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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的源泉已广泛地从“物质空间”向“知识空间”拓展，“文化产业”蒸蒸日上，“知识经济”脱颖而出。发展生产力不仅仅要增加物质、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增加文化投入，文化与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核和先导。实际上社会生产力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合力，精神生产力不仅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生产组织方式的反映，而且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生产组织方式融为一个宏大的生产力系统，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产的运行机制，也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殊组成部分。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的涵义，探索其内在规律，对于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加速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努力开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本质观
经济的发展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意味着人类征服、改造、利用、协调自然以取得物质资料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集中体现在生产力主体——劳动者素质的升格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大量合格人员的培养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正是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四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而易见，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建设，其本质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一）精神文明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累人力资本。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力的取得必须耗费一定的投资，所以，人的知识和技能是一种资本形态。他们把人力资本看作经济增长的“内在变量”，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人力资本的形式、发展和积累。这些概念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分析，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最大限度地解放人类的论断都是一致的。人类的全部历史及当前社会实践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知识的创造、存取、学习、交流和使用方式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根本性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知识的生产和使用依赖于教育，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教育是现代化的奠基工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今天活生生的现实。由于人的体力受自然生理条件的制约，总是有限的，将会按照“胡克定律”运行变化，即“在弱性极限内，弹性物体的应力与应变成正比”。而人的智力则由于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以及人脑这个特殊物质的自身发展，却蕴含着无尽的潜力。据统计，发达国家在机械化初期，体脑者比例是9∶1，机械化中期是6∶4，自动化时期则是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说，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的能力为：小学43%，中学108%，大学300%，这些研究材料都说明了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越高，劳动生产能力就越大。这便是发达国家将员工素质提高摆在经济发展首位的“谜底”。可以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拥有跨世纪的科学技术人才，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二）精神文明通过思想道德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发精神资源。完善意义上的经济应该是体现人类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的“理性经济”，而绝不仅仅是投入、产出和效益的“感性经济”。许多道德规范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如忠于职守、勤勉敬业，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都符合效率、效益、质量原则。构成现实生产力主导因素的劳动者基本素质包括两个方面，即由体力和智力构成的劳动能力和由思想觉悟构成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一个客观存在、相对确定的量。不过，这种相对确定量的发挥程度又存在着不确定性，“德盛者其群必盛，德衰者其群必衰”，劳动者一旦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的集体主义信念融入自己的意识之中，形成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就会把单纯谋利的物质冲动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经济行为有一个高尚的动机；就会把庸俗的重商主义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就会把尔虞我诈，以邻为壑变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就会有良好的劳动态度，严格的劳动纪律，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工作，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从而产生较高的劳动积极性。
可见，精神也是一种资源。宏观而言，一个国家要想巍峨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形成自己独特的形象并赢得各国的尊重，除了要有独立而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外，还要有独立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要有自己高扬的理论旗帜和思想尊严。微观而言，在发展经济大潮中，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敢想、敢干、敢闯的创新精神，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洁意识，以及人才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机遇意识等，都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资源。大力开发精神资源，才能给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最主要的功能是它能以合理的制度为生产活动提供动力和保证。综观历史上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都是以物统治人为特征的异化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就是要逐步消灭这种异化劳动，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自由合作劳动者”内在能量的劳动方式。精神文明建设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可以对现实的和即将出现的经济关系提供一种解释，使人们达到心理上的认知认同，进而增加凝聚力，扩大感召力，以降低生产关系的“运转”费用，有效地推动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为生产力的硬件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创造知识定向、人际和谐的氛围。
