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汉代论文,身分论文,二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课役身分是户籍注记的重要内容。汉末徐干《中论·民数》篇：“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民数”就是户籍。汉代赋役的主要内容，有田租、口算和徭役。田租以土地为宗，武帝后通常是亩产三十税一，与人丁身分无关。口算、力役则以人身为本，国家课征的凭藉就是户籍中的课役名目。史籍所见古代课役类别和标准的详细记载，始于《晋书·食货志》，在此之前，传世文献并无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近些年，已有多位学者对汉代的情况做过爬梳，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有《户律》、《傅律》及其他涉及汉代课役身分的重要资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和纠正以前解释错误的地方。
一、“傅”的涵义
首先厘清“傅”的概念。古代对汉代史籍的“傅”有两种解释。《汉书·高帝纪》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令“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隐》引荀悦云：“傅，正卒也。”按如淳、荀悦的理解，“傅”就是正卒，是注册服兵役的意思。《汉书·高帝纪》颜师古的注释略有不同，“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颜师古在此将“傅”说成是服徭役。今人对“傅”的理解也有歧义。宋杰（注：宋杰：《〈九章算术〉记载的汉代徭役制度》，《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施伟青（注：施伟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杜正胜（注：杜正胜：《户籍制度起源及其历史意义》，《食货》月刊第17卷3—4期。）申如、荀之说，认为“傅”是正卒兵役，不是平常的力役。钱剑夫持颜说，称傅“就是服行更卒徭役”（注：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多数学者如高敏（注：高敏：《秦汉的徭役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金光（注：张金光；《秦自商鞍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1983年第1期。）、黄今言（注：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则折衷两说，认为汉时徭役、兵役起役年龄及服役年龄段一致，傅籍就是服徭役与兵役。按荀悦、如淳是汉魏间人，其所说“傅”即正卒，显然有充分依据。《盐铁论·未通》御史谓“二十三始傅”，前引《汉仪注》则称“民年二十三为正”，可以为证。颜师古是唐人，去汉稍远，但这也不足说其解释就一定错误。我们注意到，颜氏谓“傅”为徭役的同时，又在《汉书·景帝纪》“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条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此云“旧法二十三”，亦是据“民年二十三为正”（说详下）。显然，颜师古这里又将“傅”理解为兵役。按唐制，“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天宝三载后，改为二十三成丁。）。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天；若点检为府兵，则免除徭役。质言之，唐代的徭役、兵役皆是丁男承担，两者役龄基本一致。但问题是，颜师古将汉代的“傅”同时理解为服兵役和徭役，仅属比附唐制呢，还是本身就符合汉代制度？
上古时代，受役、受兵不同年。《周易》孟氏、《韩诗》说“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则三十受之。”这里的“力征”、“行役”，谓“城道之役”（注：《礼记·王制》郑注，《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46页。），亦即正式的徭役。《盐铁论·未通》汉代御史追述古制，“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深谙经典的文学指出其误，是“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所谓十五“与小役”，是指下文的半役。这里似乎没有提“行役”的事，但二十成人，自然要服正役；三十娶妇，受兵服戎事，说法也与前引诸书一致。御史称“古者”，似乎这种制度已是久远的事。《易》、《诗》及《礼记》成书时代较晚，学者多认为是战国之际；但成书时代是一回事，所记载的制度又是一回事。出土的战国文献中，已看不到徭役、兵役分别征课的迹象。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守法》、《守令》十三篇，被认为是战国诸子百家之言。其《田法》谓：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整理者推测起首三字为“七十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论井田之制：“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这里的“上所养”、“所长”、“所强”之类的课役名目，其标准与上引《田法》颇有不同。按《田法》所载，十三岁以下“未作”，六十以上、十四至十六“半作”，推知十七至五十九岁“全作”。“半作”犹如前面所说的“小役”，是服地方杂役；“全作”承担正式课役，这里已不见兵役、徭役之分。《田法》十七正课，与据睡虎地秦简所推测的秦傅籍标准一致。据秦简《编年记》，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秦嬴政元年“喜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古人计龄，无周岁之说，生年即为一岁。