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诗论文,朦胧诗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0120.1341.004.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01-20 13∶41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5)01-00-07 一、“绿风”诗卷与《绿风》诗刊、《绿洲》关系考 1980年代新疆诗刊《绿风》的创办与对新边塞诗的大力提倡影响了诗歌创作的分布格局，《绿风》诗刊也成为“自治区众多杂志中真正走向全国的比较好的刊物，在《人民日报》向海外介绍中国诗歌界情况的专文中列为当代中国‘有较深远影响的三家诗刊之一’”[1]，与《诗刊》和《星星》成三足鼎立之势。创刊至今，在一些年份中“连续几年入选《中国诗歌年鉴》的诗文篇数超过了《诗刊》和《星星》，名列全国第一”，到“2005年12月出版了62期，发表诗歌作品21万余首，诗歌作者3000余人次”[1]。当我们回溯1980年代《绿风》的发展情况时，有一些问题还需要仔细甄别与探讨，如创刊时间的确认就是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另一重要刊物《绿洲》与《绿风》的关系及后者在80年代初期与诗坛的接轨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聚焦在对《绿风》诗刊前史的爬梳上。 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关于“绿风”诗卷或《绿风》诗刊的发生与发展有多种说法。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介绍《绿风》：“诗歌刊物。新疆石河子文联主办，该诗刊公开出版发行，1981年创刊，大32开本，双月刊。刊号：国内CN65-1007/I，邮发代号58-39。”[2]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将《绿风》诗刊的创刊时间定为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志》(下称《文艺志》)所载：“《绿风》为诗歌双月刊，石河子文联编辑出版，是当代中国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由艾青题写刊名，正式创刊于1984年1月，系由综合性文学刊物《绿洲》专辑发展而来。”[1]二者在《绿风》的创刊时间上出现了不一致。另外，据《绿风》早期编辑春华记：“由新疆石河子文联主办的原《绿洲》文学双月刊，自1984年1月起改为《绿风》诗歌双月刊。《绿风》诗刊的刊名由老诗人艾青题写。”[3]春华提及到了时间起点，而对于《绿洲》到《绿风》在何种性质上的改变没有予以说明。事实上，我们翻阅这个时期的《绿洲》可以知道，《绿风》在1984年1月前是以“诗卷”(刊中刊)的形式依托于《绿洲》的。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的词典记载关于《绿风》情况中的“1981年”实际上指的是“绿风”诗卷的创办时间。而《文艺志》与春华编辑所记则是《绿风》诗刊创刊时间，《绿风》并非《绿洲》专辑或《绿洲》改变而来，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绿风》诗刊是从《绿洲》刊物的“绿风”诗卷发展而来，由此，《绿风》“1984年1月正式独立成刊，刊号：国内CN65-1007/I，邮发代号58-39”。 1983年首届“绿风诗会”之后，“石河子《绿洲》停刊。1984年1月，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批准，其‘绿风’诗卷改为独立的《绿风》诗刊，另择邮政刊号58-39，向国内外公开发行。”[4]此段记述已经表明《绿风》诗刊与《绿洲》分属不同刊物，“其”字也表明了《绿洲》与“绿风”诗卷的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在《绿风》诗刊百期时，当年诗刊的主要编辑杨牧撰文《绿风时代》以示纪念，“《绿风》的创刊正式地说是1984年1月，要究其源头，应当追溯到78年开始的《石河子文艺》(后改为《绿洲》)的诗歌专栏和稍后的‘刊中刊’。”“84年1月，《绿风》独立，并取代《绿洲》(非指现在新疆兵团文联的《绿洲》)成为一个专门的诗刊。”[5]这两段表述中的“石河子《绿洲》停刊”和“取代《绿洲》”所陈述的“历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宣传部考虑到“刊物是个重要的文化阵地，文化在陶冶人的情操所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别的工作不能代替的，通过刊物还可以团结知识分子，培养文学新人，用文学作品向世界宣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支特殊的、不穿军装的、几十年战斗在恶劣环境里的兵团人。”[6]于是其向石河子文联索回《绿洲》，沿用刊号与邮发代号，并于1984年1月复刊①。因此，说《绿风》“取代《绿洲》”的表述其意应为取代“绿风”诗卷成为专门、独立的诗刊更为准确，毕竟二者有各自国内刊号和邮发代号，并不是仅仅刊物名称的改变。甚至可以说诗人杨牧回忆中的“取代”是《绿风》诗刊在影响作用上“取代”了《绿洲》，成为石河子继《绿洲》后的重要刊物，是从刊物从属地点或文联所办刊物的历史意义与文学刊发阵地的角度进行阐述。