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不可解读的神秘——果戈理灵魂的复合性与磨砺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灵魂论文,神秘论文,果戈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沿问题：
1、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传统；
2、当代文学中的果戈理传统的多元性；
3、果戈理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4、果戈理与彼得堡主题；
5、果戈理的神秘性；
6、果戈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写作是宿命。写作是天意。写作是不幸。”В.В.罗赞诺夫于1912年5月3日写的这句话虽无特别的针对性，然而，用在果戈理身上却十分合适。当初他心急火燎地非要上彼得堡不可，本来是想做高官，写作不过是他的爱好。做官未能如愿以偿，不经意间，他在文学创作上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后来历尽辉煌和苦涩，竟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喜剧大师。纵观果戈理的一生，似乎总是被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笼罩着。
若论俄罗斯文学中喜剧艺术(也包括长诗和小说)的成就，果戈理确实无人能比肩。对果戈理持有许多否定评价的В.В.罗赞诺夫甚至说：“谢德林站在果戈理身边，就像亚历山大·马其顿身边的马夫……果戈理就是亚历山大·马其顿，他所征服的疆域与马其顿同样广阔……”[1](442)诚然，罗赞诺夫不是在正式的评论中而是在喝晚茶时说的这番话，但喝茶不是喝酒，说话时是很清醒的。他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比喻，笔者以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贬低谢德林，而是赞美果戈理作为喜剧大师的伟岸，他的多方面开拓和建树的无可企及。
罗赞诺夫的话其实并不过分。果戈理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一代巨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出现对俄国文坛和文学史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震古烁今的作用。他以自己未经雕琢的本真姿态犹如一匹黑马跃上了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台阶，无意间打破了普希金创立的和谐、爱、自由和美的世界，用魔鬼、魔法、庸俗、恐怖、忧郁和引人大笑的幽默与嘲讽压倒了一切。他仿佛是专为颠覆普希金的传统而闯入文学艺术圣殿的。
不过，对于果戈理这个小俄罗斯人，他的思维方式、言谈和行为，文学界的同行和朋友却觉得有许多十分怪异和难以理解的地方，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异常荒诞，如法国评论家安里·特鲁埃亚所说，他简直像是他自己的作品中走出来的一个人物。还有人说，果戈理就像一口深井，你无论往里看多深，永远也看不到它的底。甚至你越往里看，就越难做出判断，你会失去头尾、入口和出口，你会迷路，疲惫不堪。返回原地时，对于看到的东西你甚至给不出近乎清晰的答案。[2](9)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难以理解，因为他把许多不可解的奥秘都带进了坟墓。这种看法直至今日仍很普遍。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果戈理本人与他的作品有许多神秘难解的地方，但并非不可解读。近年来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对我们进一步解析他的神秘颇有启迪。
果戈理精神本源的复合性
我们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生活很不幸福，后来，他又有一番非常的经历，这造成了他身体和神经的不健康，甚至病态人格。同样果戈理的童年和他的健康状况也是很不寻常的，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的独特性。
作为古老哥萨克的后裔，果戈理的父母都笃信东正教，他的曾祖父还是东正教的神甫。果戈理一出生，便进入了十分浓郁的虔诚信仰上帝的气氛中。对于小俄罗斯哥萨克的宗教生活后来他在《塔拉斯·布尔巴》中作了一些描绘。不过，年幼的果戈理对宗教并没有什么认识，也没有信仰的热情。他经常被带到教堂里去，让他听“日读月书”的诵读，或者是做祈祷。后来他回忆说，他在教堂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只看见神甫和别人祈祷。他并不喜欢宗法制宗教的精神，甚至在心理上很敌对。未来作家对上帝也并没有爱。这在他给母亲的信中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请您给我讲讲末日审判。您给我这个小孩讲得那么好，那么清楚，那么生动。您讲了那些一生都有美德的人将享有的幸福和那些罪人将要遭受的永恒痛苦。这震撼了我并唤起了我的全部感动。后来，这在我心中灌注了最崇高的思想。”[3](8)这是因为果戈理自幼身体十分虚弱，过于敏感，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主义灵感，这与他的母亲有直接的关系。果戈理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芙娜温柔、善良而有爱心，神秘主义思维极强，有先知的预感，而且天生患有一种恐惧症。在她的宗教情绪中有浓重的对将要发生的灾难和死亡的恐惧，经常感到恶灵的存在，并且吓得发抖。她的心总是被说不清的惶恐和不安折磨着，时常出现各种晦暗的念头，总是疑神疑鬼。果戈理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了这一切，由于他天生精神脆弱，这些特征就更加突出。所以他对恐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很易于接受恐怖的宗教神话。可以说，圣经中末日审判的可怕情景在他的心灵中造成的潜在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影响到一生的创作思想。这种灵魂深处的恐惧从童年时代起就令他痛苦不安，经常产生莫名的忧伤。这使他创作出《维》这样的作品，有人将其称为俄罗斯恐怖文学奠基作之一。此外在《旧式地主》中果戈理描绘了他内心深处对宇宙存在和死亡的自发恐惧感。在这一多神教的基础上，他把基督教作为罪恶和报应的宗教来理解。[3](9)这是我们在研究和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除此以外，波兰天主教对年幼的果戈理的世界观和信仰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的家族来自曾经信奉波兰天主教的小俄罗斯部族。波兰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直到18世纪，天主教为其国教，但还有许多人信奉新教和东正教，也有人信奉共济会。而在此之前，波兰人的信仰更是多样，而且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所以，波兰曾被称为“异教徒的避难所”[4](435)。那里的东正教徒曾有400多万人，“但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其整个特权阶级，包括其主教在内，由于改奉东仪天主教的礼仪而成为罗马天主教徒。”[4](438)乌克兰人曾举行起义反对波兰地主强制性的宗教措施。后来，С.П.舍维廖夫发现，果戈理的信仰有一些天主教的特征，诸如宗教狂热、自慰和把上帝的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的意向等，[5](14)并且，果戈理还接受了波兰天主教有关魔鬼和魔法的一些观念。依照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在魔鬼帮助下魔法倒是有可能的。[6](558)这是果戈理成为地狱和魔鬼的艺术家的部分心理和精神积淀。В.В.罗赞诺夫甚至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果戈理“属于艺术家—心理学家”，[7](8～9)因为在罗赞诺夫看来，这类艺术家的一些特点，也为果戈理所具有，诸如：这类人“一向都是病人，是精神开始低落的人，他失去了心理生活的完整性，虽然还没有到神经错乱和发疯的程度。”[7](8)与此同时，“他的心灵如此孤僻，以至于不能触及任何一个另外的心灵。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感觉到外在形式、运动、状貌和状态的全部鲜明性。”[7](8)就是这个原因，使果戈理“用僵化的目光看了看生活，就只看到了其中的死灵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根本没有反映现实，而只是以奇妙的技巧描绘了一系列讽刺现实的动态漫画：由此它们被记得比任何鲜活的形象都牢固。”[7](8～9)俄罗斯文学的虚无主义也便由此而来，“没有果戈理和在果戈理之前虚无主义是不可思议的”[7](9)。