自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迄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已经历十七个年头（注：关于秦的傅籍标准，学界有不同看法。高敏（《关于秦时服役者年龄问题的探讨》，载《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是十五周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组认为是十七周岁（《编年记》编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1页）；近年，随着对“周岁”诸说的批评（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包括黄今言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采用十七岁傅籍的说法。）。秦十七傅籍看来也是沿袭战国遗制。从当时的秦简看，“傅”不仅是指兵役。《秦律杂抄·傅律》：“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敖童到傅籍的年龄，乡典、伍老隐匿不报，要受责罚。《法律答问》有云：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殴（也）。（第222页）
这里只解释了“匿户”的问题。但“敖童弗傅”既与“匿户”相提并论，也应当就是“弗徭、使，弗令出户赋”。这里的“傅”是与徭役联系在一起的。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注：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下引此书，不再作注。）
整理组推测，此处的“二年”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宦皇帝”之语，裘锡圭、阎步克先生有说（注：裘锡圭《读书札记（九则）》，《文史》第15辑，1982年，又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句中的“小”、“未傅者”，是涵义不同的两种课役身分，之间应予逗开。传送委输历来为更卒徭役项目，律文明言“免老、小、未傅者”不得役使，反证“傅”确实是官府征发徭役的标准。
上述分析多少含有逻辑判断的味道。“傅”指兵役和徭役，也有当时人的说法为证。《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东汉许慎则说，“汉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而此处的“役”，就是前说《周易》、《韩诗》的“行役”、《礼记·王制》的“力征”（注：《礼记·王制》孔疏引《五经异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6页。）。可见，“为正”是服兵役亦是服徭役的身分。荀悦、如淳释“傅”为正卒，颜师古注服徭役，两说皆不误。秦及汉代兵役与徭役的役龄段一致，“傅”是起征徭役、也是兵役的标准（注：需要指出的是，刑徒课役身分状态似与正常人同。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前揭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推测，秦汉时期身高与年龄的折算标准，大致是七尺为20岁以上，六尺为15岁以上，五尺为小儿。刑徒不服兵役，不纳口算。据简文，“小隶臣”满六尺五寸始傅为“大”，身高六尺五寸合十六、七岁左右，与秦时平民傅籍服正役的年龄相近，这里的“大”就应当是服正役的身分状态。与之相应，“五尺二寸”属“小隶臣妾”，但从实际身高看，已非五尺的小孩。平民“小”的身分状态也有“作”与“未作”，但这里的“作”是指纳口钱；秦简所说小隶臣妾“五尺二寸皆作之”，实类似于前引《田法》未足成丁年龄（14岁）平民服的半役。）。
二、汉初傅籍标准与景帝二年令
《史记·孝景本纪》：
二年春……男子二十而得傅。
同一记载亦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汉初沿袭秦制，十月岁首。《史记》谓“二年春”，《汉书》“冬十二月”，月份略有差异。《汉书》此条颜师古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司马贞《索隐》亦援此说。所云“旧法”，当是据《汉仪注》。《汉仪注》成于东汉，虽录两京旧典，只述规章不载具体时间。《盐铁论》御史谓“（今）二十三始傅”，说明这项制度是昭帝初年的事；颜氏将其理解为景帝之前的旧制，显然有误。但汉初何时傅籍，史籍并无明载；已往学者多是依据秦制，推测汉初也是十七而傅。
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明确记载了汉初傅籍标准：
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傅律》，第182页）
《二年律令》将秦汉时期的二十等军功爵分为四个大的等级：关内侯、彻侯为侯爵；左庶长至大庶长为卿爵；大夫至五大夫为大夫爵；公士至不更，刘劭称之为“士”（注：《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后汉书》第12册，第3631页。）。分析上引《傅律》，汉初傅籍标准实际有两个系列：
其一，拥有军功爵者，根据自身爵级有不同的傅籍标准。即所谓：“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小爵”，整理者注：“小爵，从律文看，指有爵的青年。”具体一点说，就是指身有爵位但未达傅籍年龄的青年人。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有爵者”与下述继承爵位者不同；其爵位当是通过自身军功所获得。张家山汉简有多处记载赏赐爵级的场合：“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拜爵一级”，“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捕律》，第153页）；“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钱律》，第160页）。对拥有军功爵者，律文有两种傅籍规定，不更以下至上造，二十二岁；大夫以上为二十四岁。此处未言及第一级爵公士，可能和前面的“不更以下子”傅籍年龄一致，是二十岁。至于“大夫以上”，用例与下文“卿以上”同，是指大夫至五大夫的大夫爵。《傅律》不涉及卿爵傅籍，下文“免老”中亦未提到卿爵。《二年律令·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在二十等爵中，“五大夫”是个重要的分水岭。“五大夫”以下编民什伍，是承担国家赋役的编户民；从左庶长以上，就成为享有特权的免役阶层。
