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鸦片论文,危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关键词 近代中国 鸦片种植 农村经济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与整个时代相伴随。其危害之大，甚于战争、饥馑和瘟疫。值得注意的是，在肆虐成灾的鸦片烟毒流行过程中，普遍而广泛的国内自种鸦片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论著对此似乎重视不够，亦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仅就此方面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
有资料表明，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随着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断对华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国内不仅吸食和贩卖鸦片之风日渐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种植鸦片的恶兆。如1831年以前，云南“沿边夷民”就已“向种罂粟，收取花果，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随后，“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裁种渔利”〔1〕。 再如浙江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2〕。此外，福建、 广东等地也有类似情形。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国内种植鸦片在区域上和数量上都是十分有限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并不很明显。对于这种非法和不受鼓励的行为，清政府也制定有十分严厉的制裁性措施。事实上，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对清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来说，最大的危害和忧虑则是来自于势头凶猛的洋鸦片所造成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输华鸦片以所谓“洋药”名义，被清政府准予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3〕，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后， 洋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较鸦片战争前更进一步增加，价值也越来越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面对以“合法”面目蜂拥而来的洋鸦片，清政府显得颇为畏怯和矛盾。一方面既不能禁英国商人贩卖洋烟，另方面又无法禁止华人吸食洋烟，但同时又不愿坐视因洋鸦片大量进口而导致的财政经济上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为堵漏厄，增加税收，清政府一反过去多次重申的限制国内种植鸦片的禁令，转而采取了弛禁的新政策，即在国内使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政策。1859年，清政府重新颁布鸦片章程条例，除了保留禁止官员、兵丁、太监等吸食鸦片条目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4〕。以往国内严禁种植鸦片的法令也随之废除。不久， 清政府又下令土药抽厘，自此鸦片种植之禁大弛。
在这种放纵性政策鼓励下，从60年代后，国内许多地方种植鸦片。一些以前暗中种植的地区则变得公开化了，而一些原本没有种植的地方也转而种植。于是，鸦片种植业便以空前的速度很快在各地发展起来，“种烟人户，以山、陕、甘、新、滇、桂、蜀、西、奉、吉等省，苏之徐州、浙之台州等府为最”〔5〕。与此同时， 鸦片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据莫尔斯估计，1900年中国土产鸦片有376000担〔6〕。 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土产鸦片有584800担〔7〕， 产量已达外国进口鸦片数量的11倍。
很显然，在外来鸦片汹涌侵入面前，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缺乏有效的办法阻止外国列强对华输入鸦片，反而采取了鼓励国人种植鸦片这种饮鸩止渴的误国政策，遂使鸦片种植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从表面上看，国内种植鸦片对抵制洋鸦片的侵入也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别是由于国产鸦片价格便宜，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吸毒者的要求，因此从1880年后，中国对外国鸦片需求量逐渐有所减少。据统计，1905年进口鸦片数量为51890担，与1879年的83051担相比，减少了31161担， 而1879年是外国鸦片进口量最多的一年〔8〕。但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清政府这种消极性的政策却是以损害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并不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失。
大量材料表明，虽然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间以及在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尤其在禁种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就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情况看，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其他各种阻碍社会进步因素的制约，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国内十分普遍和难以根治的顽症。据统计，1921年，中国鸦片“产额为一万五千吨”〔9〕，其中产烟最多的地区，“当推云南、贵州、四川、甘肃、 陕西、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热河等处”，“烟苗几遍延于中国”〔10〕。此种情形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也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点我们无需举更多的例子，仅从一些有关的实地调查材料便可得到确凿的证实。30年代中期，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分，对中国大西北数省进行了长时期的采访，他发现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这些地区危害严重的大问题，如甘肃的酒泉、武威及张掖等地都是有名的产烟区，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11〕。另据1946年10月新闻记者李震一对地处湖南西北角的湘西实地考察后所称，尽管这是一个穷困落后地区，但却是一个鸦片种植的世界。40年代中期以前，该地种烟就极盛，但直到40年代中期，“还有许多地方是如柴”〔12〕。
总之，自晚清政府对鸦片种植弛禁以后，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就一直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种植世界。
