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区域适度专业化*_产品专业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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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区域专业化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度专业化是适宜选择。本文在界定农业适度专业化的涵义的基础上,就其形成演变机制,包括动力因素、约束因素和政府行为的导向和调控功能,作了概要分析,还就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适度专业化问题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农业适度专业化 形成演变机制 政府行为 东部沿海地区

农业区域专业化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年来,我国学者在积极主张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同时,普遍反对片面或过度的专业化,强调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80年代中期,有的专家明确提出适度专业化问题,但并未引起有关方面和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依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区农业资源和生产条件复杂多样以及农业生产地域分工尚不发达等国情,本文赞同把区域适度专业化作为发展我国农业的一种选择。下文拟就几个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涵义

农业区域专业化指“在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不同地区各自着重发展少数突出的部门或作物,其产品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商品生产,并同其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换”[1]。 实行农业区域专业化,有利于在全国和各区域范围内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提高总体的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经济效益;有利于发挥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的比较优势,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有利于应用和普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民专业技能,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网络的合理布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

农业区域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只发展对其最有利的一个部门或一种产品,“农业的地区专业化不能理解为地区生产的单一化”[2]。 因为片面的专业化,不能充分有效利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区域内部农业资源多样性,会加剧劳动力和农机具以及资金收支的年内不平衡,还会引致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营风险性增加等弊端。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生产的单一化也只出现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二次大战前美国东南部的老棉区和历史上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地等等。而且这些地区近30~40年来,也都重视农业的多样化发展。正如美国学者威尔科克斯指出:“农场生产多样化的做法就是开发几种品种的生产而不是专门从事一、两种品种的生产,这是农场管理专家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做法”[3]。

我国学者普遍反对片面专业化,强调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 [4][5]。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在中国实行农业地域专业化, 更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如农村人口比重高,粮食自给需要量大;山地多,生产条件的多样性,等等),研究实行农业地域专业化的方式、专业化程度和实现步骤等”[1]。在许多农业区划和农业开发工作中, 也注意处理主导部门与次要部门,商品作物与当地消费性作物的比例关系,如棉粮、蔗粮、胶粮关系等[6][7]。

1986年问世的《中国农业结构研究》指出:“我国农业的区域结构,将是适度的区域化、专业化生产”[8]。 虽然可以认为“适度专业化”是我国学者多年反对片面专业化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但这毕竟是在我国农村改革逐步深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用明确的语言提出的,因而是及时的、重要的。令人遗憾的是,书中提出的这一观点以后并未引起有关方面和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这可能与该书并未对此作较深入阐述有关。

本文作者认为,农业适度专业化是指在一定区域空间内,依据市场需求、比较优势和生产条件,着重发展一种或少数几种专业化部门或作物,同时协调安排主导部门和次要部门之间、商品性生产与当地消费性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专业化生产达到恰当的规模,以利于充分有效利用农业资源和兼顾农业生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专业化生产必定是商品生产,但并非所有进入市场的农产品都属于专业化生产。例如,农户有时出售少量家庭副业产品鸡蛋,或者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区少量供应外地草编制品等,这些都不是该农户或该农区的专业化产品。只有那些具有相当规模并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居主导或重要地位的商品生产才能成为专业化生产。因此,论农业专业化不能不涉及规模,规模过小,形不成专业化生产,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协调安排商品性生产和当地消费性生产,不利于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维持和优化。故而,使专业化生产达到恰当的规模(程度)是适度专业化的核心。

以我国棉花生产为例,它分布在全国23个省区的1,200 多个县(市)中。其中约900个分散产棉县(市)因种植规模很小, 生产水平和商品率很低[2],不能成为专业化生产, 也不能对当地经济产生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集中产棉县(市)中棉田比例过高,使合理轮作难以安排,产生地力衰退和病虫害蔓延等不良生态后果,也影响当地农民口粮及其他必要农产品的供应。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适度专业化包含有两方面的涵义。

第一,在条件适宜地区发展某个专业化部门时,必须使之达到一定的规模,唯此才能形成明显的经济效益。

第二,专业化的规模(程度),又不能过大(高),要协调专业化部门与其它部门的比例关系,要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和生态效益。