其二，继承军功爵者，视父辈爵级傅籍标准不同。关于爵位继承，张家山汉简有详细条文：
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
〈后〉
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适（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置后律》，第182—183页）
这是有爵者疾病死后，爵级如何继承的规定。这一条文分为四个层次。（一）、侯爵即彻侯及关内侯，按原级爵位继承；（二）、卿爵指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爵位，一律降为公乘继承；（三）、大夫爵即五大夫至大夫五级爵位，各自降两级继承。如五大夫（第九级）降为公大夫（第七级），公大夫降为大夫（第五级），依次类推。（四）、“士”爵的不更至簪褭，亦各自降两级继承；上造（第二级）以下，也就无所谓爵级继承。律文规定，为后者须是嫡子，若无嫡子，则按小妻子、偏妻子先后顺序依次继承。后子外，其他诸子的爵位继承方式是：
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当士（仕）为上造以上者，以适（嫡）子；毋适（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长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仕）之。父前死者，以死时爵。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傅律》，第182页）
较之后子，余子继承的爵位要低得多。此条列入《傅律》，曰“不为后而傅者”，说明这是对有爵者的余子，适龄傅籍时所应继承爵位的规定。“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之”，整理组注“士”为“仕”。按“仕”、“士”古多通用（注：《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焦循《正义》：“《论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仕与士古多通用。”《韩非子·说难》“此非能仕之所耻也。”王先慎《集解》引卢文弨曰：“仕与士通。”），《说文·人部》“仕，学也。从人，从士”。古人职业世袭，成年傅籍试习家业，《史记·历书》“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这是昭帝之后的律文。前引汉初《傅律》则云：“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所以以未傅”句的意思是：诸子必须等到傅籍时，才能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是未到傅籍的年龄，就要等他达到规定年龄后，再按其父当时的爵位，决定他的爵位继承。若是其父在他傅籍前死去，就按其父生前所达到的爵位继承，也就是“父前死者，以死时爵”。
爵位承继的律文近乎琐屑，后子与余子迥然有别，余子间也不尽相同。前引《置后律》首句称“疾死置后者”，亦即有爵者死后，后子才能继承爵位。但《傅律》又说，傅籍时父亲已死，“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即使是后子也不能按其原来的身分继承。这难免会造成傅籍标准的混乱。据上引《傅律》，官府在制定傅籍标准时，实际采取了一种简单而易于操作的方式。这就是包括后子在内的诸子，不考虑其自身承继的爵位，而只是根据其父亲的爵级确定傅籍年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不更以下”即“士”爵之子，二十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大夫爵之子，二十二；“卿以上子”，二十四。推测此处的“不更以下”，当与上文“不更至上造”涵义相同，是不包括公士的，故其后有公士子“为士伍”之语。所谓“卿以上”，按汉简文例，就是指大庶长至左庶长的卿爵。（注：如《二年律令·赐律》载官阶与爵级的对比关系，“卿比千石”，其《传食律》则谓“卿以上比千石”，是“卿以上”实际指卿爵，不包括其上的侯爵之证。）律文提到“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但并未说明士伍的傅籍年龄。按士伍指无爵或被夺爵后的成丁。（注：刘海年：《秦汉“士伍”的身分与阶级地位》，《文物》1979年第2期。）“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其中后子或为上造、公士，其他诸子皆为公卒，公卒已经没有爵位。推测士伍当如“不更以下子”，也是二十而傅。（注：当然，不完全排除低于二十岁的可能，或即如秦代的十七傅籍。但我更倾向于这里的无爵者是二十傅籍。前引《傅律》条是由两枚简组成，“公士”以上属364号简，其下为365号简，两枚简的衔接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所载内容看，是先述有爵者的傅籍标准，按爵位从低向高的顺序；再述无爵者如“公士”、“公卒”、“士伍”之子甚或轻刑罪犯之子，按“士伍”标准傅籍；最后论及“畴官”的规定，此中间并无缺文。秦及汉初士伍的阶层显然是最广大的，法律条文不规定士伍的傅籍标准简直不可思议。而如果《傅律》实际上已经做了规定，那就应当是最低爵位也就是最低标准的“二十傅籍”。）军功爵的最高等级为侯爵，包括彻侯、关内侯，《傅律》丝毫未提侯爵之子如何傅籍。汉代郑众曾说，“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复”就是复除、不收役事。（注：《周礼·地官·乡大夫》郑众注，《十三经注疏》本，第716页。）上引《傅律》称关内侯的余子中，二人继承不更爵位，其余则为簪褭；但《置后律》则规定侯爵之后子按原爵位继承。律文不载侯爵之子的傅籍年龄，恐怕是其可以免役、无须傅籍的缘故。
