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家庭代际伦理 支撑体系面临的风险透视
——基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孝行测量的分析
郭德君
[提要]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孝道影响力已无法和传统社会相比，这意味着当下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的功能发挥面临一定风险。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立足CGSS2006相关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被访者孝行进行测量，对当下孝行所受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孝行所受影响因素更趋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当下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确实面临一些风险。因此，无论是相应伦理体系的发展，还是相关公共政策的激励与引导，都需紧密关注孝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时采取相应举措去积极应对。
[关键词] 老龄化；孝道观；家庭代际伦理；孝行测量
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背景下，立足传统孝道固化家庭养老已逐渐形成一个不小的研究热点，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是：随着社会变迁，孝道影响力变弱导致当下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的功能发挥面临一定风险。基于此种原因，笔者展开了此项研究。在相关研究过程中，高质量数据是决定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些文章立足CGSS2006相关数据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定量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数量不多，却引发了一种研究方向，在相关文献综述中因而反复被提及①。在本研究中，笔者亦立足CGSS2006相关数据②，在综合审视社会变迁对孝道影响的基础上对被访者孝行如何测量进行探讨，以期对老龄化社会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面临的风险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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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行在孝道研究中的意义和孝行分析的途径
(一)作为基础性道德行为的孝行有力促进了良好代际关系的维系，而且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孝道被认为是所有道德的基础。故《论语·学而》中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P.2)在专门对孝道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孝经》之《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即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P.3)总之，在传统社会关于孝道的理论阐释中，将其视为一种基础性道德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再结合现实，一个基本的生活经验和事实是：父母给子女给予生命，并含辛茹苦将其抚养大，因而对父母付出所进行的回报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从本质上透视，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和行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道作为一种基础性道德受到了广泛推崇，在持续性、普遍化孝行推动下，传统社会家庭的代际关系整体上保持了一种良性互动。尤其是在家庭成员处于老年阶段，越来越需要子代反哺时，持续性的孝行为老年阶段的各种基本需求提供了有效支撑。在各种孝行实施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难以替代的精神慰藉，因此，传统社会孝行实施后所产生的功能并非体现在某个方面，而是多元化的，这是传统社会家庭养老的一个鲜明特色。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孝道是维系代际关系的重要伦理纽带。
虽然当下社会生活较之传统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尽孝方式和传统社会相比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从物质、精神等不同方面通过切实的行动对老人进行反哺，这个基本要求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使得现代社会孝行和传统社会孝行出现了内在的相通。在当下积极实行孝行，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一个人通过各种行为对父母、家里的老人进行感恩，从自身修养角度而言，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有了一定的担当意识，从家庭范围来看，这确实强化了代际伦理关系。从更宏阔的视野分析，他也具备了向社会奉献爱心的道德基础，因为他有了责任感，并通过具体行动体现。因而在当下老龄化社会，我们其实比传统社会更需要孝行的实施。
(二)孝道存在之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孝行将其内涵充分体现出来
