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宋时期吐蕃的商业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唐宋论文,商业贸易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七世纪初，中央唐王朝时期，在祖国辽阔的西部，藏族先民以重要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吐蕃军事力量之强大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令人瞩目。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其商业经济也得到发展。不但与中原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交流，同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也有商业联系，并成为东西方经济交往的中介。吐蕃王朝瓦解之后，虽然不复存在一个统一的藏族政权，但因吐蕃诸部所处之地理位置，其与东西方的贸易活动继续保持和发展，而商业贸易的物资交流对于吐蕃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起着促进的作用。本文以历史文献为主并结合近年文物、考古学等资料，对唐宋时期藏族先民商业经济活动做一些研究。舛误之处，敬请指正。
一、吐蕃王朝崛起后商业经济的发展
吐蕃建国（644-846年）的二百余年间，赞普共传九代。樨都松赞时期，吐蕃地域“东与凉、松、茂、巂等州（在今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与中游）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我国西部诸族中，自汉、魏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大致从墀松德赞在位时起，出现了“吐蕃与大蕃”的称谓，亦统称“大蕃”。吐蕃仍指基本土，大蕃则指其各属部地区。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开创了社会安定和管理有效的新局面。与唐室通婚，加强藏汉经济文化交流，更推动了吐蕃生产的发展。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为引进先进的汉族生产技术，唐高宗即位之初“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随着唐朝和吐蕃关系日益亲密，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丝、缫织、建筑、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医药、历算等知识，也陆续传到吐蕃。文成公主进藏完婚，携带大批工艺书籍、汉地物产、工匠，及汉地植物种属，积极推广汉族先进耕织技术，使吐蕃的生产生活得到发展和提高。当时沿藏河流域两岸牛羊遍野，农田相接“其稼有小麦、青梨麦、荞麦、
豆”，畜有“牛、名马、犬、羊、彘”，还有牦牛、山羊、犏牛、驴、驼等。（注：前各引文见旧、新《唐书·吐蕃传》、《西藏东北部民间文学》第一章。）养马驯马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所产战马是吐蕃与唐互市的主要商品。蓄产品皮革、毛类、牦牛尾以及肉类、乳酪、酥油等除自用外，也与他人交换。
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生产、生活用具、武器和工艺品、奢侈品，铁斧、刀、剑、矛、盾、甲心、银圈、银兽、盘子、梳、锁、毛毡、锦袍、金冠、金帐、金玉带等等，颇具特色。金银宝器以其制冶精巧诡异、美妙稀奇而著称。这些物品很多输往唐朝及其他地区。
社会产品的增加是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度量衡与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是反映和促进商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在吐蕃社会早期交换时多以物易物，牛羊等牲畜曾作为交换的媒介（注：牛、羊、猪等家畜做为交换媒介的情况在许多民族社会发展初期都曾存在，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调查材料多有反映。古代藏族亦不例外。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亦论及藏族历史上牲畜曾起货币的作用。）。吐蕃政权建立时，金（金沙）银等贵金属既是一种财富，也在高价值商品交易时做货币使用。松赞干布派人前往印度去学习文字时，使者即携多金以做学费用度和礼物。《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有“金矛二百丈”的记述，此金矛应是一种货币。银也起货币的作用。墀祖德赞时期，贸易中也使用铜币、桑拉铜币。度量衡方面，松赞干布之祖达日年塞时出现了升、斗、秤，用以秤量谷物和酥油并用于进行商品交换。松赞干布制定各种法律，其中有专门关于度量衡的规定，如“勿用伪度量衡器”。据载当时有升、两、合、勺、钱、分、厘、毫、尅、斗、斤等单位，金银重量单位有“两、雪、南姆”，长度单位有“栲”等。（注：关于度量衡及古代货币资料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西藏王统记》，《贤者喜筵》第七品等。及《拉达克王系》藏文本第30页，转引自安应民《吐蕃史》1989宁夏人民出版社。）度量衡和货币日趋健全是吐蕃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产物。民间占卜习俗有一种是求问做生意是否“交易不宜”或“交易得利”。（注：《西藏东北部民间文学》第六章。）反映希望赚钱盈利的商业观念。墀松德赞时期还鼓励“富豪放债”，给予法律保护（注：《吐蕃王统》山南木刻版，第112页。）。不但有文献记载也从出土古藏文文书得到印证。
