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兼论“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治党、治国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新思路论文,相统一论文,把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走路”哲学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贯彻和体现
所谓“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其全称应该是“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之路”。作为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特点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既定目标。作为一个方法论体系，它统属于“走自己的路”这一普通适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总则和总纲，是中国共产党人“走路”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与“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相互交织在一起，具体地、历史地共存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之中。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是“走路”的哲学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及其整个事业都是同“走自己的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4、95页）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著名的“七一”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走自己的路”乃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总则和总纲，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走自己的路”的哲学（简称为“走路”的哲学）。
（二）在“走自己的路”的科学体系中，“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与“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是相互并列且有机统一的
1、“走自己的路”的科学体系
“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科学的方法论总则或总纲，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活动的既定目的。具体体现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它则表现为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结构大致可作如下归纳（见图）：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
总 的自身建设，都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
论 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 走自己的路
己的
1、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坚持走有中
路”的 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
科学分 2、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要坚持走
体系论 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
图示： 3、“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与
“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是内
在统一的
具体
（略）
细目
2、“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与“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相统一的客观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从总体上明确了“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与“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相统一的逻辑关系。那么，它们相统一的客观基础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来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当A事物作用于B事物并使B发生某种运动变化时，A绝不会独立于这一运动变化过程之外，静止不变，保持原有状态。它必然与B同时“在场”，并始终被包含在这一运动变化过程之中而不得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运动和变化。
第二，从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来看，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并相互制约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只要他一旦行动起来，自身就会客观地被纳入这一“改造”活动的全过程之中了。这是因为：引起客观事物发生某种变化的主体自身，必然会受到客观事物的某种反作用，并因这种反作用而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朝着某个方向发展——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我们常说，“两个改造”（即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有机统一的，其客观依据也正在这里。
第三，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来看，全国各族人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我们党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和核心。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党的自身建设。所以，毛泽东一再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法宝之一，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角度来看，1）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必须以党的自身建设为基础；2）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党的自身建设也只有在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历史的解决。
综上所述，党的自身建设和党所从事的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两者之间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因此，革命和建设要“走自己的路”，党的自身建设也要“走自己的路”。
二、“三个代表”开辟了有中国特色建党之路的新境界
（一）从“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看，它是有中国特色建党之路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纵观我们党8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我们所“走”的和正在“走”着的“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已经经历了如下三个辩证发展的环节和阶段。
第一个环节和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从无到有，属于奠基和创立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就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建党学说。
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学说，邓小平曾经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评价。他说：在党的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而“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341-342页）根据邓小平的论述，结合历史事实，我认为，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有两个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一是对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问题“有完整的一套”；二是对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党的建设问题，也有深谋远虑的思考和富有成效的探索——这后一个方面的贡献就体现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在建国前后的“新的发展”。由于这两方面的贡献，从而使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第二个环节和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从“革命”向“执政”的转变，属于线性延伸和平面扩张阶段。它把第一阶段的积极思想成果进行了拨乱反正的恢复，并逻辑地延伸、扩张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用以解决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就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的建党理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客观实际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这样一个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它不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一走上执政地位之后就立刻完成由“革命党建设之路”向“执政党建设之路”的转变，而必须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才有可能。事实上，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转变过程，很大一部分包含着毛泽东在建国前后的思考和探索。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的过程。
第三个环节和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将“革命党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两个侧面“合为一体”，属于辩证综合和立体建构阶段。它充分吸收了前两次转变的积极因素并在新的高度上加以概括总结、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上述三个阶段的转换和推移，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发展过程。从否定之否定规律看，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实质上已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发展周期。其中，作为最新发展阶段的“三个代表”正处于这个周期的最高点和下一个周期的起始点。
（二）从“三个代表”的思想内容看，它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主要表现在：
1、它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
它“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上的讲话）从而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
2、它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方向
它强调，“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深入学习“三个代表”全面落实“三个代表”》，学习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页）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方向。
3、它进一步强化了党的建设的方法论基础
它把“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应用于党的自身建设，并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的方法论基础。
把上述几个方面总起来说，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形成了一个更加科学而完备的马克思建党学说新体系。
