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美学之“天人”交相构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总是借助人与生存环境间的审美活动以促使“人”融于天地化育之中，致使人的生存活动诗意化，以沁润心灵，建构圆融与完美的人生。在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看来，天人原本是一体、合一的。所谓“天”，即“人”之外的自然万物。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认为，“人”本身与“天”是共生一类的，自然万物与“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与“人”是一类的、相同的、一体的，因而，“人”与自然万物具有同类性、同构性、相依性、相存性和同一性。这种同类同构、并生为一、相依相存性，应该是“人”与万物自然的一种“本性”。据此，中国古代环境美学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质同类，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由此出发，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不管是“人”的自我意识还是身体，都处于自然环境之中并在其中从事种种活动；“人”与自然环境是相存相依、相亲相和的，“人”不是自然环境的主宰者，不能以“人”为中心；“人”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感知环境、体验环境、建构“人”与自然环境的新的构成态，并形成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流动的连续体。因此，自然环境是一个流动的、变易的、复杂的多元混合体，而不是由简单、单纯的原生自然物组成。即如当代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所指出的，环境自然是“人”与“物”的构成，是“一系列感官意识的混合”，是“由一系列体验构成的体验链”，①是构成流与体验流。因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互动互助、互亲互近的，是互为中心、互为主体的关系，作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的“人”，必然，并且应该对自然环境有所关照，有所作为，而自然环境也必然对此有所感应，有所回馈与回报。换言之，即处于感受的“混合”“构成流”与“体验链”中的自然环境，从来就不是一个与人相分离的外在的环绕之物，而是与人一类并生、一体合一、相依相存、浑然整然的生命体。因此，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总是把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人的生存环境，优化人的生存环境，把构建和谐融洽、圆润祥和的生存环境作为最高审美之维。在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看来，重生、乐生，体征生生，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问题，保持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以保障熔铸光明的人生和还原自由任运的生命状态，视宇宙自然环境为可居可游的心灵家园，以圆融无碍之心于“天人”交相构成、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中体悟天地大化生生之意乃是人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的最高宗旨②。 在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天人”交相构成的审美意识。可以说，作为传统环境美学的基本范畴，“阴阳”、“太极”既是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构建“天”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基元，又是其核心思想构成，并影响到传统环境美学思想的民族特色与本土特色。“阴阳”，即“阴阳”二气的氤氲聚合、上下升降、清浊刚柔、化化不已，被用以说明“天”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对待、相互感应、相互构成的互利共生的存在关系。在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看来，宇宙万物是以“阴阳”之“气”为生命内核，人与自然万物间也由于生命之气的作用而互通共感，并由此而呈现为“太极”场，即一种生态场的建构。正由于此，从“阴阳”、“太极”等审美范畴与其中所蕴藉的传统环境美学思想入手研究中国环境美学之生命意识与心物感应化生构成的审美意识，对准确把握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环境美学中的“天人”交相构成意识与其“阴阳”二气交感化生论以及生命意识相关。作为中国环境美学的基元与要素，“阴阳”，或谓“阴阳”二气，是有关宇宙万物化生化合、聚合生成、交感不息、生生不已的生命动力因子的具象化、物态化表征。在中国环境美学看来，“阴阳”二气间相互依存、交相感应，同时，又相互对立、相反相成。“阴阳”二气氤氲流转则表征着天地间大化运行的殊相万有内核交相对应、交相对待的互动生化特质。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应该说，“阴”与“阳”就是指天地间化生万物的生命元，也即“阴气”和“阳气”。中国环境美学认为，宇宙天地间是通过“阴阳”二气聚合氤氲、化生化合，从而构成自然万物的。即如《周易·系辞下》所指出的：“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对此，孔颖达疏云：“万物感之，变化而精醇也。”③对此，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解释说：“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能自生也；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能自生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中所谓的“氤氲”，即氤氲之气，为宇宙自然生成的原初生命要素。