对果戈理的宇宙观和创作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乌克兰的民间文化和传说。其中既有基督教的因素，也有多神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及迷信。果戈理的祖母达吉雅娜·谢苗诺芙娜在这一方面起的作用非常大。她知道许多民歌、童话和民间故事，她给果戈理讲的有些故事十分恐怖，其中充满了妖魔鬼怪，幼小的果戈理听了吓得魂飞天外。有一次，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一天的黄昏时分，果戈理一个人待在家里，他开始害怕起来，把一只走到跟前的小猫当做恐怖故事里的魔鬼，扔到水塘里给淹死了。由此可见，这种故事对未来喜剧家心灵的影响多么大。这些民间传说和故事都是小俄罗斯人(或称乌克兰人)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财富，它们以独特的内容和幽默感而激发了未来喜剧家的艺术灵感，赋予了他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他对魔鬼、巫师、魔法、地狱、死亡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他一生的创作题材定下了基调。乌克兰的民间文化使果戈理确信：鬼会诱导人，让他们去做恶事。他的乌克兰同胞自古以来所遵行的生活原则就是“爱上帝，但不得罪鬼。”而果戈理是不怕得罪鬼的，正如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认为，果戈理整个一生都在与鬼斗争，而最终在这个斗争中却遭到了失败。[7](6)失败归失败，但伴随果戈理一生创作的魔鬼却成了他笔下的神话的主角，成为他创作的神话诗学的核心元素，并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果戈理神话王国中被各种迷彩所遮蔽的似人非人的魔鬼形象及作者发出的魔鬼般笑声，以如此巨大的穿透力呈现出并击中了人性和社会的弱点及邪恶方面，从而使无限夸张到荒诞无比的幻想或魔幻世界获取了严酷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方面彰显出来的喜剧大师的灵感和非凡艺术天才令世界读者赞叹不已。
由于果戈理深深地受到魔鬼的吸引，并专注于对它的深入细致的探索和挖掘，这使天性单纯、善良而又胆怯的果戈理的内心世界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他本来就固有的迷宫式思考方式由此变得更加杂乱无章，使他的智慧时隐时现，思维断断续续，思想常常跌入无底深渊，头脑中各种表现否定人格的愚蠢和庸俗的鬼脸及怪诞的阴暗画面层出不穷。果戈理既为自己独具的巨大喜剧天赋而骄傲，对描绘各种丑类的漫画乐此不疲，也为自己只善于描绘各种魔鬼和丑类而懊恼。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潜在的消极心理使他十分不自信而又胆怯，稍遇失败或不理想的处境，他就准备逃之夭夭，远离彼得堡和莫斯科，以躲避批评和议论。因为他的心灵深处是对世界的恐惧、对上帝的惧怕，没有支持他奋进的精神支柱，他经常感到“可怕的心灵荒漠”带来的孤独无助。
这种心理状态直接造成了果戈理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作家在《作者自白》中对其做了很清楚的阐释：“在我已经问世的早期作品中读者发现的那种快活的原因，是某种心灵的需求。我常常感到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阵阵莫名忧郁，可能这来自于我生病的状态。为了排解郁闷，我便臆想出所有我能想出来的可笑的事，想出来一系列可笑的人物和性格，完全不在乎这是为什么，这会给谁带来好处……”[8](110～111)这种喜剧性的狂欢格调和到处都渗透出来的幽默感及喜剧人物的荒诞可笑言行的产生，显然如果戈理本人所说，来自于心灵的需要。但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补充。果戈理在上涅仁中学读书时，由于他十分弱小，总是缩成一团，穿的衣服又不应季，又小又尖的脸从裹在身上的一大堆衣服中露出来好像是麻雀的脑袋。同学们立刻开始取笑他，觉得他像一只夜鸟，不像个人。总之，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同学们像野孩子一样欺负他，他对所学的课程也丝毫不感兴趣。这种痛苦的日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熬了。只有在别人不来折磨他和找他的麻烦时他才能感到一点自在。同学们之间都叫他“神秘的小矮人”。极端压抑的环境使少年果戈理的一些潜质突出地发展起来，除了孤僻和沉默寡言以外，他愈益明显地表现出异常敏锐的观察力和尖刻嘲笑他人的超强能力。他随时准备嘲弄一些老师和同学，这是他唯一感到开心的事。并且，他把自己的表演才能用来装病、发疯，以逃避违反纪律应受的惩罚。他的突然进发的不可遏止的大笑令所有的人手足无措，而他在这种宣泄中释放了自己的压抑和苦闷。这种玩笑人生的态度果戈理一直保持了很久。他感到这样做不仅很快活，而且可以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讽刺和表演才能、用倒错达到幽默的效果及把黑色说成玫瑰色的本领。从快乐到沮丧的过渡对他而言不需任何原因，而到了真正失望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十分冷静。
总之，童年和少年时代形成的独特心理、意识及各种复杂的感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作家创作的喜剧内容与诗学特征，同时也注定了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和人生悲剧。
上述诸多因素使果戈理的文学创作天赋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在俄罗斯文学进程的重要阶段深深地改变了它的情绪和气质，播撒了惶恐不安、痛苦和自我谴责等撼动灵魂的情韵。与之相关，他开创了文学中的俄罗斯式忧郁气质，人们因此称他为俄罗斯文学的忧郁之父；并且，他还为俄罗斯文学打开了通向幻想、荒诞和恐怖之门，为俄罗斯文学开启了许多后来称之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技巧。
灵魂磨砺的新历程
父亲的病逝、家庭的困境和少年时代的屈辱使果戈理的精神十分压抑，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如前已述及，天生富于幻想力的果戈理在中学毕业以后开始梦想做官，放弃了成为伟大作家或画家的理想，一心想当国务大臣，觉得这是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最好办法。他闭上眼睛，想像着自己已经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当上了参政员，大臣……被想拜见他、向他示好的人群包围着。[9](47～48)为此，他必须去彼得堡。他按自己的习惯做法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旨意，是他已故父亲的安排。他在1827年3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说父亲这个纯洁高尚的天使鼓励他去做大事，并且说：“我感到自己有开启重要、崇高工作的力量，以服务于祖国的利益、公民的幸福和他们生活的福利。以前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也不自信，现在我燃起了高傲自我意识的火焰，我的灵魂似乎看到了这个非尘世的天使，他总是坚定不移地指出应满怀热情追索的目标……一年以后我将进入国家服务机关。”[8](48)
就这样，果戈理真的来到了圣彼得堡，怀着进入天堂一般的美好憧憬和各种梦想。然而，接待他的这座城市绝不是他所幻想的那样。这座潮湿、冰冷的俄罗斯大帝国的北方首都令果戈理大失所望。在这座极端势利、奢华和人欲横流的西欧式的大都市里，他感到十分无助和无奈，立即陷入了底层人的境地。虽然在一位大人物的帮助下，他在机关里有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收入却十分微薄，他的生活异常拮据。看来，要实现他的人生目标，实在是太难了。卑微的心理使他身上早已萌生的赫列斯达科夫的潜质逐渐显露出来。为了能够在彼得堡挣扎下去，他用说谎和编造故事的手段不断地向母亲要钱，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母亲无奈只好不断地变卖家产。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十分软弱、胆怯的小俄罗斯人在彼得堡却表现出了异常的顽强和大胆，他无论如何不想回到乌克兰去，一定要在彼得堡干出一番大事业。做官的梦想幻灭了，他又想通过文学创作展现自己的天才。在他还未取得任何成就的情况下，事先不打招呼，他径直到普希金家去按门铃，被普希金拒之门外。吃了这个闭门羹果戈理丝毫不灰心，他决定创作一些以乌克兰民间故事和传说为素材的小说，给母亲和姐妹写信，让她们给他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他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与他的创作素材积累有关，也与彼得堡的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彼得堡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座城市人文文化的一些独具特征。