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新闻监管与舆论控制——以伪满弘报处为中心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满论文,日本论文,舆论论文,时期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弘报处原名弘法处，成立于1932年3月伪满建国之初，期间历经十四年的不断扩充，其名称几易沿革，职能日趋复杂，最终成为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管理的总机关。
一、伪满弘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强化
伪满成立之初，日本有感于“政治之妙谛在于民心之归一”，急需建立一个对内了解“民心之动向”，对外“明了我国策发展之实况”的殖民宣传机构，弘法处应运而生。该处隶属于资政局，受国务院管理，其责任为：“建国并施政精神之宣传”；“民力涵养及民心善导”；“自治思想之普及”(吉野丰，1941)三项。作为伪满负责新闻宣传的过渡性机构，该处仅存在四个月即被废止。此后，伪满对外宣传事务由其外交部宣化司负责，而“政府之新闻发表”则由国务院秘书处内设的新闻班负责(陈维智，1941)。
1933年2月，伪满情报处成立，隶属总务厅管辖。依据规定，情报处负责“宣传之计划于实施事项”、“政府部内宣传纸联络事项”和“民间宣传团体之监理事项”(刘盛源，1941)。情报处内设中央宣抚小委员会，编印《宣抚月报》(后改名为《弘宣》)为机关报，同时编印《满洲国概览》、《旬报》等印刷品进行对外宣传。与弘法处相比，情报处的职责已更为具体，在监控民情的同时甚至直接参与讨伐队的军事行动。(张玉芝，1992:320)
1937年7月，情报处更名为弘报处，依据伪满官职规定，该处为“总务厅之一处”，负责事项扩充为“弘报机关之监理”；“宣传之计划制定”；“宣传之联络统制”；“重要对内外宣传之实施”及“情报”五部分。弘报处与总务处下设的企划、法制、统计、人事、地方五处共同构成了伪满洲国的“政治中枢机关”(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2001:253)。更名后的弘报处，其具体职权涉及“宣传之联络统制”、“通信事业”、“新闻事业”、“映画事业”等之“监督与统制事宜”，其职权可谓“无力不致”，俨然已成为一个“情报宣传之综合官厅”。(吉野丰，1941)1940年12月，弘报处又将原来治安部负责的“映画新闻出版之检阅”，交通部负责的“新闻通信之检阅事务”，民生部负责的“文艺、美术、音乐、演剧映画、唱片机、图画等文化行政事务”，以及外务局负责制的“对外宣传实施事项”，统一收归统辖。至此弘报处最终成为一个集新闻、出版、宣传与文艺监管等职能于一身的殖民机关。
纵观弘报处的机构设置过程，笔者认为其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弘报处隶属于总务厅，在伪满中央行政机构中地位举足轻重。总务厅是日本控制伪满中央的核心部门，其各级官吏均为日本人直接充任，地位在伪满国务院之上，又被称为“官厅上之官厅”，实际是“伪满最高权力机关”(吉野丰，1941)。弘报处处长均采取日人直接充任的方式。先后由八木沼丈夫①、川崎寅雄②、小林启善(陈维智，1941)、宫胁襄二③、堀内一雄④、神吉正一⑤和武藤富男⑥担任处长。按日人说法，“弘报处即对总务厅中之一处，又掌管人民之直接事项，一方于政治中枢之总务厅内，参划政治之枢机，一方面插根于国民之中，直接办理人民事项，乃弘报处之一大特色”(吉野丰，1941)。
其次，弘报处对东北新闻控制和舆论干预，经历了从间接控制到直接控制的演变，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向。日本占领东北之初，在军事高压之外试图“攻心为上”。弘报处官员宣称，“统治异族的方针，先要取‘以乃言和彼’的方法，实在不能归顺，再诉诸武力也不晚”。(高桥源一，1940)所谓“以乃言和彼”的意思就是“用宣传使对方归顺”。为此，日本在1936年组织伪满主要报社成立“满洲弘报协会”，由“政府大部出资”，负责“全满各新闻社投资”，“监督新闻通信事业”，形成了由弘报处通过弘报协会监督报业的模式。弘报协会的存在，令弘报处颇为掣肘，时常抱怨，“间接监督全满新闻社及通信社……不能直接监督各新闻社”，“事务之进行上，颇为不便”。到1940年1月，弘报处召开“全国新闻社长会议”后，突然宣布解散弘报协会，实行“新闻新体制”，“以期指导监督之彻底”(陈维智，1941)，至此，弘报处实现了对伪满新闻业的直接操控。