不难看出，在传统社会，孝道主要以父母为实施对象，因之被称为权威型孝道，其实质是子女的行为必须以维护双亲的意愿及要求为最高原则[3](P.352-354)。从宏观角度分析，孝道至少包含了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的内容，而且观念和行为之下又有众多复杂的构成。一般而言，在恒定观念引导下可产生相应的持续性行为，反过来，在诸多恒常的道德行为中又渗透出某种价值观。这就是说，孝道观念和行为是孝道构成体系中的两个最基本构成，将视野予以拓展，这两个横向构成分别包含了不同的子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彰显了其构成的核心地位。在孝道构成中，孝道观念和行为的重要作用均具有其无可替代性，但无论在认识层面给孝道赋予何种深刻内涵以及重要地位，最后还是要通过切实行为将之真正予以实现，孝道的存在才有合理意义。在《尔雅》中，对“孝”的释义为“善父母”[4](P.176-177)，《说文解字》显然承袭了这种解释，其中对“孝”之解释中亦有一个关键性内容：“善事父母”[5](P.173)，因为如若没有切实的行动，“善父母”和“善事父母”就无法体现出来。审视中国传统孝道伦理思想，元伦理学部分论证相对较少，一般的理论阐释也并不繁琐，因为传统孝道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是反对空谈的，而是提出了适应当时社会生活的理念和法则，并试图将其深度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以使人在不断提高自己修养和境界的过程中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此过程中，也使家庭和社会保持了和谐的秩序。就孝道而言，《礼记·祭义第二十四》中曾子称其为“众之本教”，但是，孝道存在之意义绝非进行简单的道德教化，曾子在阐释了孝道之重要性后，接着指出“其行曰养”，并对实施孝道的不同层次进行了划分，深刻指出在实施过程中孝行本身也需要不断提升，而且是一个持续性行为[6](P.621-623)。由此可看出，在孝道研究中固然需要阐释孝理，但其根本目的是要求人们将孝道落到实处，以做到知行合一。总之，传统孝道理论阐释部分的核心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理或要求，而如何通过具体行为将其内涵诠释出来是倡导孝道的终极目的。在西方伦理学中，也有相似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德性的目的是为了如何具有德性而非认识德性[7](P.39)。纵观中国传统社会许多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讲述的都是具体的孝行，而非行为主体对孝理的认识，因为即使行为主体对孝道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就无法体现孝道的初衷和本真含义。
假设5：参加合法政治组织或有宗教信仰之人能更积极地实施孝行。
(三)孝行实现之动力因素分析
首先，孝行实现的基础在于个体的道德觉悟。结合众多史料来看，传统社会许多发人深省的孝行的实施并非源自外在压力，而是行为主体对孝道精髓在透彻领悟基础上的一种自发表现。从历史视角分析，孝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能得到普遍认可和践行，若仅仅依靠外在强制力肯定难以得到持续性维持，在更多情况下是行为主体对孝道理念高度认同，从而做到了知行合一。其次，孝行之实现需要诸多外部因素的助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孝道各个层次的理论研究以及各种形式的教化体系等也形成了一种强大合力，这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孝行的积极实施。通过分析可发现，这些体系更多是引导性的，而非惩戒性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孝行的实施更多属于道德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外在维护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虽非决定性的，但仍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孝行之实现是主客体等各种因素在比较融洽的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结果。在传统社会，孝道作为一种最为基本但又至为重要的道德得到广泛推崇，成为一种普遍接受并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规范。从整体上透视，孝行实现的基础是主体的觉悟，但其背后还渗透出诸多外在因素结合后所形成的合力。因此，在分析孝行时，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系统专门进行研究，而是要尽可能将对孝行产生影响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对其内在机制和关联要进行透彻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而非仅仅基于碎片化的生活现象进行简单的经验判断。
(四)老龄化社会孝行分析的途径
对老龄化社会孝行的分析绝非单纯理论层面的探讨，因为在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趋势丝毫未减的中国，构筑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已成为一个长期性发展目标，在此过程中，融入一些普适性的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发挥在当下仍有生命力的一些养老传统、养老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老龄化社会，无论是孝道观和孝行较之传统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与传统孝道相适宜的社会环境、家庭结构、人的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目前需要对孝行的变化进行准确测量，在对相应孝行变化进行透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各种现实需求从不同视角出发制定相应的策略。另外，在当下确实存在可以对孝行进行测量的途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在技术和方法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并有一些较为权威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这使得相应研究目的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基于此种原因，本文立足于CGSS2006关于孝道的调查，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假设，并对多个对孝行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目的就是想对这些因素和孝行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