“在世界上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所有最大城市中，彼得堡是最北方的一座。它位于世界地理坐标系的北纬60度，在新西伯利亚和马加丹的北方，仅在雅库特以南两度，与北堪察加处于同一个纬度。虽然，它曾被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诗人歌颂过，而按照专家的权威性看法，彼得堡是“人生存的危机地带。”[2](191)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容易处在精神和心理的紧张状态，“每个到这里来定居的人，无论他是富有的地主、大贵族或者贫穷的农民，都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10](21)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神秘色彩极浓的故事和与神话相类似的传说，从沙皇到各色人物都被编了进去，成为所谓彼得堡的城市民间文学。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如作为《青铜骑士》、《黑桃皇后》和《鼻子》等原型的民间传说。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此岸与彼岸世界的界限消失了，人、神、鬼的差异不存在了，人们以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对这些传说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各种神秘的形象、幻影在冥冥之中游荡在这座雾气沉沉的阴冷的北方都城中。置身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果戈理本来就超强的神秘主义幻想飞扬起来，加上他的乌克兰民间故事的丰厚积淀，他不太费力就成功地创作出《狄康卡近乡夜话》并获得了如潮的好评。这是他到彼得堡以后最美妙的时刻。他不无夸张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蕴藏着的伟大喜剧天才，开始像赫列斯达科夫那样信口吹牛，在给母亲的信中忘乎所以地夸大自己的成绩，说，他已经写出来的这些作品算不了什么，人们很快就会看到他能做什么；他兴高采烈地谈与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克雷洛夫等名人的交往，甚至还谈到与一些闻名遐迩的大臣、公爵、将军及贵妇人的交往等。在给普希金的信中他有意夸大排版工人对他小说的喜剧效果的肯定，说他们每个人见到他都忍不住笑起来，用手捂着嘴，笑得转过身去……印刷厂的管理人员对此解释说，他们都觉得他的作品实在太有趣了，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实际上，排版工人中可能有人向他微笑过，但不可能每个人见到他都笑得要死。可见，果戈理是在用夸张的手法向普希金显示他的喜剧才能，以此为自己进入大文学家的行列做舆论准备。更为可笑的是，果戈理还在信中与普希金一家人套近乎，为普希金夫人写了一些良好的祝愿，而他却连她的名字都记错了，把“纳塔丽娅”写成了“纳杰日达”。所以普希金在回信中委婉地指出了他的错误：“您的纳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也就是我的纳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谢您的良好祝愿。”而且，完全理解果戈理夸耀自己作品喜剧效果的用意的普希金还写道：“祝贺您的第一个重大成功，即为排版工人带来的快乐和印刷厂管理人的解释。”[8](105～106)
诚然，《狄康卡近乡夜话》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评论界和著名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果戈理对乌克兰习俗描写的生动和精彩，而且特别赞扬作品富有的幽默感、快活、诗意和人民性，以及作家浓墨重彩地描绘的各种哥萨克、他们的妻子、神甫、巫师、江湖艺人、鬼魔和朴实的农民等形象。这种肯定和文学界对果戈理的关注当然令人激动和兴奋，但果戈理的感受却太夸张了，他在给达尼列夫斯基的信中说：“现在我若是不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七重天，那就见了鬼了。”[8](108)虽然随后发表的一些作品，如《密尔格罗德》和《小品集》并未取得果戈理所预期的轰动效果，但它们都是成功的，进一步确立了果戈理的天才作家的声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作家一生中感觉最良好、心情最轻松和思想最单纯的时期。在踌躇满志的同时，果戈理急切地渴望进一步向上攀升，创作出更能显示自己天才的伟大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果戈理一旦离开了乌克兰，就再也不提自己的小俄罗斯，也不说自己是乌克兰人，除了不多几次的探亲、心灵受伤之后“舔伤口”和收集必不可少的创作素材之外，他很少回到家乡，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归入了俄罗斯作家的行列。在他由于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而一举成名之后，生怕人们把他当成小俄罗斯城镇作家和哥萨克问题专家。他所要的是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博大领域和声望。做不成高官，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决定做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伟大的天才。他的计划十分宏伟，不用说小俄罗斯历史，就是俄罗斯历史对他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必须研究世界通史。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这种对历史的狂热和狂想激荡着。于是，他毅然决定到大学里去研究和讲授世界通史，这种成为世界历史大专家的梦想直到他在彼得堡大学讲坛上一败涂地而告终。
果戈理对自己的故乡乌克兰的这种态度，令乌克兰人对他敬而远之。在未到这位大师的故乡乌克兰以前，笔者想像着乌克兰人对果戈理是多么崇敬、热爱。可是，到那里却难得见到果戈理的雕像，人们在谈论乌克兰的文学时，首先提到的都是谢甫琴科，几乎不涉及果戈理。尽管乌克兰人承认果戈理在乌克兰生活描写方面成就无人能企及并且对他很景仰，但却认为，既然果戈理一直自认为是俄罗斯作家，而俄罗斯也把他看做自己的作家，乌克兰人也就不必强求了。诚然，果戈理一向自称俄罗斯作家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自基辅罗斯以来，俄罗斯人的称谓就含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现在的俄罗斯人，而且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古代这几个民族是没法区分的。但是，在俄罗斯历史上，且不论鞑靼人入侵以前的小俄罗斯部族在第聂伯河形成时的史实，在14世纪的文献中，古罗斯的西南部已经有了小俄罗斯(Малая Россия)的名称。[11](274)这些乌克兰人或小俄罗斯部族是由重新回到第聂伯河流域的古罗斯人及古老的东方游牧民族的后代组成的，他们参与了15世纪向第聂伯河的迁徙。他们在历史上饱受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奴役，并受到土耳其人等外族人的侵略，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17世纪乌克兰人在博戈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解放的战争，实现了与俄罗斯的联合。从17世纪中期起在沙皇俄国的正式文件中开始称乌克兰为小俄罗斯。尽管乌克兰人长期处在立陶宛贵族、波兰贵族的统治之下，并且在18世纪末期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又与俄罗斯合并，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存在却是无人否定的事实。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心理和性格。以查布罗什人为代表的乌克兰哥萨克的骁勇、善战的突出特征举世皆知；乌克兰人与命运抗争、捍卫民族独立的意识十分强烈，顽强而隐忍；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民族的命途多舛，他们的气质有些忧郁，特别富有幻想力和艺术创造力，但不够果断，心理上不是很强势，也不像俄罗斯人那样锋芒毕露；另一方面，这一民族异常重情，崇尚群体精神，对信仰十分忠实，这些闪光的品质颇受世界各族人民的赞赏。
