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种经济学—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名思义，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只是调配资源的一种手段，本身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论断，是对迄今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现实所作的一种忠实的陈述。同时也为我们解放思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理论基础。
市场虽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它却是以社会劳动分工和财产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要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这样，历史形成的财产的不公正分配就被合法化、永恒化了。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每个人占有的资源（包括财产、权力、社会关系乃至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资讯不对称，它们各自的负担不同，这就决定了：1.其中一些人可以剥削另外一些人，而一些人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劳动力，走投无路时还得卖儿卖女；2.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两极分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尽管一些理论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穿上了一套迷人的外衣。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改变市场的本性，而是随着市场的扩大使它们更加凸显了。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必然使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民主、自由徒具形式。因此，真正不受剥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
一
既然市场经济必然伴随剥削和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为什么社会主义还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呢？它们还怎么能结合起来呢？
首先，列宁说，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有更富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225页）。他讲社会主义有市场，是在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义上讲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按照邓小平同志对它的解释——“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本质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他实际上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阶段的意义上讲的。这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还不能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作为带有人类自组织性质、分工合作所必需的信息处理机制，还是经济活动的一种有效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与绩效挂钩紧密，能充分调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经济活动充满活力。他并不是在严格的真正社会主义意义上使用的，更不是说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始终。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强调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市场经济，甚至也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作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只是利用它来更好地调配资源，挖掘社会潜力，目的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前二者实际上都是想让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不同者只在于市场社会主义更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注重在分配上尽可能缩小差距。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但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有物质前提的，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市场经济体制能使劳动与个人的利益直接结合起来，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是相适应的，能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活力，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者所以需要结合并能够结合的基础与前提。
因为市场并非单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把它看作是协调人类分工合作，使产品、劳动、资本乃至知识社会化的中性手段。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还不能不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阶段上，必须、也完全应该利用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内在包含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倾向，能外化到什么程度，并非全由市场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价值取向。如市场在奴隶制时代是十分野蛮的、掠夺式的，还把劳动者本身当商品买卖；到了封建社会，虽然劳动者已不再是商品，但财产和权力对市场的控制还无处不在，欺行霸市、权力干预经济的现象随处可见。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商业契约和作为劳工市场基础的自由表面上已得到确立。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如最初的产权市场，到资本的社会化，到对生产的控制由资本家转到企业家和管理阶层手中，到劳动获得人力资本地位从而分享利润等等。这一方面表明，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具有可塑性，它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它虽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但却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内在的确具有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倾向，这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本质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这就决定了：（1）它们结合是很困难的；（2）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必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有一系列根本不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正如列宁所讲，“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这些对立的统一起来……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10页）。对于第一个问题，事实上，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不仅是把一般意义上的矛盾对立面结合起来了，而且把对抗性矛盾的对立面也结合起来了。在前苏联，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我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也属于这种情况。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与资本主义条件不同特点的问题，亦即列宁所讲的，是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还是不和谐地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
社会主义，尤其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但它不能容忍体制性的不平等，更不容许比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还严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还深。因为生产决定分配，要把剥削、两极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最终能消灭、消除它们，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保证国家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具有调控权。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域，即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对财富的分配必须做出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安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他还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具体地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专注于利润的扩张，而非充分就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地要制造一定数量的失业后备军，以此来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以降低企业成本。而人民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决定了充分就业、使广大人民生活获得基本保证应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考虑以“制度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竞争力”，建立大批主要不是以赢利和经济增长而以保证尽可能就业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通过减少工时、平均就业等方法使转轨的成本不致过重地落到弱势群体身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高于起伏动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曹天予：《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代跋）》，《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以公有制为主体或为主导，保证国家对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绝对调控权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使政府想调控，能力也有限。所以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每次危机都使劳动大众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全部本性就是追逐利润的不断扩张，而非直接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其直接结果必然是：（1 ）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必然尽可能压低劳动者的报酬；（2 ）必然掠夺性地利用资源从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发展难以为继；（3）在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下， 必然利用发展中国家渴望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转嫁危机，掠夺性地利用这些国家的能源、原材料等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把污染严重的企业干脆转移到这些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政府必须从外部对生产的运行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约束。首先要通过宏观调控处理好生产、积累与分配消费的关系。把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用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的前提。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要迅速发展，从根本上讲主要还是要靠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而人民用于消费的资金多了，才能拉动内需；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应当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经济，因而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注意保持生态环境，以保证可持续发展；三是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严禁外国资本滥用本国资源和把污染企业转移到自己国家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巨大的市场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赚钱，而非真正使中国强大、培育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主义以维护资本的利益为天职，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对于坚决推行政治民主、始终使生产的目的和方向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使剩余能按生产要素（劳动、经济管理和资金）的不同贡献合理分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只有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中的体制性不平等才能真正消除，整个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进行。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反复强调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这是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而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充分发扬民主和坚决实行法治。用邓小平同志讲的话讲就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证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非解决好不可的问题。首先，选拔的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站在劳动大众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真心爱戴，具有办事能力的人。其次，要让人民群众有按各项法律法规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意识与权利。“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防止钱权交易，防止各级干部利用权力寻租，防止企业家利用权利非法牟利，防止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国有企业转制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野蛮地侵吞国有资产。私有财产在中国现阶段神圣不可侵犯，公有财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前者伤害的只一个所有者，而后者伤害的却是全体公民。同时，也只有真正保证劳动者国家主人的地位，才能有效制止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剥削，政府规定的最长劳动时间和最低劳动报酬及其他福利待遇才能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得到维护，社会的两极分化才能有效得到遏止。最后，在资本为增值引诱消费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容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如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大众传媒进入日常生活，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会腐蚀人民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源泉的作用，通过狠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价值观，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来对抗唯利是图和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及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对人们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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