劳动者的素质有单体素质与群体素质之分。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只解决了劳动者“因素优化”的问题，但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结构方式下组成的系统整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属性。群体素质由单体素质组成，又不是单体素质的简单相加，各具特殊性的单体素质在优化的组织方式下，才会产生一种新质，一种新的群体素质。只有劳动者具备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团队精神、价值目标，才会在劳动集体中感到温暖、融洽、愉快、振奋，才能在通力协作中及时传递信息，默契配合，推动协作水平提高，也才能迅速地将生产力物质要素结合中的不合理部分及优化建议反馈给决策、管理部门以从整体出发作出调整。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动系列中，不论是发展战略的抉择，还是发展战略的实施；不论是发展活动的谋划，还是发展规划的实践；不论是发展机制的构建，还是发展质量的提高，凡此等等，都会触及利益的神经。按照“利群”的道德原则和“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服从全局，目前虑及长远”的经济发展规范调整其中的利益关系就成为客观必然。因而，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环境能使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资金、物资的推动与科技、管理、政策、法规的推动汇成合力；能使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生产要素的组合统一起来；能使决策过程减少磨擦趋于简化，从而达到节约组织成本的目的。而节约组织成本正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价值观
精神文明是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同物质生产要讲究投入和产出一样，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精神产品也存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问题，也存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广义的精神产品可分为文化产品和思想意识两种形态。
（一）文化产品的价值追求在于社会效益最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知识实体形态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不仅要受制于全社会能把多少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其中，而且受制于整个社会宏观发展的需要，因而其效益可区分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精神文化产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交换价值之上。
所谓社会效益，是指活动的结果对社会全面进步所发生的影响。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指向功能，引导功能，服务功能，净化功能。文化即“人化”，文化产品本身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一部分，又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原因。这种互为因果的人本力量潜移默化在物质文化建设之中，成为市场经济中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商品生产中应运而生的商业文化就是典型的例证。商品在让渡前，必须先与“人”通约。商品所有者除了让商品“有用”之外，还必须赋予这个冰冷的物体以人文价值，一纸言简意赅的说明，一则关怀备至的广告，以及品牌、命名、设计等都会以深刻的道德、情感魅力，显示出“人本”的亲和力量，激发起新的需求。以一种意识形式注入整个社会，广泛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提高人们以“真”为核心的科学素质，以“美”为核心的艺术素质，以“善”为核心的道德素质。因此，从表面上看，商业文化是商品形态的文化，实际上也是文化形态上的产品。商业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便成为：没有人文价值就没有经济价值。
所谓经济效益，是从市场经济观点出发提出的衡量标准，即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文化、教育均不发达，国家又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精神生产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必须对一部分精神产品引进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统筹安排，严格核算，让产品生产和流转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资金、劳务、土地、原料、设备）从市场中获取，价格随市场涨落，所耗成本受市场支配。
必须看到，市场机制进入精神生产领域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其积极影响是扭转了政府计划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文化建设改变了长期以来不算经济帐，不讲产品质量，不考虑需求，盲目出版，重复印刷，浪费惊人，效益不佳的状况，从“福利型”走向经营型。这显然不是文化产品的贬值，而是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价值规律的介入，活跃了文化产品生产，拓宽了财力、物力投入渠道，调动了各种社会力量从事精神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精神财富的创造，为“两为”、“双百”方针的落实，为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但是，其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追求经济效益与追求社会效益之间矛盾尖锐，自发的市场导向与政府实施的自觉导向之间磨擦频繁。带来的现实后果便是，文化产品内容日益世俗化，大众化，文化与娱乐合流，娱乐与消闲结合，真善美屈从于市场上的功利价值。个别地方，市场竞争甚至使“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大施其威，赤裸裸的名利追求被视为当然。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甚至见利忘义，制造粗俗、低劣的产品向社会泼洒精神垃圾。
无须赘言，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趋利抑弊的关键所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效益实质上是生产者有一部分收益无偿地转移给了社会。这种转移又有“利他”和“互惠”之分。不言而喻，社会效益的受益者不是少数人，而是整个社会，从其性质和作用上看，便是集体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从属的、暂时的利益，从生产者的收益来看，经济效益也是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所以，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便是顺理成章了。
当然，精神生产也不是不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依赖，在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在精神生产中，讲求经济效益，可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又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扩大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促进精神生产中的竞争，使精神生产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意识形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
思想政治工作者对自己的劳动也有强烈的价值追求，只是这种价值属于经济伦理学的范畴，不能简单地套用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而要通过接受者的理解、评判和行为来衡量。这就需要我们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综合考核，全面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
第一，在“有形”与“无形”相伴生中把握“现值”和“潜值”。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投入，最终产出必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局限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感觉器官对这些价值的反映，始终存在清晰可见与隐约飘忽的区别。比如政治报告、动员大会可以使教育对象斗志昂扬，群情激奋；寓教于乐的活动能使参与者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便是“有形”的“现值”。而我们倡导“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用榜样的人格力量去影响他人，用典型的示范作用去引导他人，这里劳动者本身付出牺牲难以显现，其反映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撞击力量，也是难以捕捉的，这就是“无形”的“潜值”。而且，层次愈深的思想问题，难度愈大的转化工作，其成效和价值则愈难显示在人们的感觉视野。这就需要我们端正评估态度，增强洞察能力，善于透过“有形”的表象，抓住“无形”的实质，力求全面掌握“现值”和“潜值”。
第二，在“突变”与“渐变”相统一中实现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从时序界限上观察，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实现，或长或短，都有一个潜伏阶段，这就决定着其劳动价值的显现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教就灵”的“突变”状态，另一种是渐行渐高，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渐变”状态，凡涉及到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转变及群体性情绪的优化，便不可能“立杆见影”，只能循序渐进。在评价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价值时，必须瞻前顾后，远近结合，既要肯定因为客观条件成熟、工作难度小、而水到渠成的近期效应，更要肯定那些有预见性、经过日积月累、步步深入的基础性、延续性工作而获得的远期效应。否则，只注意眼前的“突变”，忽视潜在的“渐变”。就会诱导人们在实践中，追求形式主义，急功近利，以至造成短期行为。
