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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11月3日
到2030，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成年人口的近一半，而目前占成年人口的1/5。此外，除非德国的出生率从目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3人的低水平有所上升，同一时期其35岁以下人口的减少速度将是老龄人口增加速度的大约两倍。最终结果是，目前8200万总人口将减为7000万至7300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数将下降整整1/4，从如今的4000万降至3000万。
德国的这种人口统计数据远不是例外的。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口将于2005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5亿人。根据更悲观的政府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9500万左右。在此期限前很久，在2030年左右，65岁以上的人在成年人口中所占份额将增至大约一半。此外，与德国一样，日本的出生率目前已降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3人。
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等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并且，对许多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这种人口统计数字大体是相同的。在某些地区，诸如意大利中部、法国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出生率比德国或者日本更低。
预期寿命以及老年人口300年来不断增加，但年轻人数量的下降却是新事物。迄今唯一得以避免这种命运的发达国家是美国。可是，即使在美国，出生率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而老年人占成年人口的比例在未来30年内将急剧上升。
这一切意味着，赢得老年人的支持将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需要。养老金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选举问题。有关接收移民以维持人口和劳动力的可取性的辩论也正在变得日趋频繁。这两个问题正在共同改变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前景。
最快到2030年，在所有发达国家，开始充分享受退休利益的年龄将升至七十五六岁，而健康的养老金领取者能享受的利益将大大低于他们今天所享受的水平。事实上，身体和精神状况尚好的人们的固定退休年龄可能被取消，以防止工作人口的养老金负担变得不可承受。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已经在怀疑，一旦他们自己到达传统的退休年龄，将没有足够的养老资金运转。可是，各地的政治家们继续自称，他们能拯救目前的养老金制度。
移民问题令人关注
移民无疑将是一个更急迫的问题。柏林著名的DIW研究所估计，到2020年，仅仅为了维持其劳动力，德国将不得不每年输入100万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其他富裕欧洲国家所乘的是同一条船。此外，日本每年接纳5万韩国人，并在5年后送他们回国。对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来说，这种规模的移民是史无前例的。
人们已经感觉到移民问题的政治含义。1999年，普通欧洲人对奥地利一个仇外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感到震惊，这个政党的主要政纲是“没有移民”。类似的运动正在讲佛兰芒语的比利时、历来奉行自由主义的丹麦和意大利北部日益发展。即使在美国，移民也正在搅乱早已确立的政治力量组合。美国工会反对大规模移民，这使美国工会加入了反全球化阵营。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西雅图会议期间，这个阵营组织了暴力抗议。美国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或许必须不是通过反对移民以获得工会选票，就是通过支持移民以获得拉丁美洲人以及其他新来者的选票。同样，美国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或许必须选择或者获得迫切需要工人的企业的支持，或者获得日益反对移民的白人中产阶级的选票。
即便如此，美国的移民经验应该使其能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发达世界的榜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合法或者非法地接纳了大量移民。大多数移民是年轻人，而第一代移民妇女的生育率往往高于接纳她们的国家的生育率。这意味着在未来30或者40年内，美国人口将继续增长，尽管这种增长是缓慢的，而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将下降。
一个移民国家
可是，将使美国获益的并不仅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文化上是适应移民的，并且早已学会使移民融入其社会和经济。事实上，最近的移民，无论是讲西班牙语国家的人还是亚洲人，或许正在比以往更迅速地被同化。例如，根据报道，所有最近的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的1/3与不讲西班牙语的非移民结了婚。美国最近的移民被充分同化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美国公立学校的糟糕表现。
在发达国家中间，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具有与美国类似的移民传统。日本断然拒绝外国人，除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接纳大量朝鲜移民。这些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受到歧视。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或者是移居空旷的无人居住区域（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或者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从农场移居城市。相反，21世纪的移民是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都是外来的外国人进入定居国。欧洲国家迄今在同化这种外国人上是不那么成功的。
这种人口统计数据变化的最大影响或许是分化了迄今是同质的社会和市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每一个国家都具有文化和市场的多样性。它们的种类、占有率和占有时间截然不同，例如“农业市场”或者“马车贸易”。这两者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消失了。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只具有一种大规模文化和一个大规模市场。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统计力量目前正在被吸引至相反的方向：这种同质性是否将永久存在？发达世界的市场受年轻人口的价值观念、习惯和偏爱的支配。