至此，从“绿风”诗卷到《绿风》诗刊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表述为“1981年，‘绿风’诗卷以刊中刊的形式依托于石河子文联刊物《绿洲》，1984年1月，‘绿风’诗卷正式脱离《绿洲》成为独立诗刊《绿风》，使用刊号CN65-1007/I，邮发代号58-39。石河子文联所属《绿洲》则改为兵团文联所属刊物，沿用刊号与邮发代号，办刊方针与特色基本不变。” 从1984年开始，从刊中刊“绿风”诗卷扩展而来的《绿风》与《绿洲》，成为兵团两大文学刊物。事实上，在“绿风”作为诗卷时期，就已经参与到当时诗坛的重要论争——朦胧诗论争及新边塞诗论争之中，通过刊发当时在诗坛引起争论的诗作，从而使其在独立创刊后继续保持了紧跟时代、试图介入文坛中心的努力，也是《绿风》诗刊在标举“当代性”上对“绿风”诗卷精神的赓续，更是《绿风》能成为1980年代全国三大诗刊之一的重要积淀。 二、朦胧诗人与“绿风”诗卷 1980年代初期，诗坛的论争主要是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据姚家华编选的《朦胧诗论争集》中关于朦胧诗论争文章的目录索引可知，从1979年到1983年底发表的文章达440余篇，当时占据诗歌主流的著名诗人及诗评家如公刘、周良沛、臧克家、卞之琳、艾青、柯岩、牛汉、顾工、程代熙、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吕进、郑伯农、徐敬亚、杨匡汉、章明、吴思敬等均就“文革”结束后诗坛新起的诗潮(即朦胧诗)阐发了各自意见，影响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走向，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论争“如今已趋平息(不是再无歧异，而是兴奋的中心已经转移)”，“不论是赞成者或是反对者，都感到了这一诗潮崛起的挑战性质，反对者从中看到了异质侵入的威慑，赞成者看到了这一反叛带来的全面革新——他们确认北岛、舒婷一代人的出现为标志，两个诗时代正在实行交替。”[7]但无论如何，这场论争使“朦胧诗”成为当时各大诗刊竞相刊发的选择对象，“绿风”诗卷也不例外，对于地处边陲的诗刊而言，“绿风”诗卷的用意是明显的。 “绿风”诗卷刊发“朦胧诗人”②作品，大都以“抒情诗”的名称遮蔽诗作的现代主义因素。以1982年的“绿风”诗卷为例，第4期以“舒婷抒情诗选”为题刊发了舒婷《镌在底座上》《“我爱你”》《枫叶》《旧宅》《神女峰》《小诗赠友》(三首)《海边的孩子》《投邮》等，第7期的傅天琳抒情诗《你微笑着》《半枝莲》《自然》《三月五日》《春节》等诗，第9期“王小妮农村抒情诗选”：《春风与农民》《我感到，一种节奏在流动》《松花江边，有一片核桃林》《在长途汽车站》《骑牛的孩子们》等。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诗歌刊发，如舒婷的《赠穿红衣服姑娘》(第3期)、孙武军的《我们在九月分手——给〈青年诗会〉的一位朋友》(第4期)与《春天的落叶》(第9期)、杨炼的《绿·红》(二首)(第8期)、顾城的《那条小路》(第9期)、梁小斌的《你晾干头发以后》(第9期)。到1983年，“绿风”诗卷已不再刊发“朦胧”诗人诗作，这一年，“三崛起”之一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上，以期建立朦胧诗学，但徐文随即成为处在学习邓选和“清除精神污染”特殊时期的批评对象，徐敬亚也被迫于1984年在《人民日报》做出检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可以想见，对于“朦胧诗”的批评程度之激烈。 对于新诗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评论家与诗人处理的方式延续了“十七年”来研讨会上的争论方式，甚至粗线条地在阶级对立的角度树立起理论与创作实际的“批评对立面”，1980年南宁“全国诗歌谈论会”如此，1983年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以及1983年9月份在新疆石河子因“绿风”诗卷而办的“绿风”诗会中同样如此。此次“绿风”诗会，邹荻帆、阮章竞、公刘、周良沛等应邀参会，此外“诗会收到了诗人艾青、臧克家、田间、严辰、柯岩、公木、张志民、邵燕祥等和作家杜鹏程以及一些诗歌杂志社发来的贺电、贺信和贺诗。”[8]“诗会期间，大家学习了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和《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文章。”[9]由此可知道，“绿风”诗会传达出的信息是在学习邓小平文选与祝辞的精神中，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反对“自由化”和“商品化”，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历史气氛，“阶级”一词继续发挥着影响。这从周良沛在“绿风”诗会上的发言③中可以看出，“有人说：要宽容。我也同意要宽容。可是，宽容不是不讲是非；讲清是非也不是不宽容，如果以‘宽容’来抹杀是非界线，对诗运是无益的。如果以貌似公正的‘宽容’来纵容一方生事，牵制一方说理，这种‘宽容’就令人寻味了。本来，我打算讲新诗艺术，可是这种所谓的新诗‘现代倾向’却逼人讲政治了。”[10]这段发言很明显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以政治确立“批评对立面”对此的诘难。有意思的是《绿洲》(1982年第6期)将艾青早期的两篇文章(《怎样才能读懂新诗?