吐蕃文献已记有从事交易活动的专业阶层“商贾”，其社会地位在工匠之上，有“五商贾、六匠人”（注：《吐蕃王统》山南木刻版，第19-21页。）之说。商品交易的集中地，形成集市，有些发展为较大的城市。朗日伦赞（松赞干布之父）时，吐蕃都城琼巴人口众多，客商云集。外地各族商人携带货物前来贸易。吐蕃商人在城中开设店铺出售土特产及从远地转贩来的珠翠、装饰品、布帛、食盐等物。松赞干布即位后重视内外贸易、采取具体措施，商业较前更发展。据说当时境内有十个较大规模的商市。逻娑（拉萨）则是吐蕃本土的贸易中心区。也延伸到河西走廊的甘州、瓜州、沙州、陇州、赤岭等地贸易重镇。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赞普继续经营，内外贸易又有了新发展。墀松德赞时期，逻娑的大昭寺、小昭寺中间是绸布市场。担任过墀松德赞翻译的迦湿弥罗商人阿难陀曾在这里经商。墀松德赞又在逻娑以南、藏河北岸建立规模宏大的桑耶龙吉柱寺，约从公元767年开始历时12年，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其建筑结构汲取了唐朝、天竺的风格，结合吐蕃传统；并有象征四大州、须弥山等的殿宇墙垣。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吐蕃国力强盛和与外界、外国经济文化交往联系的程度；同时，寺院所在地也常是商品交换等各种商业活动的场所，这也是古代藏族商业史的一个特点。寺院本身具有经济属性，寺院与商业有密切联系。有些佛教徒是以贩卖佛教知识为业的，每传一法必索多金；有的译师为他人译一部书就要几十两金子报酬。有部份僧人还经营商业。甚至有的寺庙建立时根据商人的建议选址，该地形成了集市，寺庙也依赖商业经济来源而维持。（注：社科院民研所《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油印本）。）有些集市则由吐蕃设在边境的军镇地附近逐渐形成。随着军事扩展，推行了移民、屯田等举，军民的供应需求，刺激了商业活动，亦是必然趋势（注：吐蕃边境军镇组织称Khrom，此词之现代藏文意为“市场”、“集市”，从中可窥知两者之间的关系。）。
除规定度量衡和币制外，吐蕃对商业的管理措施还有专门设置商官一职统理商务。其职能分内外两种：对内管理吐蕃境内各种商业交换活动；对外管理同中亚南亚等商业往来。地方市场上有税官具体管理和征收商税。（注：参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吐蕃整顿了称之为“飞鸟使”的驿传制度，维护驿路畅通，不但有利于在辽阔的领域上实施行政管理，亦便于商旅往来。一方面吸引东西南北各地商人前来吐蕃境内贸易，同时吐蕃也积极向外拓展。
吐蕃与泥婆罗（今尼泊尔）、大小勃律、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境）、天竺（印度）的经贸文化联系密切。其与天竺间早存在一条盐路：羊同“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注：《隋书·女国传》。）吐蕃兵力达印度恒河北岸，天竺向吐蕃朝贡，“从各地献来礼品，以及岁贡”。（注：参《贤者喜筵》黄颢摘译，第177-178页。）今西藏西南边境吉隆县的唐代摩崖石刻证实了吐蕃与泥婆罗、天竺的古代交通。波斯文古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载：所有印度的物品皆输入吐蕃，再从吐蕃输出到穆斯林各国。吐蕃则利用勃律——护密（今阿富汗境内）道，向中亚输出麝香、绵羊、布匹等物品。中亚的钢铁武器、细锁子甲、长剑等大量流入吐蕃。（注：参C.L·Beckwith,A Preminary Note 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ibet Empire,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21,1997,PP.100-102。）吐蕃与吐火罗、康居、大食以及拂菻东罗马等交往，在藏文史料中都有记载。公元8世纪初，大食奥马尔二世时，吐蕃曾派一使团抵达呼罗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常见有关记述。其他如突厥、回鹘、黠嘎斯等民族与吐蕃的贸易更为频繁。吐蕃商人往来西域时还常有黠嗄斯的护送。（注：《新唐书·回鹘传》；《大藏经》丹珠尔卷一四四，北京版。）总之，吐蕃时期从西北、东北两个方面敲开了中亚的大门，控制着帕米尔——西域南道——河西走廊这东西交流的主要地带，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贸易十分活跃。（注：参（日）森安孝夫《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钟美珠译。）考古学发掘的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吐蕃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商贸联系证据。在青海都兰县吐蕃墓葬群发掘出了大量丝织品等文物。丝织品有350件残片，图案达130种，织造精美。其中由中亚、西亚织造者占14%。而以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为数较多，还有一件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的、八世纪波斯文字图案织锦，其文字是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墓葬中还发现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香水瓶和铜盘残片等（注：许新国《都兰吐蕃墓群的发掘与研究》《中国文物报》1996.7.21。）。这些文物说明在吐蕃统治时期青海丝绸之路畅通，东西方贸易的规模较以前更为发展，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河西走廊上的贸易，也反映出吐蕃政权对商路的维护，采取了相应有效的措施，和对商业的重视。都兰吐蕃墓葬绵延百里、分布广泛，在其地域内还发现众多的文化遗址和城址。这进一步反映出当时吐蕃的* 盛及商业的发展。综括说来，东至唐朝首都长安，西至天竺、大食，南抵洱海，北到中亚各国，到处有吐蕃人的足迹，犛牛驮运，络绎于途。市肆货摊上的货物品种多样，质料精美，为青藏高原以前任何时期所未见。
二、吐蕃王朝与唐中央王朝的贸易关系
吐蕃王朝对外诸多而广泛的经贸往来中，与唐朝的经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物资贸易最为频繁。商业交往主要有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官方的渠道通过朝贡、回赐、联姻等互赠礼物的形式，达到物资交流和科技生产知识与文化传播，其数量和影响不可低估。