过去半个世纪一些最成功和最盈利的企业，诸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和宝洁公司、英国的联合联华公司和德国的亨克尔公司，都应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繁荣归功于年轻人口的增长以及1950年至2000年期间很高的家庭组成率。这个时期汽车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单一市场的终结
现在已有迹象表明，市场正在分化。在或许是过去25年间美国增长最迅速的行业——金融服务业，市场已经分化。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市场及其疯狂的高科技股票即日买卖投机主要属于45岁以下的人。可是，诸如共同基金或者递延年金保险等投资市场的客户往往是50岁以上的人，而且，这个市场也在急速增长。在任何发达国家，增长最迅速的行业或许证明是已经接受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的继续教育，这种继续教育所依据的价值观念几乎是与青年文化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
可是，同样可理解的是，某些年轻人的市场将变得极其有利可图。在政府能实施其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沿海城市，与早些时候的中产阶级家庭把钱花在其四五个子女身上相比，目前的中产阶级家庭据说把更多的钱花在其独生子女身上。日本的情况看来同样如此。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正把很多钱花在其独生子女身上，主要是通过迁入拥有良好中小学校的市郊高级住宅区。可是，这种年轻人的奢侈的新市场截然不同于过去50年的同质的大规模市场。由于进入成年的年轻人的数量下降，这种大规模市场正在迅速衰落。
在未来，几乎无疑将出现两类不同的劳动力，各自明显地由50岁以下的人和50岁以上的人组成。这两类劳动力有可能在其需求和行为方面以及在其所做的工作方面显得完全不同。较年轻的群体将需要来自一份固定工作或者至少是连续的全日工作的稳定收入。正在迅速增长的较年长的群体将具有更多的选择，并且将能把传统工作、非传统工作和休闲以最适合于他们的无论什么比例结合起来。劳动力分化成两类有可能始于女性知识技术专家。一个护士、一个电脑技术员或者一个律师专职助手可以请15年假去照料其子女，接着恢复全日工作。美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目前已超过男子，她们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在新的知识技术部门工作。这种工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非常适应作为儿童养育者的妇女的特殊需要，也适应其不断延长的寿命。长寿是就业市场分化的原因之一。50年的工作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50年对从事一种工作来说实在太长久了。
劳动力市场分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和各种组织的预期寿命正在不断缩短。在过去，雇用员工的组织比员工生存得更长久。在未来，雇员、尤其是知识工人将越来越比即使是成功的组织活得更长久。能生存30年以上的企业、政府机构或者计划寥寥无几。在历史上，大多数雇员的工作寿命不足30年，因为劳累弄垮了大多数手工劳动者的身体。可是，知识工人在20多岁时加入劳动力队伍，有可能在50年后仍然处于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第二生涯”和“后半生”在美国已经成为时髦词汇。一旦员工到达传统退休年龄时其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权利（国家的退休津贴）得到保证，他们越来越乐意尽早退休，但他们并不停止工作。而且，他们的“第二生涯”往往采取非传统的形式。他们可能从事自由职业（并且往往忘记将有关其工作的情况告诉税收检查员，从而增加其净收入），或者从事非全日工作，或者充当“临时工”，或者为某个外购原料的承包商工作，或者自己充当承包商。这种“很早退休以便继续工作”的现象在知识工人中间尤其常见。在目前已满50岁或者55岁的人们中间，知识工人仍是少数，但从大约2030年起，他们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年长者群体。
注意人口统计数据变化
对未来20年的人口预测可能具有某种确定性，因为几乎每一个在2020年将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都已经出世。可是，正如过去二三十年美国的经验已证明的，人口统计趋势可能发生十分突然和不可预测的变化，并且产生相当直接的影响。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生育高峰引起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供给高峰。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经历了其第一次“出生率骤降”。
从1925年至1935年，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降至低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2个存活子女的更替率。20世纪30年代末，罗斯福总统的美国人口委员会（由美国最著名的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组成）富有把握地预测说，美国人口将于1945年达到最高峰，此后将开始下降。可是，20世纪40年代末激增的出生率证明，这种预测是错误的。
不出1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存活子女从1.8个翻了一番，达到3.6个。从1947年到1957年，美国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生育高峰”。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量从250万增至410万。
接着，在1960年和1961年，发生了相反的事情。随着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进入成年，本应出现第二个生育高峰，但这种预期落了空，出生率出现了骤降。从1961年至1975年，出生率从3.7个降至1.8个。新生婴儿数量从1960年的430万降至1975年的310万。下一件令人惊讶之事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回声”。存活的新生婴儿数量急剧上升，甚至超过了第一个生育高峰的出生率最高的那几年的新生婴儿数量。事后看来，这种回声显然是由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规模移民美国引起的。一旦这些早期移民的女儿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生育其自己的儿女，她们的生育率仍然更接近于其父母的祖国的生育率，而不是接纳她们的国家的生育率。本世纪最初十年加利福尼亚州所有学龄儿童的整整1/5至少有一个外国出生的父亲或母亲。
可是，没有人知道，造成这两次出生率骤降或者20世纪40年代生育高峰的是什么。这两次出生率骤降是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时候发生的，从理论上说，经济运行良好应该鼓励人们生育很多子女。此外，这种生育高峰决不应该发生，因为在历史上，在发生重大战争之后，出生率始终是下降的。事实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决定现代社会的出生率。所以，人口统计数据不仅将是下一个社会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将是最不可预测和最不可控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