最后，弘报处将报业的控制和管理，视为其各项工作的“中核”。该处组织严密，分工明细，拥有一支专业化的舆论监控队伍。弘报处成立之初，即提出“弘报处要成为舆论之代表者”，将职能定位为，“当国策遂行之际，唤起国民之积极舆论，对于国民加以启蒙教化，使之成为巩固组织”，而所谓“积极舆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来引导舆论。日本奉天次长松田说，“真是一件可惊人的事情，大众的脑袋除了报纸上所念的事情以外，简直什么也没有，差不多省公署官吏的脑袋都是由报纸养成的，报纸真是很可怕的东西”。弘报处长武藤富男也承认：“报纸的记事一登载，马上就能惹起种种的话题，报纸的威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国政治的改革，总要从报纸先鞭策不可”。(武藤富男，1941)
弘报处的机构组成分工明确，下设弘报处长1人，和“辅佐处长”的参事官8人。参事官的职责重大，“树立弘报计划”，“审议弘报之问题”，“研究政府所实施之重要政策”皆为其职责(刘盛源，1941)。参事官下设庶务、新闻、放送、映画、宣化、检阅、情报八个班，分别负责新闻之指导统制、记事之指导及审查、记者事项等；“政策之映画及演艺之指导”；“内外宣传之实施”等事项。各班设班长一人，受参事官辖制。该处还设有“日满弘报联络会议”，可“不依官制手续，认为有必要时，随时招集”(吉野丰，1941)，用以协调满洲国与日本、关东军、满铁、协和会等机构在新闻监管和舆论控制上采取一致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弘报处为扩大其政治传播范围，在地方建立了省、市、县、旗各级弘报组织，并定期培养和训练地方“弘报要员”以加强地方民众对日本统治的认同。弘报处规定每年在地方组织中选出30名弘报要员，实行两个月的训练，其内容包括“弘报之简单理论及宣传、宣抚、情报、检阅等实践工作”。(弘报处地方班，1940)弘报处对地方人员的职业要求很高。参事官高桥源一指出，县里的弘报员应该是“县干部的中坚人物”，他们应该具备“传道之信念与科学之冷严，一旦有事不畏缩，以周密之计划，创意之功夫，一切之手段方法以贯彻所期之目的。”(高桥源一，1940)为此，弘报处创办《弘宣》⑦杂志，专门用于各地弘报要员交流“宣传理论技术”和“实际宣传资料”。
弘报处还十分重视新闻宣传理论和效果的研究。如有重大新闻发布，弘报处会展开“对策”分析，内容包括“发表事项要检讨国内外之影响如何？政治效果及影响如何？国民能否理解？”，“应以何等方法发表？发表之重点置于何处？……民心之动向或反应如何？”等，以最终“决定方策”。(吉野丰，1941)此外，弘报处还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开展舆论战专题研究。弘报处参事官多为专职从事宣传研究的人员，他们撰写的如《中国史上政治宣传纸研究》、《中国排日宣传在美国》、《中国宣传的实况》等文章对中国抗日宣传策略及战法进行分析，为日本实施反制提供依据和对策。
二、伪满弘报处对东北新闻业的操纵和监控
(一)操纵伪满报界为日本侵略战争舆论造势
弘报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拉拢和督导伪满新闻界为日本争霸世界的战略服务。为此，弘报处十分重视与报刊保持密切“合作”，认为这是宣传战的前提。关东军报道班负责人长谷川宇一指出：“我们宣传业务者，在直接拉拢民众以前，总得先使新闻记者、通信员成了我们的同调，对于我们事业的成功能够共同欢喜。”(长谷川宇一，1940)在日本实施重大军事行动前，弘报处往往裹挟伪满报刊进行战争动员和鼓噪，进行舆论造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弘报处对伪满新闻界的操纵变得更为直接和露骨。弘报处新闻班自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头一年中，“在皇军捷报频传声中”，“弘报界便一日无暇的剧烈活动，呈出空前的紧张”(弘报处新闻班，1943)。从1941年11月5日到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该处组织伪满《大同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泰东日报》进行了大规模的“事前宣传”活动，共同推出《大东亚战周年要人名士对谈》、《去年今日》、《战争标语》、《日美交涉经过备忘录》、《北边镇护》、《大东亚战回顾日志》等专题报道。通过议程设置，引导中国人“能忆起去年当时的情景，激起对英美的愤恨心”(弘报处新闻班，1943)。
