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以中国各省份为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样本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08)11-0009-09
一、提出问题及文献综述
穷国经济能赶上富国吗？或者说，贫穷的地区与富裕的地区存在经济收敛吗？事实是有些国家或地区间确实存在经济收敛，但同时许多国家或地区间的人均产出的差距正日益扩大。如Sala-i-Martin(1997)通过对OECD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等初始人均产出与其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检验，都发现有明显的收敛现象；Hoeffler(2002)的研究表明非洲各国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而Barro(1997)、Levine(1992)将较发达的国家与较贫穷的非洲国家放在同一计量模型中，发现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收敛。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各省区间的经济收敛进行了实证研究，大多数是以截面分析为主，如蔡昉(2000)、沈坤荣(2002)等发现我国从整体上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是发散的，而对我国各省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与其初始值的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存在β收敛；在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是收敛的，即我国存在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徐现祥、舒元(2005)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分布的双峰性特征，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期内我国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间不存在经济收敛。与截面分析方法不同，Carlino和Mills(1993)以及Bernard和Durlarf(1995,1996)则采用时间序列方法来研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持续性，并提出了随机性收敛的概念。Evans和Karras(1996)比较了截面分析方法与时间序列方法的准确性，认为β收敛只有在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才会与随机性收敛具有可比性。Zongyi Zhang、Aying Liu和Shujie Yao(2001)采用时间序列法来计量我国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我国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存在随机性收敛，陈安平和李国平(2004)的研究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并指出中部地区及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
对于这种地区间人均产出的收敛或发散现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是地区间人均资本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异，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导致各地区人均产出的收敛。而后者则认为主要是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与人均产出差异没有必然联系，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不一定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朱保华，2000）。新增长理论中内生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主要分为两类：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积累的途径有：政府部门支持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及实践经验积累（或“干中学”）。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Romer(1990)、Grossman与Helpman(1991)、Aghion与Howitt(1992)。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等方面和开支所形成的资本，相对于知识而言，它包括劳动技能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代表性的研究有：Lucas(1988)、Jones与Manuellin(1990)、Rebelo(1991)、Stokey(1991)、Mankiw(1992)。一些学者(Basu、Weil,1998; Acemoglu、Zilibot，1999)还注意到生产要素对技术转移的影响作用，关注知识累积与人力资本积累间的相关性，即知识吸收能力或技术模仿能力。它是假定发达地区处于技术的前沿，并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积累来保持与不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不发达地区可以选择自主研究或引进发达地区的现有的先进技术来缩小技术上的差距。与通过自主研究来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相比，不发达地区通过模仿或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较低，因而具有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这样不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地区现有的先进技术来达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最终实现收入水平的收敛(Teece,1977;Mansfield,1981)。但事实上除了东亚极少数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落后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些学者归因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知识）吸收能力(Acemoglu,2005)，即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其引进的技术是否匹配的问题。进一步地说，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存在不小的差距。
林毅夫(2003)较早考虑到技术进步与要素投入间的机制设计问题，即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发展战略变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内生决定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化程度和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具有自主研发及引进前沿技术所需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因而只有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现有的、且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技术来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即遵循当前或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唯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才可能最终等于（甚至大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果违背当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现有的技术与引进的技术差距较大，这将降低知识吸收能力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从而拉大与发达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林毅夫还提出了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方法，即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密度的相对优势，其思路是落后国家或地区不具有资本优势，如果采用赶超战略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大力投资制造业，会因丧失比较优势而最终事与愿违。