果戈理作为一位伟大的乌克兰人作家，是乌克兰人很引以为自豪的，自然，乌克兰人也很珍视他所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现在乌克兰经常在电视屏幕上播放果戈理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一位俄罗斯学者对此类现象颇不以为然，说“……大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还不是民族，至少不是文化，他们只是有希望在不确定时限的未来成为文化……”[12](17)还说，“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欢迎无论在哪里出现的伟大的东西，并把它接纳入自己的精神机体中来。它正是以此早就确定了自己是世界的而不是地方的现象。”[12](16)这位学者还说，现在“每个民族都极力想在俄罗斯的名人中找出‘自己’民族的人，并把他们列入自己民族的名人行列中。我们可以微笑着观看这个沙文主义的游戏。”[12](14)
笔者以为，这些话如果用在今天乌克兰人对待果戈理的文学遗产的态度上未必合适。第一，乌克兰人无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且有它自己的文化；第二，果戈理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人，他从乌克兰民间文化、文学中汲取的一切滋养了他一生的创作，而且，他的性格、心理、气质等也都具有民族的特征；第三，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塔拉斯·布尔巴》和《密尔格罗德》直到《死魂灵》的第二部，果戈理在创作中都利用了乌克兰的很多素材及由此产生的灵感，在《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进入艰难时期以后，他又回到家乡详细地考察农村的情况，以使自己的作品既能反映现实，又具有心理深度。这两个特点正是他后期创作极力要在作品中体现的。果戈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自己是乌克兰人，或小俄罗斯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家乡。在到圣彼得堡以后，他十分想念乌克兰，经常与自己的乌克兰同乡聚会，做乌克兰菜，唱乌克兰民歌。这对他是极大的心灵慰藉。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果戈理有极强的虚荣心，他觉得说自己是小俄罗斯人会低人一等，并且，他预感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他心中只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从到圣彼得堡开始，他就进入了为自己制造的高悬在空中的梦幻世界。他觉得圣彼得堡是天堂，是他的希望和命运之星，而他生活的外省的闭塞小地方算不了什么。这为俄罗斯文学史独霸果戈理提供了理由。我们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并不是狗抓耗子，而是为了探讨喜剧大师作品的民族性的问题。就连果戈理本人也不能否认他灵魂深处的乌克兰情结。果戈理在给А.О.斯米尔诺娃的信中曾经说过：“关于我的心灵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要对您说出的是一句话：我本人也不清楚，我的心灵是什么样的。”这样看来，在俄罗斯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大百科全书》——俄罗斯文学卷中，蔚为大观的“小俄罗斯文学”条目中竟然一字未提果戈理，这不令读者感到遗憾么！
接下来，在果戈理对喜剧创作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后，一切便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如前所述，果戈理自幼就对喜剧性的东西有极大的兴趣，喜欢编造喜剧性的故事，并且喜欢表演。在结识了农奴出身的喜剧演员谢普金以后，他创作喜剧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但他几经探索，都找不到想要的题材和效果。他决定向普希金求援。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普希金那里得到了《死魂灵》的题材。这一次，普希金又翻开了自己的笔记本，把有关记载钦差大臣的两个材料念给果戈理听。果戈理大喜过望，这正是他想要并能写好的东西。就这样，普希金这位与果戈理并无深交的大哥就把自己收集的珍贵素材慷慨地赠送给了果戈理。有人评论说，普希金的做法简直是神话。事实上，如果没有普希金等人的大力相助和扶植，很难说果戈理是否能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艺术成就。按照П.В.纳肖津的说法，普希金“把果戈理培养成了人”。[13](3)对于这位小俄罗斯的后辈，普希金无可奈何地微笑着说：“对这个小俄罗斯人必须得提防着点儿：他这么狡猾地抢光了我的东西，我甚至都来不及呼救。”[8](189)
果戈理得到这个题材如获至宝，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创作出了五幕喜剧《钦差大臣》。果戈理对它的期望很高，预想着它可能带来的巨大轰动和荣耀。在作家之中，喜剧产生的效果确实很好，普希金、П.А.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М.Ю.维利耶戈尔斯基等都十分肯定和欣赏这部喜剧。这使果戈理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凯旋而归的胜利者。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都不反对上演这部戏，果戈理还因剧本创作获得了一枚大钻戒的奖赏。
然而，彼得堡皇家剧院的演员对《钦差大臣》的剧本和作者并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果戈理很像漫画里的人物，像化了装的禽鸟，既不值得他们尊敬，也不值得他们信任。由于他们都是受过古典喜剧艺术教育的，见到果戈理的剧本以后，感到它不经典，很粗俗，也不规范，所以根本不能接受。可想而知，排练时演员会怎样表现。他们不听果戈理的指挥，也不配合，对剧本的理解和人物塑造距果戈理的要求甚远。1836年4月19日《钦差大臣》在彼得堡首次公演。以沙皇尼古拉一世为首的皇室和宫廷的要员都出席了。但上层社会对这部喜剧的反响与皇家剧院的演员很接近，他们看不到喜剧的价值，态度十分冷淡，勉勉强强鼓了几下掌。
没等戏演完，果戈理就溜出了剧院。他恐惧极了，无法承受和面对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批评和不满。他以往对喜剧的热情转瞬间消失殆尽，甚至开始讨厌剧院，在莫斯科剧院上演《钦差大臣》之前请他去他都不去。果戈理一心只想逃避对他的评论和关注，恨不得立刻出国，到德国、瑞士、意大利去旅行，并且不打算很快回来。他不想任何人再与他谈论《钦差大臣》，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他只想远离俄罗斯人，到异国他乡去化解掉一切烦闷。身为一个小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没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罗斯作家那样的胆量和气度，每逢遇到挫折，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离现实，躲避矛盾和困难。所以，列夫·托尔斯泰说，果戈理是一个“巨大的天才，有一颗美好的心和不大的、没有勇气的胆怯的智慧。”[9](286)但果戈理的逃跑并不表明他对创作失去了信心，正相反，他到西欧去的另一个目的是在那里整理一下自己的创作计划，想做一些大手笔规划的思考。
不过，欧洲也并不完全如他想像的那样，瑞士那单调的美丽风光很快就令他感到视觉疲劳，他开始思念俄罗斯灰蒙蒙的天空和简陋的圆木小屋，但他并不想念俄罗斯人。他心中暗想：俄罗斯要是没有俄罗斯人该会是什么样的天堂啊！哪怕是没有某些人也好。想当初，他对彼得堡是那么向往，而此时，这个俄国的首都在他的心中已经是越来越不足道了。
到意大利以后，阳光灿烂的天空改变了果戈理的心情，他开始忘记那些令他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不再沉浸在彼得堡的往事之中。这位极具浪漫气质的艺术家被意大利的美折服了。而且，他对这种美有自己的体验和看法。他觉得意大利的美不是外在的，而是透着神秘的内在的美。他爱上罗马是一点一点地，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一旦爱上便终生不会改变。在果戈理的感觉中，整个欧洲都是供观赏的，而意大利却是供生活的地方。[8](249)他甚至非常夸张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到了意大利的人会对其他的地方说‘对不起’——在天上待过的人是不会想到地上来的。”[8](249)