在新闻的监管中，弘报处会对各报的宣传重点和传播效果优劣都进行具体指导。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该处认为，伪满“各报单独取材、可以视为各报纸特色”。“《大同报》刊载《国民指导者的话》、《轴心国座谈会》、《战时日本国民生活》、《战时美国国民生活》等，其中尤以将战时日本国民生活与美国国民生活的实态，详加介绍，使国民大众于心中做一比较，而益增其对日信赖之念，编辑着眼处甚佳”(弘报处新闻班，1943)。《大北新报》则以《大东亚战与钢铁满洲座谈会》为题，“揭载记事，关起国民关怀枪后的生产战，意义颇深”。至于《盛京时报》“无特值得注意者，不过战争照片比较《大同》、《大北》鲜明清楚，在宣传上的效力很大。《大同》、《大北》两报的战争照片全很失败”。而《滨江日报》的特色则是新闻《漫画》，“漫画趣味颇为佳妙，此外宣传尚能始终一贯，不至中途停止，为它报所不及”。对老牌日本汉文报纸《泰东日报》，弘报处则批评称：“事前宣传，《泰东》较他报出发甚晚，表现方法亦不彻底，且缺乏连续性”。对于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日报道”，弘报处颇为得意说：“各报全很成功，各自有独特的色彩，很多是全新的企划，足徵已尽最大之努力，尤以《盛京》的编辑方法为他报之魁，颇堪嘉奖”。(弘报处新闻班，1943)
弘报处还对珍珠港事件后一年内伪满报纸宣传进行了一番总结：“纵观各报事前宣传的成绩，虽不能认为十分满意，但对于使人重新忆起去年日美交涉当时的情景，指摘此次战争的责任，揭出英美的矛盾，助长对英美的敌忾心，以及使国民认识自己的责任等均有触及”。对于报道中的不足，弘报处指出：“名为事前宣传，记事的内容却连事后的结论全说出来了(大同、滨江为甚)，这样有减损宣传效果之虞”，这些报道“时常中断”自然“不能产生连贯的效果”(弘报处新闻班，1943)。从珍珠港事件前后，伪满报纸的宣传造势活动看，弘报处事前已对各报的宣传计划有过统筹安排和具体指导。从选题、立意、版面设计、新闻图片再到最后的传播效果分析，弘报处对伪满报纸的控制可谓“事无巨细”，颇费心机。
(二)运用宣传技巧，蒙蔽国人视听
弘报处还善于利用欺骗式的宣传，蒙蔽国人心理，以巩固日本殖民占领。在日本看来，“满洲国民族既然如此复杂”，因此新闻宣传“若以与大众生活缘远的或毫无关联的门外汉策划是不行的”。“宣传需把握对方国民的实际生活而宣传，不然很难煽动，如果对于国内宣传不能收到满足效果，又怎么能对外宣传呢？”。为此，在宣传上日本十分注意揣摩东北民众的心理，“他们现在想些什么？希望什么？以及易于感动的是什么？这些事都有彻底研究的必要”，“宣传要考虑人情，无视人情反乎自然的宣传，无论如何费力，恐怕也无济于事”(弘报处，1941)。
在策划新闻报道上，弘报处重视使用宣传技巧，认为“宣传是以活人为对手，创意的工夫”(高桥源一，1940)。日本人在《弘宣》刊登大量对华使用宣传技巧方法的文章。例如日本十分强调媒体要注意宣传的“隐蔽”和“火候”，指出“没有适当的动机，没有具体的事实，无理的去实行宣传时，那就反使被宣传者，发生疑惑，招来不安，就无意义了。所以在弘报宣传的阵线上，时常注意应宣传的机会，捉着机会，及时实行宣传，这是宣传者的秘诀”。(岸本俊治，1941)弘报处不断告诫伪满报纸在配合日本宣传上不能太过直白和明显，要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读者。弘报处长武藤富男指出，“外人知道这是宣传，其效果失矣，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宣传，那不是宣传，总得到行家看，啊，这是宣传吧的程度”(高桥源一，1940)才算是成功的宣传。他还指出，“宣传最应当注意者，就是总得要将宣传的意图，完全不暴露于外”。他指责伪满的很多报纸宣传隐蔽性不强，导致宣传策略和计划的败露，“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揭载宣传计划要纲的全文，什么此种方针，此种要领等言词，很明显的发表出来。中国有句话‘君子远庖厨’就是说做菜的地方不叫客人看……有很多事，新闻记者不厌其烦的一字不改的登载出来，犹如把自己的作战计划，明白的给人，失败乃属当然”(武藤富男，1941)。
