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贸易论文,视角论文,利益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直伴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日益累积。美方统计，1993-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27.77亿美元增加到2680.40亿美元，2009年略降至2268.77亿美元(如图1)。但导致当前贸易逆差回落的措施或条件是外生的，中美外贸失衡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王耀中、洪联英等，2009)，例如2010年中方顺差相对于上年又增长了11.24％，达到2523.24亿美元，占当年美国逆差总额的50.69％。
在中美贸易蓬勃发展、贸易失衡加剧的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2009年，奥巴马政府以不公平贸易和中方顺差太大为由对中国发起了20余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是上年度的10倍，而且频频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然而中美两国贸易差额背后的利益得失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因逆差而损失巨大，这种损失包括高失业率、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等，由此出发要求中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而中方则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多为加工贸易顺差，且顺差主要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加之中方生产成本低，事实上中方获得的利益很小。更何况，中方通过贸易所获得的外汇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债券，事实上进入了所谓的“斯蒂格利茨陷阱”①。由此引出一个话题，顺差或逆差属于表层性的现象，争论贸易差额总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着重分析贸易失衡背后的贸易利益这一实质性问题。
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经济福利而不是名义顺(逆)差。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只有产生利润，才能形成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推动社会总资本的增值，才会有乘数扩大国家市场的容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刘建江，2002)。美国无疑是逆差大国，但从利润与经济福利角度分析，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景象。郎咸平详细描述了“芭比娃娃”的中美产品内分工及其贸易利益分配的情况，在“芭比娃娃”的生产流程中，美国公司占据6个“软的生产环节”，中国承担“硬的生产环节”。“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零售价为10美元，其中美国公司获得了9美元的价值，而由中国劳动力所产生的增加值仅有1美元。这种态势的结果是我们出口越多，美国越富裕，这就是产业链的分工。因此以产业链的价值而言的话，真正拿到大头的是美国，而且我们还负担了沉重的代价，比如环境、资源及劳动的问题，承担了名义上的顺差。
图1 中美贸易顺差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美贸易顺差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库(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顺差增长率数据笔者计算得出。
从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性质分析，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贸易在中美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中方统计表明，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贸易总额达2148.7亿美元，占当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的64.4％，其中仅美资企业就出口700多亿美元，大部分返销美国。由于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国出口的偏好，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之一。从中国对美进出口的贸易产品的部门上看，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近年来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近95％。从中美贸易的结构、来源及主要方式来看，中美贸易具有明显的“产品内分工”特征，同时这一特征的形成对中美贸易失衡的扩大无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内贸易能够真实反映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实际贸易利得，避免了FDI带来的贸易转移与贸易返销对利益分配统计的影响。
由此可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是当前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也间接验证贸易差额与福利的不同步。因此，研究产品内分工与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文献综述
当前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日益深化并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产品内分工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推动下，国际分工的形态不断演进，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和产业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演进至如今的产品内分工。根据卢锋(2004)的定义，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演进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产品生产不同工序区段要素投入品比例和有效产量规模存在差异，使得生产不同工序企业的利润也不同，单纯用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衡量利益利益，已经很难反映产品全球范围内生产不同工序之间的利益归宿。由此出发，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对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立场。Krugman(1994、1995)认为通过产品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散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模式是一个“双赢”(Win-win)的过程。Arndt(1997、1998)试图寻找产品内国际分工提高福利的内在机理。他们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投放到发展中国家时，先进国家的工人可以转向更高级的生产工序而会使工资上涨，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会导致工资上涨，并且该产业的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得到改善。Feenstra and Hanson(1996)、Feenstra(1998)、Bhagwati and Panagariya(2004)、Girma and Gorg(2004)、Amiti and Wei(2006)等从劳动者熟练程度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参与产品内贸易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两国福利得到改善，是双赢的格局。但这些文献通常忽视了两国双边贸易中福利改善的程度以及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产品内分工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损失。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完整的生产制成品上没有比较优势，但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可以通过参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工序的生产而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来说，其非熟练劳动力可能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浪潮中遭受损失(Jones and Kierzkowski，2000)。Samuelson(2004)通过设立一个标准的2-2-1李嘉图模型，并假定各国要素禀赋相同可得出类似结论。这与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产品内贸易中发达国家获益更多的看法相左，在具体的分析当中面临较多的质疑。例如曹明福、李树民(2005)的研究表明，产品内分工后的比较优势、规模优势属于分工利益，而价格倾斜优势属于贸易利益，最发达国家能从分工中获取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而落后国家在获取分工利益的同时贸易利益可能受损。
国内不少学者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角度分析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关系。除了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一些学者也尝试从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链条下的贸易与利益分配的关系入手。田文(2005)在李嘉图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比较优势对贸易模式决定的影响，依据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市场纵向关系的理论分析贸易利益的分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比较优势切入产品内部分工，不断调整在分工链条中的地位。张纪(2006)通过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其所获收益。刑予青、Neal Detert(2011)为iPhone为例，亦认为便于生产网络与高度的专业化生产过程，明显改变了传统贸易形态，以最终产品来划分，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iPhone这样的高科技产品，而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则进口原本由自己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作者也进一步证明了在这个产品链条中，中国仅创造了很少一部分的增加值，而其中绝大部分的获利为发达工业国家所拥有。宋玉华、朱思敏(2008)通过研究四种不同市场结构下中间价格的决定，对垂直专业化背景下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中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能获取动态利益。唐海燕、张会清(2009)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马野青(2010)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顺差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为分析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的贸易利益问题研究提供了思路，但尚未涉及具体的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关系。
