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从接受史的视阈解读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四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曾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白寿彝先生则率先倡导进行史学史之史的研究，这些先贤们所要表述的旨趣，正是在于要揭示后人评述学术的演进轨迹。而这一思路与旨趣，则恰与现代西方解释哲学，以及受解释哲学影响而兴起之接受美学存在某些暗合。
按德国哲人伽达默尔(H.G.Gadamer)奠基的现代解释哲学，将人们的解释活动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予以阐释，认为意义的生成(becoming)，是一个文本与文本读者互动的构成，进而提出所谓“视域融合”的理论范畴，揭示出文本的理解，或文本意义解释生成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在伽达默尔解释哲学的启发下，德国的姚斯(H.R.Jauss)在解释哲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建立起接受美学的体系，接受美学的核心，是将读者纳入于文本的意义生成的整体之中，认为任何文本的意义都具有未定性，即文本的解释对于读者来说是开放的，而不是独一无二或唯一的。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对于作品之意义的再创造的过程；因此当文本完成之后，文本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作者获得了某种独立性，而作品文本的意义，也就可以因阅读人的理解而有所不同，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读者的境遇而有所不同。其实，就中国自身的理论认识看，《周易·系辞》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亦未尝不可视之为某种意义上的接收理论的发轫或萌芽。
应该说，接受美学在理论上是存在有不容忽略的不足乃至缺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者来说，却仍然有所启迪，因为这一理论使我们获得了文本之外的另一个视角，即使我们从读者预期的接受视阈，探讨史学著作的意义生成，以及史学的传播等史学史的问题。例如史学史上“马班”地位的升降——从“扬班抑马”，到“扬马抑班”的批评转换，其中既是价值标准迁变的结果，也是一个不同时代读者接受的预期差异问题。而研究这种变化的演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一个接受历史变动的问题。事实上，若从接受史的视阈考察20世纪学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也正给我们从某些方面提供了20世纪这一百年之间，人们对这二十四部正史阅读的期待视野的转换，以及这些期待视野转换所体现的史学价值认识的转换、史学批评标准的转换，以及史学解释观点的转换。
对于中国史学史上这二十四部正史，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撰述的视阈对其一一考察和梳理，考察和梳理每部正史的编纂史实，包括它们的编纂人员、编纂组织、编纂过程，以及编纂的社会政治背景及编纂旨趣，从而深入地了解每部正史的叙事或有意、或无意，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以及这些所说、所未说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文化思想上的原因，从而使具体历史的研究者，在采择、征引其史料时具有更多的认识论上自觉。然而，对于这二十四部正史，我们也未尝不可在视角上来一个华丽转身，从二十四史的文本本身，转向它后来绵亘赓续的读者群体，转向历史上这些读者群体对于它们的接受历史，从文本读者接受史的视阈进行考察，考察这些正史文本在后世曾受到读者的哪些解读和评述，以及这些后世读者的期待视野所构成的解读与评述，并且进一步探讨这些解读与评述所发生的语境(context)和其中迁变的个中原因。从这样一层的意义讲，20世纪学人对二十四史的反复研读与评论，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接受史的视阈，从而使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因时代的迁变读者预期视野所发生的转换，以及读者对这二十四部正史文本的接受与解读之转换的历程。
应该说，一部20世纪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二千年以来变迁最剧烈的百年史。就在这并不算漫长，甚至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的百年历史当中，至少可以提出三次足以影响中国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发生重大，乃至是根本性转变的大变局。
关于20世纪的第一次变局，毫无疑问当属19世纪最后几年就开始的、以1911年10月中华民国建立这一政治事件为标志的社会全面转型。正是这次社会的转型，使以西方为代表的近现代意义的文化全面引进中国，从而造成已经支撑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从知识世界到思想世界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随着知识和思想世界的转变，人们的评价体系，从价值到学术，其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使人们对于这二十四部正史的预期视野和解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其中所谓二十四史虽名为史，其实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一部统治者的相斫书的激言烈语，显然迥异于传统史学史上对于二十四史的解读与评价，而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民权观念的影响，具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的第二次变局，则是1949年10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政治事件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称谓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政治、文化运动，渗透于学术和教育体系之中，形成学术研究的主导。知识和思想世界的这些变化，其结果是使人们看待二十四史的期待视野随之变化，认识、解读与评价的体系亦随之变化，于是，所谓“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封建主义”、“人民性”等等范畴，纷纷进入二十四史的文本解读和研究当中，构成了当时读者对二十四史的接受图景。
至于20世纪的第三次变局，乃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政治事件为标志的社会转型。这时期，虽然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随着对前十七年极左思潮、学术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反思，以及对世界学术的逐渐开放，对二十四史文本的解读，亦逐渐向学术自身回归。尤其是一些学术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在使人们对二十四史的认识获得新的期待视野、新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认识、解读的新视角和新的解释理论的支撑点。
总之，历史之真的认识既是有层次的，也是多方面的。而从接受理论的视阈来看，20世纪的百年期间对这二十四部正史的研究成果与认识程度，向人们展现了20世纪的百年间，随着社会的变化、知识和思想世界的迁变，所造成的社会意义体系变化演进的轨迹，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接受理论所体悟到的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