日本人还强调“事实发生的动机不同，而弘报宣传的对策也就随之各异。因地制宜，因人说法，因对象而采取手段，按事实以定方策……要问病下药，伺机馈食，哪有不收宣传效果呢？”。(高桥源一，1940)精细的日人对东北舆论的宣传还强调“不费钱的宣传”，提高宣传效率，做到事半功倍。日本认为：“宣传是拿纸子弹或写真炮弹的战争，一滴宣传如一滴血一般贵重，不发盲弹，要有百发百中的信念，去制作报纸、传单、宣传画。”在新闻宣传中要“停止陈腐、奢侈、虚荣的宣传，树立宣传上的新体制，新鲜、效率、不花钱的宣传”。(高桥源一，1940)可以说，在《弘宣》杂志中，这类介绍宣传技巧文章比比皆是，而《弘宣》的主要读者群体就是伪满各大报社的编辑、记者，无疑这些论述对于指导伪满报刊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三)强制推行“新体制之下新闻纸”
伪满建国初，其殖民报业体制是弘报处间接管理报纸的模式。1936年，满洲弘报协会成立，对大新京日报社、盛京时报社、大同报社实行控股经营。至1940年，弘报协会下设29家报社，报纸发行量占伪满报纸总量的90%(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2010:185)。但在同年，弘报协会被突然解散。弘报处长武藤富男在“全满新闻社长会议”上宣布，实行以弘报处直接统制报纸的所谓“新体制”。新体制提出，“满洲新闻政策第一根干就是在汉字新闻的扩大和强化上”，“扩大强化汉字新闻乃是满洲的新闻政策最大的眼目”，很显然日本看中了中文报纸在国人中的影响力，试图通过“培育中文报刊，引导中国人的舆论朝向国家期待的方向”。
日本人似乎也意识到枯燥的政治宣传，恐难让中国人接受，于是报业新体制又提要加强报刊的娱乐功能，实现人心归附。武藤说，“在统制经济很紧迫的时代中，总得时常给国民大众一些精神的安慰”。“对于小学程度的满人，要给他们一些思想，给他们一些娱乐，新闻的内容总得丰富有趣才行。因此，对于汉字新闻的漫画、相片等总得应该充分的充实才行。今日的宣传不仅要介绍国策，渗透国策，弘报处掌握了文化行政，用文化当做一种宣传国策的方法手段。同时文化自体渗透于国民之中，弘报处的文化行政是有一番重大意义的。”但这种论调并未在实际操作中得到贯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汉文报纸从内容到形式迅速与日本报业战时体制靠拢。
伪满建国之初日本侵略势力尚无力对东北新闻业进行全面地操控和管理。因此，东北新闻业的商业化、市场化本已经初具规模。如《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竞相扩大篇幅”，“每日出八张之不已，更扩充为十二页十六页，真似发刊页数不多，既不得称为大报社者”，显示出伪满报业初期报纸篇幅大，版面多的特点。然而到1940年，弘报处直接控制新闻业后，出于侵略战争需要。弘报处对伪满报纸提出“压缩主义”和“力求充实”，“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杨华亭，1941)。在“新闻报国”的口号下，伪满新闻纸的纸张、篇幅、标题、字号都被压缩。《泰东日报》编辑杨华亭指出：在新体制下之新闻纸不但减少页数，“报面之形式，亦与往昔不同，最显而易见者，即标题缩小，铅字亦行缩小也……在往昔，标题每用大字，由四段五段甚至六段，由一行两行甚至四五行”。在“压缩主义”的要求下，报纸张数被限定在八页。为不影响因张数减少带来的发稿量减少，伪满报纸只能通过“标题避免用大字，其段数行数均行缩小”方式，维持出版。
纸张和版面的减少使伪满报纸在内容上不得不“严加选择”，“不重要之记事均加以抛弃”。这一时期，报纸版面被严格限定在政治版、经济版、社会地方版和副刊四个方面。对于各版面内容，弘报处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其中政治版要“以宣传国策为基准”。经济版则要对“经济之统制，方策如何？实施如何？尽量披露”。至于“常散见各报”，“经济记事中，每日资金穷屈，物资缺乏，其他如粮食不足，分配不均等记事”，因“刊载此事只能对内影响民心之不安，对外更可予间谍汇集之好材料”，这些信息都被有意屏蔽。报纸被告诫，“纵使穷屈缺乏，要皆应以统制经济为根据，即实行经济之统，而期一般之节约，早日达成高度国防国家之目的”。只有“如此立言，方为得体，无违新闻报国之使命也。”而至于大众喜欢的社会地方版，则以“有伤风化”而被大幅压缩，而文艺副刊更是因“无病呻吟”和“可让专门杂志揭载”被勒令“毋庸披露”。
