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特的词体——“福唐独木桥体”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特论文,独木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唐独木桥体”，又简称“福唐体”，最早见于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集中《阮郎归》一词调下有题曰：“效福唐独木桥体作茶词。”其词曰：
烹茶留客驻金鞍。月斜窗外山。别郎容易见郎难。有人思远山。
归去后，忆前欢。画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
这是宋词中有关“福唐体”第一则也是最后一则资料。它透露了关于“福唐体”的许多信息，也留下了不少问题。
一、“福唐”当为地名。
历来治词者，在谈到“福唐体”时，皆对“福唐”二字避而不谈。这无疑给“福唐体”的正本清源带来了困难。今检《全宋词》，可得如下几则有关“福唐”二字的材料：1.廖刚《望江南》词调下有题曰：“送黄冕仲知福唐”；2.赵鼎《西江月》词调下有题曰：“过福唐留别故人”；3.曾觌《喜迁莺》词调下有题曰：“福唐平荡海寇宴犒将士席上作”。从以上几则材料不难看出，“福唐”乃是一地名。又廖刚《望江南》、曾觌《喜迁莺》词中有“镇全闽”、“三山”、“七闽”等字样，可见，“福唐”乃宋代福建路下辖之地。又查现存宋代地理总志及方志，知宋代福清县“本闽县之地，圣历二年析长乐县东南界置万安县，天宝元年改名福唐。朱梁改为永昌县，后唐同光初复旧。晋天福初改为南台县，后复旧。今为福清县。”（乐史《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淳熙三山志》所记与此相同）但“福唐”之名，至宋时大多指代“福州”。如司马光的《送元待制出牧福唐》诗、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所指“君谟蔡公出守福唐”中的“福唐”皆指“福州”（参《宋史》、《淳熙三山志》、《福建通志·职官志》）。
二、福唐体当首创于北宋时福州。
词中巧体，与“福唐体”体式相近的，最早见于《尊前集》，乃欧阳炯所作《清平乐》，其词曰：
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
春幡细镂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千春梦无凭。
按，此词“通首十春字。初在句首，既在句中，始则单行，旋而双见”（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引《蓉城集》），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后来的嵌字词。而高观国的《卜算子》“屈指数春来”一词，与欧阳炯之作相近，调下题“泛西湖坐间寅斋同赋”，并不言此乃“效福唐体”之作。可见，欧阳炯所作《清平乐》，与福唐体无涉。又，据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尊前集》系北宋人所辑，欧阳炯入宋以后，至开宝四年尚在人世，故不排除该词系欧阳炯入宋以后所作。即使“福唐体”的创作受欧阳炯所作的影响，也当在《尊前集》结集之后。如不出于偶然，该体应首创于北宋时的福州。这是因为：
（一）五代时南唐、后蜀因为北宋王朝的建立而使词风相对沉寂。与此相反的是，北宋时的福州则有着孕育词体新形式的各项有利因素。首先，这里有浓厚的声乐氛围和享乐之风。据《方舆胜览》所引诗句的描述，北宋的福州城，是“万户管弦春卖酒”（黄裳），“新城歌舞万人家”（程师孟），“江山自是长生地，城郭今为极乐坊”（程师孟），“烟波渔父宅，歌吹酒家楼”（程昭素）。据《淳熙三山志》，程师孟(1009-1086)于熙宁元年知福州，福州人黄裳(1044-1130)于元丰七年十二月以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再知福州。可见，在黄庭坚(1045-1105)稍前或同时，福唐地区的物质条件与文化氛围皆有利于词体的创作与传播。其次，黄庭坚以前，福建士人在词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全宋词》，黄庭坚以前，存词十首以上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杜安世、王安石、晏几道、王观、魏夫人、王诜、苏轼、李之仪、舒亶、黄裳等十四人。其中，江西籍的占四人，福建籍的占二人，浙江籍的占二人，陕西籍的占二人，湖北、四川、河北、江苏籍的各一人。在这十四人中，福建士人柳三变最先以词名世，“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在词史上地位与影响，苏轼以前，一人而已。