（三）从“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看，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位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由于这一历史方位的改变，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位也不得不来一个根本的改变。事实上，我们在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例如，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关系问题，“三个代表”同过去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2版，第4卷，第1360页）邓小平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82页）仔细捉摸两位伟人的话，我认为，他们都是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党的自身建设的。不言而喻，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样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但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现在再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党的自身建设就远远地不够了。对此，“三个代表”的做法是：1）把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相并列，看成是一个互为目的、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统一整体（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三个代表”必然是一个“治党治国一体化”的总纲领）；2）在这个由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有机构成的统一整体中，要把党的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其科学逻辑是：“治国必先治党”。
又如，关于“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改变。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而江泽民则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从“我们党”的角度和“执政兴国”的高度来认识、把握和处理。正如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绝不是在原有框架内的线性发展和量的积累，而是突破原有框架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位。对此，我们在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必须加以特别的注意。
三、把坚持“两个务必”与实践“三个代表”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走好新形势下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
“三个代表”的形成和确立，为我们开辟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境界。而这一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为此，在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以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了题为《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这次，我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来，主要目的是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我认为这一号召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走好新形势下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它集中体现了实践“三个代表”、搞好党的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党治国”问题上的总思路和总对策。
（一）“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重大战略意义
1、它为“三个代表”从党的指导思想泛化为国家和全民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大家知道，“三个代表”的行为主体是“我们党”，而不是全民——实际上也不可能要求全民都当“三个代表”，否则，全民都当“三个代表”，“三个代表”的提法就没有意义，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我们现在又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这好象又是要求全民都当“三个代表”了。怎样化解这个逻辑矛盾？我的理解是：通过“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思路，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两个务必”在行为主体上没有特殊限制，它既可以作为党内要求，也可以被党外干部和普通群众所接受。并且，“两个务必”有着多方面的传统意蕴和经典性质，把它与“三个代表”相统一，很自然地就加大了“三个代表”的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和实践广度，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扫清各种思想障碍，使全党全民都能普遍地认同它，自觉地学习它，科学地实践它。
2、它为“治党治国一体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如前所述，把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整个事业相并列，看成是一个互为目的、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统一整体，实现“治党治国一体化”，这是“三个代表”的一个基本精神。但是，要使“三个代表”这个“治党治国一体化”的总纲领真正转化为“治党治国一体化”的具体实践，还需要建构相应的操作平台。而“两个务必”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平台——它在本质上来自于毛泽东“治党治军一体化”的长期实践，在形式上又是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做准备的——现在，把它同“三个代表”相结合，可谓恰到好处、正当其时。
3、它还为党的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确立了新的价值导向
这个新的价值导向就是：不管我们党处于什么地位，不管中国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和丢掉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党的根本所在，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价值导向问题。可以说，近年来中央所倡导的亲民作风和科学发展观等等，无不与此有关。
（二）“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内在逻辑机制
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不仅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逻辑必然。也就是，“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在逻辑上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
所谓“内在统一”，是指不同的事物、现象或要素之间，因其核心因素或本质规定性直接同一而存在着必然联系。这种直接同一的核心因素或本质规定性，是它们相统一的根本基础，是“内在统一”的实质、核心和原点，类似于化学上的“化合键”。
相对于“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而言，它们内在统一的基础和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为了“坚持党的先进性”这个共同目标，“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就构成了一种工具性的耦合，即方法论体系的内在统一。在这个方法论体系中，“三个代表”侧重于“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定位和原则指导，“两个务必”侧重于“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方法选择和措施落实，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关系理解成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能要受到一个有份量的质疑，这就是：人们的一切自觉活动，总是先确立目标，再提出相应的实施方案。而“两个务必”的提出要早于“三个代表”半个多世纪，这种“方法”在前、“目标”在后的现象显然不合逻辑，也是违背常理的。如何化解这个“时间”难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立足于“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这一科学论断，把“三个代表”与它的历史形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关于“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和实践，早在“三个代表”作为一个理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了。正如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也就是说，党的先进性目标和实现先进性目标的方法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于党的建设全过程之中的。在这个过程中，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方法选择是否妥当，以及目标与方法之间是否协调，这三个“变量”共同决定着党的建设的具体成效及其历史轨迹。而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其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统一”机制，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三）“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现实作用途径
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精神运用于社会实践，其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谨结合党建的有关问题谈几点个人的建议。
第一，要把它落实到党的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党的权威是神圣的。谁要是在言谈举止上对党有所不敬、有所冒犯，那他这辈子在政治上就完了。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权威受到了一次次的冲击和削弱，政治资源严重流失，这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很不利的。为此，我们必须通过“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现实活动，对党的政治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可以肯定，通过这种实践，我们必将用铁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是“三个代表”的模范实践者，而且一直也是以拥有“两个务必”的美德而著称于世的。
第二，要把它落实到党的政治优势的增强和发挥上来。大家知道，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特别是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愈益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和不满。这使得我们党的“优势”减弱，“危险”增强。为了彻底扭转这一不利的局势，我们必须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精神落实到密切联系群众上来，以使我们的党永远与群众同甘苦、心连心，从而从根本上确保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
第三，要把它落实到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保护和关爱上来。凭心而论，党员干部也是人，他们能够进入党内，并一步步走上各级各类的领导岗位，确实也不容易——革命战争年代是靠“打出来”的，和平建设年代是靠“熬出来”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没有一定的资历和能力，是不可能当上“官”的，更不可能象邓小平那样“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但从目前社会职业看，“从政”这个职业最危险——不小心，就要犯错误、摔跟头，轻则记过、免职，重则进牢房、上刑场。客观地讲，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在于各级党组织的保护和关爱不够。因此，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和关爱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必须痛下决心，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相统一的精神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的一切工作和行动中去，以从根本上确保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能够“安度官年”，使其生命、荣誉和人格尊严不致因为“当官”而受到伤害。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统一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好并且非常有用的思路和对策。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切实按照这一精神来做，有中国特色的建党之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我们党的生命及整个事业就会越来越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