(四)监管记者，插手新闻业务
伪满弘报处还负责记者从业资格的审查和管理。依据伪满《记者法》之规定，记者为“帝国人民及格记者考试者有为记者资格”，对于“禁置产者”和“处禁锢以上之刑者”(长泽千代造，1942:20)禁止从事记者行业。而弘报处则是伪满记者考试审查的组织者。在伪满编辑记者的工作受到监管，其工作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大同报》编辑总务杨华亭，一再告诫记者要明哲保身，伪满宣传的目的是，“非固国内舆论，不足以抵制外国邪说，尤其赤化思想之排斥，对内外之宣传，莫不以新闻纸是赖”。他尤其强调“对于新闻关系法规，切不可不了然于胸中，以资遵守，以免抵触。”“不仅要谨守出版法所规定之事项，对于未规定事项，亦并非均可任意揭载”。他举例说，如大同元年的《出版法》，对于“冒犯皇室之尊严，出版法虽未规定，而关于揭载记事或照片地位之不当，印刷纸不精，字句之错落，漫画之讽刺等，编辑员之刑事责任，亦不可旁贷也”。“至于所揭载抵触法律事项，不问其认识与否？发生实害与否？又动机如何？有无目的？以及记事种类表现方法(直接或暗语)？”只要“客观上，果认为有反社会性，妨害安宁秩序，善良风俗，均在被取缔之列”。他最后无奈感叹，伪满的编辑记者对于“所以刊载某项记事，不可不三思而后行之。”出于人身安全和生计等原因，新闻从业者往往丧失新闻操守，虚假新闻在报纸上举目皆是，而这些做法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对于敌国之破坏宣传，对于本国实力充足物资丰富做夸大之记载，或讳败而言胜，或隐弱而称强，乃属于宣传国策范围，自不必绳之以新闻必须确实也”(杨华亭，1940)。
(五)直接自办新闻纸，扩张宣传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控制商业报业之外。弘报处还自办报纸通过其组织，自上而下进行传播。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弘报处增设地方班，具体指导伪满地方宣传工作。此间，弘报处地方班印刷大量新闻漫画、传单，以“满系文盲者为主要目标”散发。弘报处特别强调，宣传画的执笔者要从“宣传对策同一民族中选出”，并特意说“这种事情一看虽然像是无关小事，可是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地方”。尽管，在日人看来，这些由中国人所画的新闻漫画，“画成的原画，要以日本来比较，比日俄战争当时所画的更幼稚”，但刊登出来的效果却能“立即博得满人大众的好评”。(谷元茂树，194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弘报处不仅插手商业报纸的选题和策划，还直接组织人力、物力自办报纸和宣传册，报道日本在东南亚的“战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东亚战争胜利报》和《国通写真特报》。前者创办于1941年12月，每月一日发行，为旬刊。最初是弘报处委托“满洲日日新闻社创刊发行，以满系为对象宣传品”。但日本人认为“日字办满字新闻，效果不好”，于是改为康德新闻社《大同报》接办。该报第一辑即印刷6万张，“大如报纸的一半”，因为样式小，宣传效果不好，“到第二期改为与报纸一般大，但印数减少为三万张”。该报有时还出“写真版”，其样式是“采用漫画解说的方式辅以简单说明”。(谷元茂树，1942)弘报处对于该报的图画十分重视，每次出刊前都要专门组织“满洲美术家协会”、“大同报馆”，对“漫画的构想，说明文的表现，都慎重检讨”。该报主要以“不能由新闻、广播及映画的报道地区住居的满系大众”为宣传对象，由“印刷所直接向各省市县公署发送”至“僻邑之地”。
而《国通写真特报》则是弘报处委托满洲国通信社编印发行。“每期发行八万部”，主要面向民生部管辖的“各学校”和治安部管辖的“警务机关”发行。弘报处亦“自购一万部向各县公署，分别发送四十部至七十部”。这些新闻印刷品通过弘报处的地方组织，被配送到全满“十九省，二十一市，一百五十四县，三十八旗合计二百三十三公署”(谷元茂树，1942)。
