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与塔》介评
王磊 韩一元 李建钢*
尼尔·弗格森被誉为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史研究，曾提出“中美国”概念，著有《帝国：大英世界秩序兴衰及对世界强权的启示》等多部畅销书，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2017 年，弗格森出版《广场与塔：网络与权力，从共济会到脸书》① Niall Ferguson,The Square and the Tower:Networks and Power,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Penguin Press,2017. ，以“广场”与“塔”分别象征“网络”与“等级制度”，讲述了二者如何互相作用，并影响人类历史走向。他认为，等级制度贯穿并主导人类历史，等级秩序占据主导权的时期，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兴起既促进社会变革，也带来混乱和冲突。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直至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依托于书信的人际关系网发展至网络科技时代的社交网络，网络在重大革命性事件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却长期被忽视。人们一度乐观地认为，信息网络将构建起全球公民共同体，但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稳定，未来的世界仍将是“广场”与“塔”并存。下面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
一、网络的特性
在网络理论中，个人可被看作节点，个人之间的关系则是连接他们的边线。节点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衡量节点重要性的指标主要有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表示与其发生直接联系的节点数量；间接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指多少个节点必须经由本节点实现最小跳数互达，即该节点成为其他节点之间中介的可能性。将此理论运用到人类历史中可发现，要衡量某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间接中心性是比度中心性更重要的指标。换句话说，相比一个人直接认识的人数，其能否成为圈子中的桥梁更为重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那些扮演关键角色的人就是不同圈子间的桥梁性人物。
（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交网络具有同质性，一般而言总是具有相同特质或偏好的人汇聚成一个网络。但网络图太过简单，很难揭示出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我们在研究一个网络时，需要搞清楚该社交网络连结的性质。比如，节点之间的关系是熟人还是亲密关系？该网络图描述的是家谱、朋友圈还是秘密组织？节点之间是否有金钱等资源流转，进而导致节点话语权不同？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单向性还是双向性，比如是否A 对B 发号施令，而B对A无权这样做？
弱联系具有强作用。六度分隔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互不相识的两人，只需要6个人（包括这两人在内）就能够建立起联系。最新研究更表明，由于近年来技术迅速发展，这一分隔数字现在更接近于5；对于《财富》1000 强的公司高管，这一数字是4.6；2012 年时脸书（Facebook）用户的这一数字是3.74，2016 年更进一步下降至3.57。这些数字表明，网络之间并非相互隔绝，身处同一网络内部是强联系，而不同网络之间存在着弱联系，正因为弱联系的作用，网络之间才能相互连接，世界上的任意两个人才有建立起联系的可能性。一些节点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与其发生直接联系的节点数量多、在网络内部扮演中介作用，也因为其与其他网络的弱联系多。
（二）结构决定扩散。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某个观点或理论的传播程度取决于其内在内容，但事实上其所在网络的结构特征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观点或理论的传播不同于病毒式的自动传染，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意愿和选择。在等级秩序中，只存在垂直联系，水平联系被禁止，因此很多观点或理论无法得到传播。网络结构则对观点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 世纪50 年代便有社会学家提出，由于观点领袖(Opinion Leader)的存在，观点才能够经由媒体传向大众。在观点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些节点充当着本网络看门人的角色，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从外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内部其他节点。因此，一个观点想要广为接受，首先需要一批在本网络内部联系多、影响大的早期接受者，再由其向其他节点传播。很多观点没有获得传播，并非因为其内容有缺陷，而是因为早期阶段便传向了错误的节点、集群和网络。