果戈理对意大利的这种感觉很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共鸣与认同。他感到意大利才是自己的祖国，甚至是他“灵魂的故乡”，他的灵魂在他出生之前就生活在这里，这里的空气吸进鼻孔一次，“至少会有700个天使”飞进去……[8](250)他的许多类似的感觉实际上都来自于多神教和基督教留给罗马的精神文化印迹，可以肯定地说，果戈理对逝去的文明无限地怀恋和崇敬。这是因为这种文化精神与果戈理的心灵和生命状态如此紧密地契合在一起，相比而言，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一切自然要逊色得多。从果戈理成长的历程和他的作品不难看出，在他的灵魂深处小俄罗斯民间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远古多神教和其他东斯拉夫民间宗教占有很大的比重，多神教时代无拘无束的原始生命状态给人带来的喜悦和欢乐，无处不在的魔法感，狂放无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从作家少年时代起就激发出他的神秘主义灵感和创造力，使他产生了神秘主义激情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以及童趣和超强的艺术渲染、夸张的能力，使他成为鬼脸式怪物的创造者和心灵躁动不安的艺术家，赋予了他早期作品狂放的酒神精神和魔幻色彩及狂欢气质。果戈理的独具喜剧天才和风格正由此而来。而所有这一切在果戈理所见到的罗马古代多神教的文化遗产中都有极致的体现。不过，总体而论，在罗马的历史文化遗迹中，对果戈理影响最大的还是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它们的凝重静止的高贵风格唤醒了他的心灵，使他能够经常到天主教教堂去敬拜上帝和祈祷，心平气和地去观照和思考，思维方式也开始为希腊式的理性思考所取代。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多神教和基督教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8](251)
与此同时，果戈理在罗马还感受到基督教外在形式、仪典的审美魅力，这对于他的浪漫情怀极有感染力，使他完全不在意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两个不同教门，为此他曾受到母亲的责备。果戈理对这些非议很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这些，因为两个宗教在实质上是一回事，信奉的是同样的真理。他对天主教的这种态度在修订《塔拉斯·布尔巴》这部小说时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诸如，他添加了对被围困的波兰人在教堂里祈祷仪式的描写，气氛崇高而神圣，无论是清晨射进教堂里的阳光，还是管风琴演奏的庄严圣乐，都令人产生虔诚的热情和神圣的忘我感。
由于果戈理同时受到小俄罗斯人民间文化中遗留下来的东斯拉夫多神教和后来的东正教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都是十分感性的，尤其是对东正教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神学深度，对教义的理解也不够全面，他的人格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对立和互相矛盾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方面，他总是在追求一种伟大的崇高的思想，另一方面却表现得十分自私、脆弱；一方面，他对美无限崇拜，另一方面却极其热衷于描写形形色色的丑和恶；一方面，他是个禁欲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在饮食上又很饕餮；一方面，他总是追求真实地做人，另一方面又免不了要欺骗，等等。他的这些特点令朋友们很不理解，而且日久生厌。他对朋友的依赖和自私自利的程度简直闻所未闻。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固定的收入和基本的生活保障，随时随地都要朋友接纳和资助。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罗马，他的住处、一切生活费用主要都是朋友安排和提供的。即便如此，他经常表现出任性、不坦诚、冷酷无情和对他人的漠不关心。他的这些人格缺失特征时常让朋友们愤怒不已。果戈理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他总是没有生活费，甚至欠债，茹科夫斯基等人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帮助，可以说，他的无穷无尽的各种要求使茹科夫斯基这位宽厚的长者筋疲力尽。在罗马期间，果戈理有一次向茹科夫斯基求救，让他向沙皇反映自己的困难，茹科夫斯基无奈去找沙皇尼古拉一世，沙皇真的给果戈理寄了5000卢布。[8](263)
正是在罗马期间，果戈理的身上悄然发生着一种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变化。当时，画家А.А.伊万诺夫正在罗马旷日持久地潜心创作《基督向人民走来》这幅画。果戈理经常到画室去拜访他。在对东正教的看法上他们的观点十分接近，都特别看重基督的神圣使命和人们对他的景仰及期待。А.А.伊万诺夫请果戈理作他画中一个人物的模特。在画面上展现出来的这个人很清瘦，脸上线条分明，头发很长，身上裹着一块褐色的织物，他的头微微向后转过去，似乎感觉到基督从他后面走了过来。对果戈理而言，最重要的是，画上的这个人物离基督最近。这正是果戈理所期望的。这幅画及以他为原型的人物所处的位置给了他一种启示：他觉得画作上的这个人物正应该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画家在画上给他的定位很符合他在生活中的位置。而且他还认为，《基督向人民走来》是对《死魂灵》的补充，所指的是画作与他的长诗一样，应该对民众产生道德震撼，转变俄罗斯的命运。[8](331)这里应该指出果戈理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怀有为国家和民众做些有益的事情的抱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最初他想通过创作来实现这一愿望，而后来这转化成极强的弥赛亚意识。伊万诺夫的画无疑激励了果戈理，果戈理愈益感到自己在执行上帝的意志。А.А.伊万诺夫的画对他本来就有的宗教使命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进行道德劝诫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就是为此而生。最初他对母亲和妹妹说教，后来开始对朋友说教。他的做法简直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把这看成上天给他的使命和义务，觉得自己几乎就是弥赛亚，或弥赛亚的代言人，说话的口气简直就是全知全能、主宰一切的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果戈理在劝诫朋友时说话的口气都如他在1841年7月26日给А.С.达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写的那样：“你听着，现在你应该听我的话，因为我的话对你而言胜过命令，无论是哪一个不听我的话的人都会倒霉……”，在同一封信中果戈理还说：“我的话具有至高的权力，一切都可能让你失望，欺骗你，背叛你，但是我的话不会背叛你……”
在另一封给Н.М.雅济科夫的信中果戈理的话说得更明确：“噢，请相信我的话吧！……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只能说：相信我的话吧……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成为上帝对人的爱的百分之一！……这就是一切。今后你的目光应该愉快和勇敢地赞许痛苦，我们的会面正是为此。在我们握手告别时，如果我灵魂的坚定性的火花没有传到你的灵魂中去，那就说明你不爱我；如果瞬间的痛苦使你感到难受，并使你的精神消沉，那也表明你不爱我……”[8](335)果戈理还告诉画家А.А.伊万诺夫，他会给灵魂带来力量和坚强。[8](335)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宗教狂热和信仰的偏误扭曲了他的行为举止和创作活动，使他的人生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果戈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自认为已经历经了各种磨砺的预定期限，现在他完全做好了准备，让他的生命从内里脱离开尘世，他可以平静而从容地沿着上天给他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进。从这个时候起，果戈理在对东正教信仰的不适度狂热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尽管果戈理依旧保持着他的独有幽默感，在一段时期里道德说教和漫画式的写作并行不悖，无论对道德训诫的热情多么高，只要一走进他所塑造的小说人物的世界，幽默感就会不唤而来，两者互不相扰。然而，他在创作活动中思绪不如以往单纯，平添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他不能像А.А.伊万诺夫那样去描绘基督和美好的人，他所选择的创作题材注定了他不可能去描绘美好的人和明亮的色彩，暂时只能“皱着眉头往泥污里爬”。[8](335)