图5是对于目标作径向运动时的提取距离历史。此时距离历史是由4段斜率相近的折线构成，说明目标运动速度变化一致，与实际运动状态相符。从图中可以分析，目标在6.25 s左右时间里向雷达靠近，而后远离雷达。目标在运动期间，3种算法对于大部分的路径反演性能较好。但是目标转身反向时脉冲对消法在目标转身处的轨迹出现丢失。这是因为脉冲对消法属于高阶算法，目标在转身时处于短暂静止的状态，此时刻的目标回波被该算法当成了静态背景滤去。
假设3：农村地区孝行整体上要好于城市地区。
二、本研究中的 6个假设
立足传统孝道基础理论、结合当下一般生活经验以及CGSS2006相关数据，本研究提出了6个假设。
首先，由于等级秩序的存在，传统孝道对女性在孝行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给予充分关注。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在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女儿出嫁后不再是泼出的水，还是能为父母提供直接的生活援助，乃至养老送终。与此相反，家庭生活中男女地位的失衡使得儿子在孝敬父母方面表现欠佳，有些人甚至发出生儿不如生女的喟叹。这种情况笔者在前期相关研究中已有所认识，在Luo和Zhan以及孙晓东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③。基于这些情况，特提出第1个假设：
高中阶段是学生进行自我认知与探索的主要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11月12日至11月14日，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安排高一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职业体验，希望每一位高一学生了解一种职业，体验一个岗位。
假设1：在当下孝行实施过程中女性要优于男性。
其次，从一般生活经验推断，年龄愈大，对孝道愈有较为深入的体会，因而其孝行要优于年龄相对较小者，尤其是为人父母后，方能切身体会到父母之不易。基于这样的生活常识，本研究提出第2个假设：
假设2：在当下孝行实施过程中年龄较大者尤其是有(过)子女者较之年龄较小者为优。
第三，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存在，但情况比较复杂，即使在农村，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针对孝道的变迁，调查视角、对象、范围和方法等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调查的结论。因此，这里仅仅从现代化进程视角入手进行对比分析：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理念逐渐趋于衰退或消失，相比较而言，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较慢，由此是否可推出孝道等一些传统理念在农村地区仍得到不同程度延续？基于这样的疑问，本研究提出第3个假设：
近年来，江西六国一直亏损，资不抵债，已无力持续经营。但从江西六国的资产状况、技术工艺、生产销售、行业前景等方面来看，尚属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截至2018年9月30日，江西六国资产总额4.86亿元，负债总额为9.05亿元，净资产为-4.1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86%。因财务状况持续恶化，自2017年11月份起，各家金融机构对江西六国陆续抽贷或缩减放贷规模。
第四，笔者在前期相关研究过程中发现：教育程度对孝道观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鉴于传统孝道内涵的复杂性，并非教育程度愈高就愈认可传统孝道观念，和当下社会发展不相容的一些孝道观念一些高学历者并不认可。不过，基于本研究中的三种孝行在当下社会仍是最基本的亦可视为底线的构成，因此，本研究提出第4个假设：
是否有(过)子女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有子女者在给钱力度上要优于无子女者。这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有子女者已成家立业，和未成年子女无法给父母给予直接的经济资助不同，一般情况下有一定经济能力去支援父母。另一方面，这也许是传统孝道中所讲的反哺的一个过程，因为有子女后有切身体会，可能会强化这一理念。因此，仅就此点而言，假设2能得到部分证实。
在本研究中，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被访者孝行进行了测量，无论是针对被访者具体孝行的分析，还是最后的整体性分析，都会发现，较之传统孝行实施的无条件性以及对父母的绝对遵从，当下社会的孝行实施所受影响因素增多，因而出现的现象是：一些最基本的孝行虽然得到了延续，但并不是整体性得以遵守和实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下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确实面临着一些风险。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不仅是受孝道观念变迁所致，同时其他因素也产生了复杂的综合影响。当然，囿于数据的限制，同时受制于方法和能力的束缚，因此，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阶段性分析。但是，从中仍能得到重要的启示：在老龄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普适性孝道内容要变成切切实实的孝行，不可专注一点，行为主体道德素养的提高固然必不可少，诸多外在因素的推动也不容忽略。在此过程中，针对孝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相应伦理和公共政策体系也需要不断调整，传统孝道的合理构成在融入新的成分后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从而在当下重新成为增强代际情感和强化代际联系的重要伦理纽带。