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后村寿词浅论——兼谈后村与贾似道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刘后村寿词浅论论文,兼谈后村论文,贾似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I207.23
词发展到南宋，寿词大量出现。对于寿词，人们颇多非议，对后村的寿词当然也不例外，论者总是称其为“糟粕”，认为“无疑是必须批判的”（注：钱仲联：《后村词笺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实，这些寿词，虽然有不少应酬、恭维之作，但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作品，尤其是自寿词，往往能道出本人的情怀与抱负（传记性的史料价值当然更不用说了）。因此，对寿词，尤其是自寿词，应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否定。本文拟就后村之寿词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后村词中，寿词达80余首之多，占其全部词作的1／3。其中自寿词40多首，数量相当可观。这些自寿词，最早的写于宋理宗嘉熙二年，当时后村53岁；最晚的写于宋度宗咸淳三年，即后村去世的前两年，当时后村80岁。这些自寿词所表现的生活及其情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闲散旷放的生活及其情趣，一类是受黜的愤懑。可以说，前后30年的生活及其心情，尤其是闲居时的生活及心情，在这些词中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按：后村的自寿词，基本上都作于闲居之时，只有景定三年所写的两首例外，但其内容也都是表现乞归的心绪）。
理宗嘉熙二年，后村写了第一首自寿词《最高楼·戊戌自寿》。在此前一年，作者为蒋岘疏罢，家居而主云台观。在这首词里，有这样的自述：“有时拂袖寻种放，有时携枕就陈抟。任旁人，嘲潦倒，笑痴顽。”这里表露出两种情调：一是闲散隐逸，一是疏狂。这两种情调在此后所写的其他自寿词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隐逸之情是后村自寿词所表现的一个基本主题：“自隐括山歌送酒”（《汉宫春·癸亥生日》），“作一个物外闲人”（《解连环·乙丑生日》），“柴门草户，阙人守舍，任伊题字”（《水龙吟·自和己亥自寿二首》其一）。在这些作品中，常常有着陶潜的影子：“平生酷爱渊明……与柴桑樵牧，斜川鱼鸟，同盟后，归于好”（《水龙吟·自和己亥自寿二首》其二》），“把东篱掩定，北窗开了，悠然酌，颓然睡”（《水龙吟·己亥自寿》）。
“东篱把菊，西风吹帽，做先生处士，一生一世，不论资考”，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拣人间有松风处，曲肱高卧”（《解连环·戊午生日》），或者“漫摘取野花簪一朵，更拣取小词填一个。晞素发，暖丹田。罗浮杖胜如旌节，华阳巾不减貂婵。这先生，非散圣，即癯仙”（《最高楼·乙卯生日》其二），超超然大有化外之趣了。
实际上，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是大有其缘由的。后村自少小时起便才华超人且颇具雄才大志，据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载：“公生有异质，少小日诵万言，为文不属稿，援笔立就……以声律冠胄子，入上庠，场士至今诵之。”有这样的才学，而且“拳拳君国”，“志在有为”（注：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引自《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最关注的是沦陷的中原故土，他高呼“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刘克庄《玉楼春·戏呈林节推乡兄》）。他急切地“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按捺不住地直呼“快投笔，莫题柱”（刘克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只了年年作逐臣，衣冠褴缕面埃尘”（刘克庄《丁酉重九日宿顺昌步云阁绝句七首呈味道明府》其五），一生中先后9次被免职而做祠官。于是，对于词人来说，“请缨系粤， 草檄征辽”当然已永远成了昙花一现的记忆，枣红马肥、羽书飞传的战地生活亦将永远成为梦幻，国土不可再复，词人的抱负亦永远不可伸展了，只有在不得已在闲散中打发时光。