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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思想对东方文明的塑造、成长和完善都起了巨大的决定作用，其伦理和人文主义思想至今仍是我们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康德是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以其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哲学体系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形而上学理论与中国儒家的伦理化形而上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具有诸多不同之处。本文拟就二者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同认识进行一下初步比较和探讨，以企揭示其间的一些本质区别。
一、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
在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究竟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通常是指一种以探究宇宙的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为目的的学说。历史上种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都是从最高的终极角度来认识和解释宇宙及其意义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价值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认识和解释就构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基础。可以说，人类对形而上学的探索和研究，反映了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对于超越世界的向往以及对无限性的追求。人类也正是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使其有限的现世生活获得了某种绝对和永恒的超越意义。人类就是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中理解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在一些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人所关注的只是一些指导人们现世生活的道德、规范。因而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伦理哲学，它缺乏对无限性的追求和超越精神，缺乏对普遍性的理解和把握，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和伏尔泰都是这么认为的。
确实，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在内容、特点及其基本特质上都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有本质不同。但是，不同并不意味着是缺点，更不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哲学缺乏对超越和无限性的追求。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内涵和特质呢？我国历史上的学者、哲学家，包括宋明理学家和现代新儒家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都不尽相同。但如果立足于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比较，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形而上学至少表现出以下两点突出特点：
第一，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中国传统儒家一贯认为，哲学上的本体是一种生生创造之体，而不是单纯的某种抽象的“自在之物”或逻辑一般。因为中国哲学上的本体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境界和道德本体。它是万有之基，亦是价值创造之源。中国哲学界的“理”、“命”、“道”、“阴阳”、“太极”、“无极”、“元”、“无”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个本体概念。相反，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则见物不见人，把天、人即自然与人完全对立起来，把自然、宇宙视为一个外在于人、无生命的客观实在或逻辑结构，因而割裂了真与善、存在与价值的关系，并力求在此基础上对自然世界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与此相反，儒家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人生、宇宙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并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注意生命的自我反省和思考，注重人与宇宙万物的统一性，这就是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特质和价值。
第二，内在与超越的统一。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内在与超越、人间与天国的截然二分，在西方哲学中十分普遍。与此相较，中国哲学则强调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无限与有限、宗教与道德的密不可分，这并不是否认超越的终极实在，也不是主张放弃对超越世界的追求，而是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不应象道士、佛教徒一样弃世出家，相反，儒家的理想榜样必须一方面在日常的人伦世俗的生活中体悟生活和世界的超越意义以及人生的崇高价值，另一方面要把理想世界落实到人世现实之间，将现实世界转化为天国，从而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儒家强调的是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神圣与凡俗的和谐统一与相即不离。梁濑溟认为，儒家的义理归趣“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冯友兰则说，中国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所谓儒家思想的内在性就是指儒家思想注重“内在道德性”，就是从道德实践出发，关注自身的生命。与此同时，儒家思想还包含着对超越的追求。儒家思想从先秦到宋明，都体现了这一层面：孔子言仁，孟子说本心即性，《中庸》、《易传》讲“天命之谓性”，“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都是从天命、天道方面来说明道德心性的来源及其超越依据。宋明儒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明确地将《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贯通起来，并吸收道家尤其是佛教的认识透彻地说明了心、性、天的内涵及关系，以及从道德实践达到超越的可能。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
儒学家们从来就认为，人与宇宙万物不是彼此外在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关联统一的。人性一方面禀承天道、天命，另一方面人又可以在现世的自我修养与道德完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本性，使个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同时，通过人格的充实和精神的升华，人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将自然世界转化为道德和艺术的世界，这就是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生与我为一”的境界。可以说，儒家哲学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相结合的伦理哲学。
二、儒家的道德本体和康德的自由意志
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康德对道德也十分重视，并且也对道德的先验性和普遍性进行了论证。不同的是，中国儒家学者没有象康德那样采取西方传统的理智、思辩的方式来进行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讲的只是一些有关道德的实际范例、道德经验或形而下的认识。孔子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又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虽穷居不损。”他们都是在说，在现实生活之上有一种超越的道德标准，即仁，义等字所示。宋代大理学家张载在其《西铭》（后收入《正蒙》中）中说得也十分明确：“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之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废、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所以人的道德行为只有立足于这种超越的背景中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行为，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的道德法则才是真正的道德法则。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普遍性和先验性。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儒家的形而上学还有更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在康德看来，人的道德行为是由于自由意志的存在，但自由意志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是人的理性无法证明的。所以自由意志不是人的本性。与此正好相反，儒家学者始终认为，道德意识是人人固有的本性，是人的内在本质，——“仁者，人也”，“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是一种千真万确的实在。康德是从人的自然属性来分析和理解人性，没有把人性放到自由意志这样的超越层面上理解，而儒家更重视的则是人的精神和道德存在，所以是一种超越的心性论。这是儒家思想与康德的道德理论的本质区别。
