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南地域结构的形成、演变与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中国论文,地域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中图法 F207
1 中国华南地域结构形成的背景与条件
1.1 地缘政治格局转换是华南地域结构形成的前提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以政治为轴心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60年代，由于第三世界的出现和全球的非殖民化运动，中苏关系的破裂等一系列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形成了多极化的世界地缘政治新体系。进入80年代，东欧骤变，苏联解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 其变化的基本特点是：①基本维持了两大地缘政治世界的基本框架——依赖海洋贸易的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夹在两者之间称为“破碎带”。“破碎带”是两个或多个竞争对手（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争夺的区域。②两大世界政治对抗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世界共同面对的主题，“破碎带”的经济、文化、人员交流频繁，趋向融合发展。
中国华南区域正处于欧亚大陆世界、海洋贸易世界、破碎带三相混合交错的区域。伴随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地在华南地区开辟经济特区；80年代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90年代又在沿海设立了保税区。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间的政治上的敌对状态逐步缓和，两岸经贸往来频繁。香港1997年胜利回归祖国，政治的逐步整合，使华南地区经济专门化、一体化发展十分迅速。1978～1995年，内地与香港的双边贸易额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9.27%上升到34.81%，成为内地最大的贸易伙伴，1979～1995 年，香港在内地投资778×10[8]美元，占内地外来投资的57.6%，目前港商在内地投资企业逾11万家，占内地外资企业总数的2／3[2]。
1.2 优越地缘环境是华南地域结构形成的基础条件
中国华南地区位于我国大陆的东部沿海，背向我国内陆的广大腹地，面向东南亚，毗邻港澳，有直接与亚太和世界各地联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优良的区位条件；在自然地理上，香港和澳门位于珠江口两侧，与珠江三角洲连成一片，水陆相通。从人文历史地理来说，港澳与我国华南沿海有许多共同的史缘和亲缘关系；从交通通讯来看，京九、广九线及港—穗—澳高速公路及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正在把华南与港澳连成一体。由于香港、澳门、台湾60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中国大陆形成了明显的经济梯度和产业落差，使香港、澳门、台湾等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华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全面带动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地域上和功能上将进一步融合和协调，形成新的地域经济分工和组织形式。
1.3 港澳投资成为塑造地域格局的基本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338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港澳地区是中国内地引资的最重要的来源， 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据分析，港澳投资最优先的11个省（区），尤其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海南等省，占港澳对内地投资的60.95%，其中广东和海南两省占36.20%[3]， 广东珠江三角洲是港澳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港澳对我国华南地区的大量投资对我国华南乃至整个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很大，成为塑造华南地域结构的最基本的力量。这种以投资为纽带的跨界生产模式保持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劳动分工，香港承担了国际市场开拓、融资、管理、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组织，而大陆则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这种联合充分利用了各自的生产长处和优势，同时带来了国际贸易、货物运输和人员的流动，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前店后厂”。港澳的大量投资也加速我国华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促使了新城镇群的出现，甚至成为穗港澳都市连绵区形成的最重要的动力因子。
1.4 文化成为地域联系的重要纽带
虽然目前中国华南地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尚有很大的差异，但大陆—台湾—港澳同处华人文化圈，民族血缘上的骨肉亲情，文化上的渊源脉延，经济上日益密切血肉难分的联系，以一种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民间合作为主要方式，自力带动，自然形成，多元多向联合，把各国、各地区的资本、技术、经营、市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华南区域整合和发展。
2 华南核心——边缘地域模式结构及演变
2.1 结构组成
华南地区核心，其边缘模式核心区层由香港、澳门、台湾组成。香港是核心层的内核，在核心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在核心层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但台湾是一个有望在核心层次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地区。香港、台湾、澳门共同构成了中国华南一条弧形核心地带。华南核心区外圈（本文仅探讨中国大陆）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次核心地区，主要指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是核心区最直接的辐射地区；边缘地区主要包括广东除珠江三角洲以外的部分、广西、江西、福建、湖南和海南岛受核心区影响仍很大，但其影响远不如次核心地区。
