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雒剑波
(甘肃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甘肃省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局，甘肃 兰州 730020)
[关键词]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方法；指标确定；祁连山
[摘 要] 科学制定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对环境容量测算及监管方面的研究还较欠缺，存在方法不科学、指标不明确、管理不完善、数据不准确等问题。基于我国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从类型选择、可游览面积确定、指标体系确定、监测数据库构建、监管机制形成等方面，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环境容量测算提出了合理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法和理论，对于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保护、旅游公共安全管理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荒漠地区，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命脉，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早在1988年就批准设立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未真正重视，以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水库工程以防洪、兴利为主，且防洪高水位高于正常蓄水位，按库容法分摊固定资产和成本费用时，应先将防洪和兴利共用库容即重复库容分摊防洪和兴利后，再分摊固定资产和成本费用。即：
祁连山国家公园是我国设立的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体现。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在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下，开展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旅游项目。但是游客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如何协调好资源保护与生态旅游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旅游区环境容量，让森林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民，是未来国家公园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1国内现行环境容量测算的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环境容量，即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景点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也称为最大承载量[1]。目前国内旅游区主要依据《旅游规划通则》(GB/T 18971—2003)、《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GB/T 20416—2006)和《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中环境容量的测算方法测算景区的游客容量，主要有面积法、线路法、卡口法三种方法[2]，通常以面积法进行测算，以线路法和卡口法进行校核。
面积法测算公式为
(1)
式中：C 为日环境容量；A 为可游览面积；a 为每位游客应占有的合理面积；D 为周转率。
完全游道线路法测算公式为
(2)
式中：C 为日环境容量；M 为游道全长；m 为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道长度；D 为周转率。
不完全游道线路法测算公式为
(3)
式中：C 为日环境容量；M 为游道全长；m 为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道长度；D 为周转率；t 1为游完全游道所需的时间；t 2为沿游道返回所需的时间。
一般利用公式计算出景区的瞬时环境容量，再根据游客的平均周转率和年可浏览天数计算出景区的日环境容量和年环境容量[3]。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很难保证计算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准确性，以致环境容量的测算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真正的管理职能。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环境容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指标，包括空间容量、设施容量、生态容量、心理容量、社会容量等，而一般旅游区的测算以空间容量为主，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测算。生态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社会承载量虽然都有相应的测算公式，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缺少科学的量化指标，很难进行把握[4]。
式(4)中：n为权重因子用以调整路径转角评价在总体适应度评价中的权重大小；aveangle为路径平均转角；θ为无人艇最大舵角，取35°。
2.3.1 生态容量指标
The maximum number of persons with C/D lesions by TASC II were noted in the HS group; the minimum is in the EP group.
(3)测算公式中的指标a 和m 的确定主观性太强，没有科学、详细、准确的数值，只是在《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中有一个参考数字区间，而且这个指标主要针对的是一般旅游区，对于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祁连山国家公园来说，可参考的价值就更小了。
(4)通常指标的测算是静态的、单一的，但事实上祁连山位于我国西部内陆，植被资源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不同的季节其游客承载量是不同的；同时，同一游客群体，不同的游览方式、游客行为、景区管理方式等，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同的[5]。
“你骂我干啥，是她自己说的，不用我负责任，她说既然她将来总要跟别的什么人结婚，她还是想把初夜给真爱的人。”
