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到马克思”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5-0001-05
“回到马克思”是西方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共同论题，在20世 纪20～50年代，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门话题。可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始，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相继产生，这一话题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淡出。然而，这个在西方几乎过时的话 题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成了学术界追逐的热点：一些极力推崇马克思主义生存论 的学者努力制造这一热点，一些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学者也力图在“回到马克思 ”的旗帜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那些原本不赞成“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又不得 不去面对这一话题、谈论这一话题。这就造成了一种特定的学术环境。我们把它称之为 “回到马克思”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回到马克思”早已超出了它在西方人道主义和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原初意义，被泛化成为一种集合不同观点的哲学用语。这 种泛化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正面将应是突出了“回到马 克思”中原有的反教条主义的意义，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负面效应是使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流于形式，甚至变成了一种标语和口号，变成了可以任意制 造“马克思哲学”的手段，一些既没有文本根据，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根据的概念 被“创造”出来，强加于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各样的解 释全被斥之为教条、错误而抛在了一边。于是，在“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问题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也消失了，“回到马克思”的批判意义更 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何去何 从?是不断地制造“新”概念，还是反思中国问题?本着这一问题，本文不打算重新解释 马克思，在众多的“回到马克思”的概念和体系中再加上一笔，而是对中国目前的“回 到马克思”现象作一整体的剖析，提出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几点看法。
一、意识形态的重建
“回到马克思”现象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绝不是偶然的。在客观上，它适应了建立 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的理论表现 。
一般地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理性和文化两种因素。理性因素以政权为核心，决定 着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和功能，文化因素以道德为核心，决定着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和 功能。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理性因素与文化因素的构成是不同的，两者在意识 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古代社会是政治国家，政治的结构就是社会的结构。在 这种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的理性因素和文化因素都只具有单一的国家观念特性；现代 社会建立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于是，意识形态中有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 的矛盾冲突，有了复杂的政治理性结构和价值系统；到了后工业社会，工业化的标准生 产形式由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文化消费领域，产生了大众文化，休闲、消费本身变成了 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主导整个社会工业产品生产的生产形式。 社会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首先使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结构和价值系统变得更为复杂，继 而，两者的地位也颠倒了：在此以前，由于社会的生产仅仅限于物质生产部门，所以， 理性因素及其结构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现在，当文化生产取代了物质生产， 成为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时，理性因素也就自然地让位于文化因素，成为 意识形态中较为次要的一面，与之相应地，意识形态的性质也由理性转变成文化；随着 意识形态性质的转变，整个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质变。以往意识形态的结构 是以国家和政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只是国家的外在形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 矛盾只在于如何使市民社会服从国家，而现代意识形态的结构则以公众生活形式为核心 ，国家要掌握意识形态，必须首先掌握公众生活形式。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公众生活 总是体现个体和集团利益的，是各个个体和集体的价值观的合力。所以，公众生活从边 缘走向中心，必然使文化、价值结构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以多元价值体 系为核心的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些都还只是逻辑上的区分和定义，如果进入现实生 活，意识形态的实际结构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国家的类型不同，社会结构必然有所不 同，而当代的全球化运动又把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给任何一个 国家的理性结构和价值系统都加进了现代化与传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在这 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理性因素和文化因素何者占主导地位以及它们各自的结构构成， 都因具体的社会结构而有所不同，从而构造了当代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类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经历的一次深刻的社 会形态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不是经济体制变革，而是意识形态的建构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对于资本主 义来说，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从来就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尤其在当代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垄断，越来越紧密地把经济与国家的意识形态胶合在一起 ，使经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自我实现的手段。现在，国外学术界常常把现代资本主义称 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把意识形态参 与经济、制约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加入 到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而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必须认同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 和意识形态。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市场经济 形式。这就使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一重是联结世界 市场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一重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换中，与计划经济的价值理念相冲突。如何解决这双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不仅涉及中国 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问题，而且还直接涉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可 见，正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意识形态的建构推到了前台，使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走向 成熟和完善的瓶颈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绝不只是一个建立新 的价值理念的问题，更主要地还是要解决如何把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到经济体系中去的 问题，即如何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 从未有过的新问题，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向哲学的挑战。
