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思想论文,界说论文,忠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4-0058-07
一
《论语·里仁》篇（以下凡引《论语》只出篇名）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于曾参学习非常笃实认真，对于孔子的教导必一一进行研究、实践，花的功夫多，效果也显著。孔子欲其由博返约，以简驭繁，故因材施教，特意点化道：“吾道一以贯之。”是说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个基本思想，就可以事半功倍。曾子真积力久，一经点化，便一下子明白了孔子的意思。因此孔子出去之后，别的同学问及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时，曾子便脱口说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说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恕罢了。孔门师徒的这一段对话表明，孔子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便是忠恕。可见忠恕思想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
那么，到底什么是忠恕思想呢？幸好孔子自己曾有解释在。《卫灵公》篇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恕道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恕”的含义。“恕”之一言而可以让人奉行终身，说明其相当重要。这恰好可以印证“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即基本思想）正是曾子所说的“忠恕”。另外，《礼记·中庸》篇称引孔子的话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里的“施诸己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申说“忠恕”的具体含义，跟《卫灵公》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略异，意思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在于《里仁》篇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道”，有“吾”字做限定，是指孔子的学说，其中忠恕思想是核心，即“一”，故曾子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篇所说“违道不远”的“道”，则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道，忠恕思想只是与其相应，故曰：“忠恕违道不远。”质而言之，两段对话中所比较的对象不同，故措辞有异。《中庸》作于子思。孔思是孔子的嫡孙，又直接受业于曾子，故其所记孔子的言行当然是可靠的。
以上论述中所引三段文字，均是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原始记载。
二
后代学者对孔子忠恕思想的理解大致分为两派：一派的理解是将“忠恕”作为一个概念来看待，统一进行诠释。另一派的理解则是将“忠”、“恕”作为两个概念来看待，分别进行诠释。
前一派的理解。如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二解《中庸》云：“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又云：“言身行忠恕，则去道不远也。”（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7页。）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卷二解《里仁》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又引程子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73页。）《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云：“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两个看。”又云：“忠是本根，恕是枝叶。非是别有枝叶，乃是本根中发出枝叶，枝叶即是本根。”又云：“忠只是一个忠，做出百千万个恕来。”（注：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2页。）又卷六十三云：“因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曰：‘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无忠，做恕不出来。’”（注：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3页。）
以上各家诠释“忠恕”时，大都采取了先分释、后总释的办法。分释时，也不是将“忠”、“恕”二字平行对待，而是从内外、体用、本枝、己物等角度出发，说明其主从或因果关系，结论都是相同的，即认为忠恕是表示内外、体用、本枝等主从关系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两个并列的概念。由于有内心的忠，才有行动上的恕，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由果来表现。因此因果虽异，表现则同。
后一派的理解。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开头所载《试论孔子·关于忠恕和仁》道：“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接着说：“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杨氏的这个解释可图示如下：
其书又解《里仁》道：“忠、恕——‘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解释也可图示如下：
杨氏的原意，可能认为“恕”是“仁”的消极面，“忠”是“仁”的积极面，“仁”括“忠”与“恕”，“忠”与“恕”是对立并列的，因此分别用孔子的原话下了定义。但在以上所引两段具体诠释中，他把“仁”、“忠”、“恕”三者的关系弄得有点乱。依前面的解释，“仁”是一级概念，“忠”与“恕”是二级概念，但却没有提到“忠”。依后面的解释，“恕”成了一级概念，“忠”又似乎成了“恕”下的二级概念。总之，前后两段解释有矛盾，不连贯。大概为文有先后，成书时又疏于照应，故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杨氏对于“忠恕”的诠释，不是