既然“气”为天地宇宙生成的生命要素与生命运动的动力因子，“气”化生万物，所以说，“阴阳”又指“天地”，故而《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来自于“阴阳”二气的氤氲化合，也即“乾坤”二卦的变化，“阴阳”二气的生化氤氲生成宇宙世界间万事万物的种种形态。“气”之所以氤氲流转，在于其涵“阴”涵“阳”，“阴阳”相互作用，促成宇宙自然的运行转动。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看来，这种气化流转形态的呈现就是“阴阳”气化生物。这种气化生物的流程也就是《周易》所谓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天地自然、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气化氤氲、流转感应所生成的，都经由“阴气”与“阳气”相合，男女媾精而成。生命由“阴阳”之气原始，由此激荡，由此而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周易》明确提出，生命起源于“气”。这个“气”是宇宙天地、自然万物间生命流的动力所在。而所谓“化醇”就是变化而精醇。天地是氤氲之气的交感而生成的。因此，氤氲之气是天地之元，万物皆化源于此。天为阳，地为阴，天地交感，阴阳激荡，则呈现为氤氲之态。之所以说“天地氤氲”，旨在突出“氤氲”的构成态势本始于宇宙气化，为“气化”的生动呈现，也是天地宇宙间生命流的生动呈现。《黄帝内经·素问》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④又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⑤就是进一步强调“气”是生命的基元，是“人”之根本。《周易》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生成的，这就叫“阴阳”“气化”。《周易》用一太极高度浓缩了这一“阴阳”“气化”的流程，形象生动地表明，宇宙万物间的生命运动都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致，“自然之道、人事之理、生命之则，都是阴阳互补互动”⑥，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阴阳”是万事万物的化生化合之“道”。人是自然天地“生生”化育之物。“生生”乃是“阴阳”二气氤氲转换与构成宇宙间自然万物的韵律性的呈现。“阴阳”二气氤氲聚合，化育、生成万物，创生生命，丰富生命与充实生命，并且使生命共同体趋于“和”的动态的、韵律性的生意流转轨迹。《淮南子·泰族训》说得好：“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⑦作为生命的存在活力，作为生命共同体之源，天地之“气”化生化育着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濡化着其生命节律，张扬着其“生生不已”的生命精神，彰显着生命的魅力。在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中，“阴阳”之“气”总是表征着一种生命精神，而这种生命精神又激活了“天人”之间，即“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系以及生命的互动、转化，从而使“人”走进生态审美的至高境域。 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看来，“阴阳”二气的基本特征是互易互化、互依互成、互藏互寓、互根互用的，二气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换言之，即“阴阳”二气无论哪一方都蕴藉着另一方的基元，即阴中蕴阳，阳中涵阴，“阴阳”二气互有互惠、互助互存。因此，“阴阳”二气互藏又称“阴阳互寓”、“阴阳互涵”、“阴阳互根”、“阴阳互用”。所谓“阴阳互用”，即生成与促进宇宙间自然万物发展的“阴阳”二气间始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而“阴阳互根”，则是指表面上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其实质乃是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无论是阴气还是阳气，任何一方都必须以相对的一方为存在的基础。“阴阳”二气具有相互滋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助长的关系。“阴阳”二气之所以互存互生，是因为“阴阳”二气本身就互根互本，在此基础上，“阴阳”二气始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相交相感、互消互长、相互转化，由此，以生成宇宙间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而“阴阳”二气的氤氲聚合则是宇宙万有流衍化生的活力所在，也正因为此，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都蕴藉着“阴”与“阳”两种不同的属性，并且“阴阳”两种属性又是相互转化的。也就是说，此事物或现象尽管呈现为“阴”性，但其中却蕴藉有“阳”性成分；彼事物或现象尽管呈现为“阳”性，但其实质上又蕴藉有“阴”性成分。对此，《类经·运气类》说得好：“天本阳也，然阳中有阴；地本阴也，然阴中有阳。此阴阳互藏之道。”“阴”中有“阳”，“阳”中蕴“阴”，“阴阳”二气互蕴互藏。这种思想源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其中所蕴藉的生命奥妙的领悟。作为生命活力之源，“阴阳”二气本以相互对待而言，如天为阳，地为阴，但天地相互交应，上为阳，下为阴，上中有下，下中寓上，此即所谓阴中有阳，阳中寓阴。诚如《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所指出的：“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其下者皆为其上阴。”⑧不仅如此，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分阴分阳，阴中寓阳，阳中藏阴。《周易》将这些表征着生命活力意义的现象用带有哲学意味的八卦卦象符号来表达，则水应坎符，火应离符。坎符属阴，但内寓阳爻；离符属阳，则内含阴爻。