网络多种多样且并非一成不变。在一个随机网络中，内部每个节点具有相似的连接数，例如现实生活中的美国高速公路网；有的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均具有相同的连接数，例如晶体点阵或网格；有的网络是模块化的，即其包含若干集群且集群之间由少数边线连接；有的网络是不均匀的，每个节点的中心性非常不同，类似互联网社群这样的无尺度网络；有的网络具有等级化和模块化的双重特征，例如掌管新陈代谢的复杂基因系统；即使是典型的等级秩序，也可看作一种特殊网络，其中只存在垂直连接，且顶端节点的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反映网络中某个节点到达其他节点的难易程度）最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常细微的变化，例如仅在网络中添加几条联接，便可能急剧改变整个网络的性质，这意味着只要在等级化的网络中添加若干水平连接，等级秩序便会遭到摧毁。因此，长期维持稳定的等级秩序几乎不可能。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江西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的要求，聚焦重点难点，下足“绣花”功夫，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任务，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呈现力度加大、进度加快、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
（三）网络之间互相作用可能带来创新和创造。新生网络能够快速动摇等级秩序，而强大的等级秩序也能轻而易举地摧毁脆弱的网络。由于具有去中心化的结构、包含多种多样的集群和弱联系，还具备适应和进化的能力，网络相比等级秩序更具创造性与活力。历史上的很多创新都由网络而生，而非在等级秩序中产生的。但网络也存在劣势，一是其战略性差，即其资源配置能力不如等级秩序，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二战的胜利还是依靠传统权力的集中，而非依靠某个网络；二是网络在创造和传播好观点的同时，也滋生坏观点，例如谣言和恐慌；三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可能出现功能紊乱，例如当今社会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以及“阿拉伯之春”时危险群体获得权力后贻害社会。
网络主体的期望和目标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逆向投射，即虚拟世界对现实社会存在着很强的补偿和平衡效应。结合我国当下网络主体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的过分热情，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我国制度化参与渠道低效的一种反向表现，而这亦和我国政治稳定结构的内在需求紧密联系。
二、网络对等级制度的第一次“大反叛”
等级秩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处于优势。史前类人猿就已存在劳动分工，原始部落更像合作式的等级制，而非分散式的网络。随着人类族群愈益发展壮大、从事的活动愈益复杂，早期人类发展出了首个概念框架，即用神和超能力来理解世界。之后人类开始制造武器、发明文字，社会日益分层直至形成国家。等级秩序拥有诸多经济上和治理上的便利，早期国家能够大规模开发资源、减少交易成本，特别是军事领域的成本。但等级制也存在风险，为满足统治者的个人私欲，资源有可能被错误配置。
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阵营建立对抗的等级体系，二战结束不久，即形成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极大增加了战争成本，核战争带来的“世界末日”预期，使美苏决策者避免直接冲突，幸而没有像一战、二战中的英德那样爆发战争。同时，冷战期间的联盟网络较之此前更加稳固，美苏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手段，各自控制着稳定的盟友网络。总的来看，冷战期间美苏与其各自盟友签订的大量军事和经济协定都具有等级结构特征。冷战被称为“长和平”时期，但这只适用于美苏等发达国家之间，如果从全球考虑，1950 年代至1980 年代，非洲、亚洲和拉美充斥着战乱，既有国家间的冲突，也有特定国家的内战。冷战期间的两极对抗和大国结盟体系，实际上将全球国家划边站，并根据各自国家的能力和重要性确定战略争抢的次序，由此形成了“中心—边缘网络”。因为担忧多米诺效应，非洲等边缘国家也成为美苏争夺之地。
（一）欧洲旧势力反扑，五强格局恢复等级秩序。法国共和革命事业终被内外守旧势力联合打败，拿破仑被流放海外孤岛，王朝统治在法国复辟。1814 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了英国、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的五强统治，实现了欧洲权力的平衡。新秩序以均势原则为核心，同时高度等级化：欧洲五强协调合作，其他国家居于弱势地位；在五强中，英俄地位更为凸显；五强外的第二等国家集团——奥斯曼帝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不断向五强发起挑战。这一具有五个中心节点的等级秩序，有效维持了欧洲近一个世纪的总体和平局面，较成功地限制了冲突数量和规模。
宗教改革的深远影响远超人们想象。事实表明，新教国家的经济日益活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改革促使原先聚集在宗教领域的大量资源转向世俗领域，可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促进了欧洲世俗化的宗教运动”。欧洲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宗教改革之前，欧洲文化生活高度集中在罗马周围。宗教改革后，欧洲文化网络完全改变，形成两个互相交叠的网络：一是赢者通吃，大量文化生活集中在巴黎周围；二是适者生存，从中欧到意大利北部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集群形成的次中心。就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圈子内，不断涌现出一波接一波由网络驱动的创新潮，以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为典型。学者们在各种网络内部分享新观点新发现，进而带来了自然科学和物理领域的进步与变革。同时，由于航海成本急剧降低、北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奴隶贸易的盛行，跨大西洋贸易和移民所形成的网络也呈指数级增长，形成以大港口为中心、多重互相连接的网络。