适度专业化作为片面专业化的对立面,本身蕴含着专业化部门与其他部门相结合,即“适度专业化”与“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两个概念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适度专业化更强调专业化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要适应不同区域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更强调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也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适度专业化与“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则不同。首先,“一业为主”的涵义不明确,没有表明这“一业”是指专业化生产,而且从提出的时代背景看,“一业”主要指并非处处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粮食生产。其次,即使“一业”是指专业化生产,也未必普遍符合实际,因为我国有些地区的专业化生产不止一种,如四川盆地是重要商品粮和生猪生产基地,胶东半岛是著名水果、花生生产基地等。即使在一个村域内,也会因兼有农田和鱼塘而形成粮食和淡水鱼两种商品生产。

二、形成演变机制

农业专业化受一系列动力因素促进,而专业化的规模又受一系列约束因素的限制,适度专业化正是这两类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消长下达到的动态平衡。政府行为则对这种平衡发挥导向、调控等功能。

图1 农业适度专业化形成演变机制

(一)动力因素

1.市场需求是专业化形成的首要动力和前提

专业化生产是商品生产,其产品必须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市场需求是专业化形成的首要动力和前提,而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引起专业化生产方向的变化。前些年由于山楂及其制品在市场上的热销,促使苏北、鲁南等地丘陵、山区大面积种植山楂树,使之成为当地农村经济收入一大来源,其后随着该类产品在市场上滞销严重,这些地区普遍砍去山楂树改种其他果树,即属一例。农产品市场分不同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区域内部农村市场、区域内部城镇市场、区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于一个村或乡等较小区域单元来说,任何层次的市场需求都可促进其专业化生产;对于较大区域单元(县或更大区域),其专业化生产的形成和演变,则需要有区际或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

2.区位优势是专业化形成的催化剂

专业化生产既面向市场,又需要获得技术、资金、运输、信息等方面的支持,邻近市场、交通畅通、服务方便等区位优势对专业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历史上农业专业化一般启端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就因为那里较早具备了上述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产品储运、加工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全国“大市场”、“大流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专业化正向较偏远的农区扩散。但这种扩散伴随着集中,它会使区位有利地区的优势更为突出。如珠江三角洲的蔗糖生产向周边地区扩散后,可以集中当地资源发展更高集约度、高附加值的出口创汇农产品。

3.自然资源的适宜性是专业化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

区域专业化体现劳动地域分工。农业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部门,其劳动地域分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区域分异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离不开光、热、水、土资源及其组合。在具有自然资源适宜性的地区发展某个专业化部门,可以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从而使其产品得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赢得市场竞争力。诚然,现代人类可以借助工程和技术措施,为其选择的专业化生产创造适宜的人工生态环境,如建造塑料大棚、玻璃温室为蔬菜、花卉创造适宜的光、热、水条件。但从总体看,农业毕竟还是个经济密度低的广域产业,也是风险性强的产业,大面积人工改变一个区域资源、环境所需的巨额投资和高昂的机会成本,会使农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望而却步。

4.劳动者素质是专业化形成的重要条件

长期积累的劳动力专业技能是一笔宝贵财富,高文化素养的劳动者是重要人力资源。农村改革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蕴藏在千百万农民中的各种专长得以发挥,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农民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农村生产的分业分工不断深化,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各类专业户,并在其带动下使专业化的空间向村、乡以至更大的范围延展。近年豫东、皖北一些地区养牛业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论劳动力素质,不仅看文化素养和劳动技能,还要看心理素质。我国不少农村中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形成和变化往往同是否有一批市场、竞争、风险意识强的致富带头人有很大关系。他们以自己的创新活动造成示范效应,对改变传统自给农业留存在农民中的封闭、守旧观念,推动商品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二)约束因素

1.当地消费需求制约专业化生产规模扩张

农业专业化区域内的生产性消费主要由为专业化部门提供中间产品(种子、苗木、饲料、幼畜等)的辅助部门供应,它们本质上属于专业化生产的组成部门。这里所指的当地消费仅指当地农民的生活性消费,如口粮、蔬菜等。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消费需求量大,加以农业生产地域分工不发达,运输和仓储能力薄弱,迄今大多数农村的消费性生产在农业生产总量中还占较高比例,而且这种状况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变化。消费性生产同样需要占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影响农村内部的资源配置,限制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扩张。