这表征着水中有火，火中有水，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由此可见，“阴阳”二气的互藏互寓实为古代哲人的一种朴素的生命观与自然观。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气”乃是自然万物构成的生命本原。“气”分“阴阳”，以生成天地。即所谓“清阳者薄靡而为天，浊阴者凝滞而为地”⑨(《天文训》)。“天”为“阳”，其内蕴藉有“地阴”之气；“地”为“阴”，其内涵容有“天阳”之气。世界万物、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世间一切，都是“阴阳”二气氤氲激荡、相交相感，化生化合、凝聚而成。同时，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其所禀受的“阴阳”之气是有差异的，有多有少，有清有浊，有刚有柔，阴阳多少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性质也有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状况、色泽、形态、动静等属性。正如《春秋繁露·基义》所指出的：“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⑩“阴阳”属性对宇宙间万事万物有非常大的作用。一般而言，所谓“阴阳”，不是对等的、绝对的，由此，又有“真阴”、“真阳”之说，阴中之阳为“真阳”，阳中之阴为“真阴”。由于“阴阳”中的这种属性对自然万物的生长、发展和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故有人又称“真阳”为“阳根”，称“真阴”为“阴根”，意指阴性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变化以“真阳”为其根，受“真阳”的调节；阳性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变化以“真阴”为其根，受“真阴”的控制。作为“天气”，之所以能降，“地气”之所以能升，因为“天者亲下”，“地者亲上”。也就是说，尽管“天气”居上，但是由于其内蕴藉有“地之阴气”，即“阳”中有“阴”，表征出一种“亲下”的态势，因此，“天气”受所蕴藉的“地之阴气”的作用，下沉于地；“地气”尽管在下，但由于其内蕴藉“天之阳气”，“阴”中有“阳”，表征出一种“亲上”的态势，所以“地气”有上升于天的现象。阴升阳降而致天地“阴阳”二气氤氲交感的内在动力机制在于“阴阳”二气的互藏互寓之道。由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因而天之阳气下降，地之阴气上升，天地“阴阳”二气氤氲合和，云施雨作。“阴阳”二气互藏而相交相济，维持着自然万物间生命运动的协调平衡，稳定有序。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天人”交相构成论建构在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阴阳”二气自然交感、本然化生的学理依据之上。由此，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确立了一种极具本土特色的“阴阳”交感构成的自然审美意识。这种自然审美意识既可以生动地表明宇宙间包括人在内的万有生命的生成与构成流程，也可以体现人与自然万物都为气化生成，和天地自然一气相通，人是万物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万物交感相应，自其所自、然其所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因此，庄子指出：“通天下一气也。”“气”是万物的生命力基元，是自然万物周流运转、交通不息的活力所在。所谓“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阴阳”和其所和、接其所接、交其所交、感其所感，其间的相和相接、相交相感是万物化生的根本活力。这中间所谓的相“和”、相“接”、相“感”等都离不开“阴”与“阳”的聚合氤氲，分“阴”分“阳”、为“阴”为“阳”，是自然万物本身的本质属性，自然万物本身就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生命机制。因此，又可以说天地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乃是万物生成和生生不已的动力。 万物是“气”聚而生，“气”散而亡。宇宙间天地自然包括人类，都由“气”所构成。“气”氤氲聚散、化分化合，为生命的动力，是生命活力的源泉，同时，也是个体生命间认同的中介。“气”在“天”与“人”之间激荡氤氲，既是“天人”相通的中介，也是“天人”间相感相应，生生不已，循环往复的活力所在。“阴阳”二气相消相长，以维系生命，激活生命。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感化生成，包括天地、男女、上下、光色等，都以“阴阳”二气这两种天地原初之“气”、原始之活力为自然万物化生化合的基元，因其感化激荡、转化相长而生成。此即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谓的“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阴阳”二气是天地万物得以“生”的要素。 正由于此，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中，“阴阳”符号又表征为“天人”间的和谐相处。“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为“阳”，“地”为“阴”，“天”“人”间是相互感应的，“天”是可以与“人”发生交感互应关系的存在；“天”就是“自然”。“天人”交感为一，以回归到天人一体。“人”和“天”，即人与自然，就其原初意义看，是相通为一的，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所有的“人事”都应当顺乎自然，然其所然，自其所自，以回归原初，促进人与自然间的一体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中庸》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1)“诚”为“天”的原初本性，“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诚其所诚，真实无妄，即可与“天”一致。