核心区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总面积约3.71×10[4]km[2]，1994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香港人均21 562美元，台湾人均11 236美元，澳门人均15 885美元。60～70年代以第二、第一产业为主，进入80年代后期已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产业发展技术含量较高，具有充足的资本，经济正逐步向高新技术方向转型，具有向外扩张的实力，是这一地区经济的“领头羊”。
次核心地区受核心区经济直接带动和辐射，1978年以后利用人缘、地缘优势，大量吸收了港澳资金，“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十分快速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迅速变化，城镇化发展迅速。1980～1993年间，珠江三角洲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亿美元， 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的68%和17%，年增率达37.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率。在珠江三角洲外资来源构成中，香港地区是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占过去15年外资总额的74%。外资的注入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珠三角经济持续10多年以GDP年均递增率17.8%的高速增长， 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由1978年农业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发展到工业化阶段的高加工化初期[4]。 第一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71%下降到1995年的8.1%，第二、三产业比重从29 %上升到91.9%。1995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8.1∶50.2∶41.7。在地域上，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密度不断增大，城市化进程加快。据统计，1994年珠江三角洲（未包括香港和澳门）有城市28个， 建制镇595个，城镇密度高达143个／（×10[4]）km[2]，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km，珠三角成为我国少有的几个城市密集区[5]。
边缘区虽然受距离衰减原理的影响，核心区对其影响明显减弱，但从长远来看，未来核心区对其影响不可忽视。据研究[3]， 近年来广东港澳投资比重已明显下降，但江苏、山东、海南则增长较多，其次广西、天津、上海、湖北、河南、湖南、浙江、江西、北京都有一定的增长，因此边缘地区投资将会增加，而且伴随核心区产业结构升级，核心区一部分产业必然向边缘区移动，而次核心区的珠江三角洲也面临产业的升级问题，因此，边缘区会成为次核心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接力区。更为重要的是边缘区将长期成为珠三角及核心区劳动力、原料、原材料主要供应地。
2.2 模式演变
从核心—边缘理论出发，结合我国华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把中国华南地区核心边缘作用演化分为四个阶段：
1）核心区极化阶段从二战后至1978年属于这一阶段， 主要特征是边缘区劳动力、资金、技术向核心区移动，“极化”极大地推动了核心区的发展。战后初期，是香港制造业的形成时期。香港政府有意识地吸引中国内地的资金和劳动力，建立工业区，扩展基础设施。为此，在边境实行对中国内地开放，进出不受限制。两年间（到1947年底）香港人口由50万猛增至180万人。由于人口膨胀， 超过了当时经济发展需要，香港政府才在1949年通过“移民管制条例”，并颁发居民身份证，开始对移民加以限制和筛选，保证劳动力流入与资金流入相适应。60～70年代是香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当局变相允许内地青壮劳动力流入香港，并加强工业辅助，吸引海外投资[6]。
中国内地资本南移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变、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全面的物质条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国内战全面爆发，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华东和华南的英资、外资企业和不少华资企业，纷纷迁移到香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熟练劳动力也不断涌入香港。这不但为战后疲困衰弱的香港经济注射了强心剂，补充了大量的血液，使香港经济有了生机，而且内迁企业大多为纺织、成衣、搪瓷、小五金等轻纺工业，正好适应了当时西方国家对轻纺生活日用消费品的需要，因而，香港迅速实现了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为战后香港经济的复苏输了血。以后，制造业的崛起、外贸易业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兴旺，扩大了对资金的需求，由于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自由港政策和自由金融制度的逐步完善，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源源流入。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香港资金市场得以迅速成熟，促成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资本、劳动力等因素的推动下，香港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贸易中心，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辐射日益趋于强化，逐步成为我国华南地区的增长极。
2）强化控制阶段此阶段为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 这一阶段核心区通过控制效应、咨询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生产效应等对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产生影响。由于香港与华南地区的人缘、地缘的紧密联系、可靠的人际关系，因而香港与华南地区之间在各方面的强化控制过程是异常强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香港成为决策信息的源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生产？完全是由香港控制；②香港作为出包方，珠江三角洲作为承包方，一般来说作为出包方的香港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出包对承包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出包的是一些对环境有污染的生产，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吸引外资，对环境问题通常弃之不顾[7]； ③作为边缘区的珠三角以及华南地区为迎合核心区的资本，在承包厂的空间布局上随意性大，空间布局的分散极为严重，土地资源浪费问题极为突出。