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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的单因素解释
最早解释技术创新源流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现在公认他是“技术推动”论的代表。他认为，技术创新的源头是科学与发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已经普遍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往往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外生因素。这意味着，技术进步既不受外界的影响，也无法对其作严格的分析。早期的熊彼特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也认为科学与发明是外生因素。只是到了1943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才认为人们可以主动的投资R＆D,去生产科学与技术。这似乎表明，就像新古典的生产函数那样，只要从管道的一端投入劳动与资本，产品就会从管道的另一端流出来，科学与技术的生产也是如此。今天，人们尽管已经认识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但是，政府仍然把创新看作一个管道。他们认为，如果把钱从管道的一头塞进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管道的另一头就会昌出新技术和商业效益来”（[英]Nicholas Valery,1999,p.13）。“据不同国家和OECD的统计，1990年7个西方大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R & D的费用逾3000亿美元”（[德]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克·冯·布朗，1999,p.46）。
技术推动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大规模研究群体的企业在创新上优于科研人员少的小企业；二是创新活动的步伐依赖于科学进展。
技术推动说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施莫克勒(J.Schmookler)的挑战。他认为，与技术推动说相比，市场拉动（或需求拉动）可能更具代表性。通常将他作为需求拉动说的代表。
施莫克勒研究了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铁路、炼油、农业与造纸业4个产业的投资、产量、就业和发明活动。他发现，投资与专利的时间序列表现出高度的同步效应，投资序列往往趋向于领先于专利序列，相反的可能性则较少。
施莫克勒由此得到结论：专利活动，也就是发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基本上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它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发明活动方面，需求比知识进步更重要。
由此可见他与熊彼特的分岐。在他看来，发明活动的高涨响应了需求的上涨；而熊彼特则认为，只有发明外生流量才能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经济活动。
在技术创新源泉方面，施莫克勒强调，市场需求即赢利的机会才能打开技术创新的宝藏；而熊彼特则认为只有科学与发明才能开启技术创新的大门。
实际上，如果细细考虑这两种典型的观点，似乎其中还蕴含着两层意义：一是技术创新的机会问题，是何种因素提供的，科学发明还是市场需求；二是对机会的利用与否的问题，涉及到人的动机。熊彼特的企业家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垄断的企业则是为了获取垄断的利润，保持其垄断地位；而施莫克勒的经济人也是出于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才进行技术创新。这后一点与技术创新产权有关，从而也使得技术创新与制度分析相联系。
二、技术创新的双因素解释：演进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的视角逐渐从特定的个体创新转移到更广泛的技术发展上,创新被看作是有联系的，研究的焦点逐步集中到这种相互联系的结构上，而不是在一定结构下特定的创新。换言之，人们开始在一个演进的环境中考察创新的系谱。
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与温特(Nelson and Winter)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为《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的基础。根据纳尔逊和温特推进的理论对技术变迁过程的解释，他们自称为“熊彼特主义者”。
纳尔逊与温特的演进模型抛弃了许多被他们认为是新古典经济模型多余的包袱——“普遍的客观作用、定义极好的选择装置和企业理性行为的最大化的假设”。生产函数和所有的规则以及企业可预期的行为模型都被“惯例”所替代。要素的替代与生产函数的移动之间的区别则被抛弃(Rutten,1997)。
作为对寻求最大化利润的技术变迁的一个替代解释，纳尔逊与温特认为，技术变迁可以作为一个演进过程来理解。一个技术变迁的演进理论通常包括下述内容：
1.如同在生物中存在着具有遗传与再生产功能的基因实体一样，技术创新中的基因就是技术与组织，它们也具有遗传与复制功能。
2.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引入新东西的机制（创造多样性的机制）。机制包括有意义的随机因素，但也可能产生预计的新东西（如目的导向开发的产品）。在生物中，就是变异，在这里，它们就是创新。
3.存在着对系统中实体的选择机制。它增加了某些实体的重要性，减少了其他实体的重要性。选择过程导致了多样性，机制运行在生物中是“自然选择”，而技术演进则是竞争的“市场选择”。选择机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在几个阶段起作用的过滤系统，并导致新的技术与组织形式的建立，并且可能存在着从选择到新的创新的反馈（[美]Edquist,1997）。
纳尔逊写道：“技术变化显然是一个演进过程；创新的产生者不断地生产超过早先存在的实体，而调整的力量工作是缓慢的”(Nelson,1997)。被开发的技术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是优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优，并且系统绝不会达到均衡状态。技术变迁是开放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过程，可以发现，对技术问题没有最佳解决办法。
纳尔逊与温特的演进理论为许多研究技术创新的著名学者所赞许。纳尔逊也认为，演进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是一个更为实际的理解创新的方法。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是牛顿的机械力学，对机械的、均衡方法的偏爱，使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现存事物的描述，对变化的事物采取了相对静止的处理，这就使理论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而演进理论遵循的是熊彼特的传统，经济系统是有机的，应该按进化论的观点来理解。
按照纳尔逊等人的理解，演进理论的因素是实体与环境。实体在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该理论中，实体主要是经济系统与企业，它们在生物学上具有遗传与变异的特性，在经济学中则为惯例与创新。环境分为相对静态与变动两种。