于是，词人便不由得悔从中来，愤从胸起，悔恨“一生常被弓旌误”，决意“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荫”，如此，“不是谋臣，又非世将，免犯道家禁”（《摸鱼儿·用实之韵》）。于是，“拂袖归来”，以酒为伴，“任礼法中人嘲骂”（《贺新郎》）；于是“屈原醒不如刘伶醉”（《贺新郎》（动地东风起））；于是求蓬莱（《烛影摇红》）；于是抛了“戏衫”而致仕（《念奴娇·三和诚斋休致韵》），“休休也，免王良友笑，屑往来忙”（《沁园春·三和林卿韵》）。于是，后村词中便出现了不少描绘闲逸之致的作品。不过，我们注意到，在这种写闲逸旷放生活的词中，大都蕴含着一股愤懑的怨怒之气。这种愤懑之气，在他的许多自寿词，还有表现，如《贺新郎·主判茅君洞》、《贺新郎·谪下神清洞》。
与这种愤懑之气相关，后村自寿词中所表现的又一基本主题便是“狂”。这种“狂”，其实质当然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嘉熙三年，作者写的《水龙吟·己亥自寿》其二云：“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叹终南捷径，太行盤谷，用卿法，从吾好。”“起舞”句出自杨恽《报孙会宗书》：“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行吟”出自《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高眠”则取自陶潜卧北窗下，“自谓是羲皇上人”之典。这三者，本来都是出自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或对现实的绝望与摒弃，作者用在这里，表现的意思本来亦十分明显。词中称“非狂”、“非怨”、“非傲”，只能理解为激愤的反语，而且其中也不无忧谗畏讥的苦衷。但我们如果与后村词中其他的作品参照来读，便会更清楚地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愤懑。与上首词同年所作的《一剪梅·余赴广东，实之夜饯于风亭》就这样说：“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这简直是在向社会、向世俗挑战了！当他“黄梁梦觉”，独立自由的人格力量占了上风时，他就不再顾忌别人的议论，不怕有碍仕途“死谥醉侯，生封诗伯，此事不关朝省”（《转调二郎神，生日再和林农卿韵》）。
这种情绪，在淳祐四年所作的这首自寿词中更是有着集中而强烈的表现：
放逐身褴缕。被门前群鸥戏狎，见推盟主。若把士师三黜比，老子多他两度。袖手看名场呼五。不会车边望尘拜，免他年青史羞潘母。句曲洞，是归路。平生怕道萧萧句。况新来冠攲弁侧，醉人多误。管甚是非并礼法，顿足低昂起舞。任百鸟喧啾春语。欲托朱弦写悲壮，这琴心脉脉谁堪许？君按拍，我调柱。（《生日再用实之来韵》）
《论语·微子》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而后村此时已经“五黜”了：嘉定十二年在金陵李珏幕府，因持论与主谋者不合，归主南岳祠，为一黜；绍定元年，知建阳，因梅花诗案为李知孝、梁成大等所陷，归主仙都观，为二黜；端平三年，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为吴昌裔疏罢，归主玉局观，为三黜；嘉熙元年知袁州，为蒋岘疏罢，归主云台观，为四黜；淳祐元年，由广东提举任归主崇禧观，为五黜。想到此，作者不由得义愤填膺，却仍倔强地表示：决不向权贵屈膝，甚至不管那无形却又法力无边的礼法，而要“顿足低昂起舞”。同时，这里面也蕴含着作者心中深深的幽愤与悲哀，“琴心”无人堪许，满腔“悲壮”无人可诉，此境此情，悲凉凄怆，其声铿然。
这种愤懑怨怒的情绪，说穿了，便是对丑恶宦海的不满与摒弃。在一首《水龙吟》词里，作者这样写：“幸脱离沮洳，浮游江海，悠然逝，毋吞钓”。在他看来，能脱离宦海，简直是一大幸事了。
其实，要说他彻底断了功名的念头，那是欺人之谈。他的《老将》诗曾这样表白：“夜寒忽作关山梦，万一君王起旧人。”70岁那年，他在自寿词中表示要“做取出关周史，莫作他下山园绮”（《水龙吟·丙辰生日》），但第二年的自寿词中又满怀愤懑地说：“六韬未试，抑诗未作，如何归老？”（《水龙吟·丁巳生日》）而几年后，他便以古稀之龄出仕并连任数职。平日他对宦海的痛恨当然只能解释为是他对自己不被重用、连连被罢职而产生的愤懑不满。在后村的一生中，第一次被疏劾而罢官、对他刺激最深的便是所谓“梅花诗案”。绍定元年，后村知建阳，因所作咏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被当时“三凶”中的李知孝、梁成大疏劾为“讪谤当国”，激怒权相史弥远，后村不仅被罢官，而且“踪迹甚危”，幸亏郑清之等人力保，方才得免。这件事，对后村刺激很大。10年后，他作词还说“不是先生喑哑了，怕杀乌台旧案”（《贺新郎·再和郡宴韵》），可谓心有余悸。