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及其对经济特区的设定——兼述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特区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其对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是：集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于一身，合赶超型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于一体。这种发展内在要求确立综合性、高质态远大目标。
中国发展的特性初始设定给特区的仅是单一经济目标，继而增设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等目标，直至要求特区成为综合性、高质态发展的排头兵。特区要更上一层楼，可增创经济新优势、争创精神文明建设和增创制度优势三管齐下，而当前的工作着力点应放在非经济领域。为此，需要克服形而上学的偏见，正确理解和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及其内在要求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已清晰可见，这就是：集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于一身，合赶超型迟后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于一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层和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层曾从不同角度，以多种方式对上述特性的主要内容给予论证。可持续性发展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层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新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的内容。综合简要他们的观点：
所谓近代工业化，其本质特征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化，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硬件的大变化。它要超越的是手工劳动、农业自然经济。
所谓现代社会化，其本质特征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全球化，主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软件的大变化，社会中介系统的大变化。它要超越的却是近代机械化、工业化生产力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所谓赶超型迟后发展，从时序上看，是经过延宕的发展；从态势上看，是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别开生面，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发展。
所谓可持续性发展，其要求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与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化，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相协调，实现持续共进，有序发展。
所谓社会主义发展，是以劳动生产率、社会公正、社会民主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发展。
当代中国发展的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一方面必然会经常造成各种矛盾特别丰富、特别集中、特别深刻，有时候有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突出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急需变简约的经济发展为综合的社会发展，变以物为中心的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变追求一时繁荣的发展为保持永续昌盛的发展，变被动依附性自发发展为主动内源性自觉发展，变国内发展为逐步走向世界的发展，一句话，需要高效、全面、和谐、持续、自觉、开放的发展。无可否认，这两个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协调好各种关系，统筹全局，是当代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这里，没有开放性思维、系统辩证法，是注定要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的。如果仅从经济一隅思考问题，既无法从理论上，更无法从实践上化解这一矛盾。虽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本身也不是可以随意漂泊的浮萍，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文化、精神环境。诚然，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历程中，经济因素确曾长期独当开路先锋，盲目艰辛地开拓着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的道路。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奏效，越来越成为例外了。人类现已进入了比较自觉的发展时代，当代中国的发展则更应如此。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著有《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幸的是，这种探索刚一起步就被极左错误路线打断了20多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中央就提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要同时上，继而又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随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专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党的十三大强调要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并号召：“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者一起抓，一起上。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又专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并开宗明义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总之，当代中国发展的进程，自70年代末以后，已经确立了综合性、高质态远大目标。毫无疑问，这正是当代中国发展特性的内在要求。
二、对经济特区的设定及其本质要求
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及其本质要求，势必要影响对经济特区的设定，换句话说，它们必然要在经济特区的设定中表现出来。正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及其内在要求的认识曾经有过一个探索、丰富的过程一样，它们对经济特区的设定也经历了一个从简约到繁复，由低级到高级的完善过程。
1980年5月，当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试办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时，只是把它们简单地设定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①]。无庸讳言，这几乎是纯经济思考的选择。“特区”前被特别冠以“经济”二字，便是最好的注脚和佐证。但是，随着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演化和经济特区实力的迅速崛起壮大，中央对经济特区的设定也在实践中不断矫正和充实。1988年4月，新增省级海南经济特区时，中央不仅从经济上、对外开放上给予海南省更多、更灵活、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特别指出：“海南省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要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建立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政府机构的设置，要突破其他省、自治区现在的机构模式，注重精干、高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其地方行政体制的设置，要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改革的要求。”“要坚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要小，要多搞经济实体，也要比现在经济特区的机构更精干、有效一些，使海南省成为全国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单位。”[②]为此，全要人大还特别授予海南经济特区享有地方特别立法权（1991，这一特权又被扩大到深圳经济特区）。把上述构想放在1987年11月闭幕的党的十三大正式将政治体制改革推上议事日程这一大背景下思考问题，当时中央创办海南这个省级经济特区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要突破先前四个城市经济特区狭小区域和有限功能的限制，另辟一块级别、层次更高的综合改革，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实质上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前哨战的大试验田。这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思考的选择。至此，综合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重任神圣地落在经济特区身上。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提出新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警觉地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这实际上是给经济特区新设定了社会发展目标。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强调：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最近，国务院召开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则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搞好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方面，建设两个文明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经济特区成为当代中国综合性、高质态发展的排头兵。
