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理论界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十分关注，写文章、开座谈会、出专著，参与研讨，诸如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等题目经常见诸报刊，而较为集中的一个研究点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究竟怎样构建？在这个十分活跃的研讨中，我以为主要有如下4个问题：
1.当前经济学的发展形势该如何估计？
有的认为，经济繁荣，而经济学滞后；有的认为，中国历史上原无经济学，经济学是进口货，不能期望过高；有的则认为，已初步出现经济学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以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有了自己的主流经济学，这个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这里比较集中的观点是主张中国化，不赞成西化。有的强调，只有中国化，才能实现国际化，才具有国际意义；有的强调，中国化要与现代化相结合，离开了现代化的中国化必然肤浅；有的强调，中国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胆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如果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必然有碍中国化的健康发展。我以为，这些正确的主张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这种中国化，正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品格。
3.中国经济学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就是强调指导性，还是强调应用性。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大类。其中，理论经济学主要应强调指导性，应用经济学则主要应强调应用性，理论经济学过泛采用数学模型是不适宜的。此外，关于建设中国经济学当前是要求定型化还是逐步完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方针，需要50年才能定型化，中国经济学的定型化，必然要与之相适应，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
4.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题、结构如何把握？
这方面的讨论与设计是很多的，如孙冶方在狱中曾予以设计，有的学者把当前的各种设计主张概括为：修补论、拿来论、回归论、重构论。我以为，当前正确且可行的作法是，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深入总结目前经济发展与改革实际，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办法，可以简称为总结论。换言之，中国经济学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为主线。
总之，理论的积累与实践的深入，迫切要求有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并逐步完善这门学科，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要建设好这门学科，要深入学习研究这门学科，就要把握这门学科如下的一些基本特点。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走向成熟的学科
一门学科成熟与否，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 ）内在的，即是否从总体上把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性，而不是某一时的经验认识或某一方面的规律认识，这个任务的基本方面已由邓小平完成。（2 ）外在的，即逻辑结构，在理论表述上能否准确地再现事物本质的，内在的、稳定的必然联系，这个任务必然落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肩上。这两个方面孰难？当然是前者，但后者也不容易。
对事物总体运动的规律性认识是极不容易的，自然规律可以在小范围试验中去逐步把握，而社会规律则只能在社会大舞台即社会实践中去加以认识，这个过程往往是曲折的，正确的认识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证明了这一点。前苏联建国36年后，斯大林写了一本当时最高水平现在仍有一定认识意义的书，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新中国建国7年后，毛泽东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即《论十大关系》；在这些认识阶梯的基础上，经过15年改革开放实践，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讲话”。经过这么一个不长不短的认识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趋于成熟，其基本标志是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有了这3个正确的出发点， 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有了金钥匙，是否意味着现在这门学科完全成熟了呢？不，是正在走向成熟，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还有许多规律之谜尚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比如，经济发展周期或台阶运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运动规律，计划体制下也有其历史轨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将如何展现？再比如，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看重所有制，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的组织形式、经营形式，生长形式将会是怎样的？是单一生长还是混合生长？怎样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还比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拉开差距以反对平均主义，限制差距以防止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将如何实现？如何运用？等。
从逻辑结构的建造上来看，还需要经过一段探索和争鸣的过程，人们赞扬、崇拜马克思《资本论》恢宏精密的逻辑结构，它是马克思4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以它为范例进行逻辑体系研究，但研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它们的逻辑结构是各自独有的，不是摩本。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如何设计，可以讨论，可以争论，但不要限于只是讨论，讨论也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推进创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一定会有更精密的逻辑体系产生。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其主编、再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以社会主义本质为立论依据，突出邓小平经济理论，围绕发展当代中国经济这个主题，采取“问题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来尝试建造这一结构。其结构图简示如下：
阶段论、市场论，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离开初级阶段，离开商品经济，离开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要管用，就必须牢牢把握这个出发点。
市场经济中有两个主体：企业（微观）和政府（宏观），企业要面向市场，政府要调控市场，企业与政府行为的科学化，是经济发展迅速而协调稳定的两个关键环节。
经济发展中各个台阶、各产业、各生产要素、各地区、各种利益关系以及国际国内经济交往等，都离不开市场经济。本书主要列述了“六论”，企业要通过市场求得自身的发展，实现微观目标；政府要通过调控市场，使微观目标与宏观目标衔接起来，统一起来。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学科
一门学科标明国界，还是理论吗？还能通用吗？这是一部分人在理论学习研究上的心理状态，阻碍了经济学研究的活跃与繁荣。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批评过这种现象，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其结果是，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应该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作为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就应该把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原则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规律，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就指出了理论研究上应该遵循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应该在类似的3 个层次上实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才是真正实用的理论研究。
人们担心，这门学科这样就很容易为现行政策作注脚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诚然，我们过去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曾盲目地注释过现行政策，有一种跟着政策转的倾向，这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有人提出经济理论要与现行政策保持距离。但如果把这种主张绝对化，也是不科学的。党的基本政策，只要是科学概括，就必须与科学的理论研究联姻，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基本方针是相对稳定的，而具体政策则是多变的，需要保持距离的主要是后者，我们的理论研究，必然是靠近党的基本政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不就既是基本政策又是基本理论原则吗？又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也是当时的基本政策吗？经过实践检验，它又是光辉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我们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探求客观经济规律，而基本政策的任务是遵循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科学理论研究与科学的基本决策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需要提倡的风尚。
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战略上管用的学科
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在战略上管用，后者在战术上管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也可以说是战略经济学，它应该具有双重功能，即宏观上的认识功能与决策管理功能。战略，即长远大局的整体性东西，战略上管用，就是提高思维能力的预见性、科学性、原则性、创造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关系怎样去把握？虽然都是理论经济学，但是应该有所分工，各有侧重。前者可以说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后者着重研究经济运行，如何把市场经济理论、原则和规律中国化、社会主义化，这是它的研究中心。
要实现战略上管用，在学习研究上就要把立场、观点、方法统一起来，不要割裂、一种割裂，离开立场、观点讲方法，就容易犯缺乏原则性毛病；另一种割裂，离开方法讲立场、观点，就容易空洞说教。我们要在三者统一的前提下突出方法，即突出思维方法，突出思维的务实性、开放性、系统性，或者说坚持并发扬唯物辩证法，在理论研究中，不仅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而且要回答“怎么样”。忽视实现形式、实现途径的研究，也就回避了“怎么样”，失去了“管用”的功能。
要实现战略上管用，理论学习与研究上就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要转换脑筋，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本本主义是研究领域中一大公害，它把某些结论当作不可变易的公式。要摆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扭曲认识，这种扭曲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在非此即彼的姓“资”与姓“社”的辩论中，把一些不科学的规定性附加在社会主义头上；要摆脱超越目前阶段的错误观点，对将来的发达阶段来说可能是正确的观点与政策，但在初级阶段，还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邓小平这一指示，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发出的号召一样重要：学习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应该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要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就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两手抓”的大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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