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效应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7-0007-08
一、引言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又称为“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对一个国家来说，由于人口自然规律的作用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引导，每个阶段人口增长率高低会发生动态变化，从而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和社会负担发生波动，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有一段时期(一般在30年左右)，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成本低廉，储蓄率高，往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劳动力流入，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为长三角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持续20多年的人口红利与我国的人口政策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3次人口生育高峰(第一次高峰为1950年至1957年间，第二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62年至1971年，第三次生育高峰在1981年至1990年间)，从生育高峰和人口结构变化看，目前第一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尚未全部进入退休年龄，而计划生育政策又使未成年人口急剧减少，从而形成了近20年“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这一人口结构由于对儿童和老人的抚养负担都较轻，从而形成了很高的“人口红利”，正好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匹配，从而造就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效应不仅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成为长三角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主要从劳动力流入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效应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并研究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和政策建议。
二、产业引导下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和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每年有大量的人口迁入该地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以来，掀起了一股劳动力自发迁移的浪潮。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是在产业发展的引导下进行的，产业的迅速发展直接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不断地流入。
1.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模式
长三角地区凭借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吸引外地的劳动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劳动力流入现象。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特征来看，长三角整个地区劳动力的流入主要有三种模式：(1)向中心镇迁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于迁入的农村中心镇乡镇企业十分发达，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迁入农村集镇的农民在镇上大多从事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这种迁移实现了职业转换。(2)向中、小城市迁移。迁入人口不但实现了地域的迁移，而且实现了职业的转换。这种模式的代表是长三角地区的县级市或一般的地级市。(3)向大城市迁移。上海、杭州、苏州等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迁入人口从事的多是非农产业，职业类型广泛，既有工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也有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净人口迁入的地区，外来劳动力流入主要集中在以上海、杭州和南京等为主的大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小城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部分迁移人口占绝大多数，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上海、浙江、江苏三个地区的人口净迁移率都是正数，也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总迁入率要大于人口总迁出率。尤其是上海的净迁移率达到8.24％，表明上海是一个人口迁入的主要目的地。
2.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特征
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呈中心化集聚。从人口总迁入来看，迁入人口的集中度非常高，基本上呈现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五大城市，五个城市迁入的人口约占整个长三角地区迁入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尤以上海的集中度为最高。在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一线，形成了劳动力流入的高度集聚地。
从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分布情况来看，除了经济发达程度因素影响外，城市在区域中所处地位和功能对外来人口的聚集也有重要影响。上海、南京和杭州作为直辖市和两个副省级城市，是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2省1市的行政中心，吸引力较其它城市自然也大得多，所以人口继续向2省1市首府集中的趋势仍然不可避免。另外，交通沿线区域，尤其是交通枢纽，对外来人口有较大吸引力且交通枢纽等级越高，对人口吸引力就越大。上海、南京和杭州都是长三角地区高等级的交通枢纽城市，因此交通体系的快速发展，会促进人口继续快速向三地的集聚。
三、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人口红利与产业升级
大量劳动力流入为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充足的劳动力，表现为“人口红利”效应。在“人口红利”效应的驱动下，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区和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带。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
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升了产业发展水平。总体来看，1978-2007年长三角大都市圈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度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17.41∶64.21∶18.37转变为2007年的5.12∶53.14∶41.74(表1和表2)。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在当今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正在接纳世界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占据一定分量是需要的和必然的。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别演化的趋势，产业结构转变的动因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增长相对迟缓而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当迅猛。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就业结构。长三角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二、三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三产业创造的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但从其内部来看，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三次产业发展又处在不同的水平上。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第一产业就业量的比重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是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第一产业就业量的下降不仅是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结果，而且是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的结果(表3和表4)。从第二产业的就业量来看，上海第二产业的就业量处于下降趋势，而江苏、浙江第二产业的就业量表现出增加的趋势，这与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处于下降的趋势和江苏、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处于上升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从第三产业的就业量来看，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第三产业就业量的比重基本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上海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而浙江的变化趋势稍微平缓一些。