（三）18 世纪西方网络发展推动社会变革。启蒙运动时期的网络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以国家集聚。以伏尔泰的通信记录为例，与其通信者超过1400 人，其中约70%是法国人。尽管人们倾向于将启蒙运动视为国际运动，但事实上法国的中心作用比人们想象的更重要。二是包含大量贵族和高级别官员，这些人的资助是不少知识分子赖以生活的保障。三是自然科学家较少见，启蒙运动时期的网络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并非数字、实验和论文主导。四是除了信件，沙龙扮演了重要角色，贵妇们的客厅成为知识分子们流连忘返的社交中心。五是旅行亦具有重要意义。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旅行到巴黎时见到了达朗贝尔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而正是因为富兰克林与欧洲的密切联系，其才得以成为启蒙运动网络的重要节点。18 世纪对美国而言亦是颇为重要的时刻，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网络进行分析会发现，保罗·瑞威尔和约瑟夫·沃伦是波士顿最重要的革命者，而波士顿则是美国革命最重要的城市。在当时波士顿的革命者网络中，以阶级、职业划分形成了若干集群，一般每个人只属于一个集群，只有保罗·瑞威尔和约瑟夫·沃伦属于两个集群以上。如果没有他们，集群之间便难以建立沟通联系，更难共同革命。
社会力量兴起削弱等级制度。20世纪70年代，等级制度松动的另一个迹象，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信息的管控能力下降，社会大众媒体话语权明显升高。西方国家行政机构此前暗箱式的决策被媒体公之于众，如1971 年《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文件”案，以及尼克松总统最终因媒体披露“水门事件”而下台。苏联极权体系的松动，则表现为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政治异见人士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古拉格群岛》成为该时期代表性著作。欧洲多国爆发了持久、激烈的青年学生运动、社会抗议等；美国亦是如此，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印第安人维权运动以及同性恋争权运动等此起彼伏，反越战、反核运动、反对贫困和工业污染等社会运动如潮水般迸发。社会力量兴起以及等级制度松动，意味着国家的权力运作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是决策精英的“密谋”，而必须越来越多接受公众和媒体的评判。
2.3 两组心率变异性和心率减速力指标分析 研究组SDNN、SDANN、RMSSD、LF、HF及心率减速力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三、等级制度重占上风
三大基于网络的革命——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西欧文明，但19世纪却出现了向传统等级秩序倒退的逆流。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民众担心君主复辟，各类谣言引发社会恐慌，加剧了血腥暴力，导致大恐怖蔓延。雅各宾派及其继任者们都没能将国家稳定下来，在乌托邦的掩饰下，施虐狂们大行其道，谣言和混乱在网络中病毒式传播，社会秩序近乎崩溃。1800 年后，军队统帅拿破仑执掌法国重建了秩序，颁布了新法典，稳定了金融体系。拿破仑是第一位现代独裁者，他通过高效动员各个网络的资源，扭转了大众运动导致的混乱局面。拿破仑欲在法国重构以其为顶端的等级秩序，但其合法性始终没有获得欧洲其他王国承认。
（二）宗教改革——网络对等级秩序的大冲击。约翰·古腾堡在西方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迅速传播，直接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带来了一次媒体革命，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发展。正是借助印刷术，马丁·路德的著作和思想才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从而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此后，各种新教宗派层出不穷，宗教战争的硝烟在欧洲各个角落不停燃烧。到161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形成南北对立之势，宗教斗争又与大国争霸斗争混合在一起，导致了规模空前的欧洲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可以说，奉行“信徒皆祭司”的新教徒网络成功挑战了天主教权威，却带来了残酷的长时期无政府状态。这场惨烈的战争使德意志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直到1648 年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结束战争。
19 世纪欧洲等级秩序有效利用了网络。同启蒙运动一样，工业革命也是网络的产物。工业革命的创新，是靠资本、技术关系网推动的，而不是靠个体英雄式的发明家。发明家们联手协作，集中投入智力和资金，并依靠与投资者的关系网将发明投入实际生产应用。亲属关系、友谊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维系着这些关系网。与此同时，19 世纪欧洲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切断之前三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智力、商品和政治网络。新的君主和贵族统治阶层，更善于拉拢、利用各个网络，将他们的创造性和动力为己所用。因此，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引发政治革命，欧洲皇室与财阀精英——新旧网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