像前人那样，作为一个概念对待，而是当作并列对立的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诠释，即用《卫灵公》篇的话解释“恕”，用《雍也》篇解释“仁”的话解“忠”。受杨说的影响，晚近以来许多学者都将“忠”与“恕”当作两个并列对立的概念对待，分别进行诠释。如有人说：“什么是‘忠恕’呢？根据孔子的定义，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注：黎红雷：《孔子哲学的逻辑进路》，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见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历代前后两派学者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根据前一派的理解，“忠恕”是具有内外、体用、本枝等主从关系的一个概念，它的具体含义就是“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根据后一派的理解，“忠”与“恕”是并列对立的两个概念，“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
随着“全球化”形势的到来，近些年许多学者呼吁，加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使其精神义蕴和思想价值走出东亚地区，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与文明传统开展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在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中，努力作为积极参与者，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承认，发出这一类呼吁，不光是民族自豪感的驱动，而且还出于对整个人类文明高度负责的博大情怀。为了实现这种有益于人类未来的良好愿望，我们认为，对中国学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对孔子的各类重要学说和观点的界说与表述中，应该彻底克服那种任意搀和、模糊不清的粗疏倾向，努力使其规范化、科学化。这样，一旦进入国际范围的交流和对话，才能提高竞争能力，使孔子的各种重要学说和观点容易得到外国同行的认知、应用和传播。否则，如果对孔子的某种学说和观点，中国学者首先看法各异，是是非非说不清楚，那么如何能够期望让外国学者顺利接受呢？前两部分所论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众所周知，忠恕思想是贯穿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至为重要，但我国古今两派学者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界说有分歧。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这一思想在国内外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广泛传播。因此，有必要辨明两种界说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以定去从。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辨：
首先，从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原始记载看，“恕”字在《论语》中共出现2次，第1次是《里仁》篇“忠恕”合言，曾子用来指说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即“夫子之道”的核心内容，但何谓“忠恕”，并未明言。第2次是《卫灵公》篇孔子单言“恕”，他自己紧接做了解释，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当时子贡明以“一言”发问，“一言”者，一个字也，故孔子只提到“恕”，而没提“忠”。其实，“恕”即是“忠恕”之略称。无所局限，合称“忠恕”；限以“一言”，只称“恕”。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忠恕”的具体含义。《礼记·中庸》篇的记载：“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也是孔子的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谓“忠恕”的具体含义就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略异，意思相同。可见，忠恕思想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由于对话的场合不同，孔子有时合言“忠恕”，有时单言“恕”，尽管表达有详略之异，但其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说明原始记载表明，当年孔子本人对其所倡导的忠恕思想所作的定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此而已，并不含其别的意思，更没有什么“消极面”、“积极面”的区分。那样的区分，仅是后代诠释者的蛇足而已。
其次，从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来看，“仁”是其最高的道德观念。据有人统计，《论语》中“仁”字共出现109次，其中105次都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用法（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页。）。又其中涉及关于“仁”的定义的对话主要有以下13条：
(1)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有子语）
(2)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孔子语）
(3)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孔子语）
(4)仁者不忧。（《子罕》，孔子语）
(5)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孔子语）
(6)仲弓问仁。予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孔子语）
(7)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孔子语）
(8)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语）
(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孔子语）
(10)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孔子语）
(11)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孔子语）
(12)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孔子语）
