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6—19世纪非洲的普拉佐与奇孔达人——兼论非洲的流动武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普拉论文,达人论文,试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498年3月，葡萄牙人首次抵达莫桑比克岛。随后，葡萄牙人开始了在莫桑比克海岸的侵略和征服，占领莫桑比克岛和索法拉，控制了莫桑比克的海岸地带。从16世纪30年代起，葡萄牙人开始注目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希望找到并控制传说中的黄金产地。为此，葡萄牙人投入极大的成本远征内陆，并逐步在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建立起据点。
葡萄牙人在沿赞比西河地带的存在主要通过“普拉佐”的形式体现出来。葡萄牙国王将殖民者在外掠夺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私产，称其为“王室领地（Crown Estate）”，然后又将这些土地“赐予”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并发给土地凭证，授予土地占有者封号，还给予额外的赏赐，以此表明所有土地属于葡王并强调土地占有者的臣服地位。葡王所“赐予”的这些“王室领地”就是“普拉佐（Prazo）”，而这些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就是“普拉佐领主（Prazero）”。普拉佐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种制度形式，实施这种制度的两个典型一个是南美洲的巴西，另一个就是非洲的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主要在今莫桑比克一带，本文将其称为“赞比西普拉佐”。
赞比西普拉佐的生存、发展与一个被称为“奇孔达人”的特殊群体密切相关。奇孔达人是一群被武装起来的奴隶，主要是黑人。这些武装黑人奴隶由葡萄牙人或有葡萄牙血统的人指挥，负责保卫普拉佐，为普拉佐进行武装掠夺和贸易活动，是普拉佐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奇孔达人以赞比西普拉佐为依托，主要活跃于今莫桑比克、赞比亚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还有的在马拉维、津巴布韦北部、坦桑尼亚南部一带活动，甚至有的足迹远至今安哥拉和刚果（金）。
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时期，殖民政府曾组织人员对区域内族群进行调查，拉尼·普尔的《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①、伊恩·坎宁森的《北罗得西亚卢阿普拉地区的人民》② 涉及了对奇孔达人的调查研究，也提及了葡萄牙殖民者尤其是奇孔达人指挥官的活动。布隆尼斯洛·斯特凡尼金和希拉里·德·桑塔纳的《奇孔达“佣兵队长”的兴起》③ 则论述了几支著名的奇孔达人队伍的构成、来历及活动，还对几个著名指挥官的生平和活动进行了介绍。
M.D.D.纽伊特和艾伦·伊萨克曼是研究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学者。纽伊特的《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普拉佐体系的历史解释》④ 一文和后来的《葡萄牙定居点在赞比西：东非的探险、土地使用和殖民统治》⑤ 一书对普拉佐的兴起过程、社会组织、土地制度等进行了论述，后者更是对重要的普拉佐领主的活动、重要的普拉佐之间的战争以及普拉佐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迁进行了论述。艾伦·伊萨克曼是著名的莫桑比克历史和社会研究学者，他有关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研究有很多。例如，《莫桑比克：一种欧洲机制的非洲化——赞比西普拉佐，1750—1902》⑥ 从“非洲中心”的角度论述了葡萄牙普拉佐在赞比西河地带的本土化，认为普拉佐已不是什么欧洲势力在非洲扩张的“杰作”，而是日渐成为一种非洲化的机制，普拉佐领主阶层也日益本地化；《奴隶与奴隶之外：中南非洲动荡世界里奇孔达人种族认同的塑造，1750—1920》⑦ 全面论述了奇孔达人的形成与演变，着眼于这一群由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人构成的复杂群体如何演变成一个具有集体认同的族群的过程。伊萨克曼还有多篇关于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论文，《中南非洲奇孔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⑧ 基本上是一部奇孔达人兴起和早期发展的简史。《作为跨界人群的普拉佐领主：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⑨ 和《跨界奇孔达人和殖民前中南非洲的跨界人口流动：1850—1900》⑩ 则以跨界人口流动为视角分别对普拉佐领主和奇孔达人进行了论述。将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历史看作是一段人口流动的历史，同时也认为普拉佐和奇孔达人在这种人口流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
一、赞比西普拉佐与奇孔达人的形成