传统的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采用分章节、分项目教学形式，学生练习时多是各自为政，只要自己动手会做就可以了。而学生今后走上临床工作岗位，抢救、治疗病人等工作多以团队形式开展，这种传统的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尤显不足。
王室联姻网使君主制度合法化。除通过外交手段强化等级秩序外，19 世纪欧洲各国还利用传统的网络结构——王室联姻，力求在继承原则与宪政理想间取得调和，将君主制度重新合法化。王室联姻网有两种手段，一是内联，其中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是典型，扩展了王室亲属关系的范围。二是外联，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典型，该家族通过攀附王室、族内联姻构建了庞大的政治金融关系网，各国王室则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关系网巩固了权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构建的快速通信网比当时的邮政快很多，成为政治新闻和机密信息传递的独特渠道，间接成为巩固欧洲秩序的纽带。
（二）西方帝国将等级秩序推向世界。对外，西方帝国将世界各地依照种族、国力等因素纳入其主导的等级秩序。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能统治比本国人口大许多倍的殖民地，原因在于帝国等级秩序与当地权力结构的良好融合。以英国为例，殖民西非地区的英国代理人卢加德称，“维持传统统治是社会安全的堡垒”。英国极力维持甚至加强被殖民国家的传统等级秩序，向当地人灌输尊崇上级官员的势利思想。而在所有传统等级结构之上，是英国自己居于最高地位的“帝国元等级”。对内，西方帝国利用其掌握的工业资本、通讯网络来镇压革命。革命之火在19世纪后期越烧越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标志着新时代最大的网络——社会主义网络的诞生。但西方帝国等级秩序能压制这些革命网络，因为铁路、船舶、电报、电话、报纸和邮政等新通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官方驱动、支持的私人工业资本网络对殖民地的开发，也使各帝国政府坐享巨大财富。
19 世纪末，经济、通讯、学术领域都出现了集中化趋势。一小部分企业发展成垄断集团；无数小报社中涌现出数个新闻业巨头，松散的国际学术网，由德国大学占据主导权。新兴工业资本力量从全球化网络中诞生，其实质是依靠“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帝国—殖民地”的内外等级秩序获利，这些新等级秩序的巨头们，逐渐冲击国家藩篱之内以传统贵族为代表的旧等级秩序。旧等级秩序亦展开反击，其最初采取民粹主义态度，反对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国际资本，称其侵蚀了本土工人的工资，使工业和金融资本流向一小部分精英、流向了其他国家。例如旧金山排华运动，其本质是反对雇佣华人的大型工业集团。但到了20世纪初，新旧等级秩序对立逐渐调和，民粹主义思想逐渐转化为改良主义思想，谋求通过制定经济政策限制垄断、提高福利，而帝国主义则标榜“社会帝国主义”，称帝国主义也会给劳动阶级带来福利。
（三）网络控制力决定了一战结果。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主导维也纳会议的欧洲五强演变为五大帝国，德意崛起并后来居上，帝国之间围绕划分世界的斗争无法调和。同时，传统贵族势力式微，欧洲五强格局的根基动摇。英、奥、德、意、法、俄之间通过各式各样的同盟条约，形成了复杂而脆弱的关系网，但未能缓和矛盾，最终爆发了一战。英国对全球通讯网络的控制力远胜德国，可轻易截取德国电报；英国的金融体系和舰船队伍更加强健，可扼住德国经济和进出口咽喉；1916 年英国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兴起，成功建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网和军事同盟，得到了阿拉伯人广泛响应，使协约国获得了中东战局优势。一战最终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获胜结束，再度说明高效的网络若能被等级秩序有效利用，将发挥极大作用。一战还表明，社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建立的预防战争的网络，不敌等级秩序，各大帝国一声令下，就动员了数千万人投入战争。
20 世纪初的大灾难制造独裁专制。20 世纪初是大灾难的时代：一战爆发；1917—1923 年爆发全球大流感，上千万人死亡；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崩溃和通胀。大灾难导致了大独裁者的出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变异，横扫欧亚大陆。布尔什维克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思想的强大感染力，可有效拉拢农民、工人和普通士兵，但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迅速地将其革命网络转化、定型为等级秩序，建立一党专政。斯大林进一步将列宁打造的等级秩序发展为恐怖统治的天罗地网，通过监听、秘密警察等手段，阻吓任何参与非官方网络的企图。另一方面，披着国家社会主义外衣的纳粹思想，在1930—1933年间如同病毒一样传播。纳粹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等级制度逐渐森严，其组织方式并非简单的金字塔型结构，而被称为“多头混乱领导”体制，许多个人和机构以履行元首意志为名，竞相发号施令，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20 世纪中叶等级制度发展到巅峰。一战导致至少四大帝国的覆灭，但中德苏三大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主要民主国家行政体制亦呈现右转态势。除政治、军事领域外，等级秩序还蔓延至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等级秩序的严密化，同各国更有效地掌控新通讯技术息息相关。尽管电话、无线电创造了新的网络，但这些网络更易被“中央节点”掌控，也更加脆弱。戈培尔称，无线电是“集权国家的精神武器”。美国的电话网络完全掌握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手，其总裁公开反对竞争，倡导垄断，并愿意政府监督公司的通信网络。1920 年代美军事情报机构同西联公司达成协议，拦截可疑电报。二战期间，美对通信的扫描、拦截、入侵更加白热化。
