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3—0021—03
一、中国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共创办工矿企业100多家，资本2800万元。甲午战争后， “设厂自救”成为一种时尚。1895—1898年，出现了第一个投资设厂高潮，全国新开设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厂矿企业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元。1904—1908年，又出现第二个投资设厂高潮，全国新设厂矿491家，资本额10855.6万元。随着中国民族工矿企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便应运而生。据有关专家估算，全国资产阶级在1911年有52000人左右。[1]（P71、P88）它与全国4亿多人口比起来，所占比例很小，然而，它代表一个新的阶级， 是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特殊的形成环境和生长基础，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外国资产阶级不同的特点：
第一，政治上的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一方面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要求摆脱压迫，因而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发生联系，企图得到他们的保护，因而又具有妥协性。
第二，经济上的多层性。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出身不同，一产生就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密切，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中下层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政治地位低，经济力量薄弱，还常常受到上层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兼并，处境艰难。
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缺乏彻底改造社会的勇气；经济上的多层性，导致了他们政治理想的多元性，从而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后来的实践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一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他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团体，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不管怎么说，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具有阶级意识的一个新兴的阶级，新生的政治力量，它的形成为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中国政党产生的组织基础——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成立
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首先走上政治舞台，并率先在国内组织起自己的团体。他们的第一个团体是由改良派康有为组织的。他于1895 年7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以《中外纪闻》为机关报。同年10月，康有为到达上海，成立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创办《强学报》，大力宣传变法主张，公开提出“开议院， 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的政治主张。强学会已不是旧式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新式的政治团体。它明确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它的组织也打破了地域界限。强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扩大了维新派的政治影响，培养了一批变法维新活动的骨干力量。
强学会被查封后，变法维新活动并没有偃旗息鼓。1896年8月， 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系统宣传维新理论。随着维新活动的开展，各种学会相继涌现，1896—1898年间，见之于记载的维新改良团体就有30个以上，报刊50多种，其中以南学会和保国会的影响最大。
1898年3月，康有为利用应试举人云集北京会试的机会， 将北京的学会统一组成为保国会。保国会是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也是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有明确的政纲和章程规约，明确宣布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等关系。保国会已经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中国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由于经济政治力量薄弱，是在上层资产阶级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但其政团组织建立并不晚。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活动主要在南方和海外华侨中，它的第一个政团组织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的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联络陆皓东、 陈少白等，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
兴中会已不再是一个中国旧式会党，而是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某些性质的革命团体。（1）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确立了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2 ）兴中会在组织原则上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这就消除了旧式会党那种层层加封、唯首领之命是从的陋习。（3 ）兴中会打破了旧式会党以地域为界的习惯，规定“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出力，皆得收入会中”。[2]（P23）照此规定，兴中会不仅在香港设立了总部，而且在海内外遍设分会。（4）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华侨资产阶级， 各地领导机构成员几乎都是当地的资本家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
兴中会成立后虽力图在国内发展，但由于受国内资产阶级下层经济力量和政治觉悟的制约，1900年以前在国内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蔓延全国。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趋向革命化，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如黄兴、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宋教仁、秋瑾等等，并逐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带有各自地方特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成立较早的有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华兴会，以吕大森、张难先为首的湖北科学补习所，以蔡元培、章炳麟为首的江浙一带的光复会。此外，还有上海的爱国会、江西自强会、安徽岳王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社等等。
上述资产阶级改良团体和革命团体的相继涌现，一方面显示了资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干预国家政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近代政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三、中国政党产生的思想基础——西方政党政治观念的传播
中国人的近代政党观念及政党政治理论，也是由西方传入的。早在洋务时代，一些力主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就对西方的政党政治有所评介。在国人中，积极宣传西方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等报刊关于近代政党政治的介绍和宣传，主要内容有：
第一，将西方“政党”与中国传统“朋党”作了明确区别。指出：“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3]（P625）“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步行其志意， 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时务报》第17册），以光明磊落为手段，以和平为竞争。“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迫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时务报》第17册）
第二，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及其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指出：在西方各国“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预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不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清议报》第79号）
第三，主张中国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实行政党政治。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已非一日，欲起沉疴，必须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实行政党政治。《新民丛报》说：“今者政府腐败于上，人民沉酣于下，其所以有一线之生机者，唯有组织政党之一法。”[4]（P615） 他们对西方政党政治知识的介绍和宣传虽然很肤浅，所期望的也仅仅是通过改良方式在开明君主支持下实行政党政治，但在当时“君子不党”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能明确地将政党与朋党区分开来，直言政党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国人，无疑还是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与梁启超等改良派相比，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政党政治的介绍和宣传要相对地少得多，但认识则要深刻些。革命派反对用和平改良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主张要用革命手段建立民主政治。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自己的报刊，有选择地介绍和宣传了西方的政党政治。宋教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政党政治，鼓吹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实行政党政治最积极最杰出的一位。宋教仁在宣扬政党政治方面高于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见解，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宋教仁严厉批评了改良派那种与君主专制相妥协的所谓政党政治主张，认为清朝君主政体是中国因循苟且积贫积弱的根源，以保存这种现存的政体作为实行政党政治的目的，实在是荒谬。因此，他疾呼，实行政党政治，“须明确宣言曰‘革除专制政体，以实施立宪政体’，方为合理”。[5]（P231）在他的心目中， 政党政治的方向实际上是法国式的，即推倒君主专制，成立政党内阁，实行民主政治。
第二，注重政纲的制定与宣传，强调政纲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宋教仁指出：“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5]（P230）“而政纲者，即为其一党政见之外形的纲领， 故制定政纲之条件，至少必须有二：（一）其方法必须为积极的，而不可为消极的；（二）其事项必为未来待行的，而非现在已成的。”[ 5]（P231）
经过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近十年的介绍和宣传，西方政党政治观念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就为中国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尝试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正是在上述资产阶级已经独立登上了政治舞台，西方政党政治观念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政治团体遍及海内外的基础上诞生的。
收稿日期：200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