吐蕃与唐的官方贸易持续了二百余年，与吐蕃王朝相结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开启了蕃唐官方经常性的大规模物资交流先河。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赴唐朝贡，唐太宗立即派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松赞干布见冯“大悦”。（注：《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本，36页。）两年后，松赞干布为表示对唐亲善，派使者“多赍金宝”随唐使冯德遐到长安报聘，要求与唐通婚。此后大臣禄东赞多次受命使唐，博得唐廷敬重。太宗贞观十四年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石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注：《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十四年。）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文成公主入藏，标志着董唐甥舅亲密关系的开始，蕃唐之间的贡使贸易也随之开始。各类丰厚的物品随文成公主从中原输入吐蕃地区：有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有用书籍，多种烹饪的食物、金鞍玉辔，狮子、凤凰、宝器、花纹锦缎垫帔、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需品等等，皆以大队车辆和骡马装载。（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73年，6页。）后来金城公主于公元710年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和亲时，有数万匹上绸、各种工艺技术书籍与在王前所需之各种用品皆携至藏区。（注：《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本，83页。）蕃使入唐朝贡几乎年年不断，同时将吐蕃等地物产大量带进中原，多为金银珠宝玉器及马牛羊驼等牲畜。一些精巧制器深得唐皇喜爱并陈列以示群臣。仅据汉文史料不完全统计，从唐贞观年间到会昌六年（846年）吐蕃王朝瓦解，唐蕃互往使臣191次，其中蕃使入唐125次。这些友好交往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活动。
吐蕃以朝贡形式输入中原唐朝的物品有牛、马、羊、橐驼、牦牛尾等牲畜及畜产品；金银珠玉珍宝等奢侈品和高级工艺品；毡毯衣物等毛织品；及香药、獭褐等其它土特产。另外有些物品是吐蕃从西域中亚南亚等地交换所得，又转输到中原内地，起到东西方贸易的中转作用。如《唐会要》、新、旧《唐书》、《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载：吐蕃于唐贞观、永徽年间贡献金鹅、金银珠宝15种，野马百匹、大佛庐高五尺、广袤各三十七步。显庆年间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且有人骑，献金瓮、金颇罗、金珠罽、牦牛尾。长安三年献马千匹、金二千两。开元年间献金胡瓶，金盘、碗，玛瑙杯，羚羊衫段。长庆二、三年贡唐马60匹、羊800口及银器、玉带。有时一年入贡两次，如宝应元年、蕃虎年，五、六两月，唐大历二年七月、十一月，建中元年四月、十二月，蕃使皆两次贡献方物。此类记述不一一列举。
唐对吐蕃的回赐主要是丝绸。如开元七年六月，吐蕃遣使请和，大享其使，因赐其束帛，修用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岔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书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也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注：《册府元龟》卷980。）吐蕃方面通过朝贡方式获取的丝织品往往以万匹计。（注：《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本，113页。）参加朝贡的使臣、僧侣及随同前来的商人们熟悉行情，有很好的经商头脑，携带大量物产与唐朝各阶层进行私人交易，唐官方也给予允准、优惠。史载“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绵及弓箭等物，请市”，唐有关方面指示“听其市取，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注：《全唐文》卷一七二。）同样，唐入蕃使者也常因公藉私，把内地物货售往藏区，再将藏地物品购销中原。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李嵩充入吐蕃时“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注：《册府元龟》卷980。）
蕃唐之间的互市和民间贸易，使双方的商业活动得到扩展和深入。吐蕃与唐直接为邻，在中原高度文明的吸引和影响下，加以吐蕃的经济逐步发展，境内市场已渐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朝贡贸易毕竟有所局限，吐蕃希望有更多的对唐贸易机会和地点。经过会盟磋商等多方努力，尤其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多次派遣大臣入唐，要求与唐再订和盟，划界互市。双方约以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及赤岭互市。733年在赤岭树碑纪念。此次蕃唐树碑定界，划地互市，是蕃唐友好关系的一件大事。金城公主不懈的疏通，是促成这一决定的主要因素。739年金城公主卒，吐蕃遣使告哀，唐玄宗为之举哀，辍朝三日。
815年，吐蕃款陇州塞（今陕西陇县），请求互市，唐政府应允了陇州设市。吐蕃贵族都十分喜爱唐朝的丝绸，经常在陇右用马、羊、皮革、獭褐、牦牛尾，
