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6.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成就论文,笔谈论文,认识论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历史学理论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认识的新纪元。但从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仍着重于对客观历史的发展观律进行理论探讨，即着重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理论的构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流派逐渐发展起来，在批判“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过程中，他们强调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形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历史哲学流派，以意大利的克罗齐和英国的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流派影响日渐加剧。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和美国，重视历史认识论的探讨逐渐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时期以来，历史学自身的理论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代替一样，有关历史认识的探讨也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所取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不仅探讨了“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而且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论争中，曾涉及到史学家的认识局限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等与历史认识紧密相关的问题。可以说，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在当时即已呼之欲出了。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西方已经形成气候的各种注重探讨历史认识的学说，如柯林武德、克罗齐等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完全是立足于批判而非解读，因而使得中国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最终未能发展起来。
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并较为深入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将历史认识的主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作深入思考，而且有助于史学工作者自觉发挥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性所带来的认识偏差。承认历史学家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指出了史学家个人的情感、性格、气质和思维特征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新时期对史学认识主体研究深化的反映。强调史学家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助于克服过去简单地提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认识的局限性，但问题在于有些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仅仅看到史学家在重现历史过程中的主观作用，从而对史学家探求历史的真实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西方近现代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已成为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偏向。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否认史学家在探究历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史学家这一认识主体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实事求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根据史料以及文物和遗迹探寻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如何恰如其分地发挥史学家在认识和阐释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也是目前历史认识论研究中亟待深入阐释的理论问题。对此，尚需史学家结合中外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深入探讨。
新时期以来，在方法论方面，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概念的内涵、适应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予以深入研究之外，还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历史心理分析的方法等方法论从理论上予以探讨，同时也尝试着将这些新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探讨，出版了几本较高水平的论著，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二是荣孟源、赵光贤、来新夏等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较为忽视的传统的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和考据的研究方法，予以较为系统深入地介绍和评述；三是对西方新史学进行了研究和评述，出版了《西方新史学述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现代西方史学》等较高水平的论著；四是一些史学家力图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体系，在这方面，刘大年、白寿彝等史学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期以来，史学家自觉运用历史的比较方法，从事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如中世纪史研究专家朱寰，从1983年起，主持了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从事亚欧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最后在1995年与马克垚、姜伯勤、孙义学合作出版了《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一书，对中国、日本、英国和俄国的封建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研究。吴于廑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南开经济研究所时就萌发了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念头，后在美国哈佛读书时将西欧中世纪前期的君权和法律与中国周代分封的诸国君权和法律相互比较。进入新时期后，他仍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在武汉大学创办了“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重点从事这两个世纪的东西方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出版了三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马克走在历史比较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多年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组织了一些学者，开展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农业、城市、封建政权以及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研究，该书是中国学者自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刘家和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早在 20世纪50年代，他就着力于希腊、印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刘家和在中西历史比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古代中国与世界》收录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论著都是不可多得的比较历史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又招收了“中外古史比较”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近几年又着力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先后主持了教育部重大课题和重大攻关项目“古代中西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和“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积极倡导和初步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计量史学研究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的倡导和初步运用，深化和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对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要审慎对待。如金观涛等倡导的“三论”史学，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机械搬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从而给中国历史作了非历史主义的解释，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收稿日期］200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