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大众文学的生成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大众论文,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4-0154-04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世俗观念的兴起、大众闲暇的增多，以及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就此，笔者拟从“市场”、“城市”以及作为“新意识形态”审美表征的“世俗化”三个角度出发，尝试分析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学的生成语境。
一、“市场”的确立
大众文学在1990年代的勃兴，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末的波动后取得了真正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建国后，中国社会形态突出以政治为中心，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文艺必须强调为政治服务，文艺家必须按照“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去形象化地演绎特定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文艺完全陷于政治网络的制约之中，实际上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了权力话语的传声筒。在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众文学不可能获得发展。
经过一个时期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于1980年代开始了市场转型，但这个时期的市场转型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化人的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市场”充满着知识分子渴望“自由”、“个人”的一厢情愿。近乎尴尬地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大众文学依然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尽管如金庸热、琼瑶热等大众文学现象已经初露端倪，但只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默默地传播，迷醉于“启蒙”、“人的文学”的知识界，对侠客们的快意恩仇或世俗男女的痴怨迷情自是懒得注意，大众文学的处境与当年的“鸳鸯蝴蝶”在五四时期的命运何其相似。
1990年代以来，“市场”观念再次确立，其激进的程度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话”，1980年代意识形态方面的纠葛被暂且搁置，经济发展成为不容置疑的核心。可以想象，1980年代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知识界，经历了仓皇地溃败，被推移至社会的边缘，巨变之后的诸众，对曾经激动人心的口号已然疲惫。同时，大众作为挑剔地打量文学市场的消费者，拥有了以金钱为选票的权力，知识界开始残酷地体认到“顾客是上帝”的经济律法。曾经“自洽”的文学场，在被“市场”所裹挟的裂变时分，面临着“身份”的转移：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退回“学院”，以论文、专著这一类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维持着知识场域的运作，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市场经济的法则藉此与专业化的评判机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另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迎向“市场”，进入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满足“上帝”们的“渴望”，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情景剧、畅销小说、流行歌曲，等等。
1989年初，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魏人、史铁生等人组成“海马影视创作室”，扯起“议价”旗号“按质论价”出售文艺产品，生产出《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一系列作品，媒介称此为“海马现象”。及至1993年以王朔为核心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王朔已成为初兴的中国文化市场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代表。一时间，“士不言利”的传统显得“迂腐”，文人“下海”成为一种时尚。尽管不乏恨恨而归的溺水者，一部分知识分子终究“成功转型”，迎合了文学文化市场的巨大需求，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仅仅以知识分子最为熟稔的期刊而言，上海的《故事会》、湖北的《今古传奇》《中国故事》等等不仅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而且由于发行量巨大，也获得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刊物和报纸的社长/主编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文学企业家”。堪称“典型”的是，《章回小说》高调发布了《大众文学宣言》：“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永远是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让我们团结在大众文学的旗帜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国大众的文学作品来！大众文学万岁！”饶有趣味的是，为“大众文学”正名的“宣言”，不断援引鲁迅作为自己合法性的证明：“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脊梁和灵魂。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多少代人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把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接过来，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历史意义的。”同期杂志的“编者的话”自我概括说：“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打出了鲁迅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希望评论界、美学界和我们一起开掘先生的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使我们文学艺术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好地为中国老百姓服务。”其间“大众文学”与所谓“精英文学”的缠绕，提示我们大众文学之生成与原有的文学传统的“断裂”，尽管大众文学携“市场”的威风高歌猛进，但其赖以成功的内在原因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二、空间的转移