葡萄牙人以莫桑比克沿海据点和内陆的塞纳（Sena）和太特（Tete）两个行政中心为基地不断沿赞比西河深入。当时，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内争不断，导致实力大衰，之前臣服的族群纷纷摆脱或寻求摆脱控制。葡萄牙人乘机参与王国内争以攫取贸易和土地特权。1589年，莫诺莫塔帕王国统治者内格莫（Negomo）为了巩固争夺得来的王位，将一片土地让与葡萄牙人，这是葡萄牙人从莫诺莫塔帕王国最早“合法获得”的一块土地。内格莫死后，后继者鲁塞雷（Rusere）对葡萄牙人更加依赖，他让与葡萄牙人的土地更多。1607年，他将一片土地转给太特的一个葡萄牙商人，因为这个商人拥有一支4000人的佣兵队伍。鲁塞雷的继承者马武拉（Mavura）则完全受葡萄牙人的控制，成为不折不扣的傀儡。据说他甚至在1629年将整个王国让与葡萄牙人，作为葡萄牙人帮助他维持统治的报酬。葡萄牙人还利用王国分崩离析的形势，或打着为王国“平叛”的旗号，或直接通过武力征服，从那些原受王国统治的族群手中夺取土地。到17世纪中期时，葡萄牙人已经在沿赞比西河的地带建立了不少居住点，控制了大量土地。为了将这些土地纳入葡萄牙王国版图，并让土地的主人效忠王国，葡萄牙统治者在这些地域推行普拉佐制度，一个个领有大片土地的普拉佐在赞比西河两岸的地方建立起来。
普拉佐领主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奴隶或强制当地人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其他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强征税赋、猎象、掠奴以及进行长途贸易。普拉佐的这种经济模式与当时东南非洲的经济特点密切相关。当时东南非洲沿海由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以及少量的欧洲人占据，他们主要从事贸易，以廉价工业制品和枪支弹药从内陆换取黄金、象牙和奴隶。除了这种正常的交换活动外，它们还对东南非洲内地进行武装远征，直接猎取象牙和掠奴。有的则凭借自己手中的优势武力参与内陆族群的争斗，以此获得黄金、象牙、奴隶等物，并能与某些酋长建立优惠性的贸易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仅象牙和奴隶两项就能给普拉佐领主带来巨大的利益，基本上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定居性生产。此外，普拉佐领主虽然名义上占有大片土地，但由于人力不足以及对广大地域的控制力不够，也无法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大量生产。即便进行大量生产，所产出的产品也可能处于普拉佐周边族群的觊觎之下，且这些产品的利润相比较也不如象牙、奴隶诱人。
为了保证普拉佐领地的基本安全、小规模生产的持续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进行，普拉佐领主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而像强制劳动、强征税赋、掠奴等活动也会引起一些族群的敌视，还有土地控制争端、贸易争端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武力做后盾。然而，地理上的分散和交通不便使各普拉佐很难联合互助。普拉佐名义上受葡王辖制，普拉佐领主是葡王的“封臣”，但实际上来自“封君”的保护却少之又少。根据当时葡萄牙军事管理者的估计，保护塞纳和太特以及内陆主要的贸易中心曼尼卡（Manica）和宗伯（Zumbo）至少需要500人。如果要有效地防护所有普拉佐，500人根本不够。而实际上，整个十七八世纪，在这一地区的葡萄牙武装很少超过200人(11)。“由于缺乏一支有效的殖民军队，普拉佐领主们就征召和武装奴隶。”(12) 大部分普拉佐领主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并且还可以通过购买或抢掠获得奴隶，所以奴隶的人力资源比较充足。于是领主们就从奴隶中挑选人员，为他们配备武器尤其是枪支，加以训练，并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首领组成武装队伍。
出于安全的考虑，普拉佐领主往往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混合在一起组成武装队伍。因此，最初组成武装队伍的奴隶的来源比较复杂。按今天的国界，他们有的来自坦桑尼亚，有的来自赞比亚，有的来自马拉维，有的来自津巴布韦，有的来自莫桑比克，还有的来自安哥拉(13)。也有的武装奴隶直接来自普拉佐所在地区或者普拉佐附近地区，尤其是后期，一些普拉佐领主直接从自己的土地或邻近的土地上招兵买马。一些普拉佐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通加人（Tonga）、恩森加人（Nsenga）集中的地区，这些普拉佐中的武装奴隶就有很多的通加人或者恩森加人。当某一地区出现饥荒或者招致外部侵袭时，一些当地人也会选择自卖人普拉佐为奴，以获得食物和保护，这些人中有些也会成为武装奴隶。
由于这些武装奴隶掌握使用枪支的技术，主要从事武装活动，并且深受普拉佐领主倚赖，因而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地点，不与其他的奴隶混杂。其村子一般位于普拉佐中的重要地段，这本身就是特权地位的一种体现。这些武装奴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普拉佐安全、镇压其他奴隶反抗、征收税负、为领主猎象、掠奴、从事长途贸易等。完成领主交给的任务后，这些奴隶能接受奖赏或津贴，还可以从领主那里分得武装活动的收获品。
这些武装奴隶服从统一的指挥，有自己独立的等级结构。指挥官具有极大的权威，除了指挥各种行动外，还负责分发从普拉佐领主那里得来的报酬和赏赐、惩罚违纪者和使巫术者、解决下属之间的争端等。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武装奴隶只认指挥官，不认普拉佐领主。当普拉佐领主想解除指挥官的职务时，他们甚至还起而反抗或以反抗相威胁，阻止普拉佐领主的行动。