经过一番考察，可以看到：第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展每个阶段最紧迫、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总是一无例外地首先设定给经济特区；第二，所有后续增加给经济特区的新设定，大多不是纯经济目标，实际上，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分步、分批，最终全部设定给经济特区的。对经济特区来说，这既是荣誉和信任，更是重托和激发。
三、关于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的若干思考
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性及其内在要求给经济特区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为了不辱时代使命，经济特区亟待“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准确测定经济特区的现状与设定给它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然后再进一步确定努力方向和工作方针。
（一）关于增创经济新优势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特区已经创下骄人的经济业绩——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名列全国前矛；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率先建立。可以说，善于抓经济工作，灵于创经济优势本是经济特区的看家本领。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无疑仍然需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保持原有经济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更多、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换代升级，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再创高速高效的新增长；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继续使它们走在前面。
（二）关于争创精神文明建设优势问题
坦率地说，从总体上看，与其它地区相比，经济特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无优势可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可以探讨的只能是如何争创优势。
当前，经济特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最大的优患不在经济领域。具体说，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又存在着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巨大反差。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有成绩的——文化建设有较快发展；人们作风务实，思想活跃、开放，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有较为深刻、独到的理解。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主要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力和滞后，致使经济特区一时间成了一些腐朽思想滋长蔓延，一些丑恶东西死灰复燃的滥觞之地和较为盛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从总体上看，经济特区的腐败问题和治安问题一直比别的地方突出、严峻的深层原因。这种状况如不尽早得到改观，经济特区不仅难以“增创新优势”，而且还会有使原有优势日渐削弱，甚至丧失殆尽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如果把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南拿来与经济特区作一比较，人们对上述警示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目前，在苏南，集体创业的奉献精神，公正和谐的社会风气，尊知重教的文化氛围，诚信自律的道德风尚已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主流[③]。而经济特区普遍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当然，也要看到，苏南本来就比经济特区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但造成如此之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苏南一直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经济特区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对此，珠海市委副书记雷于蓝不久前曾在江苏张家港中宣部举办的市委书记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深有感触地坦陈：“以前对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忧虑，通过这次学习和研讨，坚定了一个信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可以同步发展的，而且也应该同步协调发展。”她说：“珠海是个经济特区，新情况、新问题更加突出，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来抓精神文明建设……”[④]。雷于蓝同志所说的情况在经济特区具有普遍性。但愿她的认识和决心能够迅速引起经济特区每位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共鸣。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中央的建议已被不久前闭幕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郑重确认并得到与会代表广泛、热烈的支持。如果说中央的决策对全国来说是及时务实的，那么，对经济特区来说则是切中主弊的。当前，经济特区尤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集中较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突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以笔者之见，这才是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的突破口。应该说，经济特区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要比别的地方厚实优越，完全有条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争创优势，走在全国前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思想认识和措施方法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关于增创制度优势问题
此外，还须指出，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也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改善。人们知道，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需要制度的支撑和护卫。制度创新，过去曾是经济特区的强项。在当前由政策优势向体制优势转换的特殊时期，对经济特区来说，制度创新更是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眼下经济特区已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就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⑤]。“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⑥]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⑦]，甚至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⑧]邓小平同志还为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⑨]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经济特区确实有一些超前和突破，但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比却大为逊色。曾经沸沸扬扬了多年的“小政府，大社会”并没有取得多大实质进展和实际成效。臃肿低效的机构、散漫的办事作风和官僚习气，这些党政机关存在的一般痼疾，在经济特区也并不鲜见。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很多，而且有些原因也的确是经济特区难以独拒独解的。但主观努力不够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经济特区的人要求更高了，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实现“好政府，活社会”。若问经济特区的群众，现在对什么事最愤慨，那莫过于公职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高职位者的官僚主义、玩忽职守和贪污腐败。为了将经济特区党政机关的不良丑恶行为下降到最低限度，不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加以监督、约束、防范是难有作为的。就目前的情况看，经济特区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潜力和余地还是很大的。关键是要选好目标和契机，大胆试验。能否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建树，增创一些制度优势，不仅关联着经济特区当前增创新优势的成败，而且更加维系着它的长久优势的确立。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来认识问题。
（四）关于“增创新优势”的着力点及其展开工作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现实状况出发，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需多头出击，但当前的主攻方向显然不在经济领域。因此，经济特区在布置当前工作时，应更多地将着力点安放在非经济领域，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上。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条，并非易事，需要克服很多难关，但其中最大的障碍则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这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和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不了解“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意义上被强调和突出的，又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机械地搬用它。更有甚者，竟疑惑忧虑地提出：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会不会冲击、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今，人们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抓经济工作的劲头比较足，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如果把经济建设片面化、绝对化，认为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它都必须被置于工作的首要和中心位置，而其它因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至多只能担当支持、协助、旁衬的配角，因而根本无权在工作舞台上领衔主演片刻，则是极不正确的。可以说，这就是当前制约精神文明建设顺利展开的主要结症。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准确确立经济特区当前的工作着力点。