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通过对被访者孝行进行测量，我们对老龄化社会家庭代际伦理支撑体系所面临的风险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而认识这些风险的目的是为了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防范，并非为了单纯的理论研究。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个榜样既可以是学生推荐的，也可以是老师和家长发现的。学生可在家长的陪同下，利用微信语音，围绕个体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其他同学展开互动、交流；老师和家长也可以推荐、表扬本周做得较好的同学，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交际能力，又增进了同学情谊，更带动了不同家庭的互助互学，有效地把个体的学习行为和发展转化为集体目标。
本模式以低碳环保为目标，电源方案以发展省内核电、新能源等非化石能源电源为主导方向，应重点关注系统调峰问题。2030年广东较已明确核电机组再新增装机15 GW，新增风电装机20.5 GW，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9.4 GW，无需新增煤电装机。
浙江省纪念第 49 个“世界地球日”活动在湖州举行(省厅新闻宣传中心).........................................................4-4
最后，无论是传统孝道的理论阐述，还是基于生活经验，孝行的实施应是无条件的，这种无条件指的是孝道实施的绝对性，即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要恪守孝亲敬老的理念，并实施相应行为去照料父母生活、进行情感交流，乃至进行死后的追思。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养老成本增加，实施孝行必须要以相应经济基础为保障。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本研究提出第6个假设：
假设6：在当代社会，孝行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保障。
三、被访者孝行的测量——基于 CGSS2006相关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
(一)被访者过去一年三种孝行的多元线性回归
在测量孝行时，在综合考虑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因变量的特征以及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后④，笔者选择多元回归作为分析工具。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为p -1个，即x 1，x 2，…，x p-1 ，则模型可表示成下边的形式：
y i =β 0+β 1x i1 +β 2x i2 +…+β k x ik +…+β (p-1) x i(p -1)+εi
上式中的y i 表示个体i (i =1，2，…，n )在因变量y 中的取值，β 0为截距总体参数，β 1，β 2，…，β k ，…，β p-1 为斜率总体参数[8](P.95-96)。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对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认定有所不同，同时，在对数据处理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在不同分析视角下，往往有不同的认识结论。在本研究中，虽然测量的是过去一年的孝行，笔者还是尽可能选取了与被访者个人密切相关的身份因素和其他一些相对恒定的影响因素。当然，受制于调查问卷的影响，个别对因变量有影响的非恒定因素也纳入考量的范围，过去一年被访者总收入因而也被引入进来了。因此，在本研究中，有被访者个人身份特征、生活背景、宗教信仰、政治观念等多个自变量。同样的理由，笔者在前期相关研究中，在利用CGSS2006相关数据研究被访者孝道观时也采用和此次研究几乎完全相同的自变量及定义，目的就是想知道在自变量基本相同的境况下被访者孝行与孝道观有何内在关联，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持续性研究，限于篇幅，本研究还是围绕被访者的孝行展开(其中剔除了选择“不适用”“拒答”的被访者)。在测量孝行时自变量的设置如表1所示：
表 1以 CGSS2006相关数据为依据的孝行测量中自变量的定义
将这些自变量引入后，以给钱力度、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因为在利用CGSS2006相关数据对被访者孝行的测量中，研究人员一般将被访者孝行归结过去一年为父母提供的给钱力度、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的程度⑤。在本文分析中未改变初始赋值原则，即值愈大孝行愈弱，而值愈小则孝行愈佳。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基于 CGSS2006相关数据的被访者孝行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可知，3个模型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根据回归结果，以下分别对3个回归模型作以具体分析。
最高教育程度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给父母经常提供日常照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教育程度越高，提供的日常照料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将孝道观念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从日常细微处着手为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在此过程中，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假设4得到了部分证明。
money =4.412+0.152gen -0.004age +0.037liv -0.258nat -0.014edu -0.057pol -0.321rel -0.188chi -0.064inc