“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重塑社会的冲动，“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联，是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大众文学而言，“市场经济”意义上不断催生、膨胀的“城市”，为大众文学的蔚为大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重要的受众人群。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大众文学的兴起，带来了文学书写所指向的空间的转移。考察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乡土文学”相比，“城市文学”一直是一个不甚发达的题材。我们所熟悉的是“知识分子题材”与“农村题材”，或是蹉叹知识分子的彷徨，或是以呐喊的方式启迪民众，故事所搬演的最为典型的空间是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以启蒙者的目光打量农村(古城/小镇)的愚昧与悲哀。对于城市而言，大多数文本都体现出“爱恨交织”的态度，仿佛城市注定了是堕落的渊薮，停滞于等待黎明的“子夜”时分。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启蒙”的欲念始终盘亘不散，不断重述古老中国的沉溺沦陷。
就大众文学而言，与灰沉阴暗的乡村相比，灯红酒绿的欲望城市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学空间。毕竟，“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种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一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1]正像邹广文对“大众文化”与“城市”的关系的分析：“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城市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以城市价值观念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了形而下的、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流于空泛的缺陷。并且，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感性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性欲求，这恰恰是人们普遍需要而原有城市文化所不能满足的。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文化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2](P72-73)
文学空间转移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期待读者”的转移。诚如“工农兵文艺”以想象中的工农读者来讲述故事，与写作范式的更迭相伴随的，是不同的文学消费阶层的变化。不过，就当下的文学消费群而言，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在海外“文化分层”的阶级社会能够区分彼此的“大众文学”与“中产阶级文学”，在国内却高度地重合。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新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兴起，对大众文学的生产有巨大的影响，一种“中产阶级美学”或“中产阶级趣味”正在逐渐形成，研究者曾颇为激愤地将其概括为：“中产阶级文化趣味与大众文化的存在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重合。首先即是按照市场元素进行配制：暴力、杀戮、通奸、乱伦……这和传统的商业化艺术写作有一脉相传之处，比如晚明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如果说中产阶级有“前身”的，那么这些艺术形式就是为了满足这些人之需要的，因为在任何时代这个阶层都永远是艺术的最大买主，但他们的趣味也同时就是葬送艺术的坟墓。”[3]
就具体的文本而言，研究者列出了一系列“典型作品”：赵凝的《白马之恋》、张欣的《为爱结婚》、邱华栋的《哭泣游戏》、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等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当然还有卫慧、棉棉等人用自传体或半自传体的手法讲述代言人或自己对情欲的追求以及迷乱、焦虑、放纵的私人生活。甚至还有公开自己性爱日记的木子美，对自己混乱的性爱经历进行纪实性的肉体化的描摹。中产阶级叙事把个人生活从私人领域转到公共领域，书写隐私、表达欲望，个人叙事成为一种时髦，并借助商业炒作获得消费价值[4]。
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叙事”对“城市”的书写是经过筛选的，城中村、建筑工地、天桥、工厂等等被小心地遮蔽于文本之外，反复出现的空间是高度“欲望化”的：这个世界展现着他们欲望的生和欲望的死。而网吧、咖啡馆、夜总会、茶楼、短信、时尚女报、霓虹灯、宾馆、游泳池、比萨饼、宠物、聊天、派对、同性恋则成为中产阶级作家笔下最常见的语词。并不意外是，有研究者就此批评中产阶级叙事：“成了大众文学中一面貌似高雅文学的旗帜，完全不具备否定、批判、超越现实的向度，有的只是对现存一切的肯定，顺从现实，享受现实。”[4]这种批评所裹挟的道德激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看到，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中产阶级阶层的不断壮大，大众文学的中产阶级化难以避免，至于未来的走向，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地审慎观察。
三、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世俗化”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的深入，与之呼应的一种“新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对大众文学领域而言，“新意识形态”最突出的表征是“世俗化”。一个近乎标志性的事件是，伴随着1990年代的世俗化，1980年代学界的领军人物不无沧桑地宣告“告别革命”。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于香港出版，从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角度批判“革命”，判定“21世纪不需要革命”[5](P66-67)。李泽厚就此认为：我国20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为了12亿人要吃饭，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5](P322)。当李泽厚、刘再复反思“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以“吃饭”(世俗生活)为标准“告别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告别政治”，恰恰相反，“告别革命”某种程度上是1990年代的主流的“政治”。近乎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界在1980年代“终结”之后达成的“密约”，一切思想上的争论被暂时搁置，以经济高度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坚实支撑。至此，一个摒弃“形而上”的世俗社会已然缓缓降临。