二
鸦片是一种毒品，并非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长时间大规模地种植鸦片必然会对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走向萎缩衰微的过程中，鸦片种植的确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鸦片种植业的泛滥，对农村劳动力造成了重大打击。毫无疑问，劳动力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成败，关系到农家生活的兴废。这一点在农业生产技术改进极为缓慢以及新式农具投入使用微乎其微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显得尤为重要。显然，由于鸦片种植业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情形是不令人乐观的，农村经济正常功能的发挥也因此而受到阻碍。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受鸦片种植业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支数目可观的庞大的鸦片吸食队伍，即瘾君子。许多地方的农民因土鸦片种植广泛，价格便宜，因而也自种自吸。鸦片吸食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境状况殷实丰裕的富户人家，即使是一般的农家成员也多有吸食者。从资料上看，此恶风在晚清时期就很盛行。四川三台县在嘉庆、道光之际，“县人吸烟者少，即有亦深藏不露，惟恐人知。咸同军兴以后，吸者日众，始犹富者嗜之，既乃贫者恋之；不但男子困之，更有妇女染之”〔13〕。另据光绪初年一份关于山西省的资料记载，往昔吸烟者大都是游手无赖以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14〕。进入民国以后，吸食鸦片之风依旧盛行不衰。据林竞1919年3 月在甘肃西部的肃州考察时发现，“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大约七人之中，妇女居其三，男子居其四，壮者居其三，弱者居其四”〔15〕。1934年9 月一份关于湖南溆浦县的报道也极具典型性。尽管该县是一个道地的农村，但吸食鸦片者却十分普遍，“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是吸烟的”〔16〕。人数之多，足以让人惊叹。
其次，大量农村人口吸食鸦片，必然会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由于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反复使用，会导致吸食者变成奴隶般的上瘾者，以致其全部生活都取决于他们每日吸毒用量是否能得到满足。久而久之，身体变得虚弱不堪，形同废人。即使是正常的劳动生产者也不能有效地投入农业生产活动，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如在晚清时期，安徽和州地区因广泛种植鸦片使得一些农民变成了“黄槁奄奄，不任操作”的废人〔17〕。山西一些地方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18〕。20世纪20年代末，顾执中等人在青海西宁调查发现，由于吸鸦片，许多农民不仅流为游民，而且“使他们化为惰民，西北的骨瘦如此，形似鬼态者，都是他们”〔19〕。30年代的湖南新化县，“好些农民因种烟而学会了吸烟，使那些筋强力壮的农民变成萎弱无能的废人”〔20〕。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农村庞大的吸食鸦片队伍的存在，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状态。处于此种状况下的农村经济要求得正常的发展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鸦片种植业的泛滥所给农村经济带来的危害还明显地表现为破坏和挤占了大片农业用地，使得本来就耕地不足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显得愈发紧张。
不言而喻，土地是农业经济最原始的生产要素，是家家赖以生存和循环的生产资料。因此，土地实际上又是全部农业生产的关键。但是，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鸦片种植所造成的危害最直接亦最明显。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估计，中国年产鸦片为584800担，按每亩产量大约50两左右计算，全国用于种植鸦片的耕地约为18713600亩〔21〕，约占清末全国耕地面积的2.2%。 类似的情形在晚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同样相当严重。像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最有名的鸦片产地姑且不论，仅从其他一些省份便可见一斑。据统计，20年代后期，河南108县中，有63县是种鸦片的，其中仅永城、 海阳、项城、洛宁4县种鸦片的亩数就达22000亩。奉天全省56县，种烟土地，约有2000000亩之多〔22〕。另据资料统计，30年代上半期， 福建仅惠安北部和东部地区，种烟亩数“合约万亩以上”〔23〕。湖南新化县所有种烟的土地”约有一万六千亩”〔24〕。
从许多方面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耕地不足，人地矛盾颇为紧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中还普遍存在着鸦片种植侵蚀耕地的现象，其结果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的紧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粮食减产，粮价上涨，以致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清人张之洞在光绪八年就曾以山西省为例指出，由于农民好种鸦片，“几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25〕。 另据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一份资料证实，四川涪陵地区因“农田多广植鸦片”，已成为“农产减退之一重要原因”，于是“成群的饥民，到处抢劫粮食”〔26〕。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尤其是那些经济建立在鸦片种植基础上的地区，一遇天灾流行，更是灾荒立现，人们不仅在生活上无法摆脱贫困，而且在发挥农村经济功能方面也同样显得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出现的危机与鸦片种植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
在分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业的普遍化以及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时，无论如何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是，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了这一社会问题的形成？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分析，任何一种仅仅侧重于对某种单一性因素进行解释的作法都是危险和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之所以能够形成，更多地是由于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鸦片种植之所以肆虐不绝并对农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国列强的影响与作用。许多事实表明，外国列强不仅是把鸦片毒品传入中国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造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扩大与泛滥的推波助澜者。