2.专业化规模的确定要注重生态效益

专业化生产要持续稳定发展,其规模的确定应认真估量农业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土地资源的多样性普遍见诸于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不同的土地类型分别有其最宜、适宜和不宜的利用方式,它们构成农业综合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对特定的专业化部门则成为空间扩张的障碍。不能为了片面扩大专业化生产,将其配置到生态条件不宜的土地类型上。像前些年的盲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和近年来一些地区不适当的挖田造塘或在河流行洪道上围栏养鱼或种植作物等,都会引致生态环境破坏的不良后果。

实施合理的轮作是保持农田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它使专业化生产的农作物不能连续利用同一块田地,从而从时间上限制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扩张。

3.农业支持系统建设水平制约专业化规模

支农工业、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等支持系统的建设关系整个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农业专业化生产意义更为重大。

专业化生产是开放型上规模的商品生产,各地区间有量大频繁的物质交换,若缺乏足够配套的运输、仓储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将难以进行。近年来各地因储运能力不足导致农产品“卖难”的报导,经常见诸报端,足资证明。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对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至为重要。在世界一些高水平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各种农业服务部门构成独立的经营实体,在产供销各个环节上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还有发达的农业科研、推广网络,向农民提供技术和信息的支持。我国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从全国看还处于初始阶段,地区间发展也很不平衡。至今不少地区的农民要自己承担从农用物资购买、农作物种管收打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全程劳动,必然减少投入专业化生产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其规模的扩大。

三、目标取向与政府行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弱质产业。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农业的指导、调控和支持,使之成为政府干预最多的经济部门之一。当前,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产业,并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能简单地“把农民推向市场”,要强调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在农业布局和实现区域专业化中的导向和调控等功能。

传统自给农业的目标取向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即农民在其占用的小块土地上尽可能多地生产家庭生活消费所需的各种产品。现代商品农业则以追求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取向,即农民力求最大限度地生产既有市场需求,又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以获得尽可能多经济收入。当前我国农业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多数农民生产兼具收入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渡性双重目标取向,即使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专业村里,也往往保留一些供自给消费的口粮田、蔬菜地等。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生产的收入最大化目标取向逐渐强化。近年一些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调整农业结构过程中变农田为鱼塘、压缩粮田改种经济作物的事例经常可见。另一方面,一些原来农业专业化较发达地区,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兼化的发展,农民不愿继续种植耗工多的经济作物,为了腾出更多时间从事效益较高的二、三产业,出现农业自给化趋势。这两种情况都是收入最大化目标取向强化的体现,对此若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不利于保证全社会必需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大农产品流通和地区间调运的难度和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目标取向主要受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则体现为提供各种指导、支持与服务,促使农业生产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取得良好的效益。因此在总体目的上,政府目标和农民生产的目标并不矛盾。但是,两者局部的不一致和摩擦却经常发生。政府总揽农业全局并把农业生产纳入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不能不在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十分重视保证全社会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包括出口创汇需要)、农产品的地区调配和农业合理布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持续发展。尤其对那些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而又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生产,不能不进行恰当的干预,力求使其总量增长和空间布局,适应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切实保证粮食、棉花及居民副食品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合理调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政府干预农业的首要重点。为此提出“全国的粮食产销要按照以省(区)为单位自给有余或基本自给、就近调运的原则,合理布局”[9]。 近年又突出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蓝子’”。

显然,与农民的目标取向相比,政府发展农业的目标是多重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保证全社会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②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③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和组织农产品流通

④注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农业持续发展能力

显然这些政府目标直接关系到各地区农业专业化的实现,关系到专业化方向和规模、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性质和内容。而政府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如现行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业商品生产基地选建和菜蓝子工程建设、部分农产品的合同定购、农资供应与奖售、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门的目标责任制等等,必然会对各地区农业专业化发挥导向、调控的功能。

由此可以认为,农业适度专业化的形成和演变并不单纯受市场调节,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协调产物。下文将就此作进一步阐述。

四、关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若干思考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商品生产向来比较发达,形成不少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如辽宁与胶东半岛的温带水果、花生与海产品,长江三角洲的优质大米、丝绸、淡水鱼和其他名特优产品,浙东闽北的茶叶、柑桔和海产品,闽南粤中的亚热带水果、出口蔬菜、淡水鱼等。

