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1)04-0042-04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无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极力推广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全球化一词的普遍使用，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道复杂的有影响的理论景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不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促使自己得到新的充实和发展。
一、对全球化理论与现实的读解
有关正确分析当代全球化的问题，实际上早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分析就已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马克思认为工业文明支持下的市场经历了一个由狭隘的地域走向整个民族国家最后走向全球的过程。在世界市场形成的条件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个方面相互往来和各个方面相互依赖了”[1]。而各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备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恰恰是世界市场的力量使得世界历史的展开具有充分性。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的历史本质上是资本不断摆脱地域局限性的历史，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按其本性就是天生的国际派。它特有的性质决定了全球化不可能不存在以下内在矛盾：一方面，单个人只有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相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单个人随着其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就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的支配。如果这时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则“资产阶级……它迫使一个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可见，马克思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义，坚决否认资本主义存在的永恒性，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理论批判。
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将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两种全球化存在很大差异。其一，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是以工业文明为轴心的。今天的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基础是以信息通讯等高新科学技术为轴心的。其二，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建立的是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为基础的“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即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边缘极。新全球化时代，全球建立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世界格局。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现代主义、知识经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极。大量处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世界相对较被动的另一极。其三，旧的全球化时代，主要是以国家、民族为基点，以大统一的抽象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全球化的进程始终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式为标准加以规范。新的全球化时代，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互联网、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形成的世界“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其四，旧全球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靠商品、资本、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新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以及高科技战争，来造就“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
两个时代的全球化尽管差异很大，但是从本质上审视，新全球化并没有跳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世界化的轨道。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这一定义虽未能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所有方面，但却明确陈述了全球化的核心方面和主宰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新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有向度的整合过程。“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4]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都被迫按某些国际标准进行，同时还受到了处于霸权中心的资本主义的人权标准、司法制度、甚至政治运行制度同化的威逼。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对抗、控制与反控制始终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
今天，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究竟会给各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应怎样正确应对它，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的基础上予以正确回答。
二、面对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
1、客观深入地认识全球化的二重性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如果站在人类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以提高生产力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确实具有突出的作用：它增加了整个世界的产出，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带动了更大的经济增长；它引起了生产与消费活动从结构到地点的变化；它全面地刺激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从而推动了新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等等。但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十分严重：它使资本剥削关系进一步泛化，加剧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加大了贫国与富国的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垄断；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人权观乃至政法制度被强行推销；促使了“技术统治论”、“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的形成，等等。如何进一步客观深入地认识全球化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二重性，以便促使其积极作用产生更大的正面效应，将其消极作用抑制到最小程度，这是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急需解决的课题。具有瞻性，思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解决这一课题责无旁贷。
2、正确解析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的辩证关系
西方的意识形态十分强调全球化是全球同质的秩序和同质的文化。显然这种同质结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秩序、文化为模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并借助于现时代大量存在的国际矛盾和国际争端的事实，彻底批驳这些理论的荒谬性，如何深入地分析世界“一体化”与民族、国家“多样化”的辩证关系，已显得十分迫切。
我们认为，既然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同质世界”只会是一个单调的、死寂的世界，这是有悖于事实的。全球化作为国际间经济交往扩大化的产物，是自由市场、贸易和信息的一体化。由于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突出作用，使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通过市场、贸易、信息等纽带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显然，世界一体化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多样化作为存在的前提。没有这种多样化的存在，就没有全球经济整合的对象及必要。民族多样化本身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进化、社会功能分化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世界的一体化总是以民族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每个民族都不会失去存在的相对独立性，反倒是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份守护责任。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肩负着内部文化整合的重任，也肩负着建立与全球文化某种对话的机制、建立自己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独有的解读机制的责任。可见，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更何况，在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还存在，它在推动民族发展、维护民族利益方面还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还存在；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及利益冲突还大量存在。这就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不仅不会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反而会进一步丰富民族性的内涵，增加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在各民族生活中的权重。
当然，当代任何国家许多现代化的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予以说明，而必须放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从全球化过程的高度加以理解。一个民族要保持其特色，必须在接纳现代化的过程中去实现。要实现本民族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或必须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民族或国家，无论其特色再如何鲜艳夺目，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3、重视对现代交往实践的哲学研究
现时代是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交往实践主体的多极化导致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交往实践的宏观整合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格局。可以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种有关交往实践的哲学理论来准确把握当代全球发展的趋势，并正确地指导我们进行各种条件下的交往实践。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哲学，现时代不仅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条件。①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性质相同的主体之间与性质不同的主体之间，由于相同的价值标准或不同的价值标准、相同的文化底蕴或不同的文化底蕴、相同的政治立场或不同的政治立场、相同的利益目标或不同的利益目标，彼此都进行着十分广泛复杂的交往实践。这就为从大量具体、个别的交往实践中抽象概括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交往哲学的理论内容，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②全球化时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和观念，为马克思主义交往哲学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条件。后现代哲学将哲学主题定位于“主体际”研究，其解释框架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往。因此它又被称为交往哲学。这种哲学虽然由于反对客体底板和基础主义，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主张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而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色彩，但是它作为后工业文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如它主张用多元主体性取代单一主体性，强调差异政治而否定单一正义观，主张在全球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应存在日益紧密的交往、对话与合作，也应存在差异与冲突。它指认断裂而鄙视同一整体，反对传统哲学的等级化、中心性思维，主张、强调平面化思维，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等等。这些思想观点虽非完全正确，但经过批判与改造后，完全可以借鉴甚至吸纳到马克思主义交往哲学中来。③交往实践观作为21世纪世界主题的哲学映射，其厚实坚固的民族“底版”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的创新与发展。这是因为，儒学作为一种人文化的实践哲学，是实践化道德的追问，注重的是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以礼治作为主导思想，其价值在于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规的行为规范，通过对这些规范的遵守，于潜移默化中起到一种教化的作用，提高人们的道德品位和思想境界，使人们自觉地主动地去营造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如果我们在现代化实践中将中国古代儒学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其从传统的自然化、血缘化交往结构升华为以多极主体为基础；以社会化、世界化交往结构为基本内容的崭新哲学，则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既可以成为全球化交往的实践观，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交往哲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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