(5)缺少监管环境容量的机构，使环境容量的测算及管理流于形式，环境容量的管理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㉖马克·弗里曼:《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9页。
2祁连山国家公园环境容量测算体系关键因子确定
2.1 环境容量类型的确定
(1)既成事实分析法。以旅游行动与环境影响已达平衡的区域为监测区域，监测其在不同游客量的情况下各项因子的数据，并以此确定相似资源区域的生态容量。
(2)模拟实验法。选择生态影响的典型区域，通过人工控制的破坏强度观察其影响程度，并以此确定相似资源区域的生态容量。
2.2 可游览面积的确定
生态容量的测算需要用面积法，面积法计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游览面积的大小。传统的方法是将国家公园的生态修复区整体作为可游览面积。但事实上根据《祁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生态修复区内的旅游体验项目主要利用现有道路体系开展，大部分区域游客根本无法到达，且距离较远，游客的旅游行为对这部分区域基本没有影响，将这部分区域作为可游览面积显然是不科学的。从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来看，总面积343.76万hm2，科普游憩区的面积仅为12.14万hm2，只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3.53%。因此，科学确定可游览面积的大小是非常关键的。
本研究以《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LY/T 2242—2014)中影响评价区范围的确定标准——旅游设施建筑物周边直线距离1 000～5 000 m作为参照，则生态修复区实际可游览面积的确定可以在1 000～5 000 m的范围内再根据资源类型、自然地形、景观分布等因素具体确定；居民生产生活区的可游览面积包括居民的居住区和农田、草地区域，以实际分布的面积为准。
2.3 指标体系的确定
目前景区环境容量指标主要依据我国相关部门颁布的标准、规范中的参考指标进行确定，但由于对景区类型、资源敏感性、旅游产品类型等的划分不明确，因此很难找到适合本景区的指标，特别是针对国家公园的指标基本还是空白。本研究在分析研究现有规范、标准的基础上，对国家公园的生态容量、空间容量、设施容量等主要指标提出科学的确定方法。
(2)可游览面积确定得过大，导致环境容量数据过大。一般旅游区可游览面积往往采用景区面积或规范允许的可游览面积(如森林公园面积、自然保护区试验区面积)，但对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来说，对旅游的限制更为严格，只允许在一般控制区内利用现有道路系统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类旅游产品，其他旅游产品及游客服务项目主要依托入口社区、特色小镇、文化村等开展，如果在计算中将整个一般控制区作为可游览面积显然不妥。事实上，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面积非常大，东西绵延近800 km，仅一般控制区的面积就达2.27万km2，但实际开发生态旅游的区域很少，多呈点状分布在祁连山林区内。
(3)长期监测法。选择新开展生态旅游的典型区域作为监测区域，从旅游活动开始阶段做长期调查，分析游客量逐年增加所引起的环境因子数据的变化，并以此确定相似资源区域的生态容量。
目前生态容量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GB/T 20416—2006)中的参考指标，即植物观赏区300 m2/人、动物观赏区1 000 m2/人，利用面积法计算生态容量。但这个指标没有限定适用的条件，非常笼统。本研究从实际应用出发，考虑生态环境本底指标和动态变化情况，设计出测算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容量指标的三种方法，即：
因此,K10,n不存在5-VDET染色,即当10≤n≤30时,下面我们给出K10,n的一个6-VDET染色。
根据《祁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按照国土空间和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要求，将祁连山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护区(2.75万km2)和一般控制区(2.27万km2)，一般控制区又分为生态修复区和居民生产生活区。在核心保护区内实行最严格的管控，禁止各类开发活动，不允许开展任何生态体验和旅游活动。一般控制区的生态修复区内，可以利用现有道路体系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类旅游项目；其他的民族民俗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及服务类旅游产品，主要在居民生产生活区中通过打造入口社区、特色小镇和文化村等形式开展。
虽然后来求学艰难，毕竟进入了省重点高中—广水一中，遗憾的是，由于发挥失常，2002年高考只过了专科线，进入武汉一所普通专科学校学习法律专业，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北大在等着我。
显然，生态修复区内可以开发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类旅游项目，而居民生产生活区内可以开展一般旅游项目。因这两个区的自然资源类型、旅游产品类型、景区管理方式等均不同，即主要的环境影响限制因子不同，控制环境容量的类型也应不同，故传统的测算方法采用相同的类型进行测算是不科学的。本研究基于两个区环境资源类型、环境影响主要因子、游客体验产品及管理方式等的不同，确定两个区的环境容量测算类型分别为：生态修复区内以生态容量测算为主，以空间容量和心理容量作为参考；居民生产生活区内以设施容量为主，以空间容量和社会容量为参考[6]。
生态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景区在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不会恶化的前提下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即旅游活动不能对国家公园的空气、土壤、水、植被、野生动物，以及景观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稳定性等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或破坏[7]。
依据上述假定，建立分析简图，如图1所示。图中，p为桩后滑坡推力，a为抗滑桩截面宽度，b为抗滑桩截面高度，L为相邻两桩净间距。
生态容量监测指标内容应包括旅游区内的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自然景观等，森林类型旅游区内还应包括植被结构、动植物种群等。监测指标评价标准应依据本地资源调查数据，同时参照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资源评价标准等规范科学建立(表1)。监测指标实施动态监测，应能有效跟踪、反映游客的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8]。
表1 生态容量评价指标参考标准
2.3.2 空间容量指标