邹薇(2003)认为落后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取决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这样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可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即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增长速度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赶超。林毅夫、邹薇分别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了发展战略的定义方法，并都使用了一个跨国的小样本验证了各自假说的合理性。二者的基础假设略有不同但结论大相径庭，林毅夫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内生性假定得出结论是反对赶超战略（或者说是支持跟随战略），邹薇基于人力资本的外生性假定而结论是支持赶超战略。姚洋(2007)认为纯粹的赶超战略或跟随战略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有限赶超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引进或研发较为先进的技术，即略高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水平，才能最终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并以一个较大的跨国样本验证了有限赶超战略的有效性。但姚洋缺少对理论模型的论证且在实证中计算有限赶超指数时直接使用了所在国的人均GDP，并假定人均GDP与赶超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此处理有循环论证之嫌。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入选的样本单位的经济增长现实不支持他们三人的假说。
林毅夫、邹薇、姚洋三人在分析中都肯定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间的相关性，但在分析技术进步路线中对知识积累的驱动力认识有所侧重。林毅夫强调技术引进与物质资本投资中的“干中学”效应，邹薇认同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的基础性作用，而姚洋则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溢出效应”。三人在计算发展战略指数时所使用的指标分别基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进出口贸易额。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持续调整增长，但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总体上人均GDP的省际差异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张焕明，2007）。那么林毅夫、邹薇、姚洋三人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结论谁更具有借鉴意义呢？舒元(200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或者说是基于劳均资本存量的发展战略，与林毅夫的结论比较一致。但未考虑到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的差异情况。张焕明(2007)基于一个扩展的水平创新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的学习效率变量，分析了人均人力资本对均衡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作用，并以我国各省区为样本将其划分为经济领先省区与经济落后省区，分别计算了实行赶超战略与跟随战略的落后省区与经济领先省区的人均产出差异的变化趋势，结论是支持赶超战略的有效性，与邹薇的观点较为接近。其缺点在于仅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相对增长速度而没有考虑到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以上对于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研究，特别是以我国各省区为样本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说明各自的分析框架还不尽完善，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未考虑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特别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结合的比较优势。这些理论假说过于强调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假定，在分析一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时，都很自然地假定另一种要素的影响作用是常量。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在分析发展战略与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关系的基础上，以中国各省区为样本分别计算制造业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从而将各省区的发展战略分为赶超战略、有限赶超与跟随战略，并分析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及收敛的影响作用。
二、计量模型
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如何定义呢？现假定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技术领先者（经济发达地区），另一个是技术跟随者（经济落后地区）。两国可以生产的产品按照它们的技术含量从低到高排列，当然技术领先者在所有产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技术跟随者，且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其优势越明显。两国实际生产的产品由定义在相对成本上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确定。按照李嘉图的理论，相对成本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这个比值依产品而不同，而且对于同一种产品，在两个国家也不同。显然，技术领先者在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上的相对成本较低，技术跟随者在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的相对成本较低，因此，比较优势要求前者生产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后者生产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以z代表两个国家产品的分界点，则技术领先者生产技术高于z的产品，技术跟随者生产技术低于z的产品；同时，前者的工资（人均收入）高于后者的工资（人均收入）。现在考虑技术领先者进行技术创新，在技术高端扩展可供生产的产品的种类的情况。以z*代表产品创新的边界。随着z*的增加，z也会增加，因为技术领先者的工资会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增加。但是z的增加速度赶不上z*的增加速度，因为技术跟随者的工资也会提高，从而减弱它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严格按照当前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无法让技术跟随者在技术上赶上技术领先者，随着技术领先者在高端产品上的创新，两者的差距不会缩小，而是会拉大（Krugman,1990；姚洋，2007）。要想提高增长速度，跟随者就必须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其在z以上的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它在这些产品上的竞争力，从而使得其生产区间可以更快地向上扩展。技术跟随者生产z以上产品的先进技术可通过垂直技术创新或向技术领先购买的方式获得。这也意味着技术跟随者在一段时间内可获得在生产z以上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