也就是说，虽然在康德看来，道德原则不具有社会性质，只是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道德意识，道德规律是绝对命令和义务。但康德从未把道德理性视为人人固有的本性，从未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道德理性，所以他又在道德理性之外又设定上帝的存在，以作为一切存在的最后的终极根据。这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儒家思想则从来是把道德与存在、天与人相互贯通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不仅仅是内在的道德实在，而且也是超越的宇宙本体。儒家经典《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也就是把人的道德本性推衍为宇宙的形而上本体。
正是由于上述儒家赋予道德法则的超越意义，所以儒学思想向来认为，人的道德情感，如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之心，“理义之悦我心”之心，都是一种超越的道德情感，所以儒家的道德本体即是客观超越的，又是主观能动的。与此相对，康德从不把自由意志看作一种本体论的存在，所以在说明“纯理性本身为何是实践的”这一问题时，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超出人类理性的力量之外的，一切寻求对它的说明所费的艰苦与辛苦皆无意义”，因为这是上帝的事。
可以总结地说，康德哲学完全是隔绝道德、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西方传统，而儒家哲学思想则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的三位一体。
三、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
康德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关于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否统一的问题。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作为无条件的绝对命令的发布者只限于道德界而不及宇宙界。而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则是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的统一。现代著名新儒学家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历史也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形成、发展和最终完成的历史。儒家所谓天人合一，既是在道德伦理上达到的超越，同时也是一种与自然万物本源的认同。所以儒家所倡导的人生理想是一种此世的通过修齐治平、自我修养达到的内圣外王境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仁”的真正内涵和儒家所推崇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目标。
1、自在之物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它与自然宇宙间的现象的区别是一种超越性的区别。他还认为，由于自在之物是一种超越的概念，不在知识的范围之内，根本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感性和知性都不能达到自在之物，所以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
如果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自在之物也就是自由意志，因而宇宙的本体不仅具有客观的超越意义，同时也被赋予了伦理的、价值的意义。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单纯从道德本体来把握超越宇宙万物的自在之物，中国传统上不重视科学研究，即使真正的科学研究也都是在伦理化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和观念下进行的。因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就是综合了道德和宗教意义的哲学。
2、智的直觉
康德肯定人的感性与知性不能达到自在之物，因而他设想了一种可以以自在之物为对象的认识方式，即智的直觉。但是，由于人的感性和知性的认知活动是有限的，永远只能停留在此岸，而不能达到认识的彼岸，这种智的直觉不是人类所能拥有和理解的，而只能归于无限的上帝。
如果康德的这一理论成立，那么儒家哲学就会全部被推翻。牟宗三先生就说，是否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这是中西哲学的最大差异处。”在儒家哲学看来，人的内在道德性就具有一种超越的层面，“天命之谓性”，人既有限又无限，因而可以与天合一。而这种合一的过程即是一种道德成就的过程，从本性直通道德本体，也就是直通宇宙的无限本体，从而道德界与自然界达成和谐一致。
总的说来，由于康德把人限定为有限的生物存在，因而人永远只能认识现象世界和道德世界，而无法超越进入道德本体自由意志和宇宙本体自在之物。儒家则把人的内在与超越、宇宙的现象与本体、道德界与宇宙界都统一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所谓“体用一如”的境界。
四、结语
儒家与康德在形而上学上的区别大致可以用以下图表来表述：
康德 儒家
本宇宙本体自在之物 天、 道、性、
体道德本体自由意志 心理、 天人合一
现宇宙科学 伦理道德
象人 道德 天人合一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一种伦理化的形而上学，它同康德哲学一样，都认为自由意志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因和基础。但儒家比康德更进一步，把自由意志与贯通天、人的绝对本体统一起来，从而跨越了康德严格分界的自然界和道德界，将人性与天（自然）联系了起来。所以，传统儒家思想具有一种兼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历史上不同儒家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圈定自己的范围，心学、理学之争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之争，其原因就在于对心、理各有专注和侧重而已。正是儒家思想的这一重要特征，才使后来儒家与佛、道融合成为可能。
除了与儒家同样犯了唯心主义错误外，康德的错误还在于他把世界分为自在之物与现象界并把二者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在之物也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并非超越的实在，它与现象是辩证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已被认识的事物与尚未被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区别。人们通过实践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并通过实践不断加深和检验我们的认识。当人们掌握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之后，那种未认识的“自在之物”就不存在了。所以自在之物与现象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康德的哲学割裂了自在之物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把本来互相联系的事物看成僵死无联系的东西，歪曲了认识的辩证过程，因而这种不可知论是完全错误的。
传统儒家思想，作为东方影响巨大的哲学流派，缺乏理性的、思辩性的逻辑思维。它的伦理化的形而上学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形成了我国不重科学理性的传统，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只要看看我国的近代史中的残痛教训就可知道了。
如何重新开发儒学的价值，重塑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我们当代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现代新儒学大师，如章太炎、梁濑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都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力图结合西方哲学，进一步完善儒家哲学体系，但往往囿于传统儒学思想的框子，未能找到真正的出路。目前，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新阶段，面临各种各样的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儒家思想的新生一代，如何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所成就，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我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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