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扎根基层的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基层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向以密切联系群众而著称，不论是确定“为人民而行动”的立党宗旨，还是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设置“民众俱乐部”和“民情诊所”，要求党的议员每周定期接待选民等，无不体现了“植根于民”的执政理念。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民行动党如此重视社情民意？其扎根基层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其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非天然地“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亦非基于政党自觉而重视基层工作，之所以如此，是由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以及日益增长的民众诉求所决定的。
一、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
虽然诸多学者将新加坡归纳为“一党独大”体制，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甚至将其视为“威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但毋庸置疑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事实上实行的是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各政治派别都有成立政党的权利和自由，5人以上即可组织政党，目前有合法的工人党、人民党、革新党、民主党、国民团结党、民主联盟等总共二十多个政党。
尽管长期以来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有限，甚至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排挤和压制，但新加坡宪法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宽容了反对党的长期合法存在。就连一直奉行“精英主义”的李光耀也理性地认为：“我希望集选区有竞选对手，如果太多年没有对手来挑战，行动党支部的党员都会松懈下来。有竞选对选区和行动党都是好事。”(李资政：“大选就快来了选民须谨慎考虑个人利益与国家前途”，联合早报网)早在1999年吴作栋在南洋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就从尊重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顺应民主政治发展大势出发，明确鼓励学生成立支持不同政党的政治学会。
按照宪法和选举法等相关规定，新加坡事实上实行议会共和制，各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进入国会参与政治活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才有权组织政府，反对党也可提出其独立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谋求在国会的更多议席。因此，在法理上，各反对党与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才有机会成为执政党。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人民行动党不得不充分重视选民的作用，扎根基层倾听民声和吸纳民意，尽最大可能争取选票也成为势所必然。
二、反对党的鞭策和制约
现实中，反对党的存在本身对人民行动党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并且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各反对党逐渐累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逐渐形成了一股制约力量。
如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就有7个反对党报名参与竞选，除传统政治强人李光耀领衔竞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之外，反对党在其他26个选区都参与了选举角逐，这为选民表达反对意见和宣泄不满情绪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新加坡最有实力的反对党“工人党”还提出了“迈向第一世界国会”此类带有极强号召力的竞选口号，认为人民行动党一直强调并引以为豪的廉洁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还是远不能满足选民日益增长的参与和分享诉求。
现阶段，尽管各反对党并不奢求即刻成为改变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替代”性政党，但是迫切希望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改变新加坡长期以来“一党独大”的政治现状。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就表示，“只有反对党强大，才能改变行动党”；又如人民行动党警告反对党在大选中若争夺领导国家的“方向盘”将阻碍和危害国家发展时，反对党却非常具有政治智慧地巧妙回应，认为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备用轮胎”。
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都是以谋取和巩固政权为根本目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不例外。因此，全面考察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客观评判新加坡民众的参政诉求，不难看出，人民行动党并非出于执政自觉而重视民意，也不是由于干部党员的率先垂范而下基层，更不是形同虚设地摆摆“花架子”，而是在多党并存、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政党体制中，为巩固其执政地位不得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深入社区，以求真实了解社情民意，争取尽早发现民困、纾缓民怨，以赢得选民支持、谋求长期执政，这恰恰正是该党扎根基层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动力所在。
三、竞争选举的现实压力
新加坡的国会议员分为民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民选议员，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在大选或补选中直接选举产生。要成为执政党，各政党必须首先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总理则由在国会中占多数的政党领袖担任。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也由直接民选产生。