这种相对或动态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资本密集度与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得以实现，二者缺一不可。其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想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即资本密集度的增加。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活动人的储蓄。当落后地区的一个企业采用跟随战略进入一个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产品将因不具备竞争优势而获得最低的收益，当然从长期看也无法得到超额利润；而当企业采用赶超战略进入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选择成本相对较高的领先技术，从长期看企业的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从而资本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来说，如果要升级的产业与技术是全新的（源于垂直创新或从发达地区转移过来），就需要具有较高的学习成本或配套的人力资本。因此结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要求，本文定义赶超战略为优先发展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双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有限赶超战略为优先发展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单密集型产业的战略，而跟随战略为优先发展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这三种发展战略选择都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区别在于这种比较优势的时点选择不同，赶超战略及有限赶超战略是基于可预期或动态的比较优势，而跟随战略是基于当前或静态的比较优势。
（一）发展战略选择的经验测度
不失一般性，现假设某地区的生产函数为：
Y=F(K,H)=F(K,L×h)(1)
其中：Y为总产出，一般以GDP来表示；K为物质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h为劳均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本密集度），H为人力资本存量（或有效劳动力投入）。对式(1)两边同时除以L，则有：
y=f(k,h)(2)
其中：y为劳均产出，k为劳均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密集度）。式(2)即为扩展的Solow经济增长模型，其含义是劳均产出主要受劳均物质资本与劳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由于经济赶超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本文选择以制造业的投入增长速度来代表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含义就是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内生决定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如果政府战略选择是基于动态比较优势，那么其制造业部门适宜的资本密集度
、
和该地区的要素禀赋k、h有如下函数关系：
上面的指标以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为基础，并不能代表一国或地区的全部产业的发展水平，政府可能只支持若干产业或某产业中的部分重点企业。但是代表性的落后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是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较低，其经济赶超必然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而对制造业的扶持有助于工业化进程的缩短从而实现向发展国家或地区的赶超。因此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能够表达政府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如果政府选择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或保护它的传统部门的战略，笔者预期
≤1且
≤1，其含义是制造业部门的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不比其他部门增长更快，落后地区仍然在生产边界z内进行生产，本文定义为跟随战略；如果政府选择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促进资本密集型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笔者预期＞1及＞1，其含义是制造业部门的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其他部门，以至于超过了生产边界z，即为本文所定义的赶超战略；如果政府有限度地选择发展资本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笔者预期＞1且≤1，或者＞1且≤1，即为本文所定义的有限赶超战略。
（二）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计量模型
用来检验战略选择效应的方法是Durlauf与quah(1999)所讨论的条件β收敛。它需要估计人均GDP围绕其稳定状态的转换路径的对数线性近似的导数增长方程。与一般的新古典模型不同，这种方法明显考虑了经济增长中存在多个均衡的可能性。模型形式如下：
预期
＜0及
＜0。在样本时期确定的条件下，各地区期初及生产边界z所对应的要素禀赋以及由要素禀赋决定的适宜技术选择指数一定。由式(7)可知、实际技术选择指数与发展战略选择指数成正比。这样，在计量时就可以将实际技术选择指数来替代难以度量的发展战略指数。考虑到落后地区选择赶超战略时存在成本约束，式(11)中引入的外生变量X主要有对外开放度(Open)和市场化水平(Maket)。此外，为说明经济落后省份对经济发达省份间的赶超效应，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初始经济环境类型变量
。本文将基于式(11)来分析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作用，计量时将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
三、样本及数据①
本文所选取样本的时期为1980-2006年。纳入样本的省份为28个，原因在于：西藏自治区的各经济变量的异常值点比较多（数值超过3σ的时点数据为异常值点），而常用的插补和修匀的方法不能有效反映其缺失数据的信息，我们有理由怀疑其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海南省1982-1986年的人力资本等指标数据不完整，因此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全国和西部地区的样本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同时将1996年以后重庆市的相关数据并入到四川省；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依照惯例港、澳、台不包括在本文的样本中。文中所使用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人均GDP、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等，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劳均产出时GDP的价格平减指数的基期定义为1978年。
1.物质资本存量。制造业及整个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均可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计算公式为
，其含义是当年资本存量等于上一年的净资本存量（总资本存量减去资本折旧）加当年的投资，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可采用Hall-Jones(1999)的方法来估算，即
=