为此我们成立了“日日顺智慧物流研究院”。在大件运输领域，不管物流怎么运作，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解决两端的问题。用户端：用户体验一定要最好。否则它没有价值，用户体验决定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还要得到更多的认可；企业端：企业竞争力一定要提升。日日顺物流现在除了服务海尔，还有3000多个品牌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院来提升日日顺物流的整体服务和商业模式。
其中，money 表示给钱力度，gen 为性别，age 为年龄，liv 为样本类型，nat 为民族，edu 为最高教育程度，pol 为政治面貌，rel 为宗教信仰，chi 为是否有(过)子女，inc 为过去一年总收入。以下几个模型中自变量标示与此相同，等式左边的英文单词代表相应的因变量。
系统库文件提供用户程序，可直接使用API接口实现使用注册、控制密钥、加解密功能，内部实现与内核驱动之间的数据交互，支持设备复用功能[17]。
在第1个模型中，性别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在自变量的定义中以男性为参照组，因此，女性在过去一年给父母给钱力度较之男性为弱。这一方面显示出在当代社会虽然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活，且独立性愈来愈强，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为人格的独立，同时也体现为经济的自立，因为更多女性有自己工作，不再完全束缚于家庭之内。虽然如此，在很多地区，受传统孝道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孝敬父母方面家庭男性所体现出的主导地位仍有一定程度影响。在笔者所熟悉的北方一些农村地区，虽然在赡养父母方面，女性尤其是成年女性在出嫁后也逐渐分担起相应的责任，但除非经济条件足够好，在经济方面所分担的养老支出依然有限。另外，在笔者所熟悉的这些地区，女孩出嫁后逐渐融入到男方家庭，受一些地域文化因素影响，女性在家中尤其是经济开支方面依然无法获得主导权，即使有为父母分担经济费用的想法也有心无力。因此，通过性别对被访者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是否有显著影响的分析，似乎可窥见传统孝道在某种程度上仍延续了一定影响，即在一些孝行的实施方面，对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这样的理由，仅从给钱力度角度分析，假设1不成立。
在民族因素的影响中，也能窥见民族不同，在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有差异，这可能涉及到不同民族在对孝道观念的贯彻方面有不同模式，力度也不尽相同，也可能与不同民族当下的居住模式、生活方式有密切关联。事实上，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一些少数民族同胞至今仍将孝敬父母视为最为重要的生活原则，并以至诚的信念去践行，孝敬父母由此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民族众多，仅仅依靠截面数据无法提供非常可靠、准确的信息，不仅需要更为详实的面板数据，更重要的还需要科学的方法。另外，在涉及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中，还需融入质性研究方法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总之，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相关研究结果才不会与事实之间出现较大偏差。
“别开这种玩笑。”梁诚以为安安又跟他闹着玩儿，“我可是亲手……”忽然，背后传来湿热的触感，像是温软的舌头舔过。
宗教信仰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有宗教信仰，在相当程度上能促进相关孝行的实施。康德在认识领域强调了“上帝”“灵魂”的不可认识以及现象界不存在“意志自由”，但又将“灵魂不朽”“上帝存有”“意志自由”分别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⑥，康德从哲学、伦理学高度深刻阐释了宗教在元伦理学论证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道德行为实施之终极依据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中国民间社会，一些民众将善恶报应等一些素朴的宗教理解作为实施道德行为的原始动力也不鲜见，在此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宗教信仰与一些孝行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5在此能得到部分证明。
假设4：学历愈高孝行表现愈佳。
过去一年总收入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收入越高，给父母的给钱力度越大，这再次从定量研究角度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说明。其实，这更是对现实情况的一个客观反映，但也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一些孝行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实力，因为孝行与孝道观念不同，必须是切切实实要付诸实践的行动。因为这样的原因，假设6在此得到部分证实。
大丰区为缺磷地区，每年磷肥施用量达4.5万吨。磷肥的施用不但对作物高产、稳产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在土壤速效磷显著提高后，为了探索磷肥施用增产效果及确定适宜的施用量，2016年秋播时开展了小麦磷肥试验，探索在现有土壤养分状况下，磷肥对小麦生长发育及其产量的影响。
从表2可知，第2个多元回归方程为：
care =3.725+0.031gen -0.008age +0.264liv -0.173nat -0.024edu -0.140pol -0.067rel +0.097chi +0.003inc
在模型2中，年龄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给父母经常提供日常照料有显著负影响，即被访者年龄越大为父母提供的日常照料越多，这再次证实了孝行实施与生活经历和个人认识有密切关系，而这需要一定的生活历练和时间积累。将第1个模型中是否有(过)子女对过去一年被访者给父母的给钱力度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假设2在此能得到部分证实。