不过，他并未“喑哑”，史弥远死后，他作《病后访梅九绝句》自鸣其不平云：“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累十年”。20年后，他仍愤怒地控诉：“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由于与梅花有着这样的缘份，他的诗词便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写了120多首咏梅诗、6首咏梅词。在这些咏梅词里，或暗寓讽刺，谓“应笑楚宫痴绝，略施朱则个，便妒娥眉”（《汉宫春·秘书弟家赏红梅》）；或直言“乌台旧案，累汝牵汝随司”（《前调·二和》），都表露出对“梅花诗案”的难以忘怀以及一种强烈的愤懑之情。
压抑、摧残人才，这在封建社会本是极普遍的事。在后村所处的时代，由于统治者奉行对外妥协以求苟安的政策，这就必然要排挤、压制有识之士。而后村处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却“一生枘凿”，且屡发“逆鳞”之言；又“独恃九重为知己”，于是“炫才者忌之，谋名者争之”（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屡遭排挤、贬斥便势在必然了。而这类现象及自身的此种遭际，又必然使他愤愤不平，于是便屡屡发于词章。在这些词里，他不无愤懑地讲他自己，“若把士师三黜比，老子多他两度”——岂不知此后还有几度！“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酒浇”——怀才不遇的苦闷，何等浓郁！而且，后村不只是愤慨自己的怀才不遇，他将批判的笔锋指向了压抑、摧残人才的整个社会：他喟叹才如孙仲谋者“中年犹未建节封侯”（《沁园春·送孙季蕃吊方漕西归》）；不满“庆历诸贤方得路，便不容他老子”（《贺新郎·送唐伯玉还朝》）；苦笑“英雄埋没蓬蒿……道是先生索价高”（《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于是，他发出了“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感叹，将茅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沁园春·梦孚若》）。他憎恶那些“妃子将军”的嫉忌（《贺新郎·梦断钧天宴》、《贺新郎·六用韵叙谪仙事为宫教兄寿》），他恨透了那些奸佞小人，刘禹锡玄都观看桃诗之典在他词中前后用过13次，由此可见他心中这种情结的凝重程度。因而，“拂袖归来羞炙手”（《满江红·和实之》），“道旁喘月，田间卧草，也胜郊特”（《水龙吟·此翁饱阅人间》）。这，便是后村自寿词中以“狂”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愤懑怨怒之气的本质原因。
二
在后村的寿词中，除过自寿词外，还有为他人所写的40余首寿词。
这些词，当然离不了祝福长命不衰之类的意思，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少不了的，否则便不成其为寿词。除过这些没有多大价值、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套语外，后村的寿词中也还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如赞扬使“万落千村蒙惠”的官吏，鼓励其“更将补纳放宽些，便是个西京循吏”（《鹊桥仙·乡守赵丞相生日》），希望官员们“不要汉廷夸击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贺新郎·戊戌寿张使君九月十八日》）；赞许那些理国之才，关注其“怎不移此手整乾坤，长闲了！”（《满江红·庆抑斋元枢八十》）赞扬、勉励那些忠言直谏者，“未可卷怀袖手，续平泉庄记、绿野堂诗”（《汉宫春·陈尚书生日》），并发出这样的感慨和议论：“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念奴娇·寿方德润》）等等。而且，诸如王实之、林希逸、李艮翁、刘居厚等人，由于后村的寿词中写得比较多，也为人们研究这些人提供了一些相当有用的材料。
在这里，我们不想着重谈这些问题，而要讨论一下后村为贾似道写的寿词，并藉此讨论一下后村与贾似道的关系。
在现存后村词中，有6首为奸相贾似道写的寿词。