晚清时期，英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在20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则起着骨干的作用。这些国家从本国私利出发，凭借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毒害华人，甚至用种种方式强迫和利诱中国农民种植、吸食鸦片。据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一份关于热河省的资料证实，“日人对热河省之罂粟种植区，已由三千三百五十顷，增至六万顷。热河能种农产品之全部土地，几完全被划入鸦片区域内。日人并为提倡种植起见，规定凡属种鸦片之地亩，一律减半课税，以示优待”〔27〕。在此毒化政策下，东北沦陷区以及日本势力逐渐渗透的华北一些地区，鸦片种植风行一时，据统计，1933年至1936年期间， “鸦片种植地区遍及伪满洲国划定的16 个省中的 14 个。种烟面积177750英亩”。此外，“还有52560英亩的私种罂粟地”〔28〕。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是无所顾忌地推行鸦片政策，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占领区都成为日本强迫中国农民种植鸦片的重要区域。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业的泛滥过程中，外国列强实际上充当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是鸦片种植业无法得到根治的主要原因。
第二，封建军阀的强迫与勒逼。就对近代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封建军阀纯粹是具有破坏性的。许多材料显示，几乎任何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都把鸦片税和包卖鸦片烟视为自己的权利。为获得财源，各地军阀一味实行实际上是鼓励保护鸦片种植的“寓禁于征”和“寓禁于罚”的政策，甚至以抽“懒捐”、预征田赋、高额征收田赋附加等办法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如本世纪30年代前期的甘肃省，由于军阀林立，供给困难，因而逼迫农民种烟，以“征收罚款，以充军费”，虽然农民不堪负累，哀声不断，但“无奈军费紧急，省方碍难照准”〔29〕。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军阀割据之地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封建军阀割据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即是，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收取鸦片税的现象也就难以消弥。
第三，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不良，国家行政机关腐化以及相当数量的各级官吏缺乏廉洁自律行为也是导致鸦片种植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和无法医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官吏不仅本身吸食鸦片，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鸦片交易以获取好处。在此情况下，他们对鸦片种植便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和行为，或名禁暗纵，或左欺右瞒。如本世纪30年代初的陕西，禁种鸦片之事天天讲，省府亦利用新闻政策向外宣传。但是，“除长潼汽车路两旁数里以内无烟苗，以欺骗旅行陕西的外客外，罂粟花仍开遍三秦也。烟亩每年省政府派款在二千万元左右，而贪官劣绅从中渔利，民间恒倍于此数”〔30〕。很显然，不良的官僚政治与鸦片种植之间有着深厚的连带关系。腐败官僚政治不得到清除，禁种鸦片自难收到实效。
第四，鸦片本身利润较高，也是刺激农民大面积种植的一个内在动力。毫无疑问，与一般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相比，种植鸦片所能给农民经济上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清人张之洞曾指出，农民“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节省”〔31〕，于是农民便把耕地转而种植鸦片。另据国民政府铁道部30年代初对湘滇铁路云贵段沿线26县调查，由于“种植鸦片，获利最厚，”故滇黔农民“多乐种鸦片，而少种棉麦”〔32〕不难看出，种植鸦片所能带来的较高利润对农民有着很强的诱惑力。这同样成为鸦片种植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深层原因之一。
总之，鸦片种植作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社会性问题，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造成的危害是异常严重的。此问题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的长期存在和难以根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本身的混乱不靖和农村经济在运转过程中所具有的深刻危机。
注释：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0页。
〔3〕〔4〕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六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220、220页。
〔5〕〔6〕〔7〕〔8〕〔17〕〔2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458、457、401～402、 460、457页。
〔9〕〔10〕周宪文：《中国烟祸及其救济》，《东方杂志》， 第23卷第20号，民国15年10月发行。
〔1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重印版，第138页。
〔12〕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版，第22页。
〔13〕《三台县志》，卷二二。
〔14〕〔18〕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八，第十六、十六页。
〔19〕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民国24年版，第364页。
〔20〕〔24〕杜劳：《商业资本笼罩下的新化农村》，《新中华》，第1卷第14期，民国23年4月版。
〔22〕丁达：《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11—112页。
〔23〕《申报》，民国23年10月23日。
〔25〕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26〕《四川农产日趋减退》，《中国农村》，第1卷第8期，民国24年5月版。
〔27〕《申报》，民国24年2月12日。
〔28〕王德溥著，郦玉明译：《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第1期，1994年2月版。
〔29〕《申报》，民国23年11月14日。
〔30〕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 第1卷第4～5期合刊，民国22年8月。
〔31〕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
〔32〕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民国22年版，第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