样本类型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是否给父母经常提供日常照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在自变量的设置中以农村被访者为参照组，因此，结果说明城市被访者较之农村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为父母提供的经常性日常照料为少。因为原始问卷中所涉及的日常照料都相对琐碎，而在城市家庭中，至少子女成年后和父母分居是普遍的趋势，他们为父母提供日常照料较少可能与现实情况相符。因此，假设3在此能得到部分证实。
从表2可知，第1个多元回归方程为：
从表2可知，第3个多元回归方程为：
communication =3.987-0.030gen -0.005age +0.096liv -0.264nat -0.032edu -0.113pol -0.147rel +0.026chi -0.018inc
在模型3中，民族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和父母经常进行情感交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再次说明不同民族对一些孝道规范的实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由于中国民族众多，就笔者的一些了解，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直到目前也高度认可孝道，并且在生活中得到严格的贯彻，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法则来实行。但鉴于我国孝道文化的丰富性，即使在孝道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尤其是不同民族间孝道的比较，还有许多研究要深入进行。
最高教育程度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和父母经常进行情感交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再一次显示出教育对被访者孝行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精神交流方面，教育程度高的被访者和父母的情感交流更为密切，这深刻说明了孝道观念及相应孝行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在此将模型2中最高教育程度对相关孝行的影响结合起来，假设4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证实。
宗教信仰在0.05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和父母进行情感交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在一些孝道观念与生活世界接轨过程中，宗教与道德因素相互交错，形成了合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孝行的实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因素与道德因素在某些方面存在融通的可能。将此处模型呈现的结果与模型1中宗教信仰对相关孝行的影响结合起来，假设5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过去一年总收入在0.05水平上对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和父母进行情感交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至少说明在现代社会，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可能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与经济条件等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将模型1中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分析，假设6能得到相当程度的证实。
四、被访者过去一年总孝行的多元线性回归
在对被访者过去一年三种孝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对被访者过去一年的总孝行进行整体的研究，基本思路是将过去一年三种孝行相加，在未改变初始赋值的条件下，如果最终取值愈小，则被访者孝行愈值得肯定，取值越大，则其孝行表现愈弱。在此基础上，再对其总孝行进行综合分析。图1是被访者过去一年总孝行的整体表现。
图 1被访者过去一年总孝行示意图
从图1可看出，最终值为9的达到450人，所占比重为20.31%；其次是为10的被访者，人数达到328人，所占比重为14.80%。最终值为3、4、5的人数分别为20人、13人、29人，所占比重分别为0.90%、0.59%、1.31%；最终值为13、14、15的人数分别为109人、55人、85人，所占比重分别为4.92%、2.48%、3.84%。整体看来，被访者孝行较优者人数要少于较弱者。
在描述性分析基础上，再以相同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基于 CGSS2006相关数据的被访者总孝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从表3可知，第4个多元回归方程为：
sum =12.244+0.137gen -0.018age +0.388liv -0.722nat -0.070edu -0.272pol -0.520rel -0.088chi -0.084inc