——答读者问》与《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重新予以刊发，并由周良沛撰写了导读文章，文章写道：“那些俗物的样子太差不多了时，捧出《画梦录》讲：‘我们爱他神经衰弱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心灵的探险者呀!’艾青同志也就拍案而起：‘旧美学的新起的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时隔四十五年了，今日诗坛又有新的美学的崛起之说，用的一种手法，唱的一个调子。历史不是重演，又何其相似啊。”④以“艾青”的名义再次对“新的崛起”发难。 之所以“绿风诗会”集中了如此多在当代诗坛具有声望的诗人，原因恐怕还是针对朦胧诗的出现与发展，正如谢冕所说的“反对者从中看到了异质侵入的威慑”。而新疆“绿风”诗卷使对“异质”侵入担忧与焦虑的诗人转向了“绿风诗会”，利用这次机会向诗坛表明意见。早在1981年讨论“绿风”诗卷的创办时，公刘给杨牧回信说： 《绿风》⑤创刊，应致贺忱。但我深感要把黄风最后真正变成绿风，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志们已经奋斗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据说，一般是以25年为一代)。我以为，大概还得继续奋斗一代乃至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黄风之所以黄，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当然，绿风之所以绿，也是如此。[11] 这里，公刘所谓“黄风”和他指出的“涉及到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就是“文革”极“左”路线产生影响的后遗症。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刊于《星星》复刊号)指出“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和革命理想的界限。更多的青年则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彷徨了，有的甚至踅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这也是公刘针对当时诗坛出现的新诗潮而下的断语。若“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公刘等人的意愿则是想从“绿风”诗卷着手实现对“异质”的引导，但是，“绿风”诗卷作为新生的诗歌刊物，想介入中心或者说扩大影响，也势必会对当时诗坛的重大事件保持着敏感。其对已处在争论热烈时期的“朦胧”诗作的刊发，无论是从作为诗刊载体的纯粹性出发，还是从编辑的主观刻意，均已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至于到1983年，“绿风”诗卷全然不发朦胧诗作，除却1983年的政治气候原因外，与“绿风”二字的题写者艾青卷入朦胧诗论争亦有一定关系。从1980年到1983年间，艾青不断撰文批评朦胧诗人与朦胧诗的支持者，与北岛的结怨，贵州诗人黄翔、哑默等的交锋，乃至在1983年《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一文指出“否定现实主义的传统，搞精神污染，早晚会被时代所唾弃”，都明确指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其次，“绿风”诗卷的编辑杨牧与艾青的私人关系及所处的诗歌圈层也是一个原因。杨牧从四川“盲流”进疆后，受艾青指点与提携，成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所结交的诗友也大都是现实主义传统诗歌创作的诗人。正因于此，因“绿风”诗卷而举行的“绿风”诗会成为了“现实主义”诗人的一次大聚会，也是对朦胧诗进行围剿的较好机会。 三、“绿风”诗卷与新边塞诗 如果说“绿风”诗卷对朦胧诗的刊发是企图介入诗坛中心，为新生诗刊获取有利资源而进行努力尝试的话，那么对新疆乃至西部兴起的“新边塞诗”的倡导，则是西部刊物义不容辞的担当，同样也为“新边塞诗”进入文坛中心并赢得关注的起码重要作用。 从1981到1983年，“绿风”诗卷几乎每一期都刊发了“新边塞诗”，这对于只有20余个页码的诗卷而言，着实体现了对此的重视，考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体情况是：1981年《绿风》诗卷第3期发表李瑜、郭维东、黄秉荣、齐鸣等人诗歌22首，1982年4-9期共发表了章德益、龙彼德、林染、高炯浩、莫文征、洋雨、周涛、郭维东、柏桦、蔡其矫、杨眉、李瑜、师日新、师歌及王也等人诗歌70余首，1983年第10-15期共发表赵雪勤、郭维东、李瑜、李老乡、黄秉荣、高炯浩、章德益、周涛、杨眉、何来、谷闰、林染等人诗作80余首。这些新边塞诗人⑥的作品成为“绿风”诗卷倡导新边塞诗的有力证据。1984年1月以后，“绿风”诗卷从《绿洲》的刊中刊形式脱胎为独立的《绿风》诗刊，并专辟栏目“边声”继续刊发“新边塞诗”。而朦胧诗人的再次出现则到了1985年第3期《绿风》，和新边塞诗人一起并入栏目“一九八○届”，很明显具有纪念之意。上述诗歌的称谓“边塞新诗”、“农垦诗选”、“抒情诗选”等也表明了同朦胧诗论争中一开始就具有的指称不同，为数不少的关于西部或新疆题材的诗作此时并未有明确的命名。 1982年“绿风”诗卷刊发朦胧诗人作品时，“新边塞诗三剑客”之一的周涛在《新疆日报》发表的《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被视作新边塞诗的宣言。