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美国文学繁荣的起源_文学论文

论19世纪美国文学繁荣的起源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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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在18世纪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可是到了19世纪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繁荣的盛况,大有超越“欧洲文学中心”的势头,影响于世的大作家层出不穷。如浪漫主义作家有欧文、库柏、爱伦·坡、爱默生、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等,现实主义作家有斯托夫人、詹姆斯、马克·吐温、加兰、弗兰克·诺里斯、欧·亨利和杰克·伦敦等。19世纪美国文学为什么会出现空前的繁荣?其原因究竟何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从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和梳理中,我们能总结出文学创作的一些带有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东西来。

众所周知,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学的内容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一个时期或一定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兴盛,总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其它意识形态分不开的。美国文学的高度发展也只能从这种规律中去寻找原因。那就是说,美国文学的繁荣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根源,又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影响。这是一般文学史论述文学兴盛所持的观点。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适用于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现象。但是,对文学繁荣的全面把握又远比这复杂和特殊。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运用这一理论去对美国文学寻根究源,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观察所得加进新的东西。

首先,美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决定了美国文学的状况,即美国文学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美国在独立革命(1775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独立革命之后建立了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其有识之士积极地倡导发展美国民族文学。 从取得国家独立到发生南北战争这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学艺术的繁荣,形成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资产阶级通过独立革命、开拓边疆和海外贸易,证实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在上升时期充满了理想、热情与进取精神。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奴隶制的废除和黑人劳动力的“解放”,移民向西开发和先进技术的采用,铁道干线的建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美国资本主义逐步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它的工业生产总值由1860年的世界第4 位跃居到1894年的第1位。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后起之秀, 远远地把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甩到了后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造成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贫富悬殊的拉大,有产者越来越富,无产者愈来愈穷。这种经济状况决定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向抨击现实、揭露黑暗面的现实主义转化,逐渐地现实主义占了主导地位。继豪威尔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产生了詹姆斯、华顿、马克·吐温、稍后又有加兰、诺里斯、欧·亨利等一系列小说家,特别是杰克·伦敦,把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现实主义文学在内容上直接面对现实社会问题,对统治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不满,对下层人民深表同情,对自由民主从渴望、追求到彻底失望。马克·吐温的杰出小说就是对资本主义黑暗的揭露,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虚假民主制度的抨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文学的发展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美国社会经济决定了美国文学的内容。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得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进步的力量,受到作家们的歌颂和肯定,这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但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揭露其丑恶和展示其污秽的作品也大量出现,于是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其次,19世纪美国文学的繁荣与其政治、宗教、文化诸因素紧密相联,甚至可以说受到政治、宗教、文化和民族精神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在政治方面,美国社会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17、18世纪美洲大陆的统治者是英国人,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极其残酷,一方面是军事管制,另一方面是派了大量的神职人员来美洲实行精神奴役,并用加尔文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就是所谓“政教合一”的政权。因此,美国人民不仅要求政治上求得独立,而且要求从思想上根除教会的反动影响,尤其是教会为人所不见的残暴。霍桑的小说《红字》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全书以美丽的海丝特·白兰受辱的经历为线索,通过其悲惨遭遇,揭露了加尔文教殖民统治的黑暗,抨击了“政教合一”政权的野蛮欺诈和对人性的蹂躏扼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775年北美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打响了,随之产生了大量的革命诗歌。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家,既是革命的领导人,又是革命的歌手,如富兰克林、潘恩、杰费逊,他们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独立战争后,美国南北之间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终于爆发了激烈的斗争,以至酿成了一场大战。在南北战争前后,出现了废奴运动,同时兴起了废奴文学。废奴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斯托夫人。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了美国种族隔离政策的残酷。南北战争以降,资产阶级虽然统一了北美全境,但是内部的政治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相反,资产阶级与工人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和剧烈。这是引发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

美国文学的兴盛,还与美国的民族精神休戚相关。美国民族是一个爱冒险、爱猎奇、敢作敢为的民族。只要是他们想干的事,他们就敢去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美国民族形成这种精神特征有其深刻原因:(1)由于欧洲移民大都是带着开发、进取、 实现“美国梦”的理想来到这块新大陆的,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色彩,富于民主和开拓精神。(2)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求生意识使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必须勇敢,吃苦耐劳,否则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3)大海造就了美国人性格的坚毅果断。美国东西方临海, 这为美国人提供了常与大海打交道的便利,使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这种情况在不少作家的笔下有所反映,如麦尔维尔的《白鲸》突出地展示了人与大海的斗争,歌颂了“人定胜天”的壮观主题。(4)经济和政治的因素。美国作家大多出身贫寒,很多人没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不甘心沉沦,于是与有产者展开了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现象与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提倡的自由竞争的“平等机制”不无联系。如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有成就的作家,家境非常贫困,家庭住址经常迁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无安身之所。他们从小便从事体力劳动,饱受了人世的凉炎。成年后他们不甘示弱,立志在文学领域大展雄才,干一番事业;并拿起笔同资本家进行了顽强地斗争。最终,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评论家论述的:美国人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了贯穿美国文学的一条根本线索。文学领域里崇尚个人奋斗的时风,一旦成名成家,就有了金钱、美女、名誉和地位。所以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催促人奋起抗争的激情。文学里的这种激情又与美国人的民族精神和客观现实环境辩证统一。现实环境是诱因,主观情感和民族精神是动力。正是有了“诱因”和“动力”,美国作家在面对厄运和挫折时才会毫不气馁与退缩,甚至乐此不疲。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学,就是其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而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又决定了其民族文学的特征和描写的内容。19世纪美国文学无疑是这种观点的强有力的证明。