由于享受种种特权，这些武装奴隶瞧不起那些单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以及农民，并且逐渐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武装奴隶首先在着装上就异于一般奴隶和农民。印花布是当时欧洲与中部非洲和东南非洲进行贸易的时新商品，是非洲人认可的财富象征之一。由于这些武装奴隶经常有机会从事武装和贸易活动，并且能从领主那里获得赏赐，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印花布用于着装和装饰(14)。这些武装奴隶还在身体上做标记，比如，在眼部下方刺黑点、锉缺门牙等，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也显示狰狞(15)。这些武装奴隶还发展出了一套仪式，在新人加入以及表彰勇敢行动时使用。对这些武装奴隶来说，作战后凯旋和狩猎满载而归最值得庆祝，在这个时刻，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特殊仪式，并跳自己的舞蹈。这些武装奴隶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注意强调自己的独特地位，贬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奴隶和农民(16)。这些武装奴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混合体，既有奴隶从原属的不同地区带来的语言成分，也吸收了普拉佐所在地区的语言成分，还有一些葡萄牙语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武装奴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并获得了一个与其职业特点相适应的“威猛”称呼：奇孔达人（Chikunda）。“Chikunda”一词来自绍纳语“kukunda”，意为“征服”。这一称呼最先使用大约是在17世纪中期，只是普拉佐领主用于称呼自己的武装奴隶，后来随着这些武装奴隶新认同的形成，奇孔达人就成为这一新集体的通用称呼(17)。
二、奇孔达人在普拉佐中的职能
普拉佐领主在普拉佐中进行少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奴隶和强制当地农民。监管这些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暴动时进行镇压是奇孔达人的一个职能。普拉佐领主派遣自己最信任的奇孔达人进驻主要的村庄充当代理人，这样的代理人称为“楚安加（Chuanga）”。由楚安加组织农民为领主从事农田生产、清路、运货、修理房屋等劳动。这些奇孔达人还负责监控当地居民行动，不让他们偷窃领地财产，并在他们获得猎物等产品时督促他们按一定比例上缴。当发生暴乱时，奇孔达人就使用武力镇压。一些普拉佐领地上的农民极具反抗精神，他们有时不服从强制劳动，或者不愿意上缴领主或奇孔达人所要求的财物，这时就会发生暴乱。奇孔达人必须时时监控这些农民的动向，力争在暴乱发生之前解决问题，而一旦暴乱发生，奇孔达人则使用武力无情镇压。
普拉佐领主在自己的普拉佐中俨然一方酋长，他们定期向当地的居民征收税负，还要求居民向他们进贡。奇孔达人也从事征收税负和收取贡品的工作。一方面，奇孔达人是普拉佐领主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因为征收税负和收取贡品常常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甚至反抗，这也需要像奇孔达人这样的武装人员。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楚安加会同当地酋长和各村庄的头人统计户数，然后制定每户应缴纳的税负和贡品的数额。每个普拉佐征税和收贡的标准不同，有人认为这与普拉佐领主掌握的奇孔达人武装力量的强弱有关。奇孔达人武装强大的，就能征收到比较多的税负和贡品，反之则只能有较少的收获(18)。对于拒绝缴纳税负和贡品的村庄或个人，普拉佐领主会派遣一队奇孔达人毁坏村庄，对逃税逃贡者则进行抓捕。奇孔达人则当众处罚不缴纳税贡的居民，用犀牛皮鞭抽打，情节严重的则直接杀死或者沦为奴隶。
在强制劳动和强征税贡的压迫下，一些普拉佐中的居民会选择逃离，去到普拉佐管辖不到的地带或者其他的普拉佐。为了阻止这种行动，普拉佐领主会在关键地点安排奇孔达人把守。
除了担当警察、税吏角色，保证普拉佐内部的稳定外，奇孔达人还要充当军人，保护普拉佐免受外部的侵犯。普拉佐面临的外部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普拉佐外敌对的非洲人族群，二是敌对的普拉佐。一些非洲人族群觊觎普拉佐的财物，希望通过袭击获取战利品，也有一些是对普拉佐抢掠活动的报复。至于敌对的普拉佐，主要是因为一些普拉佐领主为了控制更多的地盘，或者取得某一区域的支配地位。所以，“定期的袭击、大规模的战役、持久的战争状态是普拉佐间关系的一个重复的主题”(19)。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强大的奇孔达人队伍对于一个普拉佐来说至关重要。
普拉佐的财富除了来自农业生产和强征税贡外，绝大部分来自长途贸易、猎象、掠奴甚至抢劫，而这些活动都由奇孔达人来进行。
在普拉佐领主的安排下，奇孔达人组成几十人或几百人不等的队伍，带着枪支、火药、布匹、珠子、贝壳、盐、烟草以及奴隶等商品，深入今赞比亚南部和东南部的恩森加人和切瓦人（Chewa）酋邦进行贸易，有的奇孔达人商队还远至刚果—赞比亚一带的隆达人地区和卡曾伯王国，主要换取象牙、黄金等物，有时则是奴隶和食物。一些普拉佐由于极少从事农业生产，食物根本无法自给，而恩森加人就是奇孔达人谷物的一个重要供应者(20)。
由于路途遥远和险恶，奇孔达人的商队一般都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商队有一个由普拉佐领主任命的领头人，称作“姆桑巴兹（Musambadzi）”。姆桑巴兹负责确定行走的路线、分配下属奇孔达人的工作、与所遇到的酋长或头人讨价还价。领头人之下，一部分奇孔达人专门负责搬运，一部分奇孔达人专门负责过河时驾驶独木舟，还有的则负责武装护送。