上海在1999年就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从三次产业创造的GDP分别占GDP总量的比重来看：第三产业GDP比重从1979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50.84％。2000-2003年上海第三产业GDP的比重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来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979年22％上升到2000年的44.09％，略高于第二产业2个百分点，到2007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56.3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37.70％，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高出约9个百分点。从上海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来看，上海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三、二、一”格局。
江苏经济从1979年以来一直是以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过1988-1991年的深化改革和治理整顿，江苏经济有了显著增长，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持续提高，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超过第一产业。从三次产业创造的生产总值来看，产业结构从“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2007年第二产业产值占三次产业总产值的55.58％，第三产业占37.37％，第一产业占7.06％。但从从业人员比重来看，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二、三”的水平，2004年年之后才有所根本性改变，到2007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7.60％，第二产业占35.30％，第三产业占37.10％，仍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并且第二产业中劳动力的比重较大。江苏产业结构的特征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比重大，第三产业有较快发展但并不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三次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1988年三次产业比重从“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2007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是5.25％、54.04％、40.71％。从就业人员比重来看，到2006年，浙江省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是22.63％、45.78％、31.59％。浙江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与江苏相比，其二、三产业吸收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沈亚芳，2007)。高速的经济发展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进入长三角地区，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的调整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劳动力的流入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2.劳动力流入与长三角工业区兴起与空间集聚
在过去15年间，长三角的工业集聚地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市)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起来(李晓春，2006)。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流入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大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区的兴起。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人口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从全球范围来说，绝大多数城市均是以制造业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张明如和黎东升，2008)。
图1是长三角工业区的空间分布图。除了标示上海和15个地级市之外，还列出了若干个县级工业区的空间位置，主要是显示82个工业区在空间分布上的紧密性。工业区的集聚促进了劳动力向工业区的流动，从而为该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取得规模的扩张和内涵式发展。
图1 长三角的工业区分布图
在江苏沿长江一线形成了密集的工业集聚区，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并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表5列示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和南通的工业产值、工业劳动力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变化状况。这些城市都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工业集聚区，从而产生了吸引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实现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也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区集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而浙江工业化进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其相伴而生的就是众多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二是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所有制结构使产业集聚范围更加广阔，具体表现为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和发展能力不断上升。表6展示了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和绍兴的工业产值、工业劳动力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变化状况。然而，浙江民营经济的市场适应能力更强，使这些工业区的发展路径可能有别于江苏工业区的发展模式，并会影响到两个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模式(陈皙，2006)。
总体上看，浙江和江苏次级区域内的县(市)级工业劳动力数均在4万人以上，多数在10万人以上，而有些已经超过20万人。此外，在分析工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时，我们发现工业劳动力的集聚区域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县市的市区内，有些是分散在乡镇区域。例如浙江的富阳市工业劳动力有9万人，其中只有0.64万人是在富阳市区内就业，8万多工业劳动力分布在乡镇区域。表明工业化浪潮正在若干乡镇区域兴起，今天的乡镇将很快转变为新的工业城市。当考虑江苏和浙江均拥有较多人口和来自全国各地庞大劳动力不断流入的现状下，许多乡镇也会或迟或早地向城市转变，从而大大加快长三角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速度，扩展了城市群的空间范围。