从哲学的观点看，把意识形态结合到物质的经济活动中去的问题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 问题，亦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最早由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 阐发出来。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规定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把 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位于历史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考察人与外部世界 、意识与物质生产通过相互扬弃而达到自我实现的学说。在人与外部世界、意识与物质 生产的关系中，人、意识是占主导地位的方面，是目的，外部世界、物质生产是手段， 是已经实现了的人、意识的表象。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承认意识形态参与 物质生产的合理性。马克思也就是借助于这一辩证法的说明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论 [1]。
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启示，而他们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的以日常生活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批判的 意识形态理论，则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回到 马克思”现象的出现就是对这种启示的回应。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看，“回到马克思”现象体现了近十年来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道路。
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在学术地位上，马 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并受到了其他哲学学科的质疑。国内一些研究西方哲 学和中国哲学的学者十分鄙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政治，根本 就不是哲学，有少数学者甚至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进行学术打压和人身攻击。 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这些学者本身的原因，比如，这些学者根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哲学，他们仅仅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获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 在理论上，最多只能达到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水平，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 生对于近代哲学变革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他们几乎不 知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学者也的确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学理的 问题，从一个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危机状况。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所遭受到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19世 纪末就已经经历过了。19世纪末，不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还是赞成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内容。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自己的哲学内容，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与他同时 代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绝无自己的创造；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庸俗马 克思主义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经济学说来理解，并且他们自己也是从社会 主义运动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这些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学 理建设，几乎被排除于19世纪的哲学史之外。为了挽救这一危机，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不得不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力图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兴马克 思主义。由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 不适合西方革命的实践，所以，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着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重建时，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区别开来，通过探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精神 现象学的关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柯尔施在《马克 思主义和哲学》中就明确提出，要“恢复”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必须考察马克 思、恩格斯的哲学[2]。事实上，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做这一工作。 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20世纪得到了恢复和蓬勃发展。这样一来， 通过马克思哲学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道路，也成 为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整整一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20 ～30年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代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60～70年代 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8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等多种哲学形态的演变，已经走出了危机，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走学理化的道路，才能摆脱 危机，获得新的发展。
中国自80年代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不同形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均已为中国学术界熟知。所以，当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处于危机时，学术界很自然地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一样，通过“回到马克思”而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道路上，中国学者因其对“回到马克思”意义的理解不同 而各有选择：那些坚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意义的学者，承袭了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观点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开展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联系，充分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和价值；那些在广义上 把“回到马克思”理解为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的学者，对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的著作作了 多向度的解读，有历史哲学的、文化哲学的、经济哲学的、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的，等 等。这些不同向度的解读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历史视野， 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更新，又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那些质疑 “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则更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现实之间 的关系，建构了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前景 。这些不同的学理化道路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框架，开始走上了学理化道路。当然，“回到马克思”的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被 泛化了，尤其是当它被中国学者当作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道路的契机时，它已经 由理论转化成了方法论。
三、方法论的检讨
我国学者围绕“回到马克思”论题本身所展开的方法论讨论，是最值得研究的方面。 因为，正是这一方面，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真正建立起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