模型4在0.00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4中，年龄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总孝行有负向影响，整体看来，年龄愈大，孝行表现愈佳，这是将被访者过去一年给父母的给钱力度、日常照料以及情感交流三方面综合后得到的一个整体结果，即整体上进行总结，假设2基本能得以验证。但是，在当下孝行实施过程中有(过)子女者较之年龄较小者为优的假设仅在给钱力度上能得以验证，在另外两种孝行以及整体分析中均不能得到验证。样本类型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孝行有正向影响，即整体结果显示，农村被访者总孝行较之城市被访者为优，假设3在整体上能得以验证。但是，这仅仅是根据CGSS2006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笔者近几年的一些质性研究表明，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民族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孝行有负向影响，这和前边对一些具体孝行的分析相一致。最高教育程度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孝行有负向影响，从整体上反映出教育对孝行实施的重要影响，假设4因而在整体上能得以验证。宗教信仰在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孝行有负向影响，也是对具体情况的一个整体性总结，假设5中与此相关的内容因而在整体上能得以验证，但参加合法政治组织之人能更积极地实施孝行则不能得到验证。过去一年总收入在0.001水平上对被访者过去一年孝行有负向影响，假设6在整体上也能得以验证。
五、结论
第五，笔者在前期对孝道观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政治、宗教因素均对孝道观念有不同程度影响，再联系历史背景，在传统社会，孝道超越家庭边界对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鉴于一些重要宗教都有教人从善的内容包含其中，在这一点上，传统孝道因而有了与这些宗教教义相对话的可能。基于此种情况，本研究提出第5个假设：
(一)孝道的延续需要社会大系统的助力，其中政策引导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宏观角度而言，孝道并不完全是在理论系统内的一种自发演绎，虽然孝道理论并无西方伦理学如此完善的理论演化，但也有依托于东方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构架，这些理论构架正是孝道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基础，追本溯源，这些理论也有重要的生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正是有了异常丰富的社会化措施，孝道的一些基本理念才能深度融入到生活之中。由此可窥见事实上有两个基本的系统在运作，一个是孝道自身的理论构成系统，另一个是孝道的社会化措施系统，这两个系统固然有较为明显的分界，但是，始终有密切的互动机制将其紧密地联系起来，孝道由此才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从二者的互动机制而言，孝道的理论系统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动力系统，而更为丰富的孝道社会化措施系统则是一个牵引系统。在数千年演化过程中，孝道的核心理论构架是对生活经验高度凝练和高度理论化后形成的法则，其形式主要体现为一些基本的伦理规范，很多甚至是片段式的要求，然而却能对诸多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能整体上产生持续性影响，从中可窥见孝道社会化措施系统所产生的巨大牵引作用的威力。我们由此获得的重要经验是：在将孝道观念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两个系统的作用缺一不可，一方面，孝道理论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其社会化措施也应不断完善。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孝道的深刻内涵及许多具体构成普通民众不一定非常清楚，但是，孝道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渗入到一些人内心深处，这从本文对一些被访者的孝行分析中可找到依据。即被访者对传统孝道的内涵未必能完整理解，但是，通过各种方式反哺父母养育之恩，这种孝行却依然得到一定程度延续。不过，通过较为深入的量化分析可看到目前的孝行绝非一种高度一致的社会行为，而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并且出现了差异化的存在格局。在这种境况下，通过政策引导使孝道观念在社会上能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理念，这是其转化为具体孝行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要重视政策引导的关键作用，并要以此为目标构建相应的政策体系。
(二)政策引导的重点应是促进孝行的普遍化
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传统社会对孝道的高度推崇和全方位宣扬，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这方面事实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尽管受制于现代化进程必然削弱乃至淘汰许多传统的事实，但我们同样可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诸多手段广泛宣传孝道，以尽可能使其成为大多数人都认可并积极实施的理念和行为，这在当下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不能预设每个人都会将孝敬父母、老人视为天经地义。当然，在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涌现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传统孝道的繁琐要求规范现代社会的年轻人，但是，尽自己可能善待父母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这就是在当下宣扬孝道的重要道德基础。通过本次对孝行的分析可看出，孝行的实施已不是普遍化行为，而且受制于很多因素的影响，如若不采取积极的措施，任其自然发展，孝道的影响也许会愈来愈弱。总之，我们要通过政策引导将一些自发行为变成积极主动的引导力量，以最终通过系统的合力形成人人推崇孝道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有效的政策支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仅有政策引导是不够的，如果只形成一种褒扬孝道的舆论场，而对孝行无任何实际支持，孝道的普遍化恐怕难真正得以持续。因此，政策支持的作用便由此显现出来。政策支持的核心就是对积极实施孝行者应给予各种形式的合理激励，尤其是对其所享社会福利应给予更多机会，当然这需要缜密的政策设计，而且关乎许多领域，但不断进行政策试点以使之趋于完善也是必要的一个环节。依据一些伦理学理论，站到道义论的立场分析，只有将发自内心的感情转化为实际行为，在这之中不含任何功利性目的，此种行为才是真正的孝行。但是，通过前边的分析也可看出，仅从孝行的实施来看，经济等因素确实也制约了一些被访者的孝行，在当下生活成本并不很低的社会现实下，有些被访者对孝敬父母可能是有心无力。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有孝心的人有能力让家中老人老有所养，这也是一个治本之策。