“天人”原本一体，所以，“人”与“自然”要合一归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天人虽然能够互相感应，但是互不干涉。天人合一注重的是天和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比天人感应的程度更深。 应该说，“天道”、“地道”、“人道”相通合一，从思想深度上提升了中国环境美学所谓的“天人”交相构成论。《周易·谦卦·彖辞》云：“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12)这里就提出“天道”、“地道”、“人道”。“天道”光明普照大地，毫无私欲地滋生、周济万物，“地道”德厚而容纳、长养万物而运行不息。“天道”、“地道”、“人道”的运行原则是，“天道”必然要亏损过于盈满，而增益谦虚的；“地道”必然是变动盈满，而流入谦下的；“人道”是厌恶满盈，而爱好谦退的。“天道”、“地道”和“人道”相通相合、相交相感，诚心仁厚、相互善待，心地仁爱、品质淳厚；相互以诚相待、以诚相报乃是“道”的核心和本源。“天地人”交感融通就是“人”与“天”合之道、“人”与“事”济之理和达成社会和谐审美域的基础。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人”感应、相合。这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天道”、“地道”、“人道”之间只不过是相对存在，并不是毫不相干、彼此独立的，而是相通相济、相互依存的。同时，三者的关系也不是等距的，“地道”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比较而言，“地道”与“天道”间的关系尤为紧密，几乎连为一体，故可合称“天地之道”。“天道”与“地道”相通为一，此即所谓“天覆地载”。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得好：“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宇宙天地容纳万物，由此也衍生出“人事”与“人情”的纷繁复杂。天地万有，包括“人事”与“人情”，都遵循与效法着自其所自、然其所然的原则，互相影响派生出世界万相而无所遗缺，这当然是人力所不能比的。“人事”与“人情”，即“人力”必须遵循“天道”与“地道”，要相互配合，以实现“天人”间的和谐共一。“天人”一体共存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像天覆盖万物，地承受一切一样的自然。比喻范围极广大。“天”融通“地”，泽生万物，“天”包孕“地”和万物，“地”和“物”则承载、承受“天道”，就是接受上天的赋予，故“地道”与“天道”相通同一。就此意义看，“地道”即“天道”，而“天地之道”则可以简称“天道”，“地道”设若与“天道”剥离，或者说是刻意与“天道”拉开距离，那么“地道”将不复存在，所以说“天道”破，“地道”即破。正因为“天道”赋予“地道”，“地道”下启“人道”，或者说，“天地之道”共同开启“人道”，所以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天道”，即“天命”。“天道”破则“地道”破，“地道”破则“人道”毁，绝无可能“天道”虽破，“地道”或“人道”却能独存的道理。“天道”是宇宙自然的统领，“地道”是“天道”的承载，“人道”则是“天地之道”，即“天道”的体现。“天道”即是“天命”、“天理”，“人道”既然禀受“天道”，“人道”也一样是“天命”、“天理”，所以，“人道”、“人事”与“人情”也要符合“天理”。这应该就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在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看来，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天道”、“地道”和“人道”包含在内，而且这三种东西是共生共存的，特别是“天地”，其原初就合为一体，密不可分，天地合德，共同化育宇宙间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所谓的“天道”、“人道”、“地道”的相通相合，即由此所指的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无非“天文”“地理”“人事”三者间的关系，对应的即“天道”“地势”“人伦”，天地人和，自然就是应天道顺地势通人伦，及其原初“天人一体”之域的浑然天成。天地人和，宇宙自然间万物相生相依、共存共荣。“天地人”三统共生。虽然一切事物都是由元气所产生，由元气所组成，但形体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始祖。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在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看来，构建成“天”的“元气”，又称之为“太阳”；构成“地”的“元气”则称之为“太阴”；构成“人”的“元气”，即称之为“中和”。名称尽管不同，但都生成于“元气”，所以说“天、地、人”是相融相通的。正是由于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元气”生成，并且由“元气”融通，因此，《周易·系辞上》强调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这里所提出的“三材”，即“天地人”。“天地人”融通化合，即这里所谓的“三材之道”。 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里，“三材之道”又被称之“三极之道”，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之“道”。所谓“天道”，就字面含义看，即“天”的化生变易规律。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必有其化生化合的运行规则，或者说是生成与发展的流程，这就是“天道”。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认为，“天道”与“人道”一致，但又要以“天道”为本。“人道”与人世间的“人事”相关，“天道”和“人事”是交感互应、相关相切、相互印证的。“天道”的表征是“天象”，“天象”的不同及其异常，预示着人的善恶与人间祸福。所谓“天道”自然，自其所自，然其所然，不强迫，不强加干预，是其所是，自然而然，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所主张的一种审美态度，“天道”自然，与“天道”相合为一则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所推崇的审美活动中需要达成的极高境域。 