如此众多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这是长三角实施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际绩效。资源或生产要素之所以向城市集聚，是因为城市的预期收益远远高于乡村，大城市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城市总就业量中制造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是增加的，因而使城市成为工业生产力的集聚地，而某些乡镇集聚的工业生产规模出现了非常快速的扩大趋势(周新宏，2007)。长三角工业化道路是典型的要素互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实例，实现了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共同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劳动力从相对剩余的区位流向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区位，从劳动力边际收益较低的区位流向边际收益较高的区位，从而能够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社会总产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城市化成为工业化实施过程的载体，而限制城市化的实际效果是降低了工业化效率，减少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在劳动力流入的背景下，长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浙苏两省形成了“专业化商品市场群落+特色产业群落”的产业发展模式，而浙江的“特色产业群”尤为典型。随着专业市场的不断发展，扩大了产业的经营规模，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于是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在浙江众多的企业群落中，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企业群落都是生产性企业群落与商贸服务性市场群落的共生集合体，市场群落与企业群落之间的这种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内在共生关系被称为“并联耦合性”。中小企业与专业市场相互促进，或是产业催发市场，或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经济。浙江“特色产业群”的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趋异性，产生了具有不同主导行业的城市，如杭州形成了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环保设备等新兴产业群；宁波市基本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轻纺、机械、建材、港运为支柱的产业群；嵊州形成了领带产业群；绍兴兴起了纺织产业群，从而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袁新敏，2008)。长三角次级区域所创造的工业就业数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使工业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区域工业化率的持续上升必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人口红利”效应与长三角产业带的形成
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带形成，突出体现了“人口红利”效应。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中心，沿江、沿海和周边城市群等三条产业空间关联渠道，并形成了总部产业群。
(1)沿江产业带
由上海指向南京方向的沿江产业联系路径是长三角临水型产业带的重要发展脉络，已经形成了原材料、汽车制造和重化工业的产业走廊。在原材料方面，南京是我国鲁宁长途石油输油管道的终点，从而使南京成为长江中下游和三角洲各地城市石化和炼油产业的原油供给基地。汽车制造业是现代生产体系中关联度极高的产业门类之一。目前，在长三角地区汽车制造产业体系中，已经形成以上海大众和通用两个大型汽车制造公司为龙头，联结南京汽车厂的中型轿车生产基地，共同构成了汽车及零配件生产加工基地的空间发展格局。
(2)沿海产业带
长三角地区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河海港群，目前拥有万吨级的港口达26个。在总生产运装规模方面，长三角地区港口总吞吐量达35亿吨，占全国港口吞吐能力的70％。由上海以南至杭州湾北部的宁波、舟山、镇海、绍兴一线，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临海型产业带的重要脉络。这条产业带利用沿海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以石化、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带。
(3)周边城市群产业带
与上海毗邻的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在历史上是与上海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在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上述城市直接将对技术要求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输入进来，作为该城市的主导产业。在改进和嫁接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电子产品、家电制造、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和通讯产品配套等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了与上海都市区经济的产业耦合性。
(4)总部聚集地
总部经济为上海与其它城市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长三角的发展也得益于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江浙一带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腹地之间“总部-加工基地”的功能分工。而这些区域产业的聚集进一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完善了产业链，降低了配套成本，使得企业取得更大的发展。目前上海总部经济已经初显端倪，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国内外埠大企业集团总部逐渐向上海聚集，总部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明显改变了上海的经济结构。
四、人口红利与长三角都市圈生产力提升
劳动力流入对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要素，促进了城市生产力的提升和国际性都市圈的形成，表现出明显的人口红利效应。
1.形成“多点并重”发展格局
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较快，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
2.形成多层次经济圈
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他大都市圈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长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都市圈，世界其他大都市圈，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都市圈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都市圈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和金(华)-衢(州)-丽(水)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外围区域。
3.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长三角都市圈的产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重心不断转移，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资源结构变动看，工业化过程又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三个有序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产业结构的演变体现了这种特征。一是拓展产业领域，成功建立起电气机械、塑料、化纤、冶金、石化、电子和现代医药等产业部门，产业关联性加强。二是工业内部结构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产业转变，产业区域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是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另一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创造了上百个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特点、年产值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产业集群。2007年，浙江块状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2.52万亿元，其中在10亿元以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00个，10-50亿元的有250个，50-100亿元的有53个，100-200亿元的有37个，200亿元以上的有22个。长三角都市圈星罗棋布的产业群已经成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和创新基地。因此，长三角区域产业集群构成了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网络，就业机会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4.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在长三角的聚集为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现有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常州，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逐步形成了环太湖和沿沪宁、沪杭甬铁路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其轴线与铁路干道和产业布局相重合，形成强大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目前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许多城市已经成为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集聚地。如上海日益成为长三角高科技产品的集聚地和扩散源，上海以张江、漕河泾等高科技工业园区为载体，集中发展航空航天技术、信息产品、新材料和微电子等高技术含量产业，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诱发了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在外商直接投资诱发的IT产业集聚过程中，对先行企业的跟随造成企业的“群集”特征十分明显。在沿沪宁高速公路的经济带上，产业链的凝聚效应正在吸引IT厂商候鸟般地到江苏“扎堆”，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UPS电源、通信、硬盘、扫描仪、微处理器等诸多产品的制造已蔚成气候。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已经形成了围绕龙头企业配套协作的企业群，如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企业群。