曾有研究者从几个方面对这一“世俗化”的“文化风尚”加以概括：第一，作为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成为整个文化建构中的基本目标；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出多种“享乐”动机的归趋，日常生活过程呈现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处处洋溢着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不再追求自身生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以便能够在日常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直接乐趣；第四，物质的积累与丰富作为一个现实的前提，将物质功利主义的时间企图直接引人了生活“审美化”过程，使得“美”与人的现实发展之间产生一种新的互动关系，物欲的充斥成为日常生活在“审美”方面上下不断自我拓展的外部标记，而生活的“审美”情调则包装了人的具体物欲动机[6]。这一类文化风尚的合乎逻辑地弥漫，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学也因此强化了自身的美学特征，不断制造呼应“新意识形态”的典范，发展出两种特定的亚文类，笔者将之概括为“闲适化的大众文学”与“白日梦的大众文学”。
近乎对创痛的1980年代的终结的回应，在历史裂谷的另一侧，“闲适化的大众文学”悄然兴起，随即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上走红。正如1980年代对“鲁迅”的不断重述，彼时的风向标已然是林语堂式的“闲适”，或者说“人生的艺术”：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总之，你须得明白“谁最会享受人生”。在“闲适”的文化气氛中，诸多散文旧作的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的编选投入批量生产，散文刊物的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纷纷开辟“随笔”、“小品”专栏，“散文热”在1990年代成为诸多文学现象中的一个醒目而主要的现象。考虑到1990年代精英文学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散文热”某种程度上正是以“去精英化”的方式与“历史”共谋。
与“散文热”的形成相对应，1990年代兴起的“情景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以及近几年的《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等等)同样是“闲适化的大众文学”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电视“情景剧”的兴起甚至取代了散文的地位。一方面，这是和电视的普及、有线电视网的发达有重要关联，影视文化公司的利润一般来说也好于出版社的运作；另一方面，散文尽管在文学的四大类别里是最“大众”的，但终究是“文学”的，在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阅读总是有些不合时宜。如果说，“闲适化”的散文残留着对“美文”的追求，有着一定的文学抱负的话，那么“情景剧”近乎成为了“能指的繁衍”，在谵妄般的喋喋不休背后，是意义指向的保守与空洞——并不奇怪，“情景剧”如《武林外传》等越来越依赖于“方言”这样的基于“语音”的幽默效果，放逐了“讽刺”、“嘲弄”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幽默”。
在“闲适化的大众文学”之外，以权势、财富、欲望为核心的“白日梦的大众文学”构成了呼应“世俗化”的另外一种亚文类，在1990年代再度引发热潮的金庸武侠小说堪为代表。如果说1990年代再次“发掘”了林语堂，那么金庸则是“常销”的，其武侠作品问世以来就一直是海内外文化市场的“宠儿”。毕竟，“大众文学”向来是以权势、财富、欲望为核心的“造梦机器”，金庸40年来一纸风行就是要“替读者做残破的梦”。值得重视的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分层”的社会里，“白日梦的大众文学”是可能过于沉重的精英文学一个必要的补充，以特定的读者群所习惯的而知识分子视为“夸张、矫情、肤浅”的方式慰藉心灵。然而，随着“新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的确立，“世俗化”急剧膨胀，金庸小说隐隐有“上天入地，唯我独尊”的态势——一方面跻身“经典”的行列，被指认成与鲁迅等并列的文学大师；一方面与影视生产机制结盟，凭借着“传奇”的情节模式以及庞大的读者群，被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级电视台不断改编，并且通过央视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
就此而言，“新意识形态”不断地挤压“异质”性的类别，大众文学藉此不断膨胀到一个惊人的地步。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仅是精英文学的领域不断遭到蚕食，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新意识形态”的运作下静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本文写作的同时，由都梁小说改编的《亮剑》正在各级电视台热播，并且获得了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等奖，可谓“叫好又叫座”。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继续保持对“文革”的沉默，删除了原作1957之后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为了共和国戎马一生的主人公晚年被迫害自杀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亮剑》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描写、对反共将领楚云飞的正面刻画等等，却被赞颂或是默许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描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亮剑》这一类“反革命”的“革命历史题材”提示我们，大众文学从来不是脱离历史与政治的“飞地”。如何进一步揭示“大众文学”与“时代背景”的勾连，在尊重文学多样性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有效的抵抗，本文仅仅是一次粗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