三、新闻舆论控制与宣传的实际效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军事占领迅速使“弘报机关”得到“扩充与强化”，并通过信息阻断，使东北民众闭目塞听，与世隔绝。但从东北民众对其宣传内容的反应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据弘报处参事官岸本俊治称：“弘报机关……之新闻纸、放送电影而论，是处于极其贫弱的状态。我们试看新闻纸发行部数60万份，放送厅去者约45万，电影院为190个，其中新闻读者层与放送厅观者，概多重复，且此数中之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又为日系所占，实不能不使人寒心之状况也”(岸本俊治，1941)。可见，至少在传播的人数上，日本殖民宣传品，因遭到国人的抵制，并没有达到预期。
受战争影响，1940年以后的伪满报纸上已鲜见副刊和娱乐消息，其唯一功能就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微缩的字体，密集的排版，低劣的印刷，粗糙的纸张，加上不中不日，不古不今的行文，导致伪满报纸对中国普通民众而言鲜有吸引力可言。由于伪满报纸的消息多来自日本通讯社的译稿，因此其中夹杂着大量日文词汇，诸如“提携”、“圆滑”、“日支”、“枪后”、“出荷”、“厚生”等，生僻的词汇常让中国读者读后不知所云。《大同报》记者弓文才即指出，伪满报纸文章“冗长一篇，是引不起读者趣味的”，“大部的政治消息多出自日文电报翻译过来”，即使记者都“不能透彻明了这一段新闻的具体意识是在那里，这样的情形长此下去，看报纸真要比研究科学的书籍还要难了。”而报纸中那些“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的八股文”，令人味如嚼蜡。“旧文学的余味，夹杂些不普通的经典”更让阅读社论的读者晕头转向。为此，弓文才呼吁伪满报界，“满字新闻纸的记事，政治，经济，务使其中肯扼要，以满文的文法来写述，否则便成了非古非今的不通文章”，记者读报尚且如此，对于东北民众而言，其阅读报纸的兴趣和难度可想而知。
与社会报刊相比，弘报处自办报刊的境遇也可谓堪忧。弘报处内部发行的《弘宣》杂志，因是“特殊刊物”，其“内容有些单纯，干燥，生硬”，导致“读者范围狭窄”，阅读“有硬无软，难以下咽”(周忾生，1940)。另一份自办刊物《旬刊》虽是面向整个伪满公开发售，也鲜有读者订阅。为此日本官吏愤懑地说：“《旬刊》出刊以来，购买者却意外的少，没有的时候说没有，有了又不去读”。(高桥源一，1940)
导致弘报处宣传效果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宣传内容缺乏真实性。因战争需要，伪满报纸上充斥日军胜利的虚假报道。这些消息多来自日本军部，其内容已被军方严格过滤。在伪满报纸中，永远是“皇军大捷”，“敌军望风而逃”的报道，日军作战每每是以微小代价取得“辉煌之战果”。这类夸张报道，连弘报处长武藤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报纸的统制和检阅很严格，所以实在的东西很少登载”(武藤富男，1941)。
新闻真实性的缺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伪满报纸公信力的缺失，东北民众自发地对报纸及其从业者采取抵制或疏离的态度。时任《大同报》记者弓文才曾抱怨伪满记者地位低下，“既不如西洋记者那样优越，同时也招来许多的蔑视。”(弓文才,1941)“我国的新闻记者许多不是新闻专门人才，然而在这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又何独新闻界为然，所学非所用也不止新闻界而已？”，很多人对于“新闻记者讨厌，避之不浼，结果形成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情景，这种情形就是新闻界的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显然，“蔑视”和“避之不浼”，并非记者专业素质不够，实乃其丧失职业操守，为日伪服务，从而引发东北民众对其“工作”的抵制与反感。
