群及其生态学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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