在“回到马克思”的论争中，我们经常听到那些主张“回到马克思”观点的学者以各 种各样的方式发出这样的议论：那些反对“回到马克思”提法的观点都是保守的、过时 的，同样地，那些反对“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本身也是哲学的落伍者，根本没有思 考新的哲学问题，提出新的哲学观点，由此，造成了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困难。我们认为 ，这种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我们知道，思想的创新根本不同于物质生产的进步。物 质生产的进步是通过物质生产方式的更替实现的，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对以往过时的物质 生产方式摧毁得越彻底，就越进步，在这里，需要的不是连续性，而是非连续性。但是 ，思想的创新却是思维方式的更新，而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解决以往问题的彻底 性，在这里，思想的创新不是废弃以往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而是在更广大的意义上吸纳 、包蕴以往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这就是思想文化的积淀。依照这一尺度，那些主张“回 到马克思”观点的学者感到他们不被理解和对话困难，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无法包 蕴和解答以往哲学的问题，确切地说，他们一开始就想抛开以往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创 造。然而，无以往哲学问题的创造，严格地说，根本就不是哲学的创造，同样地，不能 解答以往问题的思维，根本就不是哲学的思维。所以，面对诘难，需要的不是自我辩解 和抱怨，而是进行深刻的方法论的自我检讨。
从另一方面看，反对“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并非都是哲学的落伍者，不过更强调 哲学思维的历史向度而已。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触及哲学的根本，具有时代的挑 战性。在这里，我更倾向站在反对“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一边，对“回到马克思” 作一方法论的检讨。
首先，文本阅读和历史创造的关系问题。那些坚持“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的一个 主要观点，就是强调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此 ，中国哲学的革新必须返回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原意。从这一观点出 发，这些学者罗列了各种各样的“解马”模式，对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一 一否定，而其中最值得批判的是“以苏解马”，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以马解马”。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文本阅读和历史创造的联系，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想性。试想 ，如果我们果真采取“以马解马”的模式，那么，解马之“马”为何人呢?马克思已经 逝世一个多世纪了，当今有谁能胜任解马之“马”呢?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假设，假如马 克思还在世的话，他会如何评价自己19世纪的思想呢?他是否愿意充当解马之“马”呢? 显然，“以马解马”是在为文本阅读设定一个虚幻的主体。这还只是逻辑上的矛盾。就 历史而言，“以马解马”割裂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任何文本都只能在历史中打开，而历史就是一部 打开了的文本。可见，文本的阅读与历史创造是无法分开的，文本的阅读就是文本向历 史展示它的意义。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亦如此。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文本，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打开了的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历史创造， 也必然成为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页。所以，我们在阅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绝不能全盘否 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起点。这一点，就连提出和 极力主张“回到马克思”论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都始终遵循。西方人道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主张重新研究马克思哲学，是为了批判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却并未全盘否定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们只是批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充分研 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补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一页；同样地，存在主义马克思 主义哲学家们提出“回到马克思”也只是为了补上马克思关于个体的存在和价值的理论 一页。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及其当代价值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被一页一页 地打开。这些事实说明，“以马解马”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值 得进行方法论的反思。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道路上，我国学术 界谈得最多的是马克思哲学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关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概念几乎 成为了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性工具。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存在主义和现象学 之间具有共同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马克思哲学创造的个性化方面。事实上，马 克思在创立他的哲学时，一直保持着自己哲学的个性特征。在哲学研究的主题上，他始 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批判，从而把自己的哲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历史学和经 济学等区别开来，在哲学概念上，他逐渐地放弃青年黑格尔的用语，力图用生产方式、 社会形态等明晰的概念表达自己的学说。此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存在主义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们的研究方式，他们在以存在主义方法阅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时，始终把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全面异化存在作为主题，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特 征，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区别。就他们本人来说，为了突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特征，他们甚至拒绝接受“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与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我国学术界过多地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 的共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在以海德格尔解读马克思哲学中，马克思哲 学的主题被消解了，马克思哲学的范畴、话语系统也被消解了。我们认为，这不是在解 读马克思哲学，而是在消解马克思哲学。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研究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学理将会被消解得荡然无存。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 共性和个性关系，已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一个重要的 方法论问题。
最后，如何评价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问题。当前，不论是赞成“回到 马克思”提法的学者，还是不赞成“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时，都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等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确有一个类似于苏俄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但它还有许多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的哲学体系，如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 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注：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述 ，请见何萍、李维武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些不 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最富有生命力的 方面，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些哲学，但绝不能绕 过这些哲学，更不能否定这些哲学的存在。所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问题 作一系统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应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建设的前提。失去 了这个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就失去的历史的根基。
以上三个方面的方法论检讨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主要缺陷： 重逻辑而轻历史。这一缺陷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陷入抽象概念推演的困境 ：任何新的哲学问题提出后，都找不到问题本身的逻辑，只好套用旧的哲学框架，其结 果，不同的人讲着不同的问题，而讲出来的，却是同一个“道理”，同样的话语；文章 千篇一律，论点重复，结论相同，新的哲学问题被旧的研究框架所窒息。这种研究方式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并无两样。既然如此，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就不 言而喻了。
收稿日期：2004-02-08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