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欧、东欧国家科研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条件下论文,体制改革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科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后，中欧、东欧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剧变给这些国家的科研系统带来了巨大影响。1993—1994年，匈牙利、波兰、克罗的亚、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对中欧、东欧国家的科研体制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并与西方国家的做法进行了比较。根据调查结果，英国《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在1995年第25卷刊登了一组文章，介绍和分析了中欧、东欧科研体制改革的情况、经验和问题。
一、中欧、东欧国家改革前的科研体制
剧变前的中欧、东欧国家曾有着相似的科研体制，即遵循集中规划的原则：专业化、合理化和集中化。科研工作主要在科学院、大学和工业部门内进行——它们各自有其独特的功能，彼此截然分开。国家科学院在各研究所内进行主要学科的基础研究。科学院院士是屈指可数的学术界精英，其薪金达到部长们的薪金水平，并享有同样的特权。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每一名院士都被分配掌管一个研究所。研究经费直接拨给研究所，而不是研究者个人或研究组。有全体院士出席的科学院大会担负着科学决策、协调全国的基础研究的责任。大学完全致力于教学，而不应从事任何研究活动。应用研究和开发则在企业的研究所内，在各个部的支持下，按照各部下属企业的计划进行。按照这一科研布局，发明创造的各环——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以及生产——彼此脱节。市场和商业的兴趣在科研工作中基本上得不到体现。以往在建立研究机构和研究拨款方面的做法导致中欧、东欧原有科研体制的两个主要弱点：一是低效率，二是研究评估工作很不得力。
二、科研系统的困境
中欧、东欧研究体制的改革是伴随着这些国家内部深刻的经济危机进行的：原经互会市场的崩溃，面向东方的出口减少，市场的缩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种不稳定的局面由于立法、所有制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更加严重。经济部门本身也经历了改组和重建，企业和政府机关只追求短期利益，而对长期投资和研究缺乏兴趣。
正如其他的社会和经济子系统一样，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科研系统也遇到了结构上和效率上的难题。首先，由于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应付危机，而无暇顾及制定科技政策，从而形成了政策真空。尽管多数政府都强调科学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其他政策法规或适当的拨款作为支持。如果说新的政治家对研究政策还有什么兴趣的话，他们只是想迫使研究为恢复经济作出贡献，要求集中进行那些可能在工业中立竿见影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忙于处理眼前危机和过渡政策，一方面也说明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复兴中的潜力尚未被这里的人们充分认识。
经济和政治的剧变不仅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还给科研系统带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在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的形势下，国家的拨款重点转向社会和经济政策，而对研究者的要求漠不关心。其结果是，研究经费大幅度削减，整个研究系统不得不承受严重的损失，所有中欧、东欧国家的科研机构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在60—70年代，中欧、东欧国家的科研拨款曾普遍接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 虽然这些国家发生剧变的时间不一，但各国的科研拨款都在3年内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下。在有些国家，拨款的绝对额减少了50%。
在研究经费减少的情况下， 许多最能干的科学家到国外任职。 从1989～1990年到1992～1993年，中欧、东欧各国研究人员的人数分别减少了20%到60%不等，其中活跃的科研人员的人数则减少了10%到40%。这一人才流失现象在当代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转向为企业进行合同研究，或调到报酬较高的私营部门工作。更有甚者，索性放弃了研究，投入其他能赚钱的活动。
中欧、东欧国家原有的科研体制已经同时被政府、市场和企业所抛弃。由于政府的影响正在丧失或减弱，也由于科学界人士自下而上地强烈要求科学研究按照自己的标准和逻辑有更多的自我调节，要求研究者个人和研究机构保持和扩大其自主性，科研机构对国家的层层依赖减少。同时，由于企业面临危机和市场缩小，企业里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大为减少，致使科研机构的横向联系——与企业或其他研究机构的联系——也被破坏。企业对学术研究的需求减少到近乎零，从而加大了学术研究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
总之，经济环境、政府决策、经费来源和科学界内部的要求是影响中欧、东欧科研机构的4个重要因素。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欧、东欧科研系统自下而上的改革
市场经济严重冲击着中欧和东欧国家原有的研究体制。按照匈牙利科学院高级研究员K.包拉日的说法，在新的形势下，这些国家的研究部门主要表现出以下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消极适应”，即在不进行改革或重建的情况下，相对加强基础研究，巩固学术研究机构的地位。鉴于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开支大大减少，国家拨款变得更为重要。这一适应方式完全与科学界的普遍期待和专家们的忠告相悖——多数专家认为市场经济将促进研究与开发工作更多地致力于应用研究、设计和开发，并就技术转让和应用提出建议。