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纳尔逊与温特主要讨论了企业响应环境变化作出的创新，分析了影响企业研究与开发的因素。他们认为，企业在作出响应时，会使用一套决策规则，来指导搜寻活动——研究与开发。其一是施莫克勒曾经考虑的：即“一种产品的预期市场规模是一种考虑，它影响旨在改善那种产品或降低其成本而作的研究与开发的努力的数量”（纳尔逊、温特，1997,p.276）；其二是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大体上是销售额的一个不变部分；其三，是选择研究开发的类型，要考虑知识基础，因为它影响到研究开发的有效性即成功率。
在一定意义上，企业要进行创新必须从主观上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但是个人与组织的理性是有限的，它的认识必然受到其原有知识的限制，这将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企业的搜寻只在其知识域的“邻近”区域进行，二是它对存在于它之外的知识基础与市场规模的预期是主观的。因而创新能否成功实现，必须由现实的环境进行选择。选择环境的主要因素是：“(1)决定采用或不采用一种新的创新组织所考虑的利益与成本的性质；(2)消费者或调整的偏好和规则影响‘有利可图’的事物的方式；(3)‘利润’与某些组织或单位的扩张或收缩之间的关系；(4)机制的性质，一个组织靠这些机制来了解其他组织的创新和便利或阻碍模仿的因素”（纳尔逊、温特，1997,p.289）。简单地说，在这里，他们强调市场作为选择环境的作用（当然还有非市场的因素），认为用户、竞争者、利润的可得性，以及保证独占创新收益的制度安排，是创新成功与否的条件。
因此，在演进理论中，创新存在着两个源流，一是在静态环境中，通过一边干一边发现和利用这种创新机会，二是在动态环境中，通过搜寻与选择实现对创新机会的发现与利用。纳尔逊与温特特别强调了动态环境下，熊彼特与施莫克勒所说的创新机会，必须得到创新主体的辨认，内化于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创新的成果只有与环境相符相契，创新才能最终确立。环境将选择赢家与输家。这表明，创新不是孤立的，它与主体的知识状况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另外，组织制度因素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得到了演进理论的初步确认。
三、技术创新的多因素解释：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创新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视野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技术经济学家认识到，技术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实际上是与一个国家的特殊性相连的，并开始使用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亦译国家创新系统)来描述这一情况。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1995年的说法，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体系”表述的人是伦德瓦尔（[丹麦]Lundvall）。他认为伦德瓦尔在多西(Dosi,1988)等人编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一书中首次将“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由他撰写的第十五章的标题。但是按照出版时间，弗里曼于1987年在他的《关于日本的技术政策与经济实绩》一书中首次使用这一用语。
在多西等人编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中，有4篇文章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弗里曼在回答日本经济增长的技术追赶成功的原因时，认为这很可能源于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分析了日本通产省、产业和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纳尔逊对美国创新体系中的制度要素与私人企业的行为因素进行了分析。伦德瓦尔则从用户—生产者的微观角度出发，分析论证国家创新体系的存在，并试图勾画其框架结构。佩利坎(Pavel Pelikan)试图运用自组织理论，证明有效的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
90年代早期，有两本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著作出版。由纳尔逊编辑的《国家创新体系：比较研究》(1993)，包括了15个国家的创新体系的案例研究。在这本书的不同章节中，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由伦德瓦尔编辑的《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理论与交互学习》(1992)则是理论导向性的。这本书试图通过集中分析创新与交互学习，发展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由丹麦阿尔伯格大学的“工业发展与国际竞争”(IKE)研究小组的学者撰写的。“技术体系”概念则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卡里森(Carisson,1995)主持的一个题为“瑞典技术体系与未来发展的潜力”五年研究项目发展而来的。这个项目研究的是技术体系的理论方面，以及特定的系统，如工厂自动化、电子学与计算机、药品及制药技术。他们实际上研究的是“创新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接受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思想，他们认为，创新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对于改进技术实绩至关紧要。这种联系就是知识流动。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及知识的流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原料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曾经把技术比作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火车头，所用的燃料就是知识。知识创新所用的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技术知识，它提供技术创新机会的集合，一类是用户需要的知识，它提供技术创新的契机。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组合，一方面受制于知识存量与用户需求构成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知识流动的方向和速度。促进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科技的存量，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知识的流动。