（染色细毛织品，氆氇之属）向汉人交换丝织品。而互市也有利于唐朝。如元和十一年正月，以讨吴元济，命中使以绢万匹与吐蕃市马于河曲。除丝绸之外，茶叶也是吐蕃从唐输入的大宗商品。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饮从陇右传入吐蕃，成为蕃民生活必需消费。唐朝中期，遣常鲁公出使吐蕃。常鲁公在帐中烹茶，赞普见到后说他也有此。并命人取来指给常鲁公说：“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靳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注：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藏文史料亦载赞普喜爱中原茶叶，派专人负责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茶商”。（注：《贤者喜筵》第七品，44页；140页。）唐董各方则分设“互市监”“匆本”做为管理互市贸易的机构。
民间贸易是润滑剂和催化剂，是不可遏止的改善民族关系、促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尽管蕃唐之间也有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但民间商业往来一直保持和发展，并往往成为增进官方友好、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契机。不仅在互市场所进行贸易，蕃唐商人还深入对方境内和首府经商赢利。甚至在长安求学的吐蕃子弟也有一些长期在内地营商。内地的商人也不惮路途遥远，为利所驱赴吐蕃地区做生意。如唐诗《行贾乐》描绘金陵人到西南民族地区经商者相聚相遇情形“停怀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注：张籍《行贾乐》《全唐诗》中华书局版第十二册。）
从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也可反映吐蕃与唐朝商贸关系的密切。在古代吐蕃所居之甘南地区，今甘加八角城、临潭新旧城，历年以来出土了唐开元、乾元通宝。（注：党诚恩主编《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货币的使用说明商业活动的发展，证实吐蕃与唐朝之间商业流通的活跃。青海都兰吐蕃墓群近十余年来出土大批各种文物，多为中原唐朝生产的商品，其中以丝绸为大宗。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织造技艺之精，皆超过以前在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出土的唐代丝绸。种类有锦、绫、罗、绢、纱、絁、缂丝等，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絣锦等是国内首次发现。织物的不同花纹图案达112种，几乎包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其它还有大量漆器，杯、盘、碗、小宝花铜镜等生活用品、建筑用构件、陶器等，均为中原唐区制造输入，同时也出土了一批唐代开元通宝铜钱。（注：许新国《都兰吐蕃墓群的发掘与研究》《中国文物报》1996.7.21。）
商业贸易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和善唐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持久友好的物质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生活习俗亦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某种程度的民族交融。许多吐蕃人渐慕华风，喜爱唐人服饰、乐器等物质生活，学习并追求以为时尚：“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注：陈陶《陇西行》《全唐诗》第四册。）吐蕃贵族官员有些并“释毡裘，裘纨绮”。（注：新旧《唐书·吐蕃传》、《册府元龟》卷九七八等皆有类似记载。）唐岑参诗《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吐蕃等族在河陇一带已有数十万人与汉族杂居且慕汉俗。另方面，唐人也习染了藏族民风，例如一些妇女仿效吐蕃用赫色涂面以为时髦。白居易《时世妆》一诗写到：“元和妆梳君记起，髻堆面赭非华风”，也有人喜欢穿着异族风情的羊毛制服饰“毡罽”，等等。这类对对方文化的嗜好与追求，无疑为蕃唐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和广阔市场。
即使在蕃唐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公开的关市交易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双方仍通过庆州（今庆阳地区一带），灵州（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等地的党项部落，开展间接转口贸易。唐德宗于793年初征茶税，对吐蕃等各族、部所需的生活资料从贸易上予以限制，却以缯绢十八万匹委党项换取吐蕃耕牛六万余头，分发防军，备屯耕之用。（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贞元三年。）
松赞干布与唐室和亲，确立了吐蕃王朝与唐朝的臣属关系。蕃唐之间互敬互助，贸易往来与年俱增。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又晋封为宾王。为永崇甥舅之好，公元822年，吐蕃与唐朝互派专使先后会盟于长安和逻娑。823年，蕃唐各于京师，树碑纪念，将盟文刻石，文中称：“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任常相往来，依循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吐蕃当时树立的会盟碑，历经一千一百七十余年，迄今仍然屹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是藏汉亲密关系和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
三、吐蕃王朝瓦解后吐蕃诸部的贸易
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吐蕃赞普达磨遇弑。不久吐蕃王朝崩溃，本土及局部分裂：
“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32)
“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注：《宋史·吐蕃传》。）
