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云[1]2001年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文中研究指明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华东师范大学汤奇云2001 年绪论 #1(493,B3,4DE,DD)
霍俊明[2]2006年在《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试图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本文所涉及到的“当代”新诗史是指主要对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新诗现象进行书写的史述着作)和当代文学史(涵盖一些20世纪文学史中对“当代诗歌”的叙述)的新诗部分作为阅读和省察的起点,以期通过对新诗史写作当中的问题揭示和辨析引起今后的新诗史写作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注意。全文由导论、正文和余论叁部分组成,正文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是讨论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可能性与相关问题,主要涉及“当代”写史和写作“当代”史的诸多难题,并对历史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进行具体说明,考察美学与诗歌本体性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两难性,最后总结当代新诗史写作的成果与问题。第一章是关注重写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变动性与差异性,这其中不可忽视历史语境和诗歌观念转换对新诗史写作的影响。这部分重点以历史叙述中的“十七年诗歌”、新民歌评价、新诗史分期以及《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与修订本之间的变动情况作为切入点。第二章则主要是探讨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史料问题,首先总结回顾新诗史料工作的研究状况以及“当代”写史所面临的巨大材料压力。该部分重点对“地下诗歌”史料的特点和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并对相关的史料进行补遗说明。关注当代新诗文本的删改、重写和版本情况,并对具体新诗史写作中史料错讹和港台诗歌史写作的史料问题进行梳理。第叁章则对重要的新诗史命名进行反思与梳理,主要涉及“九叶派”与“七月诗派”,“归来者诗群”与“前归来者”,新边塞诗派与西部诗歌,与“朦胧诗”相关的命名,地下诗歌(潜在诗歌),新诗史的代际命名和“今天”之后错乱的诗歌史命名状况。第四章就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化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并主要以新诗史写作中食指、穆旦和郭沫若,以及郭小川和贺敬之的经典化问题以及白洋淀诗群由边缘向经典的变动情况为分析对象,以期揭示当代新诗史写作中新诗经典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特征。第五章是阐释和重新审视新诗史写作的模式问题,重点归纳了几种非“主流”的新诗史写作模式,即见证式(细节)新诗史、诗人写作的新诗史和诗人英雄式的新诗史出现的意义与相关局限,并以此为基点开放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思路与视野。余论部分则对此外的相关新诗史写作问题,如新诗史与诗歌选本、民刊的关系,如何均衡审美文学性立场与尊重具体历史语境的的写作姿态,以及当AI写作史的批评性立场的缺失等问题进行说明。
王婉秋[3]2014年在《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的译介、传播、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融汇、碰撞、交流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论文第一章探讨华兹华斯、雪莱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以及对一系列诗歌问题的争论。第二章在梳理佩特、王尔德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同时，梳理唯美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兼及现代中国纯艺术论的缘起、发展和特征。第叁章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论述的核心，探讨西方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观念如何加剧了中国文学批评对“真实”的追求，并以批评家泰纳的个案分析为支撑，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向。第四章以批评家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诗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依托，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象征主义文论的接受和以此为基础的诗歌理论探索。本论文以个案分析为依托，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进行吸纳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该课题的梳理与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与回顾，也是理解现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当今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杨克敏[4]2014年在《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文中提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着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第叁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叁○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叁○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刘绍峰[5]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提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叁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叁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林朝霞[6]2007年在《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文中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思潮被看作“创作方法”的产物。而这种创作方法论仅仅肯定了现实主义(以及附属于它的浪漫主义)的合法性,而排除了启蒙主义等其他文学思潮的存在。同时,国内外文学史也大都没有把启蒙主义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而仅仅当作一种社会思潮,造成了文学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这两种原因,导致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被抹杀,并被错误地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名称。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创作方法的产物;同时,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是与其他文学思潮并列的独立的文学运动。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界定各种文学思潮,包括启蒙主义,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前提。本文正是从现代性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本文共分叁编。上编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纠正创作方法论的长期误导,透析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关系,梳理西方从古典主义至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并着重分析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背景、思想倾向、具体特征、主要类型、流变过程等,作为研究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参照系。中编以五四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辩驳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论,从现代性角度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提出五四文学开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追溯它的历史背景,描摹它的发展脉络,对比它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差异,并评判它的历史意义。