空间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旅游资源依存的游憩用地、游览空间等有效物理环境空间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祁连山国家公园主要利用现有道路体系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游览空间的限制因素主要为道路，因此利用线路法进行计算。目前可参照的指标有《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GB/T 20416—2006)中规定的参考指标，即游步道30 m2/人、登山步道20 m2/人。实际应用当中还要区分完全游道和不完全游道分别计算，同时结合游客的心理容量合理确定。游客的心理容量可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到。
在这六辆跑车中，兰博基尼Huracán Performante拥有最接近赛车的表现。正如劳拉所说：“这是一辆非常优秀的跑车。如果想在赛道上探寻驾驶乐趣和速度的极限，那么这辆兰博基尼无疑是最佳之选。”
2.3.3 设施容量指标
设施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景区内各项旅游服务设施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能够服务的最大旅游者数量。设施容量主要根据景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接待能力确定，可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交通的便捷度、停车场的停车位、餐饮住宿及休闲设施数量、景区供水供电及垃圾处理能力等。
2.4 构建环境容量监测指标数据库
环境容量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指标，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指标。同一个旅游区随着季节、时间、空间的不同，其环境容量是不同的；即使是相同数量的游客群体，游客的行为不同、素质不同、体验的产品不同、景区管理制度不同等，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同时，游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而是一个长期效应，一旦影响后就很难恢复，尤其是对位于西部干旱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祁连山林区，这一点尤为突出。因此，祁连山国家公园有必要建立一个监测指标数据库，对旅游区各项生态环境影响因子进行实时、长期的监测。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研究，科学测算旅游区的环境容量，避免因游客的旅游行为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监测设施可以利用祁连山国家公园规划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络和设施进行。
2.5 环境容量的监管机制
过去环境容量一般由旅游区管理者自主确定，缺少上级主管部门或第三方的核定，即缺少监管机制。旅游区管理者往往因利益驱使，不会主动限制自己。同时，大部分景区存在旅游、林业、国土、文物、发改等多头管理机构，责任主体单位不明[9]。随着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设立，这种多头管理的局面已不存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或委托第三方监管机构对旅游区的环境容量进行核定，并定期监测、核查，根据核查结果及时调整环境容量指标。同时，构建环境容量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发挥环境容量在旅游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3 结 语
目前，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我国才刚刚开始，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特别是在环境容量研究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祁连山国家公园应积极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管理的先进经验[10]，探索出符合本区的环境容量测算及游客管理的先进方法，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管理体系，实现国家公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亚娜.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现实困境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20):129-130.
[2] 彭乾乾,李亭亭,汪正祥,等.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2017,39(5):451-454.
[3] 吴松,张琪,龙双红,等.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环境容量研究[J].林业与生态科学,2018,33(3):258-263.
[4] 林祖锐,杨冬冬,仝凤先,等.我国旅游容量研究现状与展望[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3):379-384.
[5] 杨超.大青沟国家沙漠公园生态旅游承载能力研究[J].辽宁林业科技,2016(4):14-16.
[6] 周根苗.湖南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环境容量探讨[J].防护林科技,2016(8):96-97.
[7] 金亚征,郑志新,常美花,等.旅游活动对草原植被、土壤环境的影响及控制对策[J].草业科学,2017,34(2):310-320.
[8] 孙飞达,朱灿,李飞,等.旅游干扰对高寒草地植物多样性和土壤生化特性的影响[J].草业科学,2018,35(11):2541-2549.
[9] 汪斌,王曼娜,谭玉平.基于BFID的景区游客量实时监控系统设计[J].商场现代化,2017(23):204-205.
[10] 彭维纳.LAC理论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游客管理中的运用[J].现代经济信息,2015(7):89-91.
[中图分类号] S759.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0941( 2019) 10- 0039- 04
[作者简介] 雒剑波(1971—)，男，甘肃兰州市人，高级工程师，副总工，国家注册咨询师，注册造价师，学士，主要从事森林旅游、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规划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4-20
(责任编辑 徐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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