猎象是奇孔达人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奇孔达人非常善于猎象，他们活跃于赞比西河沿岸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的口述资料一致称赞奇孔达人的猎象技术，他们善于用斧子砍断大象的肌腱使其无法行动，并且也是射击能手。即便那些对奇孔达人不满甚至敌视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奇孔达人是这一地区最好的猎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好。开始他们使用弓箭和长矛，后来他们使用滑膛枪，他们是使用滑膛枪狩猎的高手”(21)。由于奇孔达人善于猎象，并且能依托葡萄牙人的贸易网络获得巨大的利润，一些地方的酋长很愿意接纳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猎象，从而分得一杯羹(22)。
掠奴和抢劫也是奇孔达人的重要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长途贸易和猎象过程中就伴有掠奴和抢劫活动。奇孔达人使用枪支，并且训练有素，组织先进，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某些地区从事掠奴和抢劫活动。沿赞比西河地带的很多族群都遭受过奇孔达人的侵袭，一些地区因为奇孔达人的掠奴侵袭和抢劫而导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从而触发或者加剧饥荒(23)。进入赞比西河地带的传教士和商人目击者也多次写有遭奇孔达人袭击后的村庄废墟的景象(24)；甚至有人认为殖民者初进入赞比亚南部时，之所以很容易地就与当地酋长签订土地转让协定或保护条约，就是因为这些酋长希望得到白人的保护，免遭奇孔达人的袭击(25)。
奇孔达人有时也不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而是以武力相威胁达到自己的目的。有记载说，奇孔达人在村庄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会将枪支靠在附近有鸡的房屋上，在枪支的扳机部位系上昆虫。当鸡吃昆虫时，扳机就会被扣动发射。然后奇孔达人以枪支被损坏为由强迫鸡的主人赔偿，一般是赔偿羊、鸡，有时则要求以奴隶赔偿(26)。
奇孔达人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武装的奴隶，但对普拉佐而言，他们却集政治稳定者和经济财富创造者于一身。在当时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奇孔达人维持普拉佐的运转，保障普拉佐的安全，并通过贸易、猎象、掠奴和抢劫等活动为普拉佐创造财富。奇孔达人，这些武装的奴隶成了普拉佐经济活动的引擎以及普拉佐领主特权地位的基石(27)。
三、普拉佐的衰亡与奇孔达人的演变
葡萄牙政府在沿赞比西河地带推行普拉佐制度的初衷是将这一地区的土地和居民纳入自己的“帝国”，但种种原因使得葡萄牙统治者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
随着普拉佐的增多，控制土地的扩大，葡萄牙统治者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各普拉佐。沿赞比西河地带的普拉佐实际上大多是独占一方，各自为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普拉佐的领主及其家庭实际上已不再是纯种的葡萄牙人，而是葡萄牙人、果阿人和非洲人的混血，这使普拉佐与葡萄牙本土的联系更加松散。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葡萄牙统治者想了很多办法，企图保持和加强对普拉佐的控制以及普拉佐的葡萄牙特性。葡萄牙统治者发布敕令，要求普拉佐只能由长女继承，而继承普拉佐后的长女必须嫁给出生于葡萄牙的葡国公民，否则取消其继承权。葡萄牙政府还把一些普拉佐转让给王公贵族的遗孀、孤女，她们同样也必须与葡萄牙出生的公民结婚。此外，葡萄牙政府还希望通过限制普拉佐继承代数、定期更新产权证明、要求普拉佐领主向葡萄牙政府纳税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普拉佐的有效控制，但这些措施的效果都不大。
19世纪80年代列强瓜分非洲的浪潮开始以后，葡萄牙由于国小力弱，在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时总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英国殖民者从南向北的扩张和德国殖民者在东非大量攫取土地的活动，葡萄牙抗争乏力。英国人先后建立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使葡萄牙人在东南非洲的传统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赞比亚东部大片领土长期以来是普拉佐领主们的活动范围，掠夺、贸易一度兴盛。但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东北罗得西亚(28)后，葡萄牙人势力逐渐退出。由于无力向普拉佐提供基本的保护，葡萄牙统治者也难以得到他们的效忠。