果戈理断断续续写了六年的《死魂灵》终于完成了。他并没有特别地兴高采烈，因为这只是他拟定的宏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走进大厦的台阶而已。他很想让读者明白，这部作品具有史诗性，是像荷马的《伊里亚特》或但丁的《神曲》那样的宇宙之歌。而在史诗的第一部《死魂灵》中他仅以漫画式的开端揭示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恶德和堕落的深度；在下两部中他要展示俄罗斯人所固有的美德，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的高峰。为了赋予作品史诗性特征，果戈理在长诗的封面设计上下了许多功夫，画上了各种象征生命欢乐和死亡的景和物。[8](353)虽然他这样高度评价自己作品的意义，他还是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人们对它的评论。这一时期，在经受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不幸死亡的悲惨事件以后，脆弱的心灵令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身心也处在受威胁的状态下，不过，他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同，向他提出决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所幸他背后有上帝的支持。[8](336)此时，主宰着他的灵魂的已经是弥赛亚的使命感，他不仅认为自己有弥赛亚的拯救责任，而且整个俄罗斯都被赋予了特殊的神圣使命，即把道德败坏的欧洲各民族引向正确的道路。这种意识决定了他后来人生和创作的轨迹，可以说，对于作家它简直就是一种宿命的力量。他由对自己和俄罗斯弥赛亚使命的认识进一步联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天才作家的使命，一步一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引领他的上帝的教会之中。他甚至改变了自己说话的一贯风格——恶作剧式的言语少了，言谈中更经常流露出他对上帝意志的平和顺从。
走上圣徒之路的宗教狂热和灵魂的归宿
从40年代开始，果戈理进入了精神生活的新阶段，他更加关注人和人的灵魂，如他在《作者自白》中所说：“我暂时放弃了所有当代的东西，注意了解推动人和全人类的那些永恒规律。立法者、灵魂研究者和人本性观察者的著作成为我阅读的书籍。只要哪里表现出对人们和人的灵魂的认识，从俗世人的自白到隐士和隐居修士的忏悔，我都感兴趣。”[5](26)他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近了基督，并且感到基督有打开人类灵魂的钥匙。[14](9)他这样做，既是信仰的需要，也是为创作伟大史诗性作品所作的准备。
并且，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以便开始《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他还准备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他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偶然。仔细地研读一下他1842年再版的作品《肖像》就会发现，他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往《死魂灵》后两部创作成功的精神之路。1835年刊在《小品集》中的《肖像》的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有很大不同，它的审美主题从属于社会主题，而第二个版本的审美主题上升到了主要地位，突出了艺术创作的使命。[15](367)在《肖像》的第二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天才的画家，无论有多么高超的技法，如果他的精神不高尚，灵魂不纯洁，他也画不出好的作品来，甚至使自己的画笔成为魔鬼的工具，画出惹人不安、煽起魔鬼般的欲望、燃起嫉妒之火和把人引向邪路的画作，更有甚者，还能造成人的死亡等各种不幸和可怕的事件。一位画了高利贷者肖像的画家就是如此。在他认识到这一切以后，毅然地隐遁到一个僻静的修道院里，在那里过起了严守清规戒律的修道生活。他还到荒山野地中去苦修，历尽了非常人能忍受的苦难，做出了只有在圣徒传中才能看到的自我牺牲。他就这样过了几年，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创作的准备。他为修道院作了一幅极不寻常的命题圣像画：耶稣的降生。他一边祈祷一边画，只吃一点粗粝的食物。一年以后，他画出了一幅极其奇妙的画——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被画中人物的异乎寻常的圣洁所感动。修道士们都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这幅圣像画的面前。看到画的人觉得，画家的画笔受到了上帝神圣崇高力量的引导，所以才能产生非凡的圣洁而感人的力量。作者在小说中通过画家之口告诉读者：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不能毁了它；要理解伟大创造的秘密，创作者的美丽的灵魂会渗透到他所描绘的事物中去，使卑贱的事物变得崇高。创作者在创作时不能有任何混糅着世俗欲念的激情，必须保持灵魂的纯洁。果戈理在《肖像》中实际上提出了作家自身生活道路的道德净化纲领。
在《肖像》中，果戈理在为艺术家指出创作具有崇高精神的作品的自身道德净化之路的同时，也为自己做了这种选择，他认为这是必经之路，他准备在通过自身的禁欲主义净化之路以后，再来创作《死魂灵》的第二部。可以看出，《肖像》反映出40年代初期果戈理的精神生活状况和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1842年6月初果戈理再次出国到西欧以后，他充满了禁欲主义情绪，开始系统地阅读宗教方面的著作，十分注意教父哲学文献，包括吉洪·扎顿斯基神甫、罗斯托夫的德米特里神甫和哈尔科夫主教英诺肯季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基督教读物。果戈理在他的《作者自白》中讲述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1843-1844年他在法国的尼斯编辑了一本他所收集的教父、神甫和神学家著作的摘抄，1843-1844年冬季他还在尼斯编写了讲述祈祷仪式的书《祈祷仪式沉思录》，但未完成，只有在他去世后才问世。不过，有关祈祷仪式的主题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已经有鲜明的体现，奥斯塔普痛苦的死亡的情景与圣子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向圣父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直接相呼应。21世纪的第一年，俄国莫斯科的《故园》出版社出版了И.А.维诺格拉多夫和В.А.沃罗帕耶夫主编的果戈理撰写和收集、摘抄的《宗教散文》集，收入了《与友人书简选》、《祈祷仪式沉思录》和教父著作摘抄等。这部著作集对了解作为思想家和宗教理论家的果戈理的成就及他灵魂深处民族人文精神的传承，以及他的宗教、道德和艺术观的深层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果戈理受教父神学的影响主要是宁静主义的禁欲、祈祷和荒漠苦修的观念。宁静主义是拜占庭的神秘主义思潮，产生于4-7世纪，14世纪再度复兴，广义指一种伦理苦行的宗教学说，通过以泪“净心”和全神贯注于祈祷及苦修的修道生活达到神人合一。对于宁静主义教派而言，最重要的是禁欲和祈祷。依照这个教派的理念，只有祈祷能够把灵魂中的魔鬼驱逐出去，听到祷告的圣灵会充满祈祷者的灵魂。在果戈理后期的生活中，他始终追随拜占庭教父神学中的宁静主义理念和修道生活准则。果戈理决定对自己进行灵魂教育，以便获得灵魂深处的自我牺牲。他把自我完善的过程看做与上帝接近的精神阶梯，这显然源自于圣约翰·克利马修斯的著作《通向天国的阶梯》。这本书在欧洲和俄国的影响甚大，他正是想沿着这个道德提升的阶梯走进天国的大门。后来，他竟然陷入了一种思想而不能自拔——要创作出对人们有益而非有害的作品，他必须把灵魂教育得像圣徒一样高尚、圣洁、否则就写不出《神曲》式的伟大史诗性作品。