“‘新边塞诗’应崛起，因为年轻的新诗在呼唤自己的流派，因为历史的高峰决不会永远不可逾越。”“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作者，形成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既然是一支队伍，那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没有旗帜的队伍，不可能组织得更持久，也不可能召唤更多的新鲜血液，更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留下重要的影响。对这支队伍，它的旗帜应该是：新边塞诗。”[12]周涛强调“三十年来”所形成发展的队伍，隐含的话语意义或者说“新边塞诗”的起源点应当置于1950年代。因而也成为后来新疆当代文学史书写“新边塞诗”时所用的策略，即将1950年代以来郭小川、闻捷、田间、张志民、李瑛、袁鹰、艾青等诗人在新疆游历、“深入体验生活”、“右派遣放”等新疆题材诗作当成1980年代“新边塞诗”形成流派的前史，更有借这些诗人在当代诗坛的地位与影响来使“新边塞诗”获得认可。 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周涛的文章，“新边塞诗”旗帜鲜明地在新疆、西部与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次于朦胧诗的关注度。在《关于新边塞诗和新边塞派的讨论》这本集子中，收录的余开伟文章《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 “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虽然是新边塞诗最本质的精髓，但还不足以全面概括新边塞诗的艺术特征，概而言之，新边塞诗大体具有下列几个显著的艺术特征： (一)以描写新疆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斗争生活和抒写新疆各族人民的胸怀襟抱为题材。 (二)以具有与新疆辽阔、苍茫地域特点相适应的粗犷、豪放、刚健、沉雄的艺术风格为主流，同时包括其他艺术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综合体。 (三)充溢着热爱边疆土地、热爱边疆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13] 该段论述也成为文学史上“新边塞诗”评价的重要论据，“粗犷”、“刚健”、“沉雄”等诗歌风格词汇更成为了“新边塞诗”的标签。余开伟将“新边塞诗”的地域范围局限在“新疆”，他同样将李季、闻捷、郭小川、田间、贺敬之、艾青等流寓新疆诗人的新疆题材诗歌当作“新边塞诗”的先声，“二十世纪的新边塞诗起源于五十年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兴旺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才真正冲向全国诗坛大显身手，开始显现出一支头角峥嵘的诗歌流派雏形，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诗坛独树一帜的位置。”[13]但重要的问题是余开伟指出新边塞诗命名的缘由，“我们把西北地区一批诗人描写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称之为‘新边塞诗’，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新边塞诗派’，基本上是立足于两点：一个是地域和题材的特点，一个是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的特点。”[14]谢冕也称，“我们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只有边塞的自然环境和人情世俗的画面，还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因为唐代的边塞诗也不缺这些因素。它还必须是‘新’的，即我们这个时代。”“它们追求新的边塞风物与时代精神的糅合。”[15]这些论述实则指涉到新边塞诗的“新”，那就是“时代变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为正面的精神生态的吟诵，不同于朦胧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新边塞诗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进入到现代国家进程的精神层面的建构。这不是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孰优孰劣，而是紧密契合时代精神与国家经济变革、文化重整、政治意识形态聚焦点抒发的情怀。也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是这种新边塞诗兴起和形成的前提。时代和政体的改变，各民族内外矛盾的调整和变异，必然地带来了这种被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内在的质的变化，这就是新边塞诗之所以‘新’的原因，并不单是由于它是今人写的。”[16]因此可以说，新边塞诗借地域上的独特性来展现新时代，是附着于边塞的粗犷性体现了时代雄浑的诗歌，体现了时代的最强音，人民对于未来的憧憬。新边塞诗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并被用来追认关于新疆或更大空间的西部题材的诗歌指称。