从傅籍标准看，自身获爵与承继爵位者的差别不大，似乎看不出对后者有什么特别限制。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所获（承继）的爵位直接关联，（注：故汉初有“爵徭”之语，见《二年律令·傅律》：“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这一点应当是继承秦制。出土秦简未见相关内容，但据《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是刑徒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傅籍。《封诊式·封守》爰书假设被收的“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自由民傅籍标准高于刑徒，推想不同爵级的傅籍标准也不尽一致。《编年记》中“喜”的身分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把秦十七傅籍的标准绝对化。
重新回到景帝二年令上来。其令谓“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秦律中的“男子”有成年奴隶，（注：《封诊式·告臣》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男子丙是甲的奴隶。《秦律十八种·仓律》载可以丁壮者赎隶臣妾，“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里说的男子恐怕也多是家内奴隶。）也有成年自由人。（注：《封诊式·覆》爰书：“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亡自出》：“乡某爰书：男子甲自诣，辞曰：‘士五（伍），居某里，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毋（无）它坐，今来自出。’”这两名男子都是“士伍”身分，避役逃亡后又出来自首。）但秦汉时期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据下引《亡律》，是“复使及算”，也就是说并不傅籍。汉代史籍屡见“赐天下男子爵”之语，秦汉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注：《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刘劭《爵制》。前引张家山汉简“五大夫”以下为编户民，刘劭《爵制》云“公乘”以下，李均明指出“这类区别也体现五大夫在等级划分中的临界状态，故易上下浮动”。见《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公乘”为编户民所获爵位的最高界限，此中的“天下男子”与二年令同义，都是指身分限于公乘之下的自由男子。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爵位有关，最低年龄“不更以下子”、“士伍”是二十而傅。景帝二年令规定，天下男子一律二十傅籍，不再考虑爵位问题，这自然是当时泛授民爵，导致爵位轻滥的结果。而从傅籍标准看，就低不就高，显示出封建政府最大限度控制人力资源的意图。汉昭帝后宽力役之征，“民年二十三为正”。“正”就是傅，原为“天下男子”，此处泛言“民”，意思却是一样。此后历经两汉，傅籍年龄不见变化。
三、妇女从役问题
汉代妇女是否服役，今人也有争论。韩连琪（注：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收入《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郑学檬（注：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主张，汉代不论男女，每人到了“始傅”的年龄之后，就要在郡县服役一月；施伟青（注：前揭《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则谓汉代妇女十五岁就要服更卒徭役，钱剑夫也说，“妇女从役当为两汉的通制”（注：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59页。）。否定者则如马怡：“妇女在一般情况下不服常规性的徭役”，“汉代女子服役大概不是常例”（注：马怡：《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林甘泉主编）第16章第3节《汉代的戍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页。）；高敏甚至认为“服徭役与兵役，本不及于妇女，只是特殊时期，才有女子服役”（注：高敏：《秦汉的徭役制度》。）。既然分歧仍存，就需要进一步探讨。
上古时代的妇女从徭役，也从兵役。《商君书·去强》曰：强国知十三数，“壮男壮女之数”为其一。同书《兵守》篇谓守城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是秦国成年妇女与男子一样，也要承担兵役。蒙文通论证较为充分：
谯周《古史考》言：“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史记集解》引）秦战胜而妇女老弱皆死，正以妇女老弱皆在行间，与于三军之役，则妇女亦以首功受爵赏。《魏氏春秋》陈群奏云：“典籍之文，妇人无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妇因夫爵。秦违古法，非先王之令典。”《御览》引《魏氏春秋》为孙盛书，殆以中国于古妇人无爵，因夫之爵；秦违古法，正谓秦之妇人有爵，故非先王之令典。秦爵二十级皆以首功，妇人有爵，正以妇人服兵役有首功。以此三事相证，三军有壮女之军，事自可信。《后汉书·郑泰传》言，“关西诸郡，颇习兵事。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自陇以西，妇人任战之习，汉末犹然。秦起褭渭之首，当战国之世，决有此俗，夫复何疑。（注：蒙文通：《儒学五论》之《广论·秦之社会》，路明书店印行（未注出版年代），第68—69页。）