果戈理实现自己灵魂教育的步骤之一是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他在接受了修士大司祭英诺肯季的祝福和赐予的救主圣像以后，决定去圣城拜谒基督的空坟墓。他感觉到，真理出现在了他的心中，他的灵魂中有上帝的话。他在给А.О.斯米尔诺娃的信中写道：灵魂占据了他整个人。他超清楚地看到，没有灵魂向更好的完善的志向，他的任何才能都无法发挥，缺少这种灵魂的培育，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只不过闪光一时，而本质上却是平庸的……[8](361)但他还是要先写《死魂灵》的第二部，因为他把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看作为对这部作品的奖赏。他深信，这本书是合乎神意的，其中充满了神赐的灵感。与此同时，果戈理又感到他必须到罗马去，只有在罗马，他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进展很慢，他感到没有自己灵魂的预先净化不可能继续写下去。1845年夏天果戈理产生了精神危机——他预感到了死亡。他写下了遗嘱，并且焚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至于烧掉手稿的原因，按果戈理自己的话来说，“第二部以这个样子出现，与其说带来益处，不如说带来坏处。”如果我们尝试解读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可以认为，果戈理感到他已写出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未能达到他所预期的宗教道德标准，未能为主人公由地狱走向天堂做好准备。其实，作家想让乞乞科夫成为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正面美好的人”，但是他写不出来，因为这样的心灵美好的人他在俄罗斯找不到，而且这种人是没有生命力的。于是他开始责备自己，找自己的过错，甚至认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就是他的罪过。他感到魔鬼使他的灵魂痛苦，它的幻影经常出现在他心中。他在1845年6月末到7月初甚至想放弃文学创作而进修道院。魏玛东正教神甫萨比宁的女儿萨比妮娜在自己的札记中曾经提到，果戈理到魏玛就是为了与她父亲谈他想进修道院的事。萨比宁神甫见果戈理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劝他先不要做最后的决定。[16](250)果戈理虽然被神甫说服了，但心中非常遗憾，他太崇敬僧侣的称号了，十分向往他们的远离尘世的静修生活。茹科夫斯基说，“果戈理的真正志向是成为僧侣。”[16](250)在得知果戈理去世的消息以后，茹科夫斯基在1852年3月从巴登给П.А.普列特尼约夫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相信，如果果戈理没有开始写《死魂灵》——它的最终完成是他应尽的责任而他又总是写不成，他早就做僧侣了，而且进入这种氛围之后他会觉得气定神宁，他的灵魂会轻松和自由地呼吸。”[16](250)但是我们知道，对僧侣生活的向往这只是果戈理深受教父神学影响的一个方面，艺术上的天赋和追求对他而言也是殊为重要的，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无法解决。
众所周知，果戈理后期创作和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及它所得到的社会反响。对此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不少，主要是果戈理如何看重这本书和受到的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Т.Н.格拉诺夫斯基、В.И.鲍特金和П.В.安年科夫等人的批评何等严厉，以及这给果戈理带来的致命打击。事实上，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诚然，果戈理对别林斯基等人的批评的严厉震惊，别林斯基给他的公开信更是他始料不及的。果戈理应该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界的地位正是别林斯基给他确立的，他正期待着别林斯基的赞扬和支持。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对俄罗斯的看法完全不同，果戈理站在信仰的至高点上俯视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指责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服气。事实上，果戈理幻想背后所隐藏的神话的和宗教神秘主义的东西确实是别林斯基不敏感的领域，(13](4)为了深入到果戈理的思想中去，他太缺乏神学意识。果戈理写《与友人书简选》、《祈祷仪式沉思录》和《死魂灵》的目的都是一个，即通过对国民的宗教信仰的教育解救俄罗斯，所不同的是，前两部著作是讲道，而长诗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实现。《与友人书简选》结构中信件的安排顺序完全是按“大斋期”的模式的基督教思想：这是从四旬节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通过痛苦抵达复活节的基督徒的心灵之路。(5](32)这清楚地反映出果戈理的创作意图。而这是别林斯基无法理解的。真正令果戈理痛苦万分的是宗教界上层权威人士对他的批评，这是他绝对没有精神准备的。他本以为，他所阐述的以东正教拯救俄罗斯民族的道理正是宗教界所欢迎的。他期待着宗教界的支持和肯定。通常，僧侣们是不评论俗世的文学的，但他们对果戈理的这部著作却很有节制地发表了一些看法。莫斯科都主教费拉列特说：“虽然果戈理有很多谬见，还是应该为他的基督教的倾向而高兴”；赫尔松和塔夫利达大主教英诺肯季在收到果戈理给他寄去的《与友人书简选》后，在给М.П.波戈金的信中说：“……请您告诉他，我很感谢他的友好记忆，我记得他并尊敬他，像以往一样爱他，为他的变化而高兴。只是请他不要炫耀自己的虔诚，虔诚需要的是内心的贮藏。不过，这也不是让他沉默不语。他的声音是需要的，尤其是青年人，但如果他要是说得过分，会成为笑柄，没有益处。”[16](251)勒热夫的大司祭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对《与友人书简选》也持否定态度，认为果戈理在书中情不自禁地说教，热衷于世俗的题目，使这本书会产生不良作用，果戈理应该为它对上帝做出回答。[16](251)这些批评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十分中肯。果戈理虽然沉迷于宁静主义的理念之中，却始终不能借鉴宁静主义沉默静修的经验，无法实现在无言的沉思中灵魂与上帝的合一。这是他与宁静主义最明显的相悖之处。果戈理感到十分惊骇，他认为这些批评全是误解，谁也没有读懂他的意思。他感到整个俄罗斯都在批评他，心情万分沉重。在给别林斯基的信中他说，他心中的一切都在翻江倒海。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果戈理对自己的使命进行了反思，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基督的律法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当作家的也可以执行这种律法。”在他给大司祭马特维的回信中还说道：“如果我知道，我无论是在另外的哪一种活动中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能有更好的行动和把我应当做的一切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会去从事那一种活动。如果我知道，我在修道院里能够脱离尘世，我就会进修道院，但是在修道院里那个世界依然包围着我们……”[16](251)总之，果戈理感到十分委屈，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劝人向善，向基督靠近。依照果戈理的看法，艺术的使命是做通向基督教的看不见的阶梯，文学也应该完成与神学家的著作同样的任务——使灵魂皈依正教，使它达到完善。然而果戈理在他的政论著作中的这种思想并没有被人接受，虽然他在这方面无疑也是个天才，但是却悲剧性地未被人们理解。他从那些他觉得十分过激的批评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用教诲去教导别人这不是我的事情。艺术本身就是训诫。”[16](251)于是，他又恢复了《死魂灵》的创作，他确信：“这里是我的活动舞台”。他怀着这种信念直到死前都一直在写《死魂灵》的第二部。不过，他依旧向往着修士的生活，他几次想做修道士，至少是离修道院近一些。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前的几年，他还想到修道院聚集的中心圣阿索斯山去，而且到奥普塔小修道院去了好几次。上耶路撒冷去朝圣成了他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这与他在童年时代听到的许多到圣地朝圣的传说有关系，后来他又读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反映，如《伊万·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等。果戈理在1848年2月中旬终于如愿以偿地到了耶路撒冷。他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尼古拉·果戈理在圣城。”他到救世主在人间生活过的地方去漫游，到救主的灵柩旁去参加圣礼，为整个俄罗斯祈祷。他在1848年4月6日给В.А.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详细地描写了他当时的虔诚和激动的心情。祈祷和一切仪式都是那样的奇妙，果戈理只顾高兴，甚至不记得他是否祈祷过，一切都好像转瞬即逝了。没等果戈理清醒过来，一切都结束了。对于这一次朝圣，俄国文学史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一夜给果戈理留下了终生不能忘却的深刻印象。他开始十分谦卑地思考自己的缺点和与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的差距，他觉得上帝对他太慈爱了，突然赐给了他这么多的恩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觉得只能有一种解释：他的状况确实比所有的人都危险，他比任何人都更难得到拯救，阿谀奉承的恶灵同他这样接近，它经常欺骗他，让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正在奋力追求的东西，而它还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并不是在心里。