四、网络对等级制度的第二次“大反叛”
（一）西方网络的发展较东方更迅速、自由。政治领域，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方未再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形成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神圣罗马帝国只维持着名义上的松散联盟，东方的统一帝国则一直延续。社会领域，个人主义在西方日益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社会化，而东方的网络关系仍主要是家族式的，以孝为基础的儒家文化起着社会稳定器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网络继续发展，在一些相互联系紧密的人群中产生了一批世界主义者，商业与文化持续发展；到15世纪末，欧洲面貌已与世界其他地区大为不同，航海时代的来临更拉大了这一差距。航海者们虽然受到王室资助和支持，但他们本身也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共享造船、航海、地理和战争的相关知识，新技术与网络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并开始向非西方的等级秩序发起冲击。葡萄牙人敲开了中国南方的大门，西班牙人则走向美洲，并深入内陆攫取金银、与当地统治阶级联姻，逐渐在军事、政治、血缘各领域成为旧世界的统治者，形成了一种新的等级秩序。
（一）相互依赖的网络时代来临。20 世纪70 年代，美苏各自对盟友控制的等级制度出现松动，社会网络联系增强，国家间相互依赖渐显。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战略家基辛格依靠其个人决断和社交魅力，建立起覆盖广泛、效能强大的国际人脉网络，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成为其中一部分，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间交往增多，美苏、中美、中法、苏联与欧洲国家之间等，都出现了领导人交往增多、彼此关系和缓的迹象。如基辛格所说，这种网络化发展趋势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依赖网络逐渐取代了二战后彼此对立的体系，1974 年能源危机的爆发，成为这种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明显佐证。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条件下，1973 年三边委员会建立，1975 年七国集团建立。《纽约时报》宣告“相互依赖时代来临了”。1977 年上台的卡特总统在其施政计划中，也采用了“相互依赖”的概念。
对于除氧器的水箱容积，综合经济性与安全性的考虑，除氧器水箱容积为4min的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时的给水消耗量，即 250m3时，NPSHa- NPSHr ＞6m，汽动给水泵的前置泵在该布置情况下不会汽蚀，同时也能保证机组快速切负荷时的安全性。
稳态神经网络模型产生的稳态数据为残碱和黑液波美度的具体数学模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利用稳态模型中的200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建立残碱和黑液波美度的数学模型，见式(3)：
信息网络兴起强烈冲击等级制度。20 世纪70年代，也正是信息网络发展的萌芽时期，信息网络的兴起最终成为等级制度衰落的致命一击。信息网络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息资源可以共享给无限的用户，而非一家独占享受其利。二是信息网络中的权力分散，如此复杂庞大的网络不可能依赖单一的主体来完成设计，权力随之扩散。三是管理方式上的去集中化，信息网络的建立基于功能模块，各种任务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模块，从而实现分开管理。信息网络肇始于美国，随后传播至世界，极大提高了各地政府的公开透明度，全球范围内的等级制度所掌握的信息、权力都遭到严重冲击，苏联内部也产生了信息网络，民众借此渠道表达对苏共的不满。8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金融、媒体等综合攻势下，苏东集团最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瓦解。
（二）监管大国代表的等级制度的反扑。1970年代以后美国的监管举措出台愈加密集，据统计，1950 年美国联邦规则法典的长度约为2.3 万页，1951—1970 年，新增了约2.1 万页，1971—1990 年则猛增了6.2万页，1991—2010年再新增了4万页。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大量监管规则和措施，美国日益成为监管大国，行政机构的手伸入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法规条文、监管细则异常庞大，尤其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围绕增加就业、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提供普惠性的医保等议题，出台了大量联邦法律。这种复杂的监管体系可并不廉价，实际上耗费弥巨，美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美国行政机构的庞杂监管已经给私人部门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并最终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减少了就业机会。概言之，监管大国代表了政治系统等级结构的反扑，破坏了国家繁荣与稳定。