据蒙氏所论，妇女从军之制仅见于秦国。《墨子·备城门》、《号令》篇有“丁女”即壮女（注：《释名·释天》“丁，壮也”，“丁女”也就是“壮女”。）持矛守城的记载，朱希祖认为这两篇为汉初人假托，（注：此据蒋礼鸿所述，见氏著《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但今天的学者皆主张是秦人所作。（注：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收入《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相关论述详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6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银雀山汉简《田法》篇：
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壮者，吏将以猎，以便戎事，及助大息之费。猎毋过二日必错。
《礼记·月令》谓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此处云“民之壮者”定期田猎，借机达到练兵目的；但不知“民之壮者”是否包括成年女子在内。
妇女从兵役的现象，历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秦朝史籍中已见不到这方面记载。汉代的人指斥始皇穷兵黩武，也只是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注：《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9册，第2958页；《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第9册，第2811—2812页。），不提妇女充军的事。我们知道，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曾夜出女子二千与楚兵交战，自己趁机逃脱。（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1册，第326页。）前引蒙文通述及《后汉书·郑泰传》，关西诸郡妇女“戴戟操戈，挟弓负矢”。前一例是紧急情况下，刘邦的诳敌之计；后一例说的是原秦国境内妇女参战旧俗的沿袭。不能认为秦汉时期妇女也有服兵役义务。
妇女服徭役的记载多见诸史籍和出土文献。《周礼·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郑玄注：“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丁女是“任力役之事”者。《周礼》成书时间犹有争议，学界多认为是战国之际；（注：赵伯雄近年撰文提出，《周礼》成书最后的时间可推至汉初，见《〈周礼〉胥徒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著述约略同时的《管子·入国》篇提出“有三幼者无妇征”（注：《管子》是齐国稷下学派的论文集，记有不少管仲的政治措施和齐国一些政治故事，但更多的是一二百年间稷下学派的学说与思想，个别篇章甚至晚到汉代才写成。参刘起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编）第2章《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此“征”也是力役之征。秦简《仓律》“小隶妾”八月傅为“大隶妾”，但张家山汉简有关律文涉及到自由身分的妇女服役内容。其《二年律令·具律》：
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第150页）
“隐官”见诸秦简《军爵律》、《法律答问》“将司人而亡”条，指受肉刑后被免予罪责的特殊群体。《二年律令》隐官、司寇多相提并论，《傅律》“司寇、隐官子”为士伍，《户律》“司寇、隐官”授“田各五十亩”、“半宅”。《汉旧仪》司寇“作二岁”（注：《汉旧仪》：“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页。），隐官身分或与之相当。《具律》最后一句有不同理解。罗新认为“女子庶人”，是指女性庶人；“自尚”是可以自由婚配之意（注：北京大学张家山汉简读书班上的发言。）。但同出《奏谳书》记载了一个叫“讲”的男子，受人诬陷判为城旦，覆审查明真相后，“除讲以为隐官，令自常（尚），畀其于于”（注：《奏谳书》“四月丙辰”条，《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21—222页。）。看来，“自尚”者除女子外，也包括男子；“女子庶人”还是应当视作“女子”（包括女性刑徒）、“庶人”两类人。《奏谳书》其后又称，“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妻子儿女若被卖与他人，官府负责出面赎回。明“自尚”之意也非自由婚配。《广雅·释诂三》释：“尚，主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尚之言掌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尚，假借为掌。”我理解，“令自尚”也许就是允许隐官在指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工作吧。后一句如何理解，并不影响我们对事物性质的判断：官府特别规定，女性隐官“毋算事及身”；表明妇女通常情况下，是要交算赋、服徭役的。此外，《亡律》也涉及到妇女服役问题：
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击（系）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亡日。其自出殹（也），笞五十，给逋事，皆籍亡日，軵数盈卒岁而得，亦耐之。（第154页）
这里说的“吏民”，包括男子和妇女，后面提到的“公士妻”为证。“逋事”，秦简《法律答问》：“律所谓者，当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也就是逃避官府役使。汉初法令对其处罚是，男女公民逃亡后自出者，鞭笞五十，再补服所欠的役事。同属《亡律》：
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筭（算），事之如奴婢。（第155页）