/（ρ+δ），其中ρ为计算期内可比价格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Hall和Jones(1999)在模拟世界上127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时折旧率取值为6%。邹至庄(2005)在估算我国资本存量时折旧率取4%。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2002)估算我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时，假定设备和建筑的寿命分别为16年和40年，估算出设备和建筑的折旧率分别为17%和8%。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估算各省资本存量时，假定建筑、设备和其他投资的寿命分别为45年、20年和25年，估算出三类资本的折旧率分别为6.9%、14.9%和12.1%，并且利用三类资本所占比重63%、29%和8%，估算出各省平均折旧率为9.6%。宋国青(2007)在计算中国资本回报率时确定的折旧率为10%。本文在估算各省制造业资本存量时定义折旧率为12%，而在计算所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时折旧率为10%。局限于数据，在计算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时，部分年份的制造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其基本建设投资额占工业部门的比重来估算，即制造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所有经济部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所有经济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
2.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等方面和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之所以称为人力资本是因为其与载体间密不可分。通常的测量方法是用劳动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式为
，其中
(i=1,2,3,4)表示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文化程度是小学、初中、高中及高中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由于年鉴中每年的抽样比不同，当年各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为本年末与上年末的比重的算术平均数）。这种方法只反映了受到正规教育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而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培训等非正规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同时也未能区分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层次教育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不同作用；同时我国1990年前分省区的受教育人口比重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缺失。另外还可以用劳动者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所平均花费的社会和个人投资额来表示，代表性的计算方法有Casey B.Mulligan和Xavier Sala-I-Martin(1995)年提出的LIHK法，人力资本存量为人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总量的乘积。考虑到资料的可得性、准确性及可比性，本文将采用LIHK法来计算我国各省制造业与所有经济部门的人力资本。LIHK法计算的人均人力资本
。其中，β为生产技术Harrod中性或者Hicks中性（根据模型的拟合优度确定）假定下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朱平芳(2007)在计算我国城市人力资本时严格限定了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为Harrod中性。张焕明(2007)认为LIHK法中应用的Cobb-Dauglas函数线性化处理方式不尽合理，提出用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来近似替代β。w(h)为人力资本为h的劳动者工资，单位人力资本的效率工资
。按现行的统计规则，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及建筑业，而工业主要分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及供应业。由于部分变量原始数据缺失，本文在计算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时，β是基于工业的生产函数得出。
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为：市场化指数＝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0.6+收入分配市场化指数*0.4。其中，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是用投资的市场化代表，计算方法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因为这三项投资的规模基本是由市场决定、投资者自主决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收入分配市场化指数用收入的市场化代表，计算方法是GDP中扣除财政收入后的余额占GDP的比重。各省区的初始经济环境类型的划分参照张焕明(2007)的分类结果：北京、上海、天津为经济领先地区，赋值为0；其他省区为经济落后地区，赋值为1。
四、计量结果
根据选择的样本数据，本文将在分析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来计量发展战略选择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
1.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的计量。以1980-2006年我国28个省区为样本，计量各省实际技术选择指数
与经济增长率△
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先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主要方法有Levin,Lin & Chu、Breitung检验法，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Im,Pesaran & Shin、Fisher ADF及Fisher PP检验法。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对截面单位的相关性的处理不同，即计量模型回归系数是同质还是异质的。为稳健起见，本文将采用上述的5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值如表1所示。
由表1的结果可知，变量△为平稳序列；变量log
、log
为不平稳序列，其1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og、log均为1阶单整序列。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常用方法。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也可以分为同质面板协整检验与异质面板协整检验两类，代表性的检验方法有Pedroni ADF与Kao检验法。对序列△、log与log进行协整检验，Pedroni ADF检验统计量为-3.827595（同质面板）和-7.688267（异质面板）；Kao检验统计量为-3.74081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以上统计量均拒绝零假设，即三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样本期内，我国各省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其经济增长率存在长期影响关系。
2.发展战略对经济收敛的影响的计量。利用式(11)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设置有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之分，可以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进行选择，如为固定效应模型可构造F检验来选择不变截距模型或变截距模型，并采用FGLS法进行回归；如为随机效应模型，可采用LM、BLUE等方法进行回归。基于如前所述的年度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区的经济收敛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模型3、4、5中log的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为5%）；各计量模型中log的系数均为负值（在显著性水平为20%时，可以认为其系数为负值）。比较各模型中log、log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显著性，log较log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与前文的理论假设相比较，可以认为：落后省区选择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或赶超战略，有利于实现向领先省区的经济收敛；与提高人均物质资本的有限赶超战略相比较，实行优先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有限赶超战略更为有效。