吐蕃地区封建割据的局面，经历了843年至907年的晚唐，907年至960年的五代（包括902年至979年的十国），960年至1127年的北宋（包括907年至1125年的契丹及辽、1038年至1227年的西厦），1127年至1279年的南宋（包括1115年至1234年的金、1125年至1201年的西辽）。
当时吐蕃境内农牧业经济有重大发展。虽然为割据分散局面所限，各地情况极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农民直接占有小块土地已经相当普遍。出现了为建寺而接受供养田、购置土地、家族争产业和拍卖房舍田园等情况。在农业的生产经营上已有薅草积肥等精耕细作技术和亲族邻里相互支援劳力的互助风尚。农牧业生产的果实，除了交纳赋税和供养寺院，下余可以交换。贸易普遍发展，有的教派领袖和寺院上层就是以经商致富从而取得了地方权势的。（注：参《青史》、《米拉热巴传》等史籍。）
自从吐蕃王朝瓦解之后，北自河西、陇右（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南到岷江以西地区，先后为唐朝所收复，原属吐蕃诸族纷纷自立。入宋，则“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注：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一三。）
（一）与宋朝的贸易
北宋从公元十世纪中叶建国伊始，就遇到了北方崛起诸族的强大压力。先是抗御由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后又防御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的侵扰，无力经营吐蕃地区，与吐蕃本部没有直接政治关系；对河、湟、西川诸蕃部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怀柔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接纳吐蕃诸部为宋朝的贸易伙伴。
河、湟、西川诸蕃部的经济不很发达，但贸易却相当活跃，尤其是对宋朝的贸易。“木昔园者，西南生蕃小族，距茂州千余里，历熟蕃（内附者）八族然后至，八族常以转贩取赢。”（注：《舆地纪胜》卷一四九。）蕃商积极主动与宋朝做买卖。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吐蕃诸戎以马来献。上（太宗）召其酋长对于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二○五。）宋对吐蕃前来交易，持欢迎态度。吐蕃向宋出售的商品中，马匹最为重要。蕃民用马向宋换取茶和绢。宋政府开辟了固定的贸易场所供蕃汉交易之用，这种贸易场所，有时称为市马场。各市马场皆由官方派员负责。
宋代川西缘边，各州均有互市场。史载“永康军与西蛮夷接，四海一统，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门，日千数人，”（注：石介《石徂来文集》。）交易规模非常大。导江县设有博马场，黎州的汉源、雅州的碉门寨，市马场自宋太祖时即设，通过这里向宋出售的蕃马，每年达数千匹。而且据《宋会要》载，“蕃部出汉买卖，非只将马一色兴贩，亦有将到金银、斛
、水银、麝香、茸蜡、牛羊之类。博买茶货，转贩入蕃。”可知蕃汉交易货物之内容丰富。
至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韩亿从成都返回京师，上言：“威、茂州地接羌夷蕃部，岁至永康官场鬻马，寖熟道路险易，虑其觇两川，请徙场黎州境上。”（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四。）朝廷从其议，永康军市马场遂废。但“盖缘本处是西山八州军隘口，自来通放部落入城博易买卖，其蕃部别无见钱交易，只将到椒蜡，草药之类，于铺户处换易茶货，归去吃用，谓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疗治，旦暮不可暂阙。”（注：吕陶《净德集》卷一。）以马易茶变成以土特产易茶，市场仍然兴旺。
灌县西北的蚕崖关市场始辟于唐代，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恢复。因为蕃部在此市上换回的货物主要是茶叶，蚕崖关又名茶关。（注：《宋史》理理五；兵十二。）迄于清朝此场遗址犹存。
文州自宋太祖时即置市马场。龙州自元丰七年（1084年）亦置市马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文龙州蕃部皆氐羌遗种也，……先夷人常至浊水寨互市寨。”在该市蕃部换回的货物主要是“茶盐粮米之属”（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
威州、通化县“有博易场”，茂川、汶州县“有博马场”。（注：《宋史》理理五；兵十二）汶川县场设在宋太祖时期，而通化县场稍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韩绛知成都府，以“蜀与夷接，边人伐木境上，数侵争”，“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间，绝蕃部往来就威茂交易”。（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韩绛的这一做法，虽然严重地影响了这两地的贸易，但并不能断绝藏汉群众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茂州，椒园堡附近后沟、乌都及河东之法虎插共六寨，俱静州属羌也，往来茂地货易，与居民伍。（注：《蜀中广记》卷六，卷三二。）
市马场不独设于川西缘边，自宋初始，宋廷即在河东、西北、西南缘边各地广泛置场。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河东、陕西“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苛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与此同时，宋政府还责成缘边地方政府择派官吏、牙人、深入蕃区买马。“招马之处、秦、渭、阶、文之吐蕃，回纥；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擦勒族；环州之巴特玛家、保家、密什克族；泾、仪、延、鄜、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缘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