第二，技术创新的组织与制度。技术创新必须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组织。组织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等，它们是变迁的引擎。组织活动要有游戏规则，这就是制度。有关技术创新的制度是制度的一个子集。这些制度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在塑造行为的意义上，“制度是一组共同的习惯、惯例、实践中形成的规范规则，或规划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法律”(Charles Edquist and Bjorn,Johnson,1997)。伦德瓦尔说：“制度给行为者与集体提供行为的路标，同样，制度可能是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中指导每个人的行为的惯例，也可能是指导变化的路标。在上下文中，我们也把集中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创新行为的技术轨道与范式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Lundvall,1992:10)。
第三，国家创新体系实质上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因此，组织内部、组织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相互学习被置于研究的中心。伦德瓦尔强调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学习。其他学者也认为创新体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技术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机制与促进这种流动的组织。因为技术创新出现的过程是复杂的，它们必然带有知识出现与扩散的过程并要将它们转移到新的产品与生产过程中。这种转移并不是依照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和进一步开发的新产品与新过程互补的线性路径。相反，它是以复杂的反馈机制与科学、技术、学习、生产、政策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
创新过程是随时间发生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为这种复杂性，创业的创新几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在创新的研究中，它们与其他组织产生交互作用以获取、开发、交换各种知识、信息和其他资源。这些组织可能是其他公司（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但是也有大学、研究机构、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等。通过它们的创新活动，公司之间、公司与其他组织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
经济合作组织认为，创新过程中的主体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技术创新的绩效至关重要。它们将知识在组织间的流动分为4类：一是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二是企业、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主要通过采用新技术与新设备等途径；四是人员的流动(OECD,1997)。
企业的行为是由制度塑造的，这些制度包括对创新的限制与激励，例如法律、规则、文化规范、社会准则和技术标准。在不同制度环境中运作的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创新过程是重要的。
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的绩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同时，技术创新活动嵌在制度环境之中，具有明显的国家、地域特点。而制度环境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因此，必须根据国家、地区各自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构建有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
四、简短的评论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知识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过程。技术创新已经不是一种偶然事件，需要人们将其置于研究的中心。促进技术创新也不是一两个部门、产业或企业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至于对技术创新本身的研究，尽管过程性、系统性已经成为其主要的特征，但对进一步的研究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美国经济学家拉坦(Ruttan)在分析了技术变迁的三种有代表性（诱导理论、路径依赖理论与演进理论）的观点后认为，8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可能对未来的技术创新问题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的“宏观—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将国家之间的不同的增长业绩归因于内生的要素，如人力资本的投资、边干边学、规模经济与技术变迁。在最初的罗默—卢卡斯的框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了个人的生产率（在个体中，它被具体化）。但是生产率总水平的更大提高，可以通过个人或公司每项特殊投资的所得来计量。“由于密集的人力资本被综合到跨国公司的贸易体系中，规模经济的利益得到加强”(Ruttan,1997)。因此，他认为，对于未来技术创新的研究，新增长理论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范式。
而意大利经济学家多西则认为，对于未来技术创新的研究，演进理论是一个较好的框架。他著文不同意拉坦的观点，认为演进理论能够很好地容纳诱导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新增长理论，多西认为这个模型要将路径依赖中的学习、微观的异质性、非均衡的交互作用等等与交易、增长理论以及国家之间技术的聚集、扩散、先进与落后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问题不在于时下的理论有问题，而在于如何运用演进理论消化经验研究的证据。“有意识地放松对均衡、理性和代理人之间(interagent)异质性的承诺，这种技术动态学的解释，是从现有的证据中产生的，也是产生新的正式理论的开始，它具有超出技术变迁本身的更好的含义。有些问题则是需要解决的，比如未来是如何与过去相连的，个人的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决定是怎样体现在集体的结果中的，解决问题的知识是如何在社会中积累的”(Dosi,1997)。
国家创新体系学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前创新理论研究的结果。它反映了对创新理论的理论化的理解，也反映了诸如相互学习的理论和演进理论这样的创新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目前尚处于前“范式”时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有理由期望这个学派能够对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更一致和更严格的说明，并期望能够清楚地论证它的理论基础及其与主流学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