④核心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向周围扩散，边缘区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目前在珠江三角洲掀起以产权为中心的改革热潮，既可看作是边缘区受核心区作用的觉醒的结果，也可看作是核心区制度辐射的产物，应该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及工业社会的文化已使珠三角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3）次核心区转型阶段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 在核心区的带动下，次核心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收入迅速提高，经济实力经过十几年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珠三角已具备了相当的产业规模，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但进入90年代以来，受世界及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加上长期外延粗放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边缘区经济进入转型期，主要表现：①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适度增长转变，原有在核心区资金驱动下，依靠政策推动需求拉动下，珠三角经济高速增长近几年逐步回落，经济增长向适度区10%～15%左右转变；②资本原始积累向优胜劣汰转变；③次核心区向核心区提出更高的产业进入壁垒。次核心区对一些污染型企业、技术含量低企业加以限制，大力引进高技术产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日益强调经济增长的素质和效益。与此同时，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鞋类、食品、饮料、塑料、皮革、玩具及部分家用电器产业向边缘区的粤西、粤北、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转移。例如，深圳、东莞的制衣、制鞋业向湖南、江西等地转移。珠江三角洲传统的甘蔗及制糖业向湛江地区转移，蚕桑及缫丝业则向肇庆、韶关等北部地区转移。
4）空间一体化阶段97年以来属这一阶段。90年代末香港、 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内地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为相互间的空间结合创造了政治基础；而共同发展商品经济和多样经济成分共存则是区域结合的经济基础；加之地理上空间整体以及原有的历史、文化，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促使区域朝经济一体化发展。1998年粤港成立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这标志着空间一体化的新发展。联席会议成立后，两地合作出现了三个转变：由香港回归前民间的有限合作向“一国两制”前提下由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由自发、分散和完全市场决定的合作向以市场导向为主、市场推动和政府相结合的合作转变；由香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为基础的“前店后厂”式合作格局向以科技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为核心的分工合作转变。目前空间一体化已初步展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进入操作化阶段，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整个珠江三角洲在经济、技术等水平上会赶上香港，那时便进入了一个发展整合阶段。
2.3 功能定位
下个世纪可能是亚太世纪，中国华南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势头不会改变，中国华南地区核心—边缘结构是一个整体，对亚太地区有十分重要意义。从全局出发实现各地域的合理组织和分工，可以有效地发挥各地域的优势，扬长避短，提高这一整体结构的效益和运做效率，从而强化各区域发展。
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总体模式应是“输入—生产—集结—输出”的组织体系。核心区通过自身创新或吸收日本、欧美的输入资本、产品设计和输出产品品质、包装、销售和销售后的服务；次核心区着重生产及生产过程的控制；边缘区在于集结生产要素，建立原料、原材料基地。核心区与边缘区可形成四个次一级“输入—生产—集结—输出”地域组织系统；香港—珠三角—粤北、湖南中路组合系统；台湾—福建、粤东东路组合系统；港澳—珠海—粤西西江轴发展组合系统；香港、台湾—海南岛的组合系统。按这种组织形式，各地域功能界定如下：
核心区——香港、台湾、澳门，主要发挥亚太营运中心的作用，积极参与各地域分工，充分发挥咨询、融资、保险、服务的功能，成为跨国公司总部或分部，成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转运中心、信息中心，成为联结国内与国外市场的纽带。
次核心区——珠江三角洲，以生产及生产控制为主，成为华南整体结构中制造业研究和开发中心。其次作为次于核心区，连结核心区与中国大陆的营运中心。
边缘地区以原料、原材料、农副产品供给为主。成为原料及原材料、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3 地域优化的途径
3.1 建立“以西江流域为核心”的大腹地。
与长江三角洲发展相比，香港—珠三角增长极的腹地范围较小，现在直接的腹地范围仅限于相邻的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的部分地区。伴随大西南开辟北海出海口、广西政府强调省内南部地区经济发展，香港—珠三角的直接腹地范围十分有限。狭小的腹地范围不仅不利于核心区的发展，也难以发挥核心区对边缘区扩散、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建设“大腹地”刻不容缓。
建设“大腹地”关键要抓西江流域经济发展。西江有“黄金水道”之称，流域资源互补性强，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具有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优势要素，而西江中上游有丰富的铅土、锰、水晶、锡、锑、钨等矿产资源（其中锰矿储量全国第一位）、水力、森林及土地资源的要素优势。在产业方面，西江中上游以当地农产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及冶金、机械、橡胶、水泥、木材等重工业与珠三角外向型轻型工业及发达的第三产业互为市场、互相补充，又有一定的关联性特点。因此，从流域整体来考虑，具有建立完善产业体系的基础条件。
建设大腹地主要措施：①要把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作为华南核心区向边缘区伸展的主轴，并置于华南经济区规划之中，置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之中，进行高起点、高规格的流域发展总体规划；②要进行全面的区域经济合作，成立跨省、区的协调机构，以流域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协商、协调流域内建设和发展规划；③加快整治西江航道，治理开发上游航道和下游出海通道，提高西江航运能力；④尽快建成南宁—贵港—桂平—梧州—肇庆—广州高速公路。