至仁宗时期，由于西夏兴起，宋廷不断调整市马场地点，最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置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四。）作为吐蕃马匹进入内地的口岸。
自宋初至神宗初年，吐蕃诸部用马换取汉地产品，四川地区物资大量流入陕西，与吐蕃贸易。“秦州山外董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赉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折博盐引至歧、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注：《宋史》理理五；兵十二）
宋廷用以市马的货物当中，布帛的量最大。对此，宋人“议者颇以国马烦耗，岁费缣缯，虽市得尤众，而损失亦多。”至神宗熙宁年间，陕西缘边市马场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宋朝延根据王韶“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令茶与市”的建议，沼令入川相度市易务事宜官员李杞停止相度市易务，“止具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路博马。”（注：《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一、七六。）至元丰年间，官府申明“专以茶博买马”。（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茶马贸易发展起来，从总体上取代了绢马贸易。
吐蕃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纷纷到缘边来卖马，换取宋朝的茶叶。为防止流入蕃区的茶叶太多，导致“茶愈贱则得马愈少”，宋“禁边地卖茶极严”。（注：《宋代蜀文辑存》卷六一，卷三○。）针对蕃商大量用杂物博买茶叶这一情况，宋方规定：“入蕃茶唯博马方许交易，即不得将茶折博蕃部杂货，务要茶马懋迁”；与蕃商杂物交易的杂卖茶，须“候（博马茶）年额足数，方许杂卖”，（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食货三一，三七。）并须“量度茶数，勿使过多”。（注：《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一《马政》。）
以上禁茶政策的实施，使宋代茶马市场价格，没有太大波动，一般是“一驮茶易一上驷”。北宋初年，少数民族进京卖马，“估马司定其直，三十五千至八千凡二十三等。其蕃部又有直进者，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熙宁年间，茶马贸易初期，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价分七等，价格自三十二贯至十六贯。
在陕西缘边，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两万匹，得茶两万驮，每驮约一百斤。即二百万斤。从川西缘边每年市马可得二十万斤。（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食货三一，三七。）所得茶叶，多为蜀茶。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蕃宋之间的茶马贸易，对双方有极大的互补作用。“蕃部以养马为业”，畜牧业在吐蕃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大量马匹的输出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大批茶吐的输入改善吐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川产茶“岁约三千万斤”（注：吕陶《净德集》卷一。）相对于本区的消费水平，有大批茶叶过剩，严重仰赖外部市场。而四川用以与吐蕃地区贸易的茶叶，占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大缓解了四川茶叶产销的矛盾。蕃马的输入，即可加强宋军的战斗力又有利于宋政府节省财政开支，神宗朝宰相王安石曾指出：今坊监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甚不合算。若令洮河蕃部养马，官府收市，所费必不致如此之多，兼得好马，而坊监地赋民，所取地利又不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茶马贸易起到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地区安定的作用。吐蕃人“养生茶作命”，（注：李新《跨鳌集》卷五《羌俗》。）若使茶货不通，就会导致别生边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宋廷“复置提举秦州买马监”，在西北市马，“诏罢四川市马”。各蕃部茶货断绝，纷纷起兵骚乱。乾道六年（1170年），“雅州沙平蛮寇边。”九年二月，“青唐奴儿结寇安静寨”。秋七月，“吐蕃弥羌畜列陷安静寨，引兵深入”。（注：《宋史》孝宗一，孝宗二。）可知处理好贸易关系对社会安定，民族和睦是极重要的。
吐蕃诸部中，居于洮河以东者，史称“陇右吐蕃”，在河西东部者称“河西吐蕃”。河西吐蕃中以六谷部最强。六谷部为五代以来形成的部落联盟，所处地域为凉州一带。此地扼河西走廊交通之中枢，农牧业均很发达，是内地取得良马的重要场所。六谷部首领折逋嘉施、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都与宋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宋朝廷对六谷部首领，一贯厚予封赐。1006年，六谷部遭到严重疾疫，宋朝一次发给各种珍贵药材安息香、白龙脑、犀角等76种，以纾民困。六谷部向宋廷朝贡时，宋廷允许入贡者在都城随意购买包括武器在内的物品，宋朝的赏赐也多高于入贡物货的价值，有綵缯、茶叶和银钱等。六谷部贡输给宋朝的马匹每次多在千匹以上，有时一次就达五千匹。六谷部与宋朝之间的贸易，一直受到宋廷的保护和鼓励。例如，六谷部为了便利朝贡以获取商贸利益，在宋太宗时代曾派遣步奏官到宋廷，请求将西北贡道经由泾州（今泾川县）的泾水流域通宋，而不必绕道西夏，宋廷允准了六谷部的请求。