下编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从历史任务、思想倾向、内容主题等方面研究它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渊源关系,并详细考察它的演变过程、风格特征,从而确认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属于中国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谢应光[7]2005年在《中国现代诗学发生论》文中认为目前,国内的文论或诗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现象:(1)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多,研究现代西方诗学的多,但研究现代中国文论或诗学者少。这个现象背后暗含的观念是:中国现代没有多少自己的文论或诗学,不值得研究。(2)在今天所有的文论或诗学研究中,泛文论或泛诗学的研究多,分门类的专门研究少,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则更少。这是因为分门类研究更难深入,对诗这个门类来说,还有一些论者心怀疑虑。(3)文论研究,包括诗论研究,史的描述多,散点似的透视多,而对现代文论尤其是诗论生成研究少,专门的现代诗论的发生研究甚至没有。这与人们的成见和现代诗论缺乏有效梳理有关,情况比较复杂。(4)在目前现有的现代诗学研究中,有几种模式:一是龙泉明的描述似的“流变论”模式,二是陆耀东主编的“中国诗学丛书”中现代诗学部分的“理论构架”模式,叁是潘颂德的“诗学人物罗列”模式,四是吕进的“专题论”研究模式。五是王一川的“长时段型”的“现代性诗学”研究模式。六是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研究模式。七是以孙玉石、蓝棣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模式。以上模式除王一川外均未以现代诗学的生成为研究对象,有所涉及也比较粗略或模糊。而王一川尚所进行的研究,一方面,它指的是现代的文学理论,不仅仅指诗歌;另一方面,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企图以现代性包容所有诗学问题(无视50—70年代的反现代性倾向,以主观愿望的判断代替事实和价值的判断),而且时间延至20世纪80年代。更为根本的是,他否定了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个性特征。(5)已有的诗学研究中概念的使用较为混乱(如文论、诗学、现代等概念往往要经过澄清才能使用)且少有体系(历时性的逻辑描述居多),对诗学的发生及其形成过程中的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演变缺乏梳理,诗学理论缺乏整体定位和范式意识。(6)研究方法一般比较单一,
孙德高[8]2005年在《唯美的选择与转换》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更新的,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中,日本和日本文学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在学界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在如何认识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上,它究竟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品质中,起了何种及哪些具体的作用,却缺乏有深度的论述。日本文化在更多情况下,被定位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中的主要起到媒介作用。从中国现代文学人员构成看,主要由留学欧美与留学日本两大块组成,而尤以后者人数居多。由于日本明治改革成功,在向西方借鉴和学习中,除了日本本身成功经验开始引起中国注意外,日本翻译的众多西方文献也成为留日学生了解、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及文化的重要窗口。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唯美文学的梳理,进一步分析中国现代唯美文学的流变过程,有何特点,及其与日本唯美文学之间存在哪些具体的影响,共通点和差异性何在,通过对中国现代唯美文学分析,从唯美文学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认识。 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是作为反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一翼而出现,但它是以现代性的理性认识已经作为不言自明的条件下而存在的,在中国现代唯美文学却没有这样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审美现代性中往往隐含着现代性的历史诉求。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受西方和日本唯美文学思潮直接影响的结果,但这种影响是混合的,西方经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派文学的历时进程,进入中国文学视野时呈现出共时状态。就是说中国现代唯美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吸纳是混合进行的,表现出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含混性,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往往作为一种新方法、新思潮、新思想大量存在中国各个现代文学流派当中。中国现代唯美文学在对西方唯美文学取舍上有自已的特点,尤其是在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上,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受外强凌辱的境况,极大影响了文学选向与发展。总之,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现代性建构中,孕含有多种矛盾因素,既有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又有自身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复杂矛盾。审美现代性本身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提倡艺术至上,抵御现实世俗文明,另一方面又具有媚俗、大众化特征。中国现代唯美文学试图用纯化的艺术形式抵制物化的商业文明,又深深根植于现代商业文明中。 本文在对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分析和研究时,注意把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放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来考察,并注意到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与互补性,以及日本近现代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不仅是迫于外国侵略压力,也有内在向现代转型的潜质和动因。对外国文化吸纳过程,也是内在民族传统文化宜于转换的积极因素激活过程。所说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尽管是以西方为鹄的,可终归是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陈正敏[9]2009年在《意识形态与范式转换》文中认为论文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学者的现代文学史观为切入点,以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为主要理论框架,以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学史观的关系为中心线索,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了49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几种文学史观,并进一步逼问出其文学史的元叙事。在本文中,一种元叙事意义上的文学史观,亦对应一种相应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王瑶的这部重要的文学史着作,反映了王瑶的新文学史观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同构,本质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文学符号与象征系统收编与征用的结果。接着论述了“文革”后王瑶文学史观的重要变化,指出王瑶晚年的现代文学文学史观转向了体现五四启蒙价值理念的启蒙文学史观。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文学史元叙事,更显示了一种与胡适所代表的启蒙立场的亲近。第二章,先分析了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观,认为的流派研究显示了严家炎多元文学史观念,不过其文学研究的模式,主要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模式。接着,论述了孙玉石的文学史观,指出孙玉石的诗歌研究,具有一种追求体系化、系统化的倾向,而且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的研究,显示了他建构东方民族现代诗的构想和雄心。