（二）“福唐体”所特有的形式与福唐所处地区的地貌特征相关联。黄庭坚的“福唐体”《阮郎归》，区别于其它的同调词之处是，每两句用一个“山”字为韵脚，共用了四个“山”字，两“山”之间中的一句，恰如一座独木桥横其间，而这种形式创作，则恰如人走在山间的独木桥上，其险无比，非有技巧者不能通过。而据《舆地纪胜》记载，福唐地区的地貌特征是“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杜荀鹤《闽中秋思》），“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谢泌《长乐集总序》），“闽中八郡，其地多溪山之险”（《舆地纪胜》引《图经》）。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福唐人用特有的艺术形式来歌唱自己的家乡，可谓于理当然。在福唐词人黄裳的《演山先生文集》中，就有以“竞渡”、“东湖观莲”、“咏浮桥”等为题来歌咏福唐风物的词作，可为旁证。
三、福唐体不是“骚体”。
明清两代词品家在谈到“福唐体”时，无论褒贬，往往将“福唐体”与诗词中的诸巧体联系起来。如王世贞曰：“陶渊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二‘春’字，一时游戏不足多尚。然如东坡之《皂罗特髻》，连用七‘采菱拾翠’字，书舟之《四代好》，连用八‘好’字，亦有不可解者，何独福唐体而疑之。”（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引《艺苑卮言》）从一个侧面指出了福唐体与诗体中的游戏之作的相近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词品家，往往过分强调继承性而导致将“福唐体”与词中的其他巧体混为一谈。如：“沈雌曰：山谷《阮郎归》全用‘山’字为韵，稼轩《柳梢青》词全用‘难’字为韵。注云，福堂体，即独木桥体也。竹山如效醉翁‘也’字，楚辞‘些’字、‘兮’字，一云骚体即福唐也，究同嚼蜡。”（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又如杜文澜云：“黄山谷此词（指《阮郎归》）全用‘山’字为韵，辛弃疾作《柳梢青》词全用‘难’字为韵。注云，福堂体，即独木桥体也。此与《皂罗特髻》之全用‘采菱拾翠’相近，其源出于楚辞，今南北曲亦演之。”（清万树《词律》卷四吴文英《阮郎归》词后按语）沈雄、杜文澜等认为“福唐体”远韶楚辞，近启南北曲，从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继承与发展性来看，自然无可厚非，但他们认为辛弃疾的《柳梢青》、蒋捷的《水龙吟》“醉兮琼瀣浮觞些”、《瑞鹤仙》“玉霜生穗也”等即是“福唐体”，却并不尽然。首先，黄山谷《阮郎归》词并非全用山字为韵，而是隔句用“山”字为韵脚。其次，在《全宋词》中，山谷有《瑞鹤仙》“环滁皆山也”一词，赵长卿有《瑞鹤仙》“无言屈指也”一词，李曾伯有《瑞鹤仙·戊申初度自韵》“百年过半也”一词，方岳有《瑞鹤仙》“一年寒尽也”一词，这些词皆与蒋捷的《瑞鹤仙》“玉霜生穗也”一样，全篇叶“也”字韵，但黄庭坚之词，宋人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明言是“隐括其词，合以声律”的“隐括体”，其他词人也并没有在调下言明此是效“福唐独木桥体”，方岳在词序中则说：“岳既不能测识，而又旧为场屋士，不能歌词，辄以时文体，按谱而腔之，以致其意。”认为全篇叶“也”字韵的是一种“时文体”。再次，辛弃疾《柳梢青》（莫炼丹难）调下题曰“辛酉生日，前两日梦一道士话长年之术，梦中痛以理折之，觉而赋八难之辞”，蒋捷的《水龙吟》（醉兮琼瀣浮觞些）调下题曰“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二词皆不言效“福唐体”，且蒋捷在题中明言“效稼轩体”。由此可见，在宋代词人看来，他们通篇叶“也”、“兮”、“些”、“难”等字韵之作，并非就是“福唐独木桥体”。至于他们的这些创作，是否受“福唐独木桥体”的启发和影响，则已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四、福唐体与元明散曲中“独木桥体”的关系。
元明散曲中所谓的“独木桥体”，近人任讷在其《散曲概论》卷二“内容”条后附散曲俳体二十五种，其中关于韵者二种：一为“短柱体”，一为“独木桥体”，认为“通篇叶同一字韵”者为“独木桥体”，并举元张养浩的《塞鸿秋》（通篇叶“会”字韵）为例。对照黄庭坚的《阮郎归》，可知，“福唐体”与“独木桥体”用韵规律并不相同。但尽管如此，词中的福唐体与元明散曲中的“独木桥体”应当是有着渊源关系的。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山谷全用‘山’字为韵，注云‘效福唐独木桥体’，不知何体也，然犹上句不用韵。至元美（明王世贞）道场山，则句句皆用‘山’字，谓之戏作可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下卷引《柳塘词话》：“《一剪梅》为南剧引子，起句仄仄平平仄仄平是也，诸阕如刘克庄、蒋捷尽然。有用福唐体者，弇州效山谷为之，其旨趣尚逊前人，何况今日！偶一游戏为之可也。但第二字全用平粘则误。王弇州道场山词：‘小篮舆踏道场山。坐里青山。望里青山。渐着红日欲衔山。湖上青山。湖底青山。
一湾斜抹是何山。道是何山。又问何山。姓何高士住何山。除却何山，更有何山。’”刘体仁与《柳塘词话》的作者都看出了弇州山人的《一剪梅》“登道场山望何山作”，对山谷的《阮郎归》“效福唐独木桥体作茶词”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即虽用“山”字叶韵，但却打破了上句不用韵的规则，通篇叶同一字韵，近似于元曲中的“独木桥体”。这种意见，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