贾似道是南宋祸国殃民的奸相，早在宝祐年间镇两淮时就甚为跋扈，“台谏尝论其二部将，即毅然求去”（《宋史·贾似道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150）以相胁， 当时的丞相董槐竟惧其威势而不敢派孙子秀去做淮东总领，最后换成贾喜欢的人。景定年间，贾拜相入朝后，就排挤掉左丞相吴潜，大权独揽，“引荐奔竞之士，受纳贿赂，置诸通显，又引外戚子弟为监司。进倡优傀儡，奉帝游燕，台臣有谏者，宣谕使裁去，谓之节帖。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变更法制。”屡屡蒙蔽理宗皇帝，理宗死后，对他所立的度宗更是玩之掌上，使得度宗“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动辄就以辞官耍弄、要胁度宗，以至于度宗“涕泣留之”，并派宦官侍守在其门外以强留之。“又诏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又置公田，立士籍，威利并加，笼络名士。蒙古围攻襄阳，形势甚为危急，他却闲坐于葛岭楼榭之中，与姬妾赌徒游戏作乐，“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并处死了一名将边事危机泄露给皇帝的宫女，使得人人自危，度宗皇帝也对其畏惧三分（注：度宗咸淳元年，授贾似道镇东军节度使，贾竟不顾旧制，出节而返，“人皆骇异”，度宗也无可奈何。咸淳八年，度宗慑于贾似道的威势，违心罢免胡贵嫔之兄胡显祖，并“涕泣出贵嫔为尼”（详见《宋史纪事本末》卷150）， 咸淳八年，马廷鸾扼于贾似道，力辞相位，“帝（度宗）恻怛久之，曰‘丞相勉为朕留’”而终不能留（见《续宋宰辅编年录》卷20）。），以至于国事焕散，江河日下，最后葬送了南宋王朝。
对于这样一个奸相，后村竟大加赞颂。想当年，后村何等刚直，抗世俗，忤权贵；而现在却对贾似道如此恭敬，而且其所作寿词都是在贾似道掌权之后，这不能不使人为后村之晚节扼腕长叹。
后村的第一首寿贾词是景定三年所写的《贺新郎》，全词如下：
低局从头错。解危机除非唤取，国棋来着。不信胡儿能胆大，南岸安他阵脚。谈笑里乌巢空幕。西起岷峨东海岱，有捷旗露布无宵柝。莘渭后，到秋壑。淮田犁遍吴田获。问台家山河宇宙，是谁擎托？自觉怀中残锦尽，彩色彰施技薄。视柳雅韩碑瞠若。稽首鲁公黄发颂，世何人堪继奚斯作？楚狂语，莫删却。
这首词主要颂两年前（开庆元年）贾似道的鄂州“战功”，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鄂州战事的真相是这样的：当时，忽必烈率大军围攻鄂州，贾似道以右丞相之职督宋军迎战。攻守之战甚烈，死伤惨重。贾似道密遣宋京请称臣纳币以求和，忽必烈不许。适逢蒙古蒙哥汗死，宗室卷入汗位之争，谋臣郝经又为忽必烈陈以利害，以为和而归乃为上策。正当元人准备北撤时，贾似道再遣宋京前往，请求称臣、割地、纳币以和，忽必烈许之，大军北还。贾似道用刘整之计，截杀蒙古殿军170，遂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州围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贾似道谎报战功，理宗以为其有“再造”之功。景定元年四月，蒙古曾派郝经为使者，征取议和时所许之岁币，贾似道恐怕前事泄露，遂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忠勇军营，同时使馆客廖莹中等撰《福华编》以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宋史·贾似道传》、《宋史纪事本末》卷120《蒙古南侵》及《元史·世祖本纪》）。既然通国皆不知和，后村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写这首词也还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在此后几年中，贾似道恶行渐趋明朗，虽然群臣及文人慑于其权势或利诱大都噤不出声，但心中总是明了的。何况当时还有人曾挺身而出，指斥贾似道，比如太学生萧规、叶李等就上书言似道专权，后又有徐经孙等陈公田之害，再后又有江万里谏度宗不可拜臣（按，贾似道以去职要君，度宗至拜留之，事见《宋史纪事本末》卷150），更有民谣及无名氏的诗对贾似道给以辛辣的讽刺（注：现传刺贾诗谣很多，录数首如下：鄂州战毕，贾似道赐第葛岭，大小朝政就决馆中，宰相充位而已，有人作诗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行公田之法，有人作诗云：“襄阳屡载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又有诗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河山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蒙古攻襄阳，有人作诗曰：“湖上楼台湖下船，平章醉酒懒朝天。羽书莫报襄阳急，新得娥眉正少年。”（俱转引自《续宋宰辅编年录》））。但在这数年中，后村仍屡屡以寿词上献，将其比作管仲、寇准、司马光，赞其“擎宇宙”、“补天裂”、延贤才，直到咸淳三年，即后村去世的两年前，还作寿词颂谀，并表示“愿年年岁岁，来献新词”。