奴婢经主人放免后，身分仍不同于自由人；主人“事之如奴婢”，国家也不征收算赋和徭役。也就是说自由身分的成年男女，则是纳算赋、服徭役的。
这些简文稍有些迂曲，史籍记载得较为明确。荀悦《汉纪》载晁错上文帝书：“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注：《汉纪》卷七《孝文皇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页。）《汉书·食货志》引作：“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颜师古注“服，事也，给公事之役也”。这句话和上引《周礼·小司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意思契合，“服役（作）者”二人，也是指两名成年男女。我们熟知的是，《汉书·惠帝纪》记载了官府两次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余万人城长安的事。
汉初妇女承担正式徭役，也就存在傅籍问题。下引张家山汉简《徭律》，委输传送不得役使“小、未傅者、女子”；“女子”与“未傅者”并举，可以说明这一点。《复律》有“丁女子”一称，“丁女子”犹言“丁女”（注：《墨子闲诂》卷一五（号令）：“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孙诒让引苏时学注：“丁女子犹言丁女，见《备城门篇》。”），整理组注：“成年女子。西汉时期成年的规定，请参阅《傅律》。”意为妇女傅籍标准与成年男子相同。《置后律》规定父母若无子男，女子亦可为后，《傅律》所说的有爵者之子，也应当包括女子。但景帝二年令：“男子二十而得傅”，特别指明男子傅籍，并未涉及妇女的事。这似乎表明，此后妇女不再承担正式徭役。而这一推测也可为出土文献所证实，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简5号简文：
民占数以男为女，辟更徭，论为司寇。
此简出于东汉墓葬，同出木牍有“建武十九年”纪年。（注：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占”，“隐度也”（注：《汉书》卷九二《游侠·陈遵传》颜师古注，第11册3711页。）；“占数”就是申报户籍。“更徭”，亦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注：《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1137页。），是汉代的正式徭役。百姓申报户籍不实，男孩假冒女孩以逃避更役的，判为司寇。
男女生理条件不同，景帝二年免去妇女更卒之役，是历史的进步。汉代初年就注意免除妇女重役，张家山汉简《徭律》：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
前面我们引用这段话，说明“傅”是征发徭役的标准。委送传输是一项重役，“免老、小、未傅者”、“诸有除者”不在应役之列，官府自是不能征用；律文特别提到不得征及“女子”，显然是对妇女服役的照顾。从发展的观点看，战国时代的秦妇女从徭役，也服兵役；秦统一后，女子不见从军的记载；汉景帝改革傅籍制度，妇女又免去更卒之役，乃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趋势。此后汉代妇女从事繁重劳役的记载或偶见于史籍，但显非常制。《后汉书·何敞传》载传主奏记宋由，“（今凉州之地）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当时窦氏专政，兵革屡动，边地妇女劳于转输，也因此招致何敞的批评。
我们说景帝后妇女不应更徭，并不是说，妇女此后就不再服任何徭役了。最近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反映孙吴前期多是承袭汉制。其户籍简中多处载有妇女因残免役之例，简2896：“妻大女訾年廿三算一肿两足复
”，102000“妻大女汝年廿九算一雀右足复”（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吴简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54、1104页。下引诸简皆见此书。）等。这里的“复”，也就是免除徭役。这表明妇女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服役的。妇女从役的记载亦见于汉武帝时期的史籍。《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买臣受命为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除道”，属地方征发的杂徭之类；看来妇女免除正役后，尚需承担杂徭或小役，也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半役”。
四、汉代的“半役”
南朝史籍有“半役”之说。《宋书》卷四二《王弘传》弘奏呈文帝：
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
“旧制”，指沿行西晋来的制度。《晋书·食货志》载平吴后定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半役”就是“次丁”之役，类似唐代的杂徭。但王弘所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可能仅指男子而言。两晋南朝史籍中，未见妇女服役的记载。《隋书·食货志》载梁陈制度，“其男丁，岁役不过二十日”，明确说是男子，不及女子。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据西晋课田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注：《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3册790页。）；《晋书·李雄载记》也说李雄据有巴蜀之后，“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妇女租课约是男子一半，所服徭役或许就是次丁的半役。而这就和汉代的情形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