虽然人民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但其在往届国会大选中的总得票率其实并不高，如1991年大选为61%,1997年为65%，2001年为75.3%，2006年为66.6%，2011年更是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联合早报》，2011年5月8日)。
2011国会大选中，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率领该党精英人士，以54.71%对45.29%的得票率，战胜带有“政治精英”色彩的原外交部长杨荣文领衔的人民行动党竞选团队，历史性地夺取阿裕尼集选区。工人党成为自1988年新加坡实行集选区制度以来，第一个成功攻克人民行动党集选区堡垒的反对党。
2011年新加坡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也日渐凸显，首次出现多人竞选，主动参与竞选者就有4人，其中3位候选人在选举中或多或少均以“抗衡人民行动党为参选的大前提”(“新加坡总统大选：四个陈姓男人之间的较量”，《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9月5日)。最终，陈庆炎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当选第七任新加坡总统，再次折射出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变化。
在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中，因身为工人党党员的议员饶欣龙牵涉桃色纠纷，人民行动党本占据“道德优势”但还是输掉了补选。2013年1月，在榜鹅东选区的议员补选中人民行动党再次败北，该党尽管精选了亲和力很强、带有“精英人士”标志的专科医生许宝琨参选，且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等站台助阵，但工人党仍然以超出人民行动党10.81%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竞争选举政治的背景下，诸多选民对人民行动党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与选民的密切沟通，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将各个选区的工作落到实处，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容不得半点松懈，即便如此，也可能因为选民的“审美疲劳”，而面临反对党的极大挑战。如吴作栋在2001年11月大选获胜再次连任总理后，就明确强调：“大选后，行动党的首要工作就是履行在大选时向选民做出的承诺，实行各项发展计划，这样才能取信于民，继续赢得选民的支持，否则，人民行动党将很难在下次大选时，保持执政地位。”
李显龙在总结2011年国会大选的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对1600名党员说：“我们将在每一个选区战斗，抱着要取得胜利的心态在每一个选区战斗。”呼吁所有党员都有永不言弃、“打死不走”的战斗精神。并警告每一位党员：“记住，我们是来服务人民的。我们不是他们的主子，绝对不能以主子自居。他们依赖我们，你也许有影响他们人生的权力，但你永远都必须保持谦卑。”他要求“我们从现在起就在全国的层面开始备战，把政策搞好，把组织机构搞好，强化对外联系及沟通。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五年时间准备下次大选”，“我们要找更多元的一批候选人，要更早确认他们，让他们更早在基层走动并接受测试，避免最后一分钟‘空降’他们”(《联合早报》，2011年11月28日)。在了解新加坡选举政治的上述现实压力之后，就不难理解人民行动党为何扎根基层，格外重视每个选区工作的良苦用心。
四、民众要求的日益提高
虽然人民行动党创造了令世人广为称道的经济发展奇迹，如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率高达14.7%(《金融时报》，2011年1月1日)，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业率降至仅2.2%(《北京商报》，2011年2月1日)，80%的国民从“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中受益，并难能可贵地一直保持了廉洁国家的良好形象，长期蝉联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榜，但是，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现代社会中民众诉求也是逐步提高和永无止境的。对于选民而言，执政党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应该承担责任，并在大选中接受选票的惩罚。在当今新加坡，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日益强烈，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反对党之一的国民团结党喊出了“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的口号。人民党也呼吁“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李显龙总理在2011国会大选结果揭晓后坦然承认“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在大选之后，各方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尽管人民行动党作为独大执政党的优势和强势地位目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表明新加坡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基因本就蕴涵在国家政治体制之中，并随着民众参政意识的提升和分享要求的增强被逐步激活。
其实，李光耀早就谈及：“一旦到达某个程度的工业发展，就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劳动队伍和城市人口，以及一批经理和工程师。这时候，你必须让他们参与，因为他们是有教养、有理性的人。如果你继续推行独裁制度，你将会碰到各种障碍。”(《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吴作栋也指出：“必须让人民参与建国。必须允许那些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空间的政治活跃分子存在。”(《联合早报》，2000年3月19日)
因此，人民行动党在尊重国家基本选举制度的前提下，前瞻性地顺应民意发展大势，主动遵循现代政治发展规律，要求无论是总理、部长，还是党的一般议员，都必须定期接待选民，每周必须固定安排一个晚上到所属选区内接见选民，并挨家挨户敲门拜访选民。正是通过建立此种行之有效的选民接待和走访制度，全面收集社情民意，广泛宣传解释各种政策，尽力帮助选民解决实际问题，及时疏导选民的不满情绪等，并规定要成为政府部长，必须首先被选为议员，而不是先担任政府官员，再象征性地给予“议员”名分，从而在制度层面要求官员深入了解基层，在得到选民的认可之后才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