另外，普拉佐制度本身也存在弱点，即便是作为一种非洲化的统治机构也难以维持。首先，普拉佐领主虽然深处非洲的环境，但他们缺乏非洲式的传统权威。作为外来者，普拉佐领主总是与土著的非洲人统治者处于冲突状态，虽然也有一些普拉佐领主的非洲化程度日益加深，但他们仍是一个异于土著非洲人的特殊群体。即便有的普拉佐领主能和当地统治者结成良好关系，但这只是单个的现象，并非整个普拉佐的结构特征。总体而言，普拉佐实际上始终处于一个敌对的、不稳定的环境里，这使它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普拉佐领主极为倚赖奇孔达人的武装力量，但他们无法长久、绝对地控制这种武装力量。在有强势的指挥官的情况下，奇孔达人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属于普拉佐领主，而是属于指挥官。从另一个角度讲，奇孔达人的存在实际上是普拉佐领主的最大威胁。再次，大多数的普拉佐直接进行的生产活动极少甚至完全没有直接生产活动，这就使普拉佐财富的积累只能依靠强征税赋、伴有侵犯性行为的长途贸易、猎象和掠奴等活动，这些活动的总体结果只能是恶化普拉佐与其他族群的关系，阻碍普拉佐的发展。直接生产活动不足最主要的还会造成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物的供应不稳定，在整个地区食物供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普拉佐领主往往是让奇孔达人通过武力占有稀缺资源，这无疑也将引发与其他族群的冲突(29)。
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大西洋奴隶贸易成为非法活动并逐渐衰退，但印度洋奴隶贸易却仍维持。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而蓄奴地对奴隶的需求短期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印度洋奴隶贸易有时甚至出现增长势头，从东南非内陆抓捕奴隶后在海岸出卖或进一步斥资将奴隶贩卖至印度洋岛屿仍是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这时，普拉佐领主们变本加厉地进行掠奴和奴隶贸易，几乎整个赞比西的普拉佐都参与到奴隶贸易中来，掠卖奴隶成了它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有的普拉佐领主直接掠买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为奴隶，甚至有的直接将手下的奇孔达人出卖，这大大激化了矛盾，加快了整个普拉佐体系的衰落。
18世纪50年代时，沿赞比西河地带的普拉佐一共有一百多个。一个世纪后，只有不到20个普拉佐仍能维持运转，其余大部分领主只能保持对普拉佐名义上的控制(30)。普拉佐尚能维持的时期，无论如何独立反叛，奇孔达人始终还是认某一普拉佐为归属，效忠特定的普拉佐领主。然而，“普拉佐体系的崩溃，使不再受法定奴隶地位约束的奇孔达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认同”(31)。
一些奇孔达人在有能力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占据土地，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贸易、猎象、掠奴活动，有时也充当雇佣军。卡尼扬巴（Kanyemba）是建立独立政权实体的最著名的奇孔达人之一。他本是赞比西河南岸一个叫坦德（Tande）的部落的人，是一个坦德酋长和一名果阿妇女的儿子，葡萄牙名叫何塞。何塞加入葡萄牙的奇孔达武装并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一名高级指挥官。后来他带着一批奇孔达人回到自己的酋邦，并按奇孔达人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而将自己的酋邦从一个坦德酋邦转化为一个奇孔达人酋邦。他还自称“卡尼扬巴尼扬巴（Kanyembanyemba）”，意为“猛烈”，因为卡尼扬巴尼扬巴本身是一种羊吃了会死的植物。卡尼扬巴通过武力和外交手段获得了大片土地，他手下的武装力量也在原有奇孔达人的基础上通过招收当地人入伍而不断扩张，达到15000人，成为赞比西河一带的重要势力。一位欧洲旅行者记载，“卡尼扬巴随时都会侵袭有任何可取之物的村庄”。而一些当地的长者也说：“卡尼扬巴从来不与当地人自由地买卖奴隶，他总是强迫他们，如果他们拒绝，卡尼扬巴就会派奇孔达人摧毁村庄，杀死所有的老人，并将年轻人抓回自己的堡垒。因为卡尼扬巴的侵袭，坦德人、通加人和恩森加人生活在恐惧里。”
卡尼扬巴的女婿马特肯尼亚（Matekenya）也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治实体，拥有一支3000人的武装。另外还有位于太特西北、赞比西河北岸和南岸的马康加（Makanga）和卡拉兹曼巴（Carazimamba），前者拥有一支4000人的武装，后者也有数百名追随者(32)。这些新的独立实体承袭了之前普拉佐运作的一些模式，奇孔达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既是政治经济统治的核心，也是军事组织的核心。
还有一些奇孔达人群体四处流动，有的凭借自己的经验继续从事猎象和贸易等活动，有的凭借自己的技能从事搬运活动和驾驶独木舟。但很多奇孔达人群体则除了从事和平性质的活动外，还从事武装袭击活动，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时进入赞比西河地带的欧洲人报道了多起奇孔达人的袭击事件以及遭奇孔达人袭击后村庄的状况。
也有一些流动的奇孔达人充当雇佣军，他们参与一些土著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争斗，根据出价选择支持的对象。居住在今赞比亚东部省的安波人（Ambo）极为信服奇孔达人的武力，当内部出现冲突时，各方总是喜欢寻求奇孔达人的帮助。在安波人的一场争斗中，奇孔达人受雇帮助一方，他们熟练地使用枪支，并且控制自己的射击，消耗对方的弹药(33)。甚至有一个恩森加人，因为妻子被另一个恩森加人强奸并藏了起来，他也寻求奇孔达人的帮助，雇佣一队奇孔达人寻找妻子并报复仇人(34)。