“他们以新的社会内容，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手法，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边疆各族人民屯垦戍边、开拓大西北的英雄气概，描绘了边疆壮丽奇特的自然风光，抒发了对边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讴歌了我们今天伟大时代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7]这种情感的感召力进而唤起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新边塞诗的意义也超越了地域与时代，其因是一种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容怀疑的正面力量而备受关注。 鉴于此，“绿风”诗卷刊发新边塞诗人的作品，也超出了作为诗歌载体形式上的物质意义，在朦胧诗人着力于现代主义诗学探讨、反对者集中于意识形态讨伐的同时，预示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参与性。或者说与朦胧诗人专注于文学现代主义，表现自我不同，“绿风”诗卷上的新边塞诗则代表了宏伟叙事形式下的诗歌写作。 四、考察“绿风”诗卷的意义 梳理与考察“绿风”诗卷上的朦胧诗人作品与被冠以不同称谓的“新边塞诗”，提供的线索实则是对待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文学史的书写，往往以“后见之明”的视角与态度进入文学发展过程，有些个别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在不经意间被淡化或漠视。在现存的各种关于新疆诗刊的论述中，大都从1984年《绿风》诗刊独立成刊开始，对1984年前的“绿风”诗卷关注不足，但从事件发展的因果序列来看，也正是在1983年的诗会上，当时诗坛名人对被视作异质的朦胧诗歌的批判和对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一贯支持的言说，就明显地显现出文学与政治的共谋关系，更成为了时代精神与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证词。无论是“绿风”诗卷对朦胧诗人诗作刊发时有意无意地规避“朦胧”一词，还是对处于尚未获得正式命名的“新边塞诗”的处理，都是如此。 我们对某一阶段历史大概的获得，依据的是史书或史述性质的材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志》等粗线条地描述《绿风》诗刊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和处在历史中的人物心理变化与情感体验知之甚少，更多的是当时的话语实践与知识类型的了解。但是“话语决定论无力设计一个关于变化的模型，它只能处理共时的结构和构架。”[18]“绿风”诗卷编辑无法预见朦胧诗与新边塞诗的命运，曾经引起喧嚣论争的诗歌此时陷入颓势，进入到新诗潮时代，并呈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也正如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的“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的喧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19]文学史论者则“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19]。对“绿风”诗卷的考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现今强调《绿风》诗刊是“西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诗刊，开拓者故乡壮阔激越的绿色交响，国内中青年实力诗人的荟萃园地”故对其前史的爬梳也是必要和重要的，通过梳理既可以探究在大语境下的刊物创办思想，也可读出编者个体的某种思量。杨牧在《绿风时代》一文中回忆： “记得设想‘刊中刊’时，我就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总想在‘绿’字上打些主意。大漠中人是偏爱绿的，那是生命，那是慰藉，也是一种召示和鼓动；而那时的中国，也正是一派万物复苏、满目生绿的撩人景象。刚离开石河子不久的艾青，就在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首标题就叫《绿》的诗，说是‘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我读了更两眼一亮，好一个绿风、绿雨、绿阳光!——刊名叫《绿风》，大概是再好也不过了!”“81年5月，我赴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发奖大会，席间遇艾青，我向他说起石河子想办一个诗刊(当时还指‘刊中刊’)，名字叫《绿风》，艾青直笑。5月29日，我拉住高瑛，要她‘督促’艾青书写一个刊名，高瑛果然十分卖力，连夜‘督促’，30日上午即交给我两张艾青的墨迹。作为中国第三家诗刊的一个毛坯，也就有了个眉目了。”[5] 杨牧的这番话，说明了对诗刊的期待，同时也揭示了与诗坛泰斗艾青的关系，“绿风”诗卷所主张的思想很明晰，也一直坚持至今。