[16](252)果戈理愈来愈深地意识到，任何一个瞬间都不能让诱惑者魔鬼靠近。他时刻担心会走一条可怕的路。他看到远方闪耀着拯救之光，这就是神圣的爱。他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爱人们，人们的形象更可爱了。果戈理到圣地去朝拜的真正作用正在于此。他获得了真正宗教精神的谦卑和对人兄弟般的爱。但对这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结果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依据是不久前找到的果戈理从耶路撒冷给母亲写的信的真迹。信中有一句删去的话特别引人注意：果戈理对母亲说，他感到“心如僵石，心中凄冷”。[5](237)由此可见，到圣城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一次灵魂教育是落空了。果戈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过分相信神的奇迹，去朝圣时抱着一夜灵魂就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幻想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自然会感到失望。无论怎么说，经过不断的自省，果戈理还是有了不小的改变。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人的冷漠有多么严重。随着对人态度的改变，果戈理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不像过去那样孤僻、内向，脸上总是露出一种嘲讽的表情，使人们很惧怕他；现在他变得善良而温和了，友好地同情别人，对人的态度很谦恭，散发出基督教的精神。果戈理去世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时，那里的农民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他们之间流传起了一个故事：他们的老爷并没有死，棺材里埋葬的是另一个人，而老爷到耶路撒冷去为他们祈祷了。
从圣地回来以后，果戈理又到奥普塔修道院去了三次。后来，许多俄国作家和思想家都去了这座修道院，如我们所熟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К.Н.列昂季耶夫等。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据说，就是想到奥普塔修道院去忏悔。果戈理还想走遍俄罗斯的所有地方，从一座修道院走到另一座修道院，途中他还想到农村去看看农民和地主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甚至想用最吸引人的方式来写一部俄罗斯的地理书。在经历了一系列对果戈理灵魂大有触动的宗教活动的洗礼以后，他对《死魂灵》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奥普塔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一本《死魂灵》，是А.П.托尔斯泰伯爵的。这本书上有果戈理在阅读时批的字。他在“天生的贪欲”这几个字的对面书的空白处用铅笔写道：“我这样写是受了诱惑，这是胡说。天生的贪欲就是恶，人理性意志的一切力量都应该努力去根除它。”在果戈理变得“聪明”起来以后，深为自己写了前面那些话而感到遗憾。不过，他依然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甚至影响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他认为，《死魂灵》应是一部为了给其他人带来真正益处和拯救自己灵魂的作品。他曾经把第二部的手稿的一些章节给马特维神甫看。后者认为他的这部作品与以往的完全不同，有一些部分不应该出版，并且建议毁掉主要是写神甫马特维的部分，因为，他实有其人，谁都能认出他来，而且果戈理添加了一些他不具备的特征，这个形象带有天主教的色彩，不完全是东正教的神甫；还有一部分是写省长的草稿，这样的省长根本不存在，马特维认为人们对这种写法的批评甚至要胜过《与友人书简选》，所以也不建议他发表。由于马特维是果戈理唯一十分信任和景仰的人，所以神甫的话对他极其重要。可以说，这些话对于果戈理作品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死魂灵》第二部的宗教-道德意义对作者而言要比文学意义重要得多。根据马特维神甫所见，《死魂灵》的第二部并没有完整的手稿，有的只是几个写下草稿的笔记本。对于焚毁的手稿，马特维神甫说，果戈理烧掉的只是他的一部分手稿，并不是全部，而且他也不认为这些写法是有罪过的，不过是觉得写得不够好。马特维神甫认为，果戈理身上发生的事在俄罗斯的生活中是很平常的现象，俄罗斯有许多性格强有力的人厌烦了忙忙碌碌的俗世生活，或者认为自己不善于从事以往的范围很广的活动，决定脱离开这一切而到修道院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净化自己的灵魂。果戈理的情形就是这样。他曾经说过，他需要“灵魂的修道院”，在辞世之前他更有这种强烈的愿望。果戈理想把《死魂灵》第二部写成能够向每个人清楚地展现通向基督之路的作品。他在1845年就烧毁这部书稿时说了这样一席话：“有时，在没有清楚地为每个人展现出通向崇高和美的道路时，甚至完全不应该谈论崇高和美。”
果戈理给艺术家提出的这个重任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从作家提出的创作宗旨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混淆了自己作为东正教徒的宗教使命和作家的任务，在他的观念中，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缺点与作为一个人的恶德和基督教徒的罪过意义是相等同的。所以，他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自己灵魂的提升，试图以此改善创作，为此，他苦苦地追随着圣徒和僧侣们的典范，在心灵中把修道置于了首位。这明显地反映在《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中，他冥思苦想的不是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而是通向上帝和天国的道路。这使他陷入了无法解决的艺术与宗教的异质性矛盾之中，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终只能遭到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同时具有东斯拉夫圣徒的两种神圣的突出特征——温顺而且严酷：对上帝无比温顺，而对与他的崇高信仰相悖的一切异常严酷，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上。并且他不像在西方和拜占廷那样，有一定的理性倾向，而是以令人震撼的赤裸裸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出他的信仰，体现出年轻民族的特有敏感和宗法制的道德观。[17](347)尽管果戈理创作出了许多引人大笑的喜剧性作品，他的人生却是曲折、痛苦而复杂的，充满了心理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矛盾与冲突。也正是在这种历练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和升华，思想不断地深化。他的心路历程的重要客观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人在信仰和人生理想方面民族的共同执着追求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在俄国文化史上，果戈理被载入史册不仅是作为艺术家，而且还是道德导师和东正教的苦行修道士及教会精神研究者和神秘主义者。
尽管果戈理作为一个人也许是不受人欢迎和喜爱的，他犹如自己喜剧作品中走出来的一个人物，有多种多样的人格面具，有时颇像赫列斯达科夫，但他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文学的贡献却是极其伟大的。正是这位“神奇的魔法师从自己的外套里放出来了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18](4)他的创作使俄罗斯文学实现了从美学向宗教探索的陡然转变，也正是他引导着俄罗斯文学越出了传统的常轨，从普希金转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化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和道德探索的主题，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更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