(四)孝道理论构成系统的动力因素不可忽视
在孝道构成中，其理论系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到孝道的社会化措施系统，主要是着眼于公共政策进行对策探讨。但是，如果没有孝道理论构成系统本身所起到的驱动作用，社会化系统将失去有效的运作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根据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诸多社会观念的变化，孝道理论系统亦需同步发展，尤其是一些核心理论的发展势在必行，这是孝行普遍化的另一重要前提。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如要实现孝道观念和孝道行为的普遍化，并使其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为家庭养老提供有效的伦理支撑，社会的整体利益方能得以实现。但是，这需要多个主体的运作，并需要多个系统的合力，事实上，这是一种治理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主导下使相应政策和措施予以真正落实，孝道观念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理念，也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对老年人能提供各种支持的普遍的、持续性的行为，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许多人步入老年阶段后将有可能在物质和精神等层面获得有效的代际支持。
注释：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动机控制单元也会根据发动机的工作状况，做出对点火提前角的调整，以控制发动机保持在特殊情况下的工作。比如，当出现发动机输出功率、扭矩超出发动机的功率、扭矩需求时，控制单元除了对燃油喷射量进行调整外，还会推迟点火时刻来降低扭矩的输出。有时候，这种调整是为了发动机的扭矩输出更加平滑，如踩下离合器踏板时，为了离合器结合时动力输出的平顺性，控制单元往往要做出减少喷油量、推迟点火时刻的控制。但这种调整有时候受制于发动机电脑的控制逻辑，有时候不一定非常的合理。
①参见：师帅田《孝道观念对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狄金华、韦宏耀、钟涨宝《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CGSS2006数据资料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韦宏耀、钟涨宝《双元孝道、家庭价值观与子女赡养行为——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2015年第5期；胡安宁《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②参见：李路路、边燕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信息来源：http：//www.cnsda.org/index.php?r=projects/view&id=12612016，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
③参见：Luo B. and Zhan H.，Filial Piety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mong Families with Migrate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 Ageing International，2012，Vol.37，No. 1；孙晓冬《考道风险感知：子女性别有影响吗？》，《人口学刊》2008年第2期。
能源供需缺口进一步增大，2020年、2025年、2030年广东省能源需求缺口分别为4 225万tce、6 615万tce、10 215万tce。
④参见本文第一段提及的以CGSS2006相关数据为分析基础的定量研究论文中的研究方法部分。
⑤参见本文第一段提及的以CGSS2006相关数据为分析基础的定量研究论文中的因变量设置部分。
⑥康德的基本观点可参见其所著的两本著作：[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德]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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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12—0048—09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老龄化社会的代际伦理关系研究——以孝道的传承和重构为分析视角”(19SKGH019)、重庆医科大学校级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科研重点项目“老龄化进程中以传统孝道为基础的代际伦理体系构建研究”(2017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家庭承载力：指数体系构建、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7YJC840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德君，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外国哲学。重庆 400016
收稿日期 2019-02-28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刘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