最后,文章论述了谢冕的文学史观,指出谢冕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是一种以悲情为主题和主调的文学史叙事。他的文学史叙事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带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鲜明烙印。这一代的文学史家所做贡献,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景观的恢复和呈现,而他们的研究方式也更多地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氛围相密切。第叁章主要论述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的文学史观。文章认为,在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苦难”是他文学史叙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其文学史观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力求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苦难上升为精神支援,从而使他的文学史研究具有了某种超越的品格。同时,论文还通过对钱理群思想语法的分析,指出了他的某些思想陷阱。论文接着论述了陈平原的文学史观,认为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始终都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思路——寻求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剧情主线”。在这种寻求中,陈平原努力“走出五四”,不为五四先贤的既有理念和研究、认识框架所局限。这使他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对历史的连续性表现出强烈兴趣。另外,陈平原的文学史研究,具有一种力求意识形态退隐的自觉追求,而努力使文学史、使学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又与他学术求真的超越追求相联系。最后,文章指出,陈平原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一种承续五四以来的现代学统的自觉意识。温儒敏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表现出一种稳健的特点,从思想方法到题材都显得较为拘谨。但温儒敏的现代文学史观,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要求保持学科内部稳定性的要求,这是学科常规建设的所必需的。这一代现代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和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与上一代学者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反映现代文学学科的自我反思——元叙事意义上的自我反思。第四章主要是以孔庆东和李杨为中心,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指出了它与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史观的联系:他们都把现代文学史与权力相联系,最终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权力的工具和附属物。第五章主要结合前文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超越关怀问题,就实现现代文学史的超越关怀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初清华[10]2006年在《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6-1987年间的“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既是建国后以“革命文学”为基点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和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之间的中转站,同时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把曾经被人为割断其知识谱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内在地联系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讨论的出现与此不无关联。当然,中西文化冲突,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形态形成的重要背景。但从当时的文学批评和1990年代以来对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情况来看,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识,大都还局限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更多地着眼于描述文学寻求自主性、脱离政治束缚的过程以及采取的策略,关注其“断裂”性意义,割裂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选择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视点,主要是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两种理论,从共时性“实场”(文学场域中的知识生产、传播、消费体制和过程)和历时性“虚场”(不同文学话语的知识谱系)两个纬度,来重新“想象”并试图结构出更为完整、线索清晰的新时期文学场域。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考察新时期文学实场的生成与叁元文学体制的形成,共分叁章。在“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体制转变过程中,“天安门诗歌”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其中显示出“人民”话语的力量,并使之成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可与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国家意识形态性革命文学话语相抗衡的重要一元。而1979-1980年间复刊和新创刊的大量文学期刊,以及科协、公安法制部门创办的知识普及性通俗读物等,由于编辑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存在差异,其发稿倾向大致可分为叁类:国家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与通俗文学,1980-1982年间《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的较量就是文学界、知识界发生分化的集中表现,这也影响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新时期文学政策也根据创作实际不断做出相应调整:1980年《人民日报》肯定了“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可谓“政治-文学-人民”叁元文学体制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1982年《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修订本发表,以及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表明,新时期文学政策主要是采取通过加强出版体制改革来管理文学事业的间接手段,而不再是直接干预文学创作,读者对于文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史论[D]. 汤奇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2]. 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D]. 霍俊明.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3]. 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D]. 王婉秋. 吉林大学. 2014
[4]. 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D]. 杨克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5]. 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6]. 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D]. 林朝霞. 厦门大学. 2007
[7]. 中国现代诗学发生论[D]. 谢应光. 四川大学. 2005
[8]. 唯美的选择与转换[D]. 孙德高. 武汉大学. 2005
[9]. 意识形态与范式转换[D]. 陈正敏. 复旦大学. 2009
[10]. 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D]. 初清华.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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