第二种倾向是“积极适应”。这是在政策真空的情况下由研究者个人和科研机构提出来的，而不是由决策者提出来的。一方面，科研管理人员和注重新技术的企业家结成联盟，形成压力群体，相互之间以及在科学院和企业之间架起桥梁。它们试图以自己的方针取代科技政策，并模仿决策者的行动。另一方面，研究所和研究者个人进行局部的机构改革，并发展了新的生财之道，这些尝试导致“科学园区”、“技术中心”等的形成，合同研究变得更加重要。某些学术机构出现不同形式的商业导向或创收导向的活动，名曰技术服务和生产。
中欧、东欧国家在改革科研体制方面主要有以下几项创举：
（1）建立企业科研联合体
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之一是由机构、个人和官僚组成联合体。这是一些在以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生产和服务中享有共同利益的利益集团。它们和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同，对技术在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它们以西方为模式。鉴于政府在科技领域中已不起作用，它们设法以自己的活动来取代它。它们互相支持，分享信息和知识，交流经验。这类联合体是自下而上成立的，发展很快。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全国商业促进会”，匈牙利的“全国发明联合会”等均为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与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它们试图通过发表政策宣言和发起改革来克服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科技政策而造成的困难，并为提高公众对技术的认识和理解而举办展览，组织“青年发明家竞赛”，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转让。有些联合体还拥有信息服务中心，提供咨询，处理对外贸易中的问题。它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建立成员之间的联系，将知识从大学传递到企业，提供信息、专利和技术数据库，以及组织共同攻关，组织人力等等，这些活动使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在参与者中间更多地流动。它们努力保护本国的人才资源，设法使研究体制现代化，并建立新型的研究机构。它们还申请国外资助，寻求不同的经费来源。
（2）科学技术园区和中心
中欧、东欧国家曾出过国的科研管理人员都知道西方的“科学园区模式”，并试图用这一时髦的模式来建立新的科研体制框架，使其更加有效地运作。鉴于中欧、东欧国家的地方工业很不景气，不少破产企业遗留下它们的基础设施、车间厂房和工业基地。而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往往由于经费不足，研究能力得不到发挥。把这些闲置的设施和闲置的研究力量利用起来的想法之一就是通过从财政上和管理上给予支持，在这些地方建立小型企业，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技术，使其成为类似美国硅谷那样的科学园区。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克罗的亚）采纳西方科学园区的模式作为地方发展的指导方针，有时还从国外找来合作伙伴。在德国，一些已经解散或改组的研究所的资源和人力资本被重新分派到公司，从而使知识直接从科学院转到企业。这些新公司并不开展研究，而是提供试验和技术服务。它们通过开发项目申请经费，用以支持设计开发、服务和其他技术性的商业活动。科学园区模式使得研究人员有了从研究转向企业的机会，虽然这些研究人员没有管理经验，但他们发现科学园区是利用他们的知识、本领和各种关系的途径。
（3）大学里的小公司：匈牙利的经验
在各中欧、东欧国家，大学都只致力于教育，不过，在匈牙利，大学教师们却谋求把新技术成果用于实践。1990年以后，国家拨款减少，经济危机和工业的不景气使得大学与企业的许多联系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员和研究人员从大学申请到少量启动费，办起了数百个小公司，一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可在市场上更灵活地采取行动。最初，这些公司只是半公开的，在它们与大学的系之间有一种象征性的关系。这样的安排为大学的系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大学的管理费用，同时也增加了个人的收入。这些公司主要从事咨询和技术评估，它们的产品多为软件。在企业与外国投资者或合作者的交往中，这些公司因其了解国内外企业的情况而时常能向合作双方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意见，成为连系当地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重要环节。它们还充当外国公司驻匈牙利的代表和批发商。例如，一家日本公司想在匈牙利销售计算机数字控制设备（CNC）。几名大学教员申请到这项工作， 并为此办起了一个公司。他们租了系里的几间教室，在那里展出CNC设备， 学生们可以在这些设备上实践。就这样，他们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教学，这不仅为大学开辟了讲授最先进技术的途径，同时还使新技术在匈牙利的企业中广为传播。如今，由于新技术的生意变得不大好做，对咨询的需求减少，有的公司又改变了战略，转向私营教学，而软件教学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不过，教学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公司所追求的是今后继续它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用教学的收入改善生活，并信心十足地规划未来。教学是小公司促进围绕大学的知识传播和信息流动的又一个尝试。