在与西夏对丝绸之路的斗争中，六谷部一直与宋站在一起，宋朝赐给大量的弓箭和兵器，倚恃其武备的增强以共御西夏的进犯。直到公元1028年，西夏攻占了凉州与河西地区。六谷部联盟分散解体，余众多往湟水流域归附于唃厮啰。吐蕃（注：参《宋会要辑稿》方域、蕃夷诸条；《宋史·兵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有关资料。）唃厮啰（藏语意为“佛子”），原为该部首领的尊称，本名欺南陵温籛浦，绪出赞普之后。约1008年由西域辗转来到河州,后迁居邈川（今青海乐都县），与宋朝通好。1032年，宋朝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迁居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后，聚众数十万，六谷部为西夏所逼也从凉州往依青唐，唃厮啰遂成为宋代“占河湟间二千余里”较重要的藏族地方政权。
唃厮啰政权幅员辽阔，水草丰茂宜畜牧，亦有“土地肥美宜五种者”，青稞亩产五石的记载，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类型。牲畜主要有羊、马、牦牛、犏牛、骆驼等。其地所产之马“多骏异”，号为“龙种”，驰名中原。（注：参《宋史·王韶传》，《北史·吐谷浑传》，《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五。）手工业有毛皮、纺织、金属加工、马具与武器制造、酿造等。尤善制甲胄：“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綇旅之，柔薄而韧”。“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筋头，许不锻，陷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此法制造的铠甲“去之五十步，强驽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注：《梦溪笔谈》卷十九。）可以看出，唃厮啰的农、牧、手工业较唐时吐蕃又有进步，为内外贸易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唃厮啰地处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南线道路，是中原通向西域之门户。特别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盘剥过路商旅而使商人们改经青海道的情况下，唃厮啰据有天时地利之条件，大力发展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于途，皆趋青唐市场，商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唃厮啰也“以故富强”。（注：《宋史·吐蕃传》。）
首先是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之间传统的礼尚往来——以贡赐形式进行的商品交换。唃厮啰于公元1015年第一次向宋朝进贡，至1104年唃厮啰政权瓦解，据不完全统计，吐蕃对宋朝贡45次。宋朝对唃厮啰赏赐达150余次。朝贡的内容主要是良马，及珠玉、象牙、香料、钢印、银装、铁甲兵器等。其中有的产自吐蕃地区，有些是从西域各国交换得来。犏牛也是进贡方物，元祐元年（1086年）邈川大首领曾向宋贡犏牛。宋赐赠的物品是大量丝绸、茶叶、银器、衣著什物。贡使亦有在宋京城和内地做些私人贸易者，或“数外来带及裹私抵换人口上京”。如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瞎征的贡使夹携回纥刘三等人上京，途中被查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
互市也是传统贸易方式，且规模大、数量多，亦以茶马交易为主。如《宋史·吐蕃传》载，其“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宋朝则需求大批战马及耕畜，双方互利，各取所需。且唃厮啰地接吐蕃本土广大区域，在沟通藏汉民族之间贸易往来和发展茶马互市方面，具有重要位置。在很长一段时期，宋廷向少数民族每年求购大量马匹“而责青唐十居七八”（注：《宋代蜀文辑存》卷六一，卷三○。）唃厮啰是主要供应基地。宋初，市马、市茶分由两个机构掌管，后几经更迭实践，“并茶场买马为一司”，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四，《宋史·职官》七。）宋朝从唃厮啰地购入马匹有几种方式。一是设“招马处”，每岁给以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牙校入蕃招马，给路券送至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值。每聚马五七十匹至百匹，谓之券，是一券则令卖马者将马赶到交换地点核报，每匹马先交付钱一干，逐程由官方以“刍粟”，解决人、畜所费。“首领续食至京师，礼宾院又给十五日，并犒设酒食之费。”然后，估马司估所直以支度钱帛，匹马价约五六十千钱。卖马人可在京师购买所需商品，返程时宋朝发予牌照，途中免收过境税。第二，“招募蕃商，广收良马”，就地置场买马。三是在指定地点置买马场。四是预付款项给唃厮啰首领，使其鼓励属部和族人售马，等等。为了能多购马匹，宋方利用价格与市场规律，减低茶价，提高马价，蕃客往来贩易须有所得，乃肯趋利而来，则蕃部自然多贩马入塞矣。各种措施果然奏效。《宋史·马政》说，大抵宋初市马岁仅得五千余匹，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匹。而宋朝售茶所得亦颇丰，元符至崇宁年间，年得茶课三百万缗，“卖茶之息甚大”，可知唃厮啰购入之茶数量之多。（注：《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二四；职官四三；《宋史·程之邵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由于唃厮啰与宋朝关系密切，协助抵御西夏侵扰出力不少，宋廷特别给予贸易优惠待通。如在市场地点来远寨修置佛寺“以馆往来市马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又“诏于永宁寨以官舍五十间给唃厮啰收贮财物”，（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二。据该文献载，因韩琦力主不可，后未借予官舍，但亦看出宋廷对唃厮啰关系之密切。）在“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所以唃厮啰贡使、蕃商均取道秦州入关中至京师，“岁贡奉不绝”，（注：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一三。）沿边互市也日臻繁荣。