另有一部分奇孔达人逐渐地融入非洲人族群中，有的奇孔达人回到自己成为武装奴隶之前所属的族群，也有的直接融入所在区域的族群。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奇孔达人与一般的非洲人生活在一起，有的还放弃了武装生活的本行，但他们仍然强调自己的奇孔达人背景或者称自己的祖辈、父辈是奇孔达人。有的老奇孔达人会教育自己的子孙，他们是奇孔达人，是战士，是征服者，是勇敢和高贵的。当年奇孔达人用于表明自己勇士气概的将门牙锉缺的习惯仍被一些人保持(35)。直到今天，居住在今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三国交界处一带的奇孔达人后裔仍旧唱着颂扬伟大战士和猎手的赞歌，回忆他们祖先的冒险经历，有的甚至还以当年奇孔达人使用的军礼互相问候(36)。一些奇孔达人往往拥有较周围一般非洲人族群高超的技艺和经验，有的善于修理甚至制造枪支，有的对铁器制造非常在行，有的则在狩猎、经商等方面拥有特殊的经验。对赞比西河格文比河谷（Gwembe Valley）一带的物质文化调查发现，一名当地人会使用其他当地人都不会使用的纺织技术，而这种技术就是从奇孔达人那里学来的(37)。特别的技能和经验使奇孔达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些奇孔达人虽然融入一般非洲人的族群，但仍旧在服饰、语言、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原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影响了周围的一般非洲人族群，他们有的模仿政治和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奇孔达人的生活方式，有的还信仰奇孔达人崇拜的神灵，有的非奇孔达人在与奇孔达人通婚后也称自己是奇孔达人。
四、提出问题：从奇孔达人看“非洲流动武装”
综上所述，奇孔达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流动性；拥有武装；以武装为后盾从事威胁性和劫掠性经济活动；以威胁和劫掠所得为主要经济来源；后来逐渐发生变迁和融合。
非洲大陆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群武装起来的人们跨越族群和王国的界限，在广大的区域内从事和平与非和平——主要是非和平——的活动，造成广大区域内不同族群人民的流散与融合。这群人往往不事生产，而是在大片区域内进行抢掠活动，同时常常伴以残酷的烧杀。这群人以抢掠所得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从被打击人群中吸收人员加以补充。这群人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转之后往往会在某地定居下来，或融入其他人群。笔者将这样的人群称为“非洲流动武装”，奇孔达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流动武装人群。
在非洲殖民统治建立前的时代，流动武装的现象长期广泛存在。在中部非洲曾出现过一支名叫“杰加”（Jaga）的流动武装，它们骁勇善战，四处流动打劫村庄，抢掠象牙商队，抓捕奴隶，对当时刚果一带的王国和族群形成极大的威胁，直接造成了刚果王国的灭亡。后来，这群人有的融合进当地族群，有的到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小王国(38)。在南部非洲，祖鲁王国（Zulu）的崛起和恰卡（Shaka）领导的战争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和多个族群的流散、迁徙以及整合。原为恰卡部将的姆齐利卡兹（Mzilikazi）为逃避恰卡的打击，率领恩德贝莱人（Ndebele）转战涵盖今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博茨瓦纳的广大地域，途中不断攻打别的族群，也不断吸收别的族群，后来在今津巴布韦一带建立了马塔贝莱王国（Matabele Kingdom）。同样受祖鲁军队驱赶的一支恩戈尼人（Ngoni）则一路武装北上，一路劫掠，后在赞比亚、马拉维占据大片地区后定居下来(39)。姆齐利卡兹的恩德贝莱人和北上的恩戈尼人也可以看作是非洲流动武装的典型。
在现代历史上，非洲流动武装也很活跃，除了保持从事流动武装活动的特性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往的流动武装往往只以经济性掠夺为主，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现代的非洲流动武装经济活动更加复杂，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莫桑比克独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支被称作“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MNR,Mozambique National Resistance）的流动武装的袭击。这支流动武装起初由葡萄牙殖民政府和南罗得西亚情报部门共同建立，后来葡萄牙殖民统治崩溃和津巴布韦诞生后转而接受种族主义的南非支持。它们除了接受南非的支持外，也随时随地进行抢掠和猎象。这支武装流动于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南非一带，破坏莫桑比克社会经济，打击莫桑比克解放运动。安哥拉内战时期，萨文比领导的反政府武装以掠夺和控制钻石产地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受到南非、美国等国的支持，意在推翻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执掌的政权。这支武装也是流动于安哥拉、纳米比亚和赞比亚一带。在南部非洲，由于数个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较晚，因而一直存在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游击斗争，比如津巴布韦的游击斗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游击斗争等。这些游击武装力量也具有一定的跨国流动性。
