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文化背景中哲学理性的位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位移论文,文化背景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精神生产领域中，哲学几乎是最古老的学科门类。然而，在研究域界上，哲学却往往比其他具体的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更难厘定，哲学研究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研究对象、基本定位、研究范式、基本形态等元问题。但这决不是哲学的弱点或不成熟性，而是哲学特有的存在方式，它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与人本身的本质性关联。因为唯有哲学从本质上或总体上解读着人的存在本身，或者说，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自我澄明。因此，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域界和不变的定位，而是与人的生存一同自觉地扩展和显现存在的意义。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过去20年中国哲学研究中颇具矛盾性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哲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领域呈现出发散和多元的发展趋势，从八十年代关于哲学观念的更新和哲学体系的改革到九十年代哲学新生点的不断涌现，价值哲学、发展理论、文化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等的出现，使哲学研究在具体的对象和主题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哲学的“受冷落”、“贫困化”、“边缘化”，以及哲学的“重新定位”的话题却被人们一再提起。问题主要在于，当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哲学主题和对象时，往往没有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景观入手去重新定位我们的哲学研究，而是依旧从原有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和哲学定位去研究新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哲学研究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之间似乎有某种“隔膜”。
1、关于传统哲学定位与哲学范式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的含义比较宽泛，包括到黑格尔为止的旧哲学，也包括过去几十年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情形。这些哲学研究虽然在观点和思想上有各种差异，但是，从哲学的定位上来说，它们均与马克思所分析的特定时代的分工状况密切相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与精神生产的独立化及其职业精神生产者，即思想家的出现直接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分工的发展，其中，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分工，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出版，第36页。）
应当说，传统哲学的定位大多与这种深刻的社会分工状况直接相关，不仅哲学研究本身表现为超越一般社会生活的抽象的、思辩的理性活动，而且哲学理性的关注点或聚焦点也往往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传统哲学定位和哲学范式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1)外在性特征。传统哲学理性主要表现为生活世界的一种外在的教化，是普通民众的“立言人”和“代言人”，而不是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启蒙；(2)专断性特征。由于定位于社会结构的最顶端的抽象的和思辩的理性王国，因此哲学往往成为真理和理性的垄断者，它虽然也关心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但其着眼点不是人的生存的觉醒与展开，而往往是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的理性统治与约束，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哲学偏重于体系和理性教条；(3)“非人本”特征。由于上述定位，传统哲学往往没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生存活动的展开与生成，而是视作非人本的、无主体的“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由此构造了以绝对物质、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绝对神性等为核心的“实体形而上学”。
我们如此概括传统哲学的特征，并不是一般地不加限定地对传统哲学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每一时代哲学的发展状况是那一时代人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传统哲学的上述定位和基本特征是同传统社会中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不发达的状况相适应的。
然而，必须看到，正因为传统哲学的定位是同传统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相适应的，因此，它也就带有自身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当世界的理性化和个性化的进程成为历史主流时，以外在性、专断性和“非人本性”的实体形而上学为基本定位的传统哲学就在黑格尔的泛逻辑化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中走向终结。在历史本体由“他律”或“神律”的外在实体向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本身回归的同时，哲学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向生活世界回归。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活动依旧由专业的哲学家们从事，但是它不再满足于“高处不胜寒”的思辩的理性“阴影王国”的定位，而是把目光专注于人在其中现实地交往与生存、现实地创造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哲学不再以外在的和超越性的理性实体的化身自居，而是向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回归；哲学不再是少数独断的权威哲学家关于绝对真理的“独白”，而是丰富多彩、充满个性的哲学理性活动的“对话”；哲学不再热衷于颁布最终的体系和普遍适用的教条，而是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态，即反思的、批判性的理性活动和文化精神。
在这种意义上，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它在总体的定位和范式上并没有与世界哲学同步地完成由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应当承认，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辩，强调改造世界，但是，它把现实主要等同于政治，把哲学政治化，使哲学理性依旧局限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而忽略了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因此，对于生活世界而言，它依旧是一种外在的抽象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哲学理性在两个极端上都是不可取的。在一个极端，传统哲学理性沉浸于一种外在地解释世界的抽象理论体系的自足与完善，满足于一种名曰“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外在于社会进程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在另一个极端，它把现实主要等同于政治，因此往往混淆了政治与哲学的功能，消解了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把哲学变成政治的注释。这种使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不但未能发挥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反而消解了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和文化构造力。
应当说，这种哲学定位是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状况相适应的。但是，当中国社会真正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并自觉地向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现代世界体系开放时，这种哲学定位与哲学范式显然落伍了。
2、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双重文化背景
世纪之交中国的哲学研究必须自觉地面对双重文化背景，进行哲学观念和哲学范式的重大转变，否则，它必然同新世纪的人类生活产生更大的隔膜。这双重文化背景，一是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新文化景观；二是中国现代化背景中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冲突与裂变。
信息化与全球化不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策略性变化，而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而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其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如表现在经济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平等与自主选择；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的空前普及化、多元化、民主化和平民化，将导致政治等公共管理的进一步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和个性化。