宋置市易司，在熙河一带召募蕃汉商人前往经营贸易。货物不限茶马，唃厮啰的粮草、中原的彩缎亦是大宗。唃厮啰妇女服饰喜爱“衣锦”，有绯、紫、青、绿诸种颜色，即是用中原丝绸制作。其它物品还有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生金、珊瑚、犀玉、茸褐、驰褐、三雅褐、兜罗锦、花芯布、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绒毛、牦牛尾、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等土特产，银枪、铁甲、银装枪等兵器、手工艺品，可谓应有尽有。宋朝在熙宁至元丰年间，年运销熙河四万驮茶叶、购入军粮二十二万石，马料一十万石，刍草八十万束，马匹一万五千余。（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互市交易，唃厮啰多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毡、马牛以代钱币。（注：《文献通考》卷三三五。）但有时有些地区也用宋朝铸造的货币。甘南曾出土大量宋朝钱币，八角城道吉家挖掘出数千枚宋代铜钱，临潭冶力关乡亦发掘到北宋铁钱窖藏，一处就有4750公斤（注：党诚恩主编《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反映宋代当地民族贸易之兴旺景象。
除官方设置的榷场外，唃厮啰与宋边界地的民间私市也很盛行。但这些“蕃贾与牙侩私市”之物货为避官府究查及盘剥，均由隐密小路转输，私下交易。宋官方为“牢笼遗利、资助边计”，凡有私市许人纠告，但私市自然是禁而不止：“沿边州郡……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唃厮啰地转输入宋的商品实在可观，然多通过民间贸易渠道，倘若“稍笼商贾之利”，在秦凤一路“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食货三一，三七。）
（二）与辽、夏及西域等地区的贸易
吐蕃与辽、西夏的关系虽不如与宋那样密切，但也有经贸往来。《辽史》记载从穆宗应历三年（953年）开始，吐蕃十余次遣使赴辽入贡。吐蕃或与西北和西域一些小国偕同至辽。如《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载，诸小国贡进物件：高昌、龟兹、于阗、大食、小食、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宾铁兵器，及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等以细毛织成、二丈为匹的毛织品。契丹的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朝贡贸易的道路有经由漠北的西北路和经由西夏的漠南路。如开泰七年（1018年）凉州吐蕃贡使经漠北路入辽，而重熙二十年（1052年）青唐吐蕃经由西夏走漠南路赴辽。
吐蕃同西夏为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曾多次交战，然因两方地域毗邻，也时有贸易交换。《松漠纪闻》所述：夏界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西夏元昊迫宋议和时，“于茶数尤多邀索”，（注：《松漠纪闻》卷一。）除自己消费外，也为了转贩吐蕃等地区以换取所需物品。另外，如前述吐蕃赴辽朝贡有时假道西夏，自然也会发生贸易往来。
唃厮啰与西域中亚甚至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经贸关系。其用来与宋辽交易的货物不少即是从西域各地转贩而来，同时亦将中原所产贩往西域，贸易在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唃厮啰对外贸易发展有三个原因。宋咸平五年以前，中西商旅多走丝绸之路北线的灵州路，因其道路平坦易行。后西夏崛起并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对过境商队苛征、掠劫，“商人苦之”（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五。）只得改换道路。此其一。唃厮啰地恰处丝绸之路的南线故道，当西夏连续占取甘、凉、瓜、沙四州之后，西域各国贡使商旅则多经祁连山南麓走青海道。唃厮啰之河湟及其首府青唐乃为沟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此其二。第三，唃厮啰对过往贡使商人采取友好态度，提供食宿方便，并允许在青唐建立货栈屋宇定居贸易。有时还护送去宋朝贡的使者或商队。《宋史·回鹘传》载，甘州回鹘首领夜落纥之贡使因被夏人抄掠而改道青唐后，唃厮啰“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这些利于商贸发展措施，吸引了各国商旅前来，使唃厮啰的商业随之发达兴盛。一些城镇如青唐、邈川、宗哥、林金城廓州及熙宁战役之前的河州、洮州的商业贸易皆不同程度的发展。邈川、宗哥为青唐通往宋境的必经之路也是贸易中心。青唐则俨然商业重镇：青唐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以门通之，为东西二城。门设樵楼二重。西城有大殿九楹，柱绘黄龙，基高八九尺。人户无虚数千家。东城有于阗、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居之。城之西建有佛祠，广五六里，缭周垣，屋至千余楹。（注：李远《青唐录》。）可见其商业的繁荣和鲜明的吐蕃民族特色。据说唃厮啰的商人有积聚资本三十万贯者；（注：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第222页。）而大量的商业税收已可供国有，所以唃厮啰之吐蕃人不必缴纳其它税目。经往唃厮啰的外国贡使、商人有于阗、回纥、高昌诸国及拂菻国等。商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唃厮啰政权得以延续百年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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