在当代，流动武装这种现象在非洲仍未绝迹。以乌干达北部、刚果（金）东部为中心，活动足迹遍布周边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仍是区域性乃至引起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它们或盘踞或流动于深山丛林，或控制重要的矿产区以维持经济来源，或绑架索取赎金，或时时四处劫掠。他们袭击村庄，掳掠儿童，有时还制造大规模屠杀平民、强奸妇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对这些流动武装怎么看、怎么应对，如何解决由他们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如人道主义危机、儿童兵、艾滋病等，除了了解他们的现状外，还需要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对他们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 拉尼·普尔：《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Lane Poole,The Native Tribes of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Northern Rhodesia），北罗得西亚政府1938年印发。
② 伊恩·坎宁森：《北罗得西亚卢阿普拉地区的人民》（Ian Cunnison,The Luapula Peoples of Northern Rhodesia），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布隆尼斯洛·斯特凡尼金、希拉里·德·桑塔纳：《奇孔达“佣兵队长”的兴起》（Bronislaw Stefaniszyn and Hilary De Santana,“The Rise of the Chikunda Condottieri”），《北罗得西亚期刊》（The Northern Rhodesia Journal）第4卷，1959—1961年。
④ M.D.D.纽伊特：《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普拉佐体系的历史解释》（M.D.D.Newitt,“The Portuguese on the Zambezi: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azo System”），《非洲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第10卷，1969年第1辑。
⑤ M.D.D.纽伊特：《葡萄牙人定居点在赞比西：东非的探险、土地使用和殖民统治》（M.D.D.Newitt,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on the Zambesi:Exploration,Land Tenure and Colonial Rule in East Africa），朗文出版社1973年版。注：Zambesi和Zambezi通用。
⑥ 艾伦·伊萨克曼：《莫桑比克：一种欧洲机制的非洲化——赞比西普拉佐，1750—1902》（Allen F.Isaacman,Mozambique:The Africanization of a European Institution,the Zambezi Prazos,1750－1902），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⑦ 艾伦·伊萨克曼、芭芭拉·伊萨克曼：《奴隶与奴隶之外：中南非洲动荡世界里奇孔达人种族认同的塑造，1750—1920》（Allen F.Isaacman and Barbara S.Issacman,Slavery and Beyond:The Making of Men and Chikunda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Unstable World of South- Central Africa,1750－1920），海因曼出版社2004年版。
⑧ 艾伦·伊萨克曼：《中南非洲奇孔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Allen F.Isaacman,“The Origin,Form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kunda of South Central Africa”），《非洲历史期刊》第13卷，1972年第3辑。
⑨ 艾伦·伊萨克曼、芭芭拉·伊萨克曼：《作为跨界人群的普拉佐领主：社会与文化变迁》（Allen F.Isaacman and Barbara S.Issacman,“Prazeros as Transfrontiersmen:A Study in Social and Culture Change”），《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第8卷，1975年第1辑。
⑩ 艾伦·伊萨克曼：《跨界奇孔达人和殖民前中南非洲的跨界人口流动：1850—1900》（Allen F.Issacman,“Chikunda Transfrontiersmen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s in Pre- colonial South- Central Africa,1850－1900”），《赞比西亚》（Zambezia）第27卷，2000年第2辑。