再次,19世纪美国文学的繁荣发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继承与创新。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文学的繁荣实际上是欧洲文学与它本土民族文学共同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欧洲文学间接或直接的为美国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和范例。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明证。虽然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它的时代和阶级根源,但同样与下列条件不可分割:文化的渊源、文学的影响和作家的吸收与模仿。开发美洲大陆的人是从欧洲大陆去的,他们带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统。美国的清教派是从欧洲去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精神和三权分立,也脱胎于欧洲。美国使用的语言同英国一样。美国在建国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没能摆脱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华滋华斯、拜伦、柯勒律治、司各特、卢梭等作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和翻译到美国来。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象欧文、爱伦·坡、库柏都到过欧洲大陆,接触了不少欧洲著名作家的作品。欧文是美国第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从欧洲寻找创作的题材,同时又致于力发掘北美移民早期的传说和故事。他模仿母国的文体,又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见闻札记》专讲以懒汉温克尔为中心人物的系列故事,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在美国家喻户晓,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先河。库柏是一个有强烈民族精神的作家。他的小说题材取自美国本土,描写了印第安人的忠义、拓殖者的奸诈火并、原始部落的凶杀及神奇的枪法。他的写作风格没有摆脱欧洲大陆遗风和司各特式的影响。甚至他在文章中还这样表明自己的创作主张:“就文学趣味和文学形式而言,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只能在同一模式中塑造。谁能说美国人没有和英国人同样的权利,把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其他大家,认为是自己国家的作家?美国独立以来,美国人对母国作家继续关心,而且是广泛地关心,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动态,也不稍放过。”(库柏《美国人的看法》,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第190页)库柏的观点尽管有些过头和难逃亦步亦趋之嫌, 但他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规律:没有拿来的,就没有创新,没有大胆地吸收借鉴,就不可能有创造。欧文和库柏这种过分地依赖英国作家而显露的模仿痕迹,到19世纪50年代为不少美国作家所不满。首先发难的是爱默生和麦尔维尔。爱默生抗议说:“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的白骨中寻找?要活生生的今人穿上褪色的古怪服装?今天,太阳一样照着人间。田野里羊群和亚麻比以前多。有新土地、新人、新思想。我们要新事业、亲立法、新信仰。”(爱默生《自然:导论》,见《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一卷,第690页。)麦尔维尔的话更是振聋发聩:“与其模仿而成功,不如失败于创新。不经失败,何来伟大?”(麦尔维尔:《霍桑和他的苔藓》,第2064页。)爱默生和麦尔维尔反前辈作家开创的道路的确显示了美国作家的可贵创新精神。19世纪美国文坛围绕继承与创新问题而展开的论争,无疑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推进。同盟军内部两派作家各执一端的功过是非只得留给后人评说。在我们看来,文学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强调前者,否定后者,或否定前者,强调后者,都是难以周全和行得通的。令人欣慰的是,美国文学争论的结果,即在50年代出现了划时代的杰作。爱默生完成了《代表人物》,霍桑有《红字》和《七个尖顶阁的古宅》闻世,麦尔维尔写作了《白鲸》和《比埃尔》,惠特曼产生了《草叶集》。谁又能否认这不是文学继承与创新的结果呢?文学创作里的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美国土地上的欧洲移民的后裔向欧洲先进国家的民族学习,而且也表现在不同民族的移民后裔互相学习,向落后的印第安人学习,向非洲黑人学习,这就造成了美国民族文化形态上的复杂、丰富和多样,使美国文学在内容、形式、风格诗多方面表现出多元化和富于变化的特色来。至于美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融合、选择排斥的具体过程和详细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赘述。

此外,美国文学的繁荣发达还有历史方面的因素。美国跨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沉重的历史重负,一独立便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就使美国文学传统的束缚较少,发展变化的速度很快。

以上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19世纪美国文学兴盛的根源作了概述式的扫描,这种拆卸零件式的阐述至少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比较孤立和静止地论述了文学运动消长的过程,二是让人误认为文学发展兴盛是某种因素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远比这复杂。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它内部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把美国文学的繁荣作为一系统工程来考察、研究,那么,上面所述的根源各要素就是它的子系统了。推动美国文学发展的无疑就是它的子系统。而它的子系统不是绝对孤立和分离的,它们往往是互相渗透、相互作用与冲撞的。也就是说美国文学的高度发展,既是它的经济作用带来的成果,又是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宗教、道德、民主精神等相互合力的结果。虽然每一种因素在系统内的作用有大有小,但撇开其中的某一种因素都难以造就美国文学,或者说难以推动美国文学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繁荣就使我们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说没有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需要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来给予肯定和赞扬。如果说没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和本土印第安人的民间传说素材,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就不可能得到蓬勃发展。没有美国人的理想、进取精神,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文学。没有美国人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社会的渴望,同样也谈不上浪漫主义文学。没有美国人的民族精神、社会理想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即使有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文学。所以,造就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就是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社会理想等,并且是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就不可想象。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经济的兴盛并不就是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唯一根源,它往往还必须具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并且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而使然。同理可证,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个规律。这也就导致我们不得不进而推论,整个19世纪美国文学的繁荣,实际上是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宗教、道德、民族精神、社会理想因素合力的结果。在合力运动中,哪种因素力量强盛,也就决定了哪种因素在文学中的特点突出。如美国人在推崇敢作敢为的民族精神时,文学里就特别时兴个人英雄主义和进取开拓精神的主题;美国人的社会理想不能实现时,表现“美国梦幻灭”的作品也就大量产生。这一点是足够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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