达沃斯论坛彰显新时期网络的力量。1971 年世界经济论坛诞生，它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德国学者施瓦布倡议成立，旨在将全球的企业、政治、媒体、大学等各界精英汇聚到一起，共同探讨人们最关心的议题，施瓦布因此成为全球最佳联络人。达沃斯论坛体现的就是网络的力量，论坛汇聚各路精英，却不是等级制度指挥下的合唱，而是平等共商全球问题、凝聚并传播自由民主价值的场所。如1992年1 月南非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出席达沃斯论坛，其所见所感最终使他放弃了对南非白人资产的国有化主张。曼德拉解释道：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吸引投资，而没收白人资产将阻碍外来投资。同样，达沃斯论坛也将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吸纳其中，推动中越选择拥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
等级制度有其独特价值。在网络指数级增长的时代，等级制度虽已整体衰落，但依然有其特殊价值。欧洲统一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证明了在金融领域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集中统一监管必不可少。90 年代，索罗斯等金融大鳄频繁在欧洲作乱，利用一国的货币储备和汇率变动伺机发动偷袭，钻监管的漏洞，从而带来严重的金融动荡，如1997 年索罗斯偷袭英国英格兰银行，迫使其在“黑色星期三”损失34亿英镑。欧洲各国分散化管理金融、货币的弊端不断暴露，迫使统一的欧元和欧洲央行于1999年最终成为现实。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教育的主导者，他们的言行会对儿童产生直接影响。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不仅要教育儿童，而且要训练民众、推进地方事业的发展。1938年，陈国钧在《复兴民族小学教师的责任》中提出，教师在抗战中责任重大，一是要“教育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就是现在的儿童”，二是要“训练学校所在地的民众”“要肩负起训练民众的责任”，三是要“推进当地的地方事业，以增进抗战效率”［13］。
（三）网络扩张滋生重大风险。网络科技寡头造成新的问题，网络化的世界经历了快速的阶段转换，当前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了Web 2.0 时代，受互联网商业化革命的催化，网络科技的寡头时代已经到来。因为网络技术革命，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但是不平等程度也异常严重。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等各自领域巨头获得了垄断利润，却挤垮了其他许多传统行业和中小创新企业。例如，谷歌公司占了美国搜索广告量的78%。脸书在促进跨地区乃至跨国的社交网络形成之时，也有其负面影响，如对公民隐私的破坏。网络寡头获得了高度集中化的权力，扎克伯格2008 年曾说过，脸书更像是一个政府而非传统企业。这要求其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2017年2月，扎克伯格承诺，脸书将采取行动培育“有意义的”地方社区，加强社交网络安全（清除煽动仇恨的言论），促进观点多元化，增强民众参与，摸索“全球规模的社区治理”之道。
全球财富分配分化明显，网络科技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交融，提高了人类整体生活水平，同时却使全球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加深。据牛津大学研究，目前世界最富有的1%人群，比其余所有人拥有更多财富；2015年，世界富豪排名的前62人，与底部36 亿人拥有的财富相当；21 世纪以来，底部36 亿人仅获得了全球财富增长量的1%，而最富有的1%人群却占了50%。当今世界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呈现出富裕和贫困人口两极分化的特征，同时也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以中美为例，市场化改革帮助中国亿万人口脱贫，经济“恢复性增长”，目前阶段是有利于中国的劳动人口和中产阶级生活改善；全球化的投资和新兴科技革命则帮助美国精英或上层社会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使其财富增加，但对美国劳动人口和制造行业却造成了损害，相应的工作岗位流失、收入停滞不前，因此造成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分裂。
依托网络而生的恐怖主义难以除根。2001 年的“9·11 事件”开启了反恐战争，美国面临的敌人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圣战者网络，其主要特征就是去等级化、多中心化。“基地”组织以及后来居上的“伊斯兰国”，虽然都有最高领袖，但其宣传、组织动员是应用新型网络科技手段，利用推特（Twitter）、脸书、优兔（YouTube）等各种网络平台宣扬极端思想，发展恐怖分子，依靠平行化的机动小组分队制造恐袭。西方反恐战争陷入多层次、多点冲突的疲劳应对，克劳塞维茨设想的传统战争模式中的“决定性战役”并不存在。西方围剿“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可能成功，但该组织依托网络空间建立的组织、宣传体系会长久存在。因此，反恐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实现政治稳定，以及极端思想的消除。
