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与扩大民间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效应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出现“挤出效应”
当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政策筹集安排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1.我国实行带有一系列扩张特点的货币政策并未如预期那样真正实现增加货币供应量。一是中央银行总规模萎缩，基础货币投放量绝对下降：1998年底央行资产总量接近零增长，为0.07%，1999年1 月变为负增长0.96%，3月份负增长2.02%，5 月份负增长1.19 %， 绝对量从1998年度的31544亿萎缩到30404亿，收缩3.5%。基础货币从1994 年以来增长率持续下降，从31%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4.7%。 二是货币供应量持续回落：以1997年第一季度为参照，当时GDP增长率9.4%，1—3月份价格指数上涨3.3%、2.9%、1.7%，M0、M1、M2分别增长14.9%、 18.9%、21.6%；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价格负增长2.92 %，M0、M1、M2分别比1997年降低3.7、4.0、3.8个百分点。因此， 货币政策效应弱化。追究其原因，一是货币政策机制受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传导机制阻梗；二是货币供应渠道漏出量较大；三是企业存货增加，弱化增加投资的扩张功能。
2.与国有部门投资高速增长相反，民间投资增幅显著下降。1998年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的情况下，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6.1%，集体经济投资则下降3.5%，民间投资合计仅增长8%，比1997年还减少0.8个百分点。从增长的行业看，今年1—5 月份投资增长的行业分布是：第二产业下降2.6%，第一、三产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1.6 %和28.9%，而民间投资大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中；即便在第一、三产业中，主要由财政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部分实现超高速增长，如农林牧鱼水利投资增长102%、商业饮食仓储业投资增长187.3%，而主要由农村集体和城乡个体经济进行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则下降了1.1%。 从增长的地区看，今年1—5月份，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最快，增幅为22.9%，东部和中部地区投资增幅分别是14.7%和20.5%，而东部地区恰恰是非国有经济最发达和集中的地区。从增长的平均幅度看，1980—1998年的19年间，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年均增幅达27.3%，高出国有经济投资近9 个百分点，而1998年却出现比国有经济投资降低11.6个百分点的大滑坡。
由此，我国财政扩张政策出现“挤出效应”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经济学家阿斯乔认为，公共投资的增长对私人投资有两种影响：一是刺激私人扩大投资，即公共投资“挤进”资本总量，二是抑制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美国30年代实施罗斯福新政，经济逐步复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投资带动了民间投资。相反，日本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大量采取扩张政府支出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其原因就在于大量的财政支出“挤出”了民间投资。因此，必须分析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形成原因，找出公共投资能带动民间投资的路子。
二、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成因分析
根据目前我国体制、政策中的诸多实际情况，我国的“挤出效应”主要是以下原因导致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较高，投资预期不好。
1.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矛盾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两方面，但目前在提高政府基建投资率的同时，却执行紧缩性税收政策。一是税收制度的紧缩性。由于我国目前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这类税收占全部税收的70%左右。流转税属于间接税，这种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税负转嫁的性质。当需求旺盛和物价持续上涨时，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很容易通过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时税收的实际负担人不是企业纳税人，而是消费者。反之，当需求不足和物价持续下降时，作为企业纳税人难以或只能部分地实现这种税负的转嫁，要由企业自身承担税收负担。因而即使政府不主动增加税收，需求不足和物价持续下降也会自动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税收征收力度加大。税收在经济处于低谷时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1998年税收增收1003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收359亿元。三是一些税种设计抑制投资。 如增值税由于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仅允许抵扣原材料、半成品中所含的增值税，对投资品所含的增值税则不允许抵扣。
2.投资领域的所有制壁垒。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抑或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投资体制，无形中在投资领域形成了对民间投资的所有制壁垒，使得民间资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入预期投资收益率较高的领域，如通信、路桥等基础设施。尽管某些领域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营企业投资，但无论在项目审批还是在一系列配套条件上，办事都比国有企业难得多甚至办不成。
3.金融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一是缺乏服务于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它们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80年代成立中小融资机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功能，但在它们资产质量出现问题时，首当其冲的就是民营企业贷款。二是商业银行运作的谨慎性和民营企业的特殊性的矛盾。即商业银行因其贷款风险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势必对总体上规模小、财务能力弱、管理水平低、经营风险大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持保守态度。
综上所述，紧缩性税收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政府可支配的资金相对扩大，而民间部门所支配的资金相对减少；金融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必然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增加；投资领域的所有制壁垒必然使民间资本的活动难有较好的投资预期，由此产生“挤出效应”在所难免。
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对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的高强度的财政扩张政策总是有相当的限度，更由于政府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于如何带动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地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1.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调整税收政策。一是实行投资的所得税抵扣，即对企业按其固定资本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减少当期所得税，抵扣时限可先定为1—2年，抵扣幅度则可根据财政承受能力来确定。二是实行所得税优惠，凡在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领域内，应参照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对特定投资项目实现投产后一定时期的所得税税收优惠。三是改革征税办法，停止现行层层压任务、包指标的计划性征税方式，实行依法征税。
在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要注意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应在财政贴息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即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原则，将一部分预算资金从直接投资转为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民营部门特定投资或科研开发项目提供财政贴息，以此促进整个投资水平的扩张。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商业银行不能根据贷款项目风险状况灵活调整利率而必须按法定利率放贷时，在面临较大风险项目或企业时，放贷意愿减弱。反之，如果能在某些股份制银行进行贷款利率浮动试点，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则会增强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意愿。二是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企业活期存款因素，连续7次降息后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综合成本为2.6%左右，明显低于准备金率3.24%。这样商业银行直接将存款存入中央银行即可获得稳定的利差收入，而不必承担向民营企业放款的风险。因此，下调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从利益机制上迫使商业银行勇敢地面对市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三是开辟直接融资渠道。据有关机构调查显示，民营企业除了利用银行贷款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外，仅0.6 %利用发行企业债券和其他直接融资方式。因此，要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在拓展企业股票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方面多给民营企业以扶持；可以适当考虑把民营企业引入OTC，即建立关于债（政府债、企业债）、股、赁、受益券等在内的场外交易市场。
3.消除投资领域中对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一是从法制上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对各行业投资的“国民待遇”。如果能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宣布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和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外，其他行业对所有投资者开放，那么将能在普遍意义上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二是简化对民间资本投资的审批程序。在对民营企业的审批上，以登记制取代原来的审批、核准制，降低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放低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
4.优化民间资本的投资环境。一是优化舆论环境，政府要善于用好新闻媒体，宣传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宣传民间投资的先进典型，宣传鼓励民间投资的优惠政策，营造民间投资光荣的舆论氛围。二是优化信息环境。信息不灵、找不到可以盈利的项目投资，也是引起民间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各行各业都有产品升级换代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市场的投资空白。因此，这就需要定期公布产品开发情况，定期发布专利信息，建立健全投融资信息发布制度，引导民营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帮助民营企业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和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