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燕[1]2013年在《《大同书》思想渊源和社会构想述论》文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人民的生活困苦,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受到了冲击,就在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下涌现出一些爱国人士学习西方文化,探索中国新的出路,康有为就是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想家之一,他借用传统儒家大同思想,来推进社会改革实践,宣传维新变法理想。他在宣传这些观点时,还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促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因此,中国进步的思想家开始深深思考中国的前景,康有为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光规划出了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建构一种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又实现和谐安乐的理想社会形态,那就是他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以康有为的家世、写作背景、写作过程,大同思想的形成阶段和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来阐述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应该是博爱的,大同思想在这些哲学基础上逐渐形成,指出他的成书过程、形成阶段和大同思想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渊源集中体现在大同思想中,康有为“大同”构想的思想渊源是儒家大同思想、佛教思想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融合产物,在《大同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家的大同思想,也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流传到中国的各种流派的西方思想,比如儒家传统的大同思想、儒家今文经学、公羊叁世说、佛家思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西方思想文化等。由此可以看出,康有为《大同书》思想渊源既来自于传统儒家的某些思想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也来自于近代以来传到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构想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同时,也融合了他的大同社会构想,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远景。他的大同思想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的思想成分,揉进了他的政治制度的构想,描绘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远景。这些对于大同社会理想的构建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所认为的理想境界,对于处在新时期有着同样理想的我们,借鉴康有为研究中国的大同思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借鉴。因此,康有为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构想对现在社会仍然有其时代的意义。
李嘉然[2]2018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大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在主张男女平等、废除私有制以及向往没有剥削压迫、人人互爱的和睦社会等方面存在着契合之处。因此,拉近了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距离,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容易被接受。然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产生条件和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且又受大同思想的长期影响,容易用大同思想类比马克思主义,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宋丽艳[3]2003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全球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在近代被卷入了世界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这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冲击。内忧外患使得中国进步的思想家们开始深深思考中国的前景,即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图谋中华的富强和繁荣。康有为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战略眼光,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同思想,以一种全新的视野鸟瞰全球的经济、政治、人的问题的巨大变化,以此建构一种既可以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又可以在全球实现和谐安乐的理想社会形态——大同世界。这种全球的眼光,在中国近代封闭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 本文首先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着眼,追溯全球化思想的最早内涵。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康有为大同思想中的全球化情结——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人的全球化,分析其思想中的闪光点,扬弃其弊端,并给以哲学的反思。希望本文所作的尝试能给我们今天参与全球化一个理性的思考。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问题和史料,以期能够对康有为大同思想中的全球化情结给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和尽可能合理的分析与评价。
高富利[4]2016年在《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诸多理论着作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同书》便是其中之一。《大同书》是一部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着作。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不仅整合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还在叁世进化观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天才的想象,从去国界、去家界、去产界、去级界四个主要方面来描绘理想中没有国家、没有家庭、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世界同一的未来社会。康有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仅是对中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糅合和改造,也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优缺点的批判吸收。大同世界是消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弊端,但又利用了西方物质文明发展成果,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后最终进入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太平世”理想世界。理论内容的兼容性和理论思想的超前性是《大同书》有别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着作的地方。在书中,康有为不仅融会贯通了中西文化,还在写作手法上对中西文化进行了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此外,《大同书》超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着作之处还在于,康有为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和万物平等的博爱观,这在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着作中是没有明显体现的,因此它是中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大同书》的形成过程也是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过程,这也使得《大同书》中所体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汇通中西思想的基础上,成为了戊戌变法的内在推动力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沟通的桥梁。
梁国斌[5]2010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人民生活困苦,面对苦难,康有为为人类规划出了一条通向幸福之路,那就是他的大同思想。康有为大同思想首先建立在对人的重新认识基础之上。他认为在社会地位上人和人是平等的,在社会关系上主张人和人之间应该博爱,在人的价值追求上主张满足个人的合理欲望。其次,康有为大同思想还建立在他的历史进化论基础之上,他把公羊叁世说和西方进化论思想结合起来,指明了大同思想的实现方式。康有为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同书》中。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去苦求乐作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用平等、博爱作为规划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不仅批判了目前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方面,而且详细描述了人类未来社会制度的特点及实现途径。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时代价值,首先从大同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论述,康有为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其次是从大同思想的内容上说,其内容部分符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后,从大同思想泛爱众生的角度来论述对现在社会的启示意义。
张艳萍[6]2018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构建》文中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重塑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鲜明地体现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同理想的启示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构建离不开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刘星[7]2016年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叁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叁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叁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叁,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叁、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石鑫杰[8]2016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近代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用毕生的精力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社会理想蓝图,即他的大同思想。《大同书》是大同思想的重要体现,为大同思想的实现指明了道路。康有为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佛家思想和西方思想等,建立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对大同社会有了具体的构想。他把“仁”作为万物的本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在博爱的社会中相亲相爱,建立公有制社会,发展科技生产,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与传统儒家的大同社会又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本质上是由于康有为对传统儒家“仁”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造,进行了重新定义,以传统公羊叁世说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实现大同社会的办法。同时也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批判。康有为大同思想构建了一幅和谐的社会理想蓝图,大同思想对今天也有一定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仍有启迪作用。
魏义霞[9]2016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积极意义》文中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念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其理论创新和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立言宗旨上,回应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第二,在文化语境上,融合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四项要素,拥有全球多元的视野、视域和心态;第叁,在合理论证上,奠基于仁学和公羊叁世说之上;第四,在意趣诉求上,紧扣自由、平等的时代主题,尤其是将对平等的推崇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杰龙[10]2008年在《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时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大同理想与和谐社会之间有着传统文化上的内在传承关系。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中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大同书》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宝库是重要的贡献。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和谐,弘扬敢为人先的有为精神,树立创新意识,在创新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大同书》思想渊源和社会构想述论[D]. 郭红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2]. 康有为大同思想对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J]. 李嘉然.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3]. 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全球化[D]. 宋丽艳. 黑龙江大学. 2003
[4]. 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高富利. 安庆师范大学. 2016
[5]. 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D]. 梁国斌. 河北大学. 2010
[6]. 康有为大同思想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构建[J]. 张艳萍. 广西社会科学. 2018
[7].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
[8]. 康有为大同思想探究[D]. 石鑫杰. 河北大学. 2016
[9].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积极意义[J]. 魏义霞.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6
[10].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时代价值[J]. 张杰龙.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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