尽管弘报处的宣传手段无所不用，但在控制伪满舆论上仍力不从心。弘报处官员常抱怨说，“最近宣传战虽已竟凄惨万状，可我们还晏然自如的苟且偷安，我等宣传者对此不得不加以反省”。弘报处参事官高桥源一也指责报业说，“一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反而不去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武器，对于共产党的魔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步一步地来侵蚀我们，热河方面已收到相当的侵蚀”，“我国的宣传战是否能常战胜利？不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必胜的信念”。当虚假、伪善的宣传伎俩全部用尽之后，弘报处最终唯有用暴力方式来强迫国人屈服。“宣传的武器，渐次被剥夺”，“没有子弹，可以拿铳剑，铳剑丢失了，可以凭借腕力去活动，腕力再疲乏，还可以拿牙齿去发挥我们的本领”。(弘报处，1942)
伪满时期，弘报处将伪满新闻业牢牢地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使其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政策鼓噪助威。它们用谎言和欺骗编制着“共存共荣”的幻影，妄图永远占领中国领土和奴役东北民众。但历史证明，日本虽用尽宣传伎俩，都不可能改变东北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文化认同，任何虚假宣传和欺骗报道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欺人之谈，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①八木沼丈夫，日本文化人，曾从事新闻工作。1932年从军，在辽宁等地活动，被关东军首脑看中，负责对中国民众的宣传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木沼丈夫被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电召来到天津，筹划组建华北宣抚班。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天津编译中心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②川崎寅雄，日本冈山人，历任伪满外交部宣化司司长、总务厅情报处长、支那派遣军上海报道班长。参见刘寿林主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2页。
③宫胁襄二，曾出任大连《泰东日报》社长，伪满协和会成员。参见《大连百科全书》泰东日报条目，《大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第76页。
④堀内一雄，在中国化名满良，日本陆士陆大毕业，任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的参谋长。参见徐春范主编《长春文史资料(第66辑)高丕琨回忆录》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47页。
⑤神吉正一，1897年生，东京都人，东京帝大法科毕业。历任日本外务省(部)书记官、奉天领事。伪满任外支部政务司长、总务厅法制处长、弘报处长、间岛省长等职。参见高丕琨《伪满人物—长春市志资料选编(第三辑)》，1988年，第28页。
⑥武藤富男，明治37年(1904年)生，东京帝大毕业。在日本做过检事(检察官)，在伪满曾任伪满司法部事务卞刑事司第一科长、法制处参事官、弘报处长，是弘报处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日投降后回国。参见高丕琨《伪满人物-长春市志资料选编(第三辑)》1988年，第41页。
⑦《弘宣》，创办于1932年，初为半月刊，1939年改为月刊，每年出十期，封面印有“秘”字，当属弘报处对内秘密发行的机关刊物，非普通人可以阅读，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看到有部分馆藏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