总之，中欧、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给研究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压力。经济危机以及缺少恰当的科技政策迫使科研管理人员以自下而上的创举代替政府法规——建立联合体，形成利益集团，围绕学术界建立科学园区这样的新机构和小公司。研究者和大学教师们在与他们以商业为导向的企业家的合作中，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才能以新的形式结合起来，重新利用他们积累的信息和知识，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发展了合作，这些活动显示了一条在一个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地区保护人才资源的途径，也表明中欧、东欧国家研究系统的潜力。
四、政府在科研体制改革中的角色——白俄罗斯的做法
中欧、东欧国家政府近年来在科研体制改革中采取的比较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普遍成立了研究部。设置研究部使科学院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政治影响和特权，提高了大学里研究工作的合法地位，使经费得以在科学院和大学之间重新分配。此外，研究部的成立还可以有选择地分配经费，资助那些真正有所创新的研究。
在中欧、东欧国家中，白俄罗斯是比较积极地制定科技政策，政府在科研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较大的国家之一。从1991～1994年，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断有所改善。1991年， “基础研究基金会”成立； 1993年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1994年，在正式通过共和国新宪法，成立教育和科学部之后，国家更加积极地控制科研工作。 1995年， 科研支出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从1994年的1.81%增加到2.85%。此外，政府为支持年轻科学家制定了专门措施，每年选派20名以上出色的青年科学家出国接受培训。目前，正筹备设立一项“发明基金”以资助发明活动。
作为一个穷国，白俄罗斯需要回答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科学应以什么样的规模和结构来适应社会的需求？政府已经认识到选择新的科研重点是制定新战略的关键。白俄罗斯政府已经为其科研政策确定了以下几项总方针：
（1）政府应该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以及发明活动中起指导全局和协调的作用，这是市场无法起到的作用。
（2）国家应该有志于在某些科学领域中参与世界水平的研究， 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平等的合作伙伴。
（3 ）国家应该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一批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用的技术成果。
1995年，从上述原则出发，白俄罗斯政府列出近期科研活动的重点：公共保健；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储存；电力生产；信息科学；新材料和节约资源的技术。此外，国防工业的改建也是政府关心的重要方面。
五、结论
从中欧、东欧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4条结论：
（1）中欧、 东欧国家政治生活的剧变给科研系统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前苏联式的政治与科学的联系已经无可挽回地被打断。科学界表现出强烈的要求自主的倾向，这使得这些国家原有的科研体制受到巨大冲击。而总的说来，政府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得不很得力，没能及时制定出新的科技政策，以致形成“政策真空”。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在明确目标并愿意按照这一目标在提供资源时给予优先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科技政策。
（2）政策真空的情况造成中欧、 东欧国家的科研体制改革自下而上进行的特点。科技界在摆脱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大量失去了由国家向他们提供的种种支持和保障，而不得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生存而拼搏。中欧、东欧国家经济的特点是“模仿者经济”或“急追型经济”，这种情况要求它的科研系统和知识产业不同于西方，需要建立一种既能使它参加国际水平的现代化的项目，又有助于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和恢复经济的科研体制。对于科研系统来说，应该建立新型的“学院—企业关系”，通过将现有的技术和知识重新组合而提高“模仿者的效率”。
（3）当前，中欧、 东欧国家由于企业的研究所关闭和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同仅限于低层次的技术服务，致使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水平仍然很低。科学院保守的本位主义也使得科学院、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有效交往微乎其微。对于企业来说，应该鼓励发展应用研究，促进研究与工业的交流和合作。
（4）中欧、东欧的科研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并摸索出一些经验，但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例如，虽然研究方向有所改变，但研究体制的改变并不大；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需要改变其科研机构臃肿的状况，但低效率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中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也有许多问题未找到答案。这些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继续探索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