网络攻击威胁国家安全。网络攻击手段多样、行事隐蔽，有黑客发动的攻击，也有大国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攻击，危害巨大。2017 年，源自美网络武器库外泄、名为“想哭”(Wannacry)的勒索软件蔓延全球，包括美、英、中、法、俄在内，成千上万台电脑被感染，引发全球网络强震。网络攻击也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工具，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即是明显例证。信息网络时代，黑客隐藏在网络深处，却能对万里之外的美国网络服务器发起攻击，而北约这种传统的等级化军事组织，并不能很好地保护美国安全。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威胁并不来自中国或“基地”组织或伊朗，而是来自不断演变进化的网络本身，美国战略需要适应扁平化的网络时代，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980年，“学成下山”的拉加德踌躇满志，向法国乃至全球多家律师事务所投出求职申请，但结果却令她再一次失望。她去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面试时，刚进去就被面试官告诫：女人只有在非正式及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成为合伙人，一般只能整理档案。“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另有一个面试机会，来自总部设在芝加哥的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谈话的是位女性，我受雇了。这里的不同在于，并非美国人当头，欧洲人是跟班，也不是年长的就是领导，年轻的就只干记笔记之类的杂活。”25岁的她从一个实习生做起，先是在巴黎办事处，而后因业绩出色，直接调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全球运营中心。
社交网络深刻重塑政治生态。一是助推发展转型国家的政治危机。随着智能手机推广，人们的社交网络可以保持24 小时在线，各种政治、社会热点议题由此即时传播。2006 年3 月创立的推特，更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源，特别是使社交网络成为政治新闻的集中交流场所。移动手机和社交媒体在全球多地政治危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在蔓延中东多国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在摩尔多瓦、菲律宾、西班牙等的政治对抗中。二是深刻影响发达国家选举操作。2008 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固然受累于本党执政期间爆发的金融危机，而他严重忽视应用社交网络也是一大劣势，彼时他只有4492名推特粉丝和62.5万名脸书关注者，他承认自己并不使用电子邮箱和互联网。与此相比，奥巴马的推特和脸书粉丝分别是麦凯恩的26 倍和4 倍。社交网络在2016 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两次的对决都极为接近，民意支持度相差无几，使精准的社交媒体广告投放和影响关键少数民众成为制胜法宝。英国脱欧政治团体“投票脱欧”宣传运作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利用剑桥分析等数据公司，向脸书等用户精准投放脱欧广告，在诱导投票中发挥奇效。特朗普的“推特竞选和治国”有其聪明之处，其声音得以及时传递，并通过病毒式的民众转发获得轰动效应，竞选时特朗普的推特和脸书粉丝量分别比希拉里高出32%和87%。与英国脱欧派一样，特朗普团队利用剑桥分析等数据公司，向脸书用户精准投送竞选广告，影响关键少数。
五、网络与等级制度依旧相生相克
信息网络彻底改变了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其影响力比15世纪欧洲印刷术的普及更加迅猛。新技术通过给各种原本从属于等级制度的社群网络授权，深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运行规则。我们所处的第二个联网时代和欧洲早期印刷业普及时期的第一个联网时代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同。一是网络革命更快，覆盖地理范围更广。1998 年仅有2%的世界人口上网，现在即已有40%的网民。穷人也从中获益，全世界最穷的20%人口中，约70%的人拥有手机。二是我们所处的网络革命时代，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互联网虽然宣称人们获取信息民主化，但实际上造成了深刻的不平等，亚马逊、脸书和谷歌这些互联网巨头像所有公司一样追求各自领域的寡头垄断，因此信息网络的权力是如此集中化。三是互联网时代破坏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的政治。2016 年特朗普当选即是生动证明，以往“被遗忘的”美国草根阶层，借助脸书、推特等各种网络平台组建团体、联合发声，最终打败了“全球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和建制派。
目前，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学科本位的教育理念下，工程管理专业以理论教学为主，其学科知识教育体系完整、系统，但实践课时不足，实行能力教育体系薄弱，造成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执业能力差，不能满足应用性极强、实践动手能力要求高的建筑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一）信息网络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主导。当今的信息科技革命有三点基本特征：一是以美国为大本营获得的成功；二是美国的科技巨头公司目前仍处于主导地位；三是这种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大量经济收益。面对美国的网络革命，世界其他国家只有两种选择：有条件“投降”和施加监管；拒绝和竞争。欧洲选择了前者，中国则选择了后者。由中央网信办牵头，中国构造强大的防火墙，禁止脸书、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并扶植新浪微博、百度等相对应的本土企业发展，同时对国内网站实施强大的网络审查。正是因为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遭到了“不公正待遇”，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成长为中国本土科技创新公司巨头，欧美希望通过互联网渗透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的愿望也因此落空。