(13)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阳货》，孔子语）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论“仁”，均见于平时师徒之间的对话，因此倘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人的发问，对“仁”或“仁者”所下的定义各不相同，多是偏称定义或准定义。而且有的对话只涉及“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如对话(2)、(4)、(7)、(8)、(11)等；有的却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如(1)、(6)、(9)、(10)、(13)等；有的则是对“仁”的直接解释或举释，如(3)、(5)。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观察。
以上引文表明，“仁”是表示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总概念，也可称为一级概念。“仁”之下包括各种优秀品德，分别由各种相应的概念来表示，如孝、弟、爱、恭、敬、忠、刚、毅、木、讷、勇、宽、信、敏、惠等等，为分概念，也可称为二级概念。孔门师徒对话中，称举二级优秀品德有三种情况：
(1)只提及二级优秀品德概念。如对话(1)、(10)、(11)、(13)；
(2)既提及二级概念，又另有所论说。如(7)、(8)、(9)；
(3)只论述某一种或几种优秀品德的内容或含义，但未提及相应的二级概念名。如(2)、(4)、(6)、(12)。
九九归一。根据以上分析看，在孔子道德思想体系中，“恕”属于二级概念。在联系一级概念“仁”的对话中，对“恕”的称举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只论述“恕”的含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不提及二级概念名“恕”，见对话(6)。至于对话(3)所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对话(5)相似，则是对“仁”德的直接举释，与作为二级概念的“恕”两别，因此不能看做是“恕”的含义，也不是另一个二级概念“忠”的含义，因为孔子对于“忠”另有表述，属于既提及二级概念，又另有所论说的第二种情况，见对话(9)。
而且应该看到，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中，“恕”道的精神特质是要人有善心，不贻害于别人，强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仅仅是“仁”德的起点。孔子论“仁”，曾谓具有三种美德，方可称“仁”，“恕”仅是其中的一种，见对话(6)。至于对话(3)所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精神特质则是消除私欲，奉献于人。显然高于“恕”道。这已是“仁”德的标志，故孔子专以“立达”一条举释“仁”德，认为具有这种品德者即可谓之“仁”，并认为这种美德仅次于常人不可能达到的以博施济众为标志的“圣”（见《雍也》篇）。足见二者之别非同小可。因此，虽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条，其句式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条相似，但不能因为形式相似而混淆其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不能将代表仁德系统中高等境界的“立达”一条看做是代表低等境界的“忠恕”思想的内容。
由此可见，从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来看，将“忠恕”视为一个概念，诠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倘视为两个概念，分别诠释，强拉硬配，用对话(3)的内容解释“忠恕”思想的“忠”，即将“忠”解释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显然是不对的。
最后，从二级道德概念“忠”的衍变性能及组合情况看，“忠”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8次，其中单独成词使用10次，与别的字合用成词8次。单用的“忠”，其含义是诚恳。可用为形容词，如“与人忠”（《子路》）；名词，如“行之以忠”（《颜渊》）；动词，如“忠焉，能勿诲乎”（《宪问》）。可用于上下级关系，如“臣事君以忠”（《八佾》）；也可用于平辈关系，如“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合用的“忠”，有“忠信”（共6见）、“忠告”（1见）、“忠恕”（1见）。“忠信”的组合形式是：名词＋名词＝名词或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用为名词的，如“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用为形容词的，如“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忠告”的组合形式是：副词＋动词。即“忠”又用为副词，如“忠告而善道之”（《颜渊》）。“忠恕”的组合形式也是副词＋动词。
以上分析表明，在孔子时代，“忠”字的用法十分灵活。它既可以作为表示孔子道德思想二级概念的专门词，或单用，或合用（“忠信”）；又可带着与表示二级道德概念相同的含义，同别的词搭配，构成新的概念“忠告”、“忠恕”，在这类新概念中，它已不是原先二级道德概念的代表词，仅仅以副词的身份起一种限定作用。正如“忠告”只表示忠心地劝告一样，“忠恕”也只表示因忠而恕的意思。“忠”的这种组合性能和形式，是由它的含义“忠诚”的内在性特征所决定的。因为“忠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倘不借助别的外在性品德“恕”或行为“告”之类，便得不到表现。因此“忠恕”是表示主从关系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表示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正因为如此，孔子本人不论单言“恕”，还是合言“忠恕”，都用一个意思统一解释，而不分别进行解释。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考论，我们认为，历代两派学者对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前一派的理解符合元典精神，是正确的。后一派的理解节外生枝，臆推乱配，不符合元典精神，方法不严谨，不科学，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忠恕”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是“恕”的实际含义，也是“忠”的具体表现。唯有其“忠”，才有此“恕”；倘无此“恕”，也难见其“忠”。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定义虽然是由“恕”引出来的，但却是冲着“忠恕”二字而发的。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条，其所反映的精神特质显然高于“忠恕”思想，在孔子看来，是“仁”德的标志，二者的境界有高低之别，因此不能因句式相似而误判为“忠恕”思想的内容，更不能用以分释“忠恕”思想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