首先，从方法论上说，辩证法“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么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⑩]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11)总之，辩证法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物，认为任何东西都将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变化。这一点无论对物质文明、经济建设，还是对精神文明、思想文化建设，抑或是对它们彼此间的关系都是普遍适用的。
其次，从唯物史观看，“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生急剧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和被决定的东西常常互换其位。”(12)“……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3)“……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4)
把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有机结合在一起用之于思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可以从理论上得出如下结论：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2.具体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对于原始动因、基础因素、综合目的、全社会、整个过程、一般条件的集合结果而言的。因此，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范围内和特殊条件下，出现例外情况，不仅是难免的，更是必然的。
生活实际也能充分证实这一点。从发展全过程看，首先，无论是经济因素或非经济因素，它们各自的某些发展条件，有时必须由对方提供，同时，它们又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无法解决，反而需要对方给予解决的问题；其次，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经常以非均衡方式发展变化——不是此时此地你重我轻一些，就是彼时彼处我急你缓一些，不可能总是半斤对八两地发展变化。当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因素处于重急位置和中心的时候会居多一些，但非经济因素在特殊情况下，有时也可以处于重急位置和中心。
以上分析论证告诉我们，切不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化、绝对化。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首倡者和最热心、最坚定的宣传鼓动家。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他反复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5)“……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6)甚至极而言之：“……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7)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当时具有极强的、切中社会主弊的针对性，对于我们党迅速扭转危局，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巨大的、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惠及至今。后来，当社会出现严重思想、秩序混乱时，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8)他还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9)“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0)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1)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甚至没有无条件地把经济建设的成绩都笼统地看作好事。1989年，在总结新时期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同志又磊落地自检道：“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22)可见，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也需要系统、全面、准确的理解和对待，切不可用形而上学之刀去随意把它的某些内容割裂开来。否则，就难免不出现思想认识上，乃至实践中的偏差和失误。
如前所述，当前经济特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领域有超前发展，但非经济领域的发展却远未跟上，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力和滞后的状况，比别的地方更为严重和突出。有鉴于此，身处经济特区的人，对中央提出的“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理应有更深刻、更准确、更独到的理解。从字面上说：“突出的地位”已是位于较高或较前之处；”“更加突出的地位”就是位差较大的高位或前位。以笔者之见，“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个新提法，不是简单地理喻要把过去软弱无力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与现今物质文明建设等量齐观的认识高度和工作力度上，而是特指要在一段时间里、一定范围内，集中较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着重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创造丰硕的精神文明成果，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求，还要设法弥补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欠帐。从经济特区的实际需要看，这样认识和处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不仅不会冲击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期内是对它的偏颇把握的矫正，长远看反而是对它的有力护卫和促进。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物质文明犹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炊薪。在没有炊薪的时候，集中力量多砍柴是无可厚非的。但炊薪之忧基本解除后，坐下来认真磨一磨刀斧，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时有人指责磨刀脱离了工作中心，那不仅是可笑的，更是愚蠢之极的。对经济特区来说，现在抓精神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至少也是行“磨刀”之功（实际上它的功德远不止于此），为的正是将来能够更好更多地收获物质文明的“炊薪”。连这一点都看不到的人，不是更加可笑愚蠢吗？至此，我们可以毫不疑虑、毫不避讳地大声疾呼：当不做好非经济工作，社会就会迷失理想、信念、方向，就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丑恶现象猖獗，就不足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正常进步的时候，一句话，当非经济因素已经明显实在地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非经济思考、非经济工作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甚至于中心地位。这既符合辩证法、唯物史观的逻辑，更符合生活实践的逻辑。
当前，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紧迫、严峻的，担负的任务也是异常繁重的。此时此刻，更加不能茫无头绪地打乱战，必须学会抓住事物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以带动工作的全面展开。现在看来，这个关键环节就是：加强学习研究，克服形而上学偏见，迅速端正、统一认识，选准工作着力点。只要能够尽快做到这一点，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美好的。
注释：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4页注29。
②参见中发【1987】，23号文件；国发【1988】，24号文件。
③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6月5日第六版。
④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4月19日第三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⑥同上，第176页。
⑦同上，第176页。
⑧同上，第164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2—283页。
⑩《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第9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
(12)转引自《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1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14)同上，第486—48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4页。
(16)同上，第250页。
(17)同上，第24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19)同上。
(20)同上，第190页。
(21)同上，第154页。
(22)同上，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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