(11) 艾伦·伊萨克曼：《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Allen F.Isaacman,The Tradition of Sesistance in Mozambique），海因曼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12)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Allen F.Isaacman and Derek Peterson,“Making the Chikunda:Military Slavery and Ethnicity in Southern Africa,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13) 艾伦·伊萨克曼：《中南非洲奇孔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第447页。
(14)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15) 布隆尼斯洛·斯特凡尼金、希拉里·德·桑塔纳：《奇孔达“佣兵队长”的兴起》，第362页。
(16)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17) 艾伦·伊萨克曼：《中南非洲奇孔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第444—447页。
(18)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19)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20) 马尔文·P.米拉科：《北罗得西亚森加人和恩森加人的本地贸易》（Marvin P.Miracle,“Aboriginal Trade among the Senga and Nsenga of Northern Rhodesia”），《人种学》（Ethnology）第1卷，1962年第2辑。
(21) 艾伦·伊萨克曼和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22) 拉尼·普尔：《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第62页。
(23) 班内特·夏梅扎：《赞比亚格文比河谷的饥荒：1850—1958》（Bennett Siamwiza,“Famine and Hun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wembe Valley,Zambia:1850－1958”），切特·兰开斯特和肯尼思·维克里主编：《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通加人》（Edited by Chet Lancaster & Kenneth P.Vickery,The Tonga- Speaking Peoples of Zambia and Zimbabwe），美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24) 泰勒·斯卡德：《格文比通加地区的生态》（Thayer Scudder,The Ecology of the Gwembe Tonga），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3页。
(25) 约翰·格罗特皮特：《赞比亚历史词典》（John J.Grotpeter,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Zambia），斯卡克罗出版社1998版，第65页。
(26) T.I.马修斯：《葡萄牙人、奇孔达人和格文比河谷的人民：赞比西河下游复合体对南赞比亚的影响》（T.I.Matthews,“Portuguese,Chikunda,and Peoples of the Gwembe Valley:The Impact of the‘Lower Zambezi Complex’on Southern Zambia”），《非洲历史期刊》第22卷，1981年第1辑。
(27)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28) 后与西北罗得西亚合并为北罗得西亚。
(29) 艾伦·伊萨克曼：《莫桑比克：一种欧洲机制的非洲化——赞比西普拉佐，1750—1902》，第22—23页。
(30) 艾伦·伊萨克曼：《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第5页。
(31)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32) 艾伦·伊萨克曼：《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第29页。
(33) 拉尼·普尔：《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第66页。
(34) 拉尼·普尔：《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第43页。
(35) 巴里·雷诺德：《格文比河谷人民的物质文化》（Barrie Reynolds,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Peoples of the Gwembe Valle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97页。
(36) 艾伦·伊萨克曼、德雷克·皮特森：《塑造奇孔达人：军事奴隶与南部非洲的种族，1750－1900》，《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第36卷，2003年第2辑。
(37) 巴里·雷诺德：《格文比河谷人民的物质文化》，第189页。
(38) 让·范西纳：《稀树草原诸王国》（Jan Vansina,Kingdoms of the Savanna），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64—69页。
(39) 这些恩戈尼人还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小块地区建立了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