我们也许可以解释说，这是后村不得已的应酬，因为在当时，每当贾似道生日之际，“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诵，为之纸贵”（《齐东野语》、《续宋宰辅年录》）。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后村也不得不跟着写一些颂谀之词。但翻阅后村全集，他的许多书信等文字材料表明，他颂贾似道绝非违心的应酬。
后村与贾似道私交很好，早年与贾父贾涉就很有交情，据《行状》所载，“公（后村）早受知忠肃贾公（贾似道之父），辨章（贾似道）尤相亲敬”。而事实上，贾似道对后村也确实不错，贾景定元年四月返阙，后村六月即拜秘书监，以后又屡次升迁，这自然是出于贾的提拔。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一封写于景定元年的《与贾丞相》书，颂扬贾“去岁”之功，并谓“某耄矣，无它望，有一休致状，俟吾相坐政事堂，即专仆持诣光范。前书固尝预致此请矣。”从信的内容看，显然是写于该年六月以前，信中虽然表示自己要挂冠，但他还是被起用了。其实，这封信也未必就不是后村一封委婉的干求书。在另外几封给贾似道的信中，后村也多次说起自己被贾提拔的事，景定三年，《除宝学知建宁谢丞相》中说：“如某者，本乞挂冠，适逢归衮，起牛背而升法从，鸣引窍而为词臣”，景定五年《与丞相书》亦感念“师相每起资越格奖擢”，同年闻理宗薨而给贾似道的另一封信也回忆昔日仕途坎坷后说：“及大丞相衮归荐进，即日召用，起散地，忝从橐”。贾似道不仅升后村的官，对他本人也很敬重，《行状》载：“辨章师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录之”；后村致仕，贾赋诗饯行；又“不以其乞骸还笏而麾之门墙之外”；后村死。“遗奏上，君相嗟悼”（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由于有着这样的关系，后村对贾似道真是感激涕零了，常常是“滂然感涕”，甚至说“某事师相如天地父母，一语不实，天日照临。”（本段之引文，除注明者外，俱引自刘克庄致贾似道的几封书信，原文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卷132、卷134。）
不过，晚年为贾似道起复后的刘后村又还有他耿直的一面。景定元年十一月面对，就“首劄言凶相弄权，以富强自诡；……末言国以危惧存，以佚乐亡；……曰陛下必持胜，必虑危；……士大夫毋以清谈废务，毋以浮文妨要。”此后，也一直论事不休，“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粜之害有疏，拯饥之弊有疏，犹有五管见焉，其言剀切。”可见他此时也并非完全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物，他与贾似道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私人交往而非政见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结交、颂谀奸相贾似道，以一己之私而丧失了大原则，为他的人格、他的晚节添了一个不小的污点，这是否定不了的，因而，他那些对贾似道充满了颂谀之辞的寿词无疑也是其词中的糟粕，是应该否定的。
总之，从后村的寿词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总的看来，他的自寿词的价值更高些，而为他人写的寿词则无多大的价值。全部后村词，主要反映了两种内容与情调：一是用世的抱负及抱负难伸的苦闷与愤懑，二是闲散旷放的生活及其情趣（注：参阅拙文《论后村词的基本特色及其在南宋词坛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 期。）——后者在后村的自寿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主要是通过自寿词体现出来的；而前者同样寓含、渗透在他的自寿词中。于是，我们便可以这样说，后村的寿词，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身世、思想、抱负，反映了他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怀，同时也反映了他人格中的污点——结交、颂谀奸相贾似道，以一己之私而丧失大原则——这一点在别的词中则很难发现。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后村的寿词，进而，所有词人的寿词，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并加以认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