与此同时，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引发了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模式的冲突与裂变。过去20年中国文化景观最深刻的变化是传统社会一直固守的统一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控制体系的解体，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现代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现代的理性文化模式和后现代的平面文化模式，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由一种历时的存在系列转变为一种相互冲突的、共时的存在状态；二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由传统的大一统的一体关系转变为彼此相对分离、离散的状态，各个层面的文化开始有各自不同的话语、兴趣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社会文化体系的中心，而是在多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活动中向“边缘”滑落；哲学不再具有从生活世界之外向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颁布现成的真理和观念体系的特权，而必须在与生活世界的多元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观念的平等对话中重新为自己定位。
可以断言，今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期待构造一种完全统一的、理论化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理论范畴体系去外在地统摄和规定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而只能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促使各种文化精神中所内含的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走向自觉，形成一种从人的生活世界根基上生出来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
上述双重文化景观的深刻变化，直接导致了哲学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地位的变化，即哲学的非神圣化和世俗化：哲学很难再继续作为社会和人类的“立言人”，向非知识化的人们发布或灌输现成的道理和理论；哲学研究不应再独断地希望自己提出一种说服其他一切哲学研究和说明一切人的理论体系，否则，哲学会变成信息时代的智者的“独白”。看起来，哲学的深刻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重新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3、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领域，如价值哲学、发展理论、文化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我们看到了哲学理性的关注热点、研究层面、价值取向、理论观念等方面前所未有的差异和宽容，前所未有的发散与多元，从中我们很难把握传统理解对哲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哲学理性活动的这种发散和多元指向并不是无序的、杂乱的和随意的，透过表面的和非本质性的差异，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领域的深处发现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共同发展趋向。具体说来，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理性正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正在重新为自己定位，其共同特征是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世俗化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然，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目前还只是一种基本的发展趋向，还远未完成传统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因此，对于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我们还必须作出更为自觉的引导和努力。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在信息时代，哲学理性的定位要由抽象的理性王国向生活世界下移，而回归生活世界，也就是回归文化；生活世界是人作为主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人存在的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文化的世界，即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文化是生活世界的内在机理和活动图式，是人的生存样法或本质性生存方式，回归文化就是回归人的生存和人的活动本身，它真正显现了历史的深层本质。这种“回归”体现了哲学与人的生存的关系的自觉，体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分工”、消除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裂的基本思想。同时，哲学理性定位的这种改变也深刻地体现了哲学本身对于人的生存特有的价值，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丰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首要价值。
其次，回归生活世界和文化的哲学，必须扬弃传统哲学的存在形态。哲学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真理的颁布者，不再是抽象理论体系和理论原则的构造者，而是还原为活生生的、现实的批判、反思和分析的文化精神，还原为社会内在的反省意识和人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精神。在未来，哲学依旧要对人和世界进行其他学科都无法企及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但是其结果不是发现或构造适合于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理论命题和真理，而是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同关于人的生存的实证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以这种反思理念构成社会观念的内核，构成社会的自觉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
再次，回归生活世界，以自觉的批判和反思活动为基本存在形态的哲学理性，并不代表一种与生活世界的内在精神和观念全然不同的文化精神，而是消解了传统哲学的外在专断性和实体形而上学内核，成为生活世界内在的自觉的和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本身，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精神。哲学理性的这种新的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从人之生存的自觉的文化精神生成的途径来看，哲学理性反思活动并不是要把现成的文化精神外在地灌输或加给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而是通过来自于外在的文化精神同生活世界原有的文化模式的相互碰撞促使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模式的自我启蒙和自我超越。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利益、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现代行为方式的创造性和竞争性，为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民主、法治、契约等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哲学以此为根基而进行的启蒙和教化是生活世界内在的自我启蒙，由此而生成的文化精神将不再是生活世界之外的抽象的理性精神，而成为现实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精神，成为现代主体的自觉的文化模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另一方面，哲学理性所代表的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还通过渗透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而发挥哲学理性特有的批判功能和反思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再一次强调，在人类社会生活内涵空前展开与发达的今天，哲学可以选择各种具体的对象或主题加以研究，如建立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交往哲学、价值哲学等等。但是，哲学只有一个，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任何对象在哲学理性的批判视野中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哲学理性关注的不是具体对象本身的某些特质，而是这些对象和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人的对象化本质。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呼吁，以及通过“消灭哲学”而“实现哲学”的构想。这其中包含着关于现代哲学定位的深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