另外，长三角都市圈还形成了“同城效应”，将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使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不断演变——企业总部、企业研发部门、企业营销部门与加工基地在空间上逐步分离，出现总部、研发、营销向上海集群布局、产业加工基地向成本较低的远离上海的城市或地区集群布局的现象。
五、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10年左右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关键时期，也是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随着10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长三角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将消失。届时，我国将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大幅度提高，医疗费用大大加重，这种结果将导致我国长期存在着的高储蓄时代宣告结束，投资不足现象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根据目前的出生率推算，我国劳动力人口大约从2013年开始由增长转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调整和采取有效的对策，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将起到负面效应。如果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那么就会出现凯恩斯曾警告过的局面：当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易改变时，如果再遇上一个人口由正增长到负增长的转变，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较轻，人力资源充裕，劳动要素成本低下，一方面有利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产业发展的惰性和惯性，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大多数企业从事“微笑曲线”里附加值最低端的生产，形成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竞争优势”的格局。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在消费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高度依赖于外国技术。其结果是中国既未形成一批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流技术。长三角的出口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长期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企业躺在低要素价格上面，缺乏从事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的压力和动力。
随着“人口红利”期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将逐步上升，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产业梯度发生转移，这些产业可能会转移到较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如转到越南、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受影响，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摆脱我们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的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必须逐渐放弃失去比较优势的低技术产品和产业，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自主创新产品和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廉价，而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提高来推动。中国将来需要更多的是知识、技术，而不是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对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将更为重要。因此，在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同时，应越来越多地重视如何全面提高人口质量，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根本。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包括人力、资金、资源)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财经要素效率的提高，其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形成了突出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集聚和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和功能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为了更好地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结合人口红利效应的周期和劳动力流入状况，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处理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制造业的利润下降。但是，提高工人工资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从短期看，考虑到长三角地区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工资上涨对低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会很大。但从长期看，长三角地区迟早会丧失在低端产业的竞争力，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应审时度势，加速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
(2)应着力解决好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入问题。长三角地区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时期，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扮演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提高外来民工的综合素质成了当务之急。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成果。长三角地区必须建立起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机制，解决产业升级、国际化、高技术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3)促进区域内人口的无障碍流动。人口整合要求打破人口流动的各种壁垒，促进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构成整体性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使人力资源配置发挥最大效益。只有人口实现自由的流动和迁移，居住人口才能向最适合的区域居住，不同素质的人口在其最适宜的地方就业。
(4)促进区域内人口信息的充分共享。区域人口管理协作的背后是数据流和信息流的充分共享。建立长三角区域性的人口发展数据平台，能够充分掌握区域人口的动态变动，为各个城市人口、资源、社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基础。例如根据区域人口数据系统，实现卫生、教育、环保等社会事业的合理布局与中长期规划。同时，区域人口信息的共享也能更好实现人口动态管理及提高其效率，并能够促进与人口变动有关的各项事业的良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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