3.2 粤港合作建设穗—深—港高新技术走廊
高新技术对现代化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华南核心—边缘模式优化的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核心“发动机”，也就是说能否具有一定的高新技术开发力度和规模。目前，粤港共同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的问题，对高新技术发展有强烈的愿望，沿广—深—港轴线已有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深圳科技园二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东莞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邻近的佛山、珠江、惠州等高新技术开发区，各开发区都有大中城市为依托。深圳、广州等在科研力量、人才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则在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彼此之间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因此以广—深—港高速公路为轴线，在企业之间技术经济联系和协作基础上，建立高科技密集型的产业走廊体系完全是有条件的。
穗深港高科技密集型产业走廊合作形式可以多样化，主要合作方式有①由多方政府牵头，在走廊内选择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地方，划定一片区域，建立多方合作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聚集国内外人才、资金，形成走廊内创新区和发动区。②在多方政府合作下，充分利用现有的高科技开发区，促进各高科技开发区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尤其要发展珠三角大中型企业与香港企业朝向最新技术的战略联盟，同时，利用国际跨国公司重心向以中国为主的东南亚地区移动的时机，寻求多方的交互合作的战略联盟。
3.3 大力建设稳固的多样化的原料、原材料基地。
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甚至技术结构都极为相似，两者产业技术和生产水平也差别不大。这种产业趋同化的不利影响，最为明显的是两地原料和元器件工业都很薄弱，因而使两地供应需求容易形成竟争和受制于人的局面。而且今后受世界资源市场的影响，如果没有稳固的原料、原材料基地，整个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将受到影响。从另一方面看，开发边缘区的资源，将有效地扩大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加速边缘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认为，华南核心—边缘模式应建立三个层次的原料、原材料基地：①核心区附近建立以油气资源为主的南海海洋资源开发基地。目前南海东部海域已成为我国海上第一个年产超千万吨的石油基地，也是我国各陆海油田中继大庆、胜利、辽河3大油田之后的第四大油田。 为本区建立以石化工业为中心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奠定了资源基础，充分利用华南沿海港口、便利的陆海交通、密集的城市、良好经济基础完全可以形成距核心最近的主要原材料基地。②西江流域矿产资源、农副土特产资源开发基地。西江流域有丰富的金属、非金属资源。有色金属方面，这里有我国最大的铅矿——广西平果铅矿；品位居全国之首的大厂锡矿；亚洲第一世界、世界第二的广东云浮硫铁矿；非金属矿产有全国最大的宁明、田东的膨润土矿；全国第二的滑石矿；名列全国前列的重晶石和保有储量居全国之首的锰矿；水泥用石灰岩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二。这里矿种齐全，储量丰富，产区集中，便于开采，且交通、供水、供电方便，完全可以建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基地。另外，这一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湿热多雨的南亚热带气候，使本区完全可以建成供应香港及珠三角的商品农业及农副特产品加工基地。③粤北黑色、有色金属、水能开发基地。粤北分布着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各种矿产千余处，成为“有色金属之乡”和“广东的大宝山”，冶金工业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也有一定的生产优势，完全有必要将其作为核心区及近边缘区的原材料基地。
3.4 加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组织、协调与管理
华南核心—边缘模式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区际传递及要素频繁流动，核心区、次核心区与边缘区产业也存在着梯度转移，另外尚有诸如环境、行政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因此顺应华南—边缘模式迫切需要加强“边界”区组织、协调和管理。从1998年开始，粤港两地已成立了联席会，并每年举行一次有双方高级领导参加的会晤。但在次核心区与次边缘区之间还没有这样的组织，为此我们建议成立：①分别成立闽、湘、赣、粤多边经济技术协调委员会，协调双边及接壤区经济发展，使次核心区与边缘区能产生接力。②成立西江流域开发管理委员会，协调整个西江流域开发。通过上述组织加大区域横向联合力度，促进边缘区与核心区的一体化发展。
3.5 大力加强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的通道建设
通道对核心区能量向边缘区辐射具有重要意义。京广、京九铁路是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联系的主要通道及人流、货流的主要载体。但目前，京广铁路已超负荷运输，粤湘交界处的坪石口已成为铁路运输的“瓶颈”，致使广东省的工业品有1／3不能运往内地，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2]，粤湘、粤闽、粤广、 赣粤间的公路系统也不发达，还没有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公路运输系统已被证明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具有快速、灵活等方面的优越性，而且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极为突出，因此，在加强铁路通道建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粤湘、粤闽、粤广间的公路交通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积极加强京广、京九铁路技术改造，增加运力的同时，积极建设梅（州）龙（岩）铁路、韶（关）赣（州）龙（岩）和九（江）铜（陵）铁路的建设；尽早建设玉林—梧州—肇庆铁路和桂林—梧州—珠海铁路。加快京珠高速公路的建设，逐步把国道105，106，107，321，205建成高等级公路， 形成核心区、次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紧密联系，在互动网络中共同发展。
收稿日期：1998—08—11；改回日期：199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