这些地区又都人多地少、城镇密集且多大中城市、经济较发达、内外交通联系方便之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大,日本、韩国、港台等境外市场的巨大农产品需求,促进这些地区外向型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又有力地扩大了当地农产品的城市市场容量。显然,这些地区的农业宜以创汇农业和城效农业为其专业化方向。选择这两种农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部门,除了市场需求与有利区位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依据。

第一,原有基础好,且各地区都有一些驰名热销产品。

第二,这两种农业一般都是高集约度、高附加值的部门,适合这些地区土地稀缺的资源特点。

第三,这些地区一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劳动力成本较高,只有发展创汇农业和城郊农业等收益部门,才能吸引和稳定住一部分农民专心致志地务农,才能防止农业的滑坡。

当前在实施农业专业化方面,这些地区面临两类不同的问题:一类是妥善安排专业化生产与当地消费性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的关系;一类是需要扭转农业生产的自给化倾向。

在一些创汇农业、城郊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地区,如胶东、闽南等,随着农民生产收入最大化取向的增强,存在着较普遍地忽视粮食生产(包括口粮生产)的趋势。由于种粮比较效益差,农民们不原意把珍贵的土地资源和宝贵的精力用于粮食生产上,而希望更多地从事高收益的农业部门。他们认为,“有了钱不怕买不到粮食”。从农民生产的微观目标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从政府的宏观目标来看,如果这类地区都不种粮食,必然会严重影响全国和当地的粮食供给,并造成粮食调运与分配的严重困难。为了协调政府宏观目标同农民微观目标之间的摩擦,政府首先应该确定适合当地区情的农业适度专业化的调控目标,主要是确定当地必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以此为调控专业化生产规模的基础,并采取措施促其实现。山东省烟台市提出“稳住一片,放活一片”,就是很好的例证。“稳住一片”指稳住450万亩粮田和58 亿斤粮食产量,以保证全市人均占有粮食不少于400公斤,达到自给目标; “放活一片”指将其他耕地放开经营,让农民自主决定种植果树、蔬菜等出口创汇作物。为了达到稳定粮食生产的调控目标,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加大对粮田建设的投入、引导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经营、建立粮食保护价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由此可见,在烟台市农村实现创汇农业与保证达到自给目标相结合的适度专业化,是与政府的干预分不开的。

应该说明,各地区区情不同,农业适度专业化的调控目标也有些差别。如闽南地区人地比例关系更为紧张,不能像烟台市那样将粮食生产目标定在保证实现全部粮食自给上,否则就没有多少土地用于发展创汇农产品。据此有关专家建议,闽南的粮食产量可定在基本保证口粮自给,饲料粮、工业用粮和部分食用谷类通过省际互惠性粮食生产基地与少量进口解决的目标[10]。

在苏南、上海郊区等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不再主要以农为生,出现“家家务工、户户种田”,农业成为兼业甚至副业的格局。他们把主要精力化在从事二三产业挣取较多收入,将自己承包的小片土地仅用于供给家庭吃粮吃菜的消费需要,形成明显的农业自给化倾向。这样的局面不仅不利于农业的专业化、高效化和现代化,而且严重影响当地城市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以苏南太湖流域为例,这些年来粮食生产停滞不前,原有商品粮基地的地位已丧失殆尽,蔬菜、蚕茧、生猪生产也发展缓慢,当地农产品供需矛盾日趋尖锐。

对于这类地区的农业适度专业化而言,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扭转农业自给化倾向,形成并扩大专业化生产规模,适应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和出口创汇的需求,并以农业的专业化推动农业的现代化、社会化和贸工农一体化。主要措施是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使土地资源向种田大户集中,或兴办合作农场、村办农场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49471024)

注释:

[1]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第86~87页。

[2]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周立三论文选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31页。

[3]沃尔特·威尔科克斯等著:《美国农业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29页。

[4]曹廷藩等著:《经济地理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1页。

[5]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编:《中国农村经济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6]《中国农业区划》,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276~277页。

[7]孙颔主编:《江苏农业资源与综合区划》,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8]刘中一等著:《中国农村结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46页。

[9]“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载《人民日报》,1994年1月19日第2~3版。

[10]姚士谋等主编:《外向型经济与开发区建设综论——以福建省沿海地区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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