如所周知，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其开放性与兼容性特征。其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兼容并收，融合与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以增进自身文化的繁荣。其中，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受此影响，中国人极为崇尚“天道”，敬畏天命，推崇自然，热爱土地。体现在环境美学思想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崇尚自然，“畏天知命”，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孔子曾经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3)(《为政第二》)在孔子看来，“人”应该有“三畏”，即所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4)(《季氏第十六》)。强调对“天命”的崇尚，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孔子看来，整部《周易》所要阐明的道理就是“天命”，所谓“‘易’道”，其核心思想即“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所以说，“天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无论是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还是宇宙间自然万物的生生不已，都是“自然而然”的。这“自然而然”的“天命”，应该涉及“天道”、“地道”、“人道”与“四时之变”的核心要义，可以说，“天命”自然，生动地表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以及人与自然周遍运行的生化态势。这就是“‘易’道”的实质。所以朱熹在阐明“天命”时，就认为“天命”是指“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15)。既然“天命”就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或者说是“天地人”生化运行的自然规律，那么“知天命”就是对这种“天地人”之间运行的自其所自、是其所是自然规律的悟解。认真说来，体悟“天命”、认知“天命”并非易事，能够体悟，进而了知，当然就是人世间的一件至美至善的作为，为君子之美德了。坚持自身抉择取舍的自由，万事万物莫非心也，与天地自然一心，万理完具；宇宙万有，繁富多样，莫非在我，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就此意义看，审美活动中，自然任心，随意天然，随处都可以体认天理，无论是自然境界还是生活境界，只要“尽心”、“任心”，则可以达成与宇宙万物生命奥妙的合一，获得生命的体验。天“道”本体，自然流行，天地之理与自然之旨互动融合，本然天然，“道”性自然，无论“天道”还是“人道”，其本质属性都是自然而然的，自其所自，然其所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宇宙间的一切万物化生流行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因此，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必须澄心静怀，是其所是，如其所如，以与物同体，与“道”翱翔，“从而引发其生发出渺远无限的联想和情思，进而获得丰富的审美享受”(16)。出处语默，咸率乎自然，不受变于俗，然后才可以感受到“天命”的自然流行和活泼的自然生命境界，进而获得天地与我为一的真切领悟，与蕴藉于天地万物中的生命精神自然契合，体悟到天理为我所本有，获得生命感悟。 崇尚自然、敬畏“天命”，体现为对宇宙间自然万物自其所自、然其所然的自然生化、悠然运行流程的遵循。天地自然间，如昼夜的交替，四季的代换，春播秋藏，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万物的生长是自然而然的，都呈现为一种是其所是的生成态势。宇宙万有、大干造化，都是其自身化合而成，是表现出一种化其所化、生其所生的自然流转性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作为与天地万物一气相通的“人”，只有顺应自然，春耕播种；适应自然，不违天时，才能确保自身。所以君子必然要敬畏“天命”，“乐山乐水”，对自然万物充满仁爱之情，仁民爱物，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 注释： ①[美]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李天道、李尔康：《中国古代环境美学之学理探源》，《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③(12)见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第78页。 ④⑤见王冰注《黄帝内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第52页。 ⑥刘长明、吴奎彬：《和谐假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⑦⑨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0页，第245页。 ⑧⑩董仲舒：《春秋繁露新注》，曾振宇、傅永聚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1页，第260页。 (11)(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第8页。 (13)(14)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76页，第1156页。 (16)李天道：《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意境”之“意义域”开放性构成及其学理渊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