第三，在“有界”与“无界”相关联中实现分享性效应和共享性效应。从空间范围上观察，作为复杂劳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尽管有时是在时空界限比较清晰的范围内完成的，但占很大比重的都是“无界”的。比如，一场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一项卓有成效的经验推广，不仅其适用范围可以超越本单位、本系统的地域界限，就是产生的价值，也不是本单位、本系统的教育对象所独享。这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有分享（即有界）和共享（即无界）之别。这种特殊的价值特征，要求我们在评价时，必须系统认识，共分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政治工作不可能是一项孤立的社会活动，而是事关全局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努力，产生的战果又应人所共享。尤其是那些在实践中产生，具有特殊效益的新方法、新经验，更应通过多种载体，向外部扩散、辐射，使之产生几何级数的效应。
第四，在“定量”和“定性”相渗透中实现意识效应和物化效应。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有着物化性和内化性的特点。虽然其劳动效应最终体现于物化劳动，但现实成果首先是意识性的，这种形态的价值，离不开定性的手段。况且，即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凝结在业务活动的成果之上，也不可能全部物化，总有相当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在考评中，必须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量化考核，为定性分析提供基础，得出定性意见后，还要进行量的分析。应注意把能量化的尽可能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尽可能细化、规范化、具体化。鼓励人们去实现最高的意识效应的物化效应。
三、消费观
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是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因素，在这两大因素中，社会生产是创造和形成人类物质财富的手段，而消费则是促进社会生产和物质价值实现的动力。
（一）精神消费具有与物质消费不同的特点
与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消费，是指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接受不同的精神产品，来满足精神方面的各种需要的活动。与物质消费相比，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精神消费是第二位消费。人们必须首先在满足衣、食、住、用等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后，才能谈得上精神消费。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就无力购买精神消费产品，也无暇顾及精神方面的需要。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精神消费的发展。现代的物质消费水平还使家务劳动日益自动化、社会化，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余暇时间投入到多姿多彩的精神消费中去。
第二，精神消费对人们精神世界作用的长期性。物质消费的作用和价值，随着一次消费过程的结束而终结，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精神消费的作用和价值却不是随着消费过程的结束而完结，它总要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烙印，有的清晰地浮现在人的大脑表层中，比较快地在实践中发生作用，有的则沉淀在精神深层，在适当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并支配着人们的言行。
第三，精神消费要求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物质消费对消费者自身的条件要求不高，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一般说来，物质消费资料，只要占有，就能消费。较高水平的物质消费，只要掌握相应的技能也可以实现。精神消费则不然，精神产品的收藏、占有，并不等于消费。消费者不具备相应的文化修养，在精神产品面前，就会存在“看不懂”、“听不明白”、“接受不了”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第四，精神消费的发展与时间消耗成正比。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节约时间为标志的。各种家用电器的应用，使许多繁重的家务劳动变得省时省力。而精神消费却正相反，人们在某种精神产品上花费的时间越长，就越说明它的吸引力大，许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能世代流传，常在常新，就因为它们是精神的“富矿”，永远以新的启示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不愿在物质消费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却非常慷慨地把时间给予精神消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精神消费方面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二）精神消费对精神生产的反作用
精神消费作为人类消费的一种方式，与物质消费一样，既受生产的决定与制约，又对生产有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特别是对精神生产的数量、质量和水平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精神消费为精神生产提供新的需求信息。人们消费某件满意的精神产品，就会产生再次消费的愿望，或渴望有同类新的精神产品来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还会产生对其它精神产品的联想和消费欲。相反，人们消费了某件不满意的精神产品，也会产生对同类精神产品的排斥感。这样，消费启迪着层出不穷的消费动机，开掘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的消费层，扩大着各式各类的消费者队伍，为精神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也为精神产品的再生产创造主观条件。精神生产需要大量的精神消费作为基础，尽管人们的消费动机大多处于朦朦胧胧、无意识和不自觉的状态，精神生产者还是必须慧眼识珠，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深入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趋向和市场情况，才能使精神生产适应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精神消费状况制约着精神生产。消费者消费精神产品的经济条件，直接影响着精神产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人民用于精神消费方面的支出约占总收入的30%以上，我国则只占5%以下。 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的接受能力也直接影响着精神产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在我国广大农村，还存在着不少文盲、半文盲，对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低，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消费层；在普通群众中，精神消费也徘徊在较低的层次上。这些都将长期影响着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使人们精神消费出现多样性、多层次、多选择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态势良好，但结构层次不高。因不同的消费目的而形成的娱乐性消费、实用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既在互相影响中打开了共同发展的局面，又呈现出“宝塔式”的结构，即大多数人注重的仍然是娱乐性消费，重视发展性消费的还只是“塔尖”上的少数。
从消费方式上看，近年来的主要变化是视觉听觉相结合的消费，即电视节目的消费量增长很快。这有利也有弊，电视在使精神消费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无形中冲击着人们发展性的精神消费（如学生的课余学习，成人的业余提高等）。
再从精神消费的性质看，大多数精神产品是积极健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但在某些时候，某些角落，一些格调低下甚至黄色有害的精神产品还时有出现。这种消费对人腐蚀极大，极少数人甚至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精神消费水平比较落后，消费构成也不尽合理，亟待运用各种方式对精神产品的供求实行宏观调控，诸如，分门别类地建立文化市场，突出重点，优化管理；正确处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统一规划，正确引导；对一些优质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采取特殊保护、扶持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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