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计量时在采用逐年回归的基础上还进行分时段回归，时段的划分与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相一致。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我国务省区以人均物质资本及人均人力资本表示的技术选择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其中模型9中log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在10%时拒绝了零假设；对于经济落后的25个省区而言，模型10中log、log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通过了t检验，即人均物质资本及人均人力资本表示的技术选择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落后省区选择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或赶超战略，有利于实现省区间的经济收敛。由于表3中的结果是基于分时段回归，时期数据相对较少，难以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但本文是从31个省区中选取了28个省区进行分析，样本能够代表总体的分布特征，因此回归时直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与表2中的计量结果相比，逐年回归与分时段回归的计量结论基本一致，log、log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落后地区采取赶超战略是有效的。当然，地区间的经济收敛性还要受到除发展战略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初始的经济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将这些因素的影响用、的回归系数来表示。模型5和10中的回归系数方向相反，其原因可从数据与计量方法上来解释：一是在于我国各省份人均GDP的省际差异存在明显的分界点，1979-1987年的人均GDP的省际差异逐年下降，而从1987年以后则呈上升趋势，这样逐年回归与分时段回归的结果可能存在差异性（张焕明，2007）；二是模型5和10中通过检验时显著性水平不一致，模型5中logy[,it]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10%时为正值，而模型10中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为负值；同时模型5和10中log、log1ogy[,it]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不同，模型10中log、log的回归系数更为显著，更能说明赶超战略对各省区经济收敛的影响作用。如前文所述，经济赶超的过程实质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提高所有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的分析框架与结论可以用于解释文献中所提到的不同发展战略对经济收敛的影响分析。如林毅夫所支持的跟随战略的有效性假说，也可以基于本文的框架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假定市场所有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的生产取决于两中要种资源或要素：人均物质资本与人均人力资本。经济领先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选择适宜的生产技术取决于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如果某落后地区的初始的人均人力资本相对较低但其增长速度较快而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这样落后地区即使如林毅夫所言的采取基于人均物质资本相对较低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也可以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加快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所坚持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只是本文所言的有限赶超战略的一种特殊情况。当然，如果某地区初始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人均人力资本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如果仍然采取基于人均物质资本相对较低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就不可能实现与经济领先地区的经济收敛。如非洲、美洲的一些农业国家，种咖啡豆在较长时期内都是一种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但这种选择并没有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反而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同理，邹薇、张焕明、姚洋所提出的基于人力资本或生产技术的发展战略也可以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
五、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分析框架，并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现实验证了理论假说的合理性。主要结论是：落后地区代表性生产部门如制造业，加大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引进或研发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实行赶超战略有利于本地区与领先地区间的经济收敛。对于我国来说，各省的发展战略并不是一种完全自主的选择，还要受到中央政府的较大影响，但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的适用性。同时，从本文对发展战略的测度方法上看，我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赶英超美”的口号与行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赶超战略。当然正如林毅夫所言，资本投入要受到当前要素禀赋的约束，或者说存在成本约束。实行对外开放与加快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与当地的“干中学”的能力，软化成本约束。这样各省可以根据其当前的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禀赋（与发达省份的比较优势或水平），确定适合的发展战略。如湖北、陕西等人力资本较高的省份的物质资本投入可相对较大一些，而山东、河南等人力资本较低的省份应优先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要素流动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既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落后地区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短期内可能因人才流出而使其人力资本增长速度缓慢。但从较长期来看，要素流动与要素成本、要素收益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其流动存在双向性，人力资本也存在由发达省份向落后省份流入的可能性。本文没有进一步讨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化结构，甚至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行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转换结构、健康与教育的投资结构、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资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释不同地区静态比较优势约束下的动态发展战略的选择。关于资本投资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后续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章中的数据不能一一列出。有需要者，请与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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