（二）中美是当今等级制度的代表性国家。今天，民族国家的权力垂直结构是等级制度的主要象征，中美则是民族国家的两大代表。美国虽不是人口最多，却是最有权势的国家。美国的最大对手——中国则通常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如美国是两党制国家，中国则是一党制。美国政府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之上，司法独立；中国共产党则控制了一切政治权力，法院也从属其下。然而，中美两国都是共和国，拥有大致上可以比较的垂直行政体系，相似的中央集权；经济上，中国越来越像美国那样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美国近来也像中国那样加强政府对经济管制；美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对社会民众的监管力度，与当代中国也颇为相似。由此而言，“中美国”并非无稽之谈。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同流”之势愈强。今天，真实存在的房地产泡沫、过高的杠杆率、影子银行以及比特币，中美都面对着这些相似的问题。如果说早年的“中美国”1.0版，双方相斥相吸，一者出口、一者进口，一者储蓄、一者消费，那么目前的“中美国”2.0版，两国日益变得不可思议般的相像。
【法国欧安诺集团网站2018年9月10日报道】 2018年9月10日，法国欧安诺集团(Orano)在特里卡斯坦(Tricastin)举行一座铀转化厂的落成仪式。法国经济和财政部国务秘书Delphine Geny-Stephann、欧安诺执行董事会主席菲利普·瓦兰、欧安诺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诺奇、来自60个国际客户的代表及其他相关人士参加了此次仪式。
（三）广场与塔的终极回归。互联网技术兴起后，等级制度遭遇了严重冲击，但并未消亡，也不会消亡，等级制度有利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稳定，我们的世界仍将是“广场”与“塔”并存。等级制度不仅在中美这样的民族国家发挥效力，国际政治中的等级制度也更加多样化：美、中、俄、法、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处于其他188 个联合国会员国之上；若论经济实力，国际政治中的等级制度又呈现不同景象：七国集团曾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但随着金砖国家崛起，以这两大集团为主体建立起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主导力量。五个常任理事国构建了1945 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现在五大国能否像维也纳体系构建的协调体制一样，再度携手应对网络时代的共同威胁，是当今我们时代最大的地缘政治疑问。总之，高度网络化的世界不再有牢不可破的等级秩序，但如果乐观地认为依托网络将构建起全球公民共同体，则终将是一场梦幻。美国硅谷新兴高科技公司，如脸书、谷歌等代表的扁平化网络组织结构，与纽约摩天大楼所象征的等级化组织结构将并存于世。
弗格森运用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 theory），通过对“网络权力”和“等级权力”两种类型权力的分析，重点重构了15 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叙事。弗格森的这种历史叙事方法的确为读者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下际遇、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需要指出的是，弗格森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强权政治思维模式的传统，其中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显然是偏见。此外，弗格森对社会网络理论中伟人（big man）概念理解的偏差，书中一些论题与网络和等级的联系松散，以及对网络的界定时松时紧等，也为人所诟病。① Gabriel Rossman,“Person to Person”,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2/19/niall-ferguson-the-square-and-the-towerreview/;Charles,“Book Review:The Square and the Tower:Networks and Power,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https://theworthyhouse.com/2018/01/24/book-review-the-square-and-the-tower-networks-and-powerfrom-the-freemasons-to-facebook-niall-ferguson/（上网时间：2019 年6 月23日）Balakot 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Mansehra 区的一个小镇。该镇在2005年克什米尔地震中被摧毁，但后来在巴基斯坦政府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援助巴基斯坦地震受害者协助下重建。 ◎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何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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