鉴于美双边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的事实，国内学术界日益关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问题，而产品内分工则是重要的出发点。陈继勇、刘威(2008)认为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以附加值计算的中国企业实际获益要大大小于其他经济体企业，美国贸易逆差的损失可以通过其潜在利益加以弥补。该文尚未提供贸易利益衡量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进行估算。曾铮、张路路(2008)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产品内贸易利得进行了界定，发现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该文证明了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脱节的问题，未具体分析影响贸易附加值的多个因素。
本文将通过基础理论分析，探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贸易失衡背后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基础，运用面板协整的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1997-2009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的影响因素及流向。
三、理论基础分析
波特(1990)等提出的价值链(Value Chain)的理论，认为贸易利益表现为一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本国要素的报酬即附加值(Added Value)。贸易利益源泉的理论分析由此展开：一是拓展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贸易利益的来源；二是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具体分析产品内贸易利益源泉。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
产品内贸易的核心是通过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国界贸易，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化配置，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工序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我们以Robert Solow、Kenneth Arrow等(1961)提出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e Funcation)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反映一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对产品内贸易模式影响的简化模型，从中得出贸易利益影响因素的相关假说。
1.模型的基本假定
式中S表示某一商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例，下标c表示中国，m表示美国，j表示出口商品，t表示年份。ESI指数的值域范围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高，表明该国与参照国的出口结构越相似，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我们预期出口附加值与出口相似度指数正相关。
(二)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选取了1997-2009年中国8个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面板数据来分析产品内分工对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8个制造业部门是依据联合国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SITC Rev.3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的对照表，将中国按5位数SIIC Rev.3代码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归集到对应的按2位数ISICRev.3代码统计的制造业部门中。数据来源于：1997、2000、2002、2005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其他年份采用趋势外推法解决)，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三)计量分析
1.面板平稳性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基于面板平稳性检验，并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方法建立较为合理的检验方程。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各面板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而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除了对VAS的检验有分歧之外，几种检验方法的检验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VAS通过LLC和PP-Fisher检验，未通过IPS和ADF-Fisher检验，但基本上认为VAS以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结果显示：VAS、VSS(-1)、ESI、SE(-1)和RCAX为I(0)过程，VSS和SE为I(1)过程。
2.面板协整检验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垂直化分工程度和规模经济因素的面板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如果直接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必须要分析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Pedroni(Engle-Granger Based)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根据Pedroni(Engle-Granger Based)的给论，Panel v-stat、Panel pp-stat、Panel ADF-stat、Group rho-stat、Group pp-stat和Group ADF-stat检验效果都挺好，只有Panel rho-stat较差，但其加权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总体来看，由Pedroni(Engle-Granger Based)协整检验结果可以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原方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较精确。
3.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与回归
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通常有三种形式：混合估计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以及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在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选择方法上，经常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8个制造业部门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估计的结果显示：F检验1％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1％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同时，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
的值都接近于1，所以本文的面板数据为固定效应模型。
使用截面残差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GLS方法，模型估计结果为：
五、结论与启示
顺差或逆差属于表层性的现象，中美贸易不平衡背后的贸易利益才关系到中国、美国国际经济实力、国民福利水平、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等现实问题。本文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视角对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美国占据贸易品的研发、销售等工序，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高附加值的战略价值环节；中国承担贸易品的加工、组装等工序，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低附加值的低端价值环节，贸易失衡与贸易利益流向并不同向。
因此，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可行的具体的措施有：(1)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从最后工序开始依次向前，循着“原材料供应→简单加工组装→复杂加工装配→零部件配套生产→主要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加工生产→人才交流、产品研发合作→自主研发、设计、生产→自有品牌创建”的轨迹，不断提升加工度，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2)向下游拓展，发展加工贸易营销和海外销售。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是接单加工生产，由于加工贸易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外方投资者往往是海外接单，然后将订单拿到国内生产，这种做法使得我国加工贸易的销售渠道被牢牢控制在外方接单人手中，造成加工贸易企业对外方投资者和中间商的严重依赖，并且使得大部分利润留在了海外接单人手中。因此，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要努力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从商品流通中获取较高的利润，提升加工贸易在销售环节的竞争力。
总之，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中国获得的贸易利益极其有限，这给中国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障碍。所以，中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机会，发展科技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争取向价值链的高端和高价值的工序延伸。这样中国才能在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当中获得更多来自于国际贸易的利得。
注释：
①从我国角度来分析，所谓斯蒂格利茨陷阱，即我国以高昂的代价促进出口以获取外汇，又以低收益购买美国债券方式再回流美国，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
②卢锋(2004)依据研究产品内分工现象特定需要，把产品区分为一级产品和二级产品。一级产品(product of the first order)是能独立发挥某种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物品；二级产品(product of the second order)在自身形态上不具备独立的消费和生产功能，但是通过组装、连接或加工等程序，以原生或转换形态构成一级产品的特定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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