而朦胧诗的刊载属于编辑个体对诗歌在美学意义、新时代人物心理的纯粹判断，这在1981-1982年是可以存在的。到1983年，朦胧诗的论争逐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更有艾青同朦胧诗人的“交恶”，这是“绿风”诗卷始料未及的，同年9月的“绿风”诗会的局势又促使诗卷之后不再刊发“异质”诗歌。究其原因是编辑个体的思虑在大环境下发生变化，试图介入诗坛漩涡获得更大发展的努力对西部新疆的新生诗卷而言显得十分冒险。 这富于戏剧性的过程揭示的却是历史事件的偶然与有趣。它的丰富性在于“在一种文学成规主要由作者、销售商、批评者和普通读者组成的情况下，如果它得到了一群人的支持，那么它就是合理的。”[18]相反，一群人持反对意见，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显这套成规则就不断成熟和合理，朦胧诗就是这样的命运。在现实主义的成规中，现代主义此时未能获得更多的认可。而“绿风”诗卷刊发的新边塞诗，一方面是具有历史渊源可循，另一方面符合占据主流的文学成规。“绿风”诗卷编辑的选择方向也是基于诗歌文本所存在的意义，如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等。“我们对于某些成规的偏爱将会和外部环境、基本的标准以及预定目标联系在一起。”[18]历史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限制或者说拘囿了对解决方案的选择。 总而言之，对《绿风》诗刊的前身“绿风”诗卷的考察，不仅是梳理当时的刊发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属于兵团的刊物在进入诗坛中心过程中的前期工作揭示出来，更是现今谈论《绿风》诗刊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新时期以来全国三家重要的诗刊之一的文学资本。套用曾经风靡的说法，没有刊中刊的“绿风”诗卷，何来《绿风》诗刊? 注释： ①根据李素红在其硕士论文《〈绿洲〉1957-2000研究》中的梳理，《绿洲》刊物几度停刊，几度复刊，自1957年1月开始试刊，由兵团政治部管理，仅出刊3期，1957年4月起停刊；1959年2月复刊，并于是年7月份向全国发行，邮发代号58-43，仍为兵团政治部管理，1961年6月，《绿洲》再度停刊；时隔多年后，1981年“石河子文联做出一个决定，将《石河子文艺》更名为《绿洲》。改名为《绿洲》后，刊物仍顺延了《石河子文艺》的期数，但使用了兵团1957年创刊时《绿洲》的邮刊代号58-43，尘封20年的《绿洲》之旗在石河子新城重新被扛了起来。”这可以视作石河子文联在文学环境趋于好转情况下的雄心壮举，从石河子的文艺创作力量与其在兵团的地位来看，能够代表兵团文艺重新走向全国。是年7月，《绿洲》正式出刊，以双月刊的形式发行，1983年9月以来，兵团宣传部到石河子商谈回收《绿洲》，并索回刊名与邮发代号，于1984年1月在乌鲁木齐发行，并“顺延了1957年以来的期数”。另在新疆公共藏书范围内，1957年到1980年代末比较完整的《绿洲》刊物现存于新疆大学图书馆过刊室。 ②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2005年)一书中对“朦胧诗人”身份进行了注释，“在80年代，哪些诗人可以看做是‘朦胧诗人’，或其诗作可以被列入朦胧诗的范围内，特别是谁被看作是‘代表性’诗人，在看法上有一些差异。”并综合当时的“朦胧诗选”列出一些名单，但也不置可否，其中舒婷、芒克、顾城、北岛、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吕贵品、徐敬亚、杜运燮、傅天琳、孙武军、骆耕野、王家新、食指、多多、方含等在不同版本的诗选中都出现在“朦胧”诗人之列。 ③周良沛在1983年“绿风”诗会上的发言后来以《乱弹新诗今日的艺术》为题，刊载于1984年1-2月号《绿洲》。 ④艾青文章《怎样才能读懂新诗?——答读者问》是在抗战时期答读者田奇问的短文，围绕新诗的分行办法“难读难懂”展开，《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1939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刊物《文艺阵地》(《绿洲》重新刊发时题目为《梦·现实与幻想——读〈画梦录〉》)，对何其芳的“消极思想”进行了有力批评：“何其芳有旧家庭的闺秀的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样新鲜，感觉和趣味都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他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引起热闹，很可以证明那些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的新起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 ⑤这里应指“绿风”诗卷。 ⑥在李震著作《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当代西部诗潮谱系概览”的分类中，除李老乡列入“老乡现象”、汪文勤列入“西部实验诗系”、莫文征与黄秉荣未被计入外，其他均被列入“新边塞诗系”中的“新疆诗群”或“甘